第三章 文明的歷程

孫二林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人地關係論的一種理論。地理環境指存在於人類社會周圍，包括作為生產資料和勞動物件在內的各種自然要素的總和，如地質、地貌、氣候、水文、土壤、礦藏、生物等。地理環境決定論者認為，地理環境、自然條件對社會變化起決定作用，是決定社會變化的根本因素。支持者們認為人同其他生物一樣都是地理環境的產物。其主要觀點認為人類的身心特徵、人口分佈、民族特性、社會組織、文化發展、政治經濟等人文現象受自然環境直接或間接的深刻影響。此論的代表人物有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法國的孟德斯鳩，德國的黑格爾和拉採爾。這一論點廣泛流行於社會學、哲學、地理學、歷史學的研究中。【113】

地理環境決定論萌芽於古希臘時代，希波克拉底認為人類特性產生於氣候；柏拉圖認為人類精神生活與海洋影響有關。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認為地理位置、氣候、土壤等影響個別民族特性與社會性質；希臘半島處於炎熱與寒冷氣候之間而賦予希臘人以優良品性，故天生能統治其他民族。這些論點無法解釋當時希臘半島各民族的歷史程序，但卻影響深遠。【113】

16世紀初期法國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博丹在他的著作《論共和國》中認為，民族差異起因於所處自然條件的不同；不同型別的人需要不同形式的政府。近代決定論思潮盛行於18世紀，由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率先提出，被稱為社會學中的地理派，或歷史的地理史觀。法國啟蒙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將亞里士多德的論證擴充套件到不同氣候的特殊性對各民族生理、心理、氣質、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認為“氣候王國才是一切王國的第一位”，熱帶地方通常為專制主義籠罩，溫帶形成強盛與自由之民族。洪堡寫道：“我要努力證明自然條件對道德和人類命運的經常的、無所不在的影響。”李特爾認為由於英國“位置在眾港灣從各方面包圍的中央，所以自然地成為海洋的統治者。”【113】

第一個系統地把決定論引入地理學的是德國地理學家拉採爾，他在《人類地理學》一書中機械搬用達爾文生物學觀念研究人類社會，認為地理環境從多方面控制人類，對人類生理機能、心理狀態、社會組織和經濟發達狀況均有影響，並決定著人類遷移和分佈。在德國地理學界中，宣揚並推崇這一理論的有赫特納、魏格納、施呂特爾等。拉採爾的學生地理學家辛普爾將這一思潮宣揚於美國，在《美國曆史及其地理環境》、《地理環境的影響》等書中一再加以發揮，認為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特定自然環境造成的。美國地理學家亨丁頓於1903——1906年間在印度北部、中國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後發表《亞洲的脈動》一書，認為13世紀蒙古人大規模向外擴張是由於居住地氣候變乾和牧場條件日益變壞所致。1915年他又出版《文明與氣候》，創立了人類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氣候的地區才能發展的假說。1920年他在《人文地理學原理》一書中，進一步認為自然條件是經濟與文化地理分佈的決定性因素。【113】

此外，獲得普利策獎的《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賈德·戴蒙也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者【114】。《西方將主宰多久》的作者伊恩-莫里斯觀點非常有代表性，他認為：“一旦我們把人物（在新的、更為寬泛的定義下的更大群體的人物）看做大致相仿的，剩下的便只有地圖了。”【115】

本書認同地理環境決定論，並且往前更進了一步，認為地理的基礎是物理，人類像質子、電子、分子一樣遵守能量守恆定律等“第一性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