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的馴化過程：波泰遺址和顏那亞人的遷徙

馬最初是怎樣被馴化的？人類為什麼要馴化馬？答案無人知曉。但是，考古學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

馬馴化的地理位置就在歐亞大草原之上，即使歐洲大部分地方都被森林覆蓋，這些食草動物在大草原上，還能生活得很好。在歐亞大草原上，人類和馬共享這片土地已經有成千上萬年的歷史。

在大約5500年前，人類和馬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此前，他們之間只是獵人和獵物的關係；之後，馬的命運和人類歷史的軌跡就相互緊密交織在了一起。

考古遺址中的“廚餘”垃圾能給我們提供很多資訊。從這些垃圾中，我們能夠發現人們當時食用什麼。在歐洲的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馬骨一般只佔動物骨頭的一小部分。但是，在草原地區的考古遺址中，卻有大量馬骨，比例可達約40%。在捕獲並馴化馬之前很久，那裡的人們就依靠這些動物，並對它們非常熟悉。

馬的馴化比牛的馴化要晚得多。到了7000年前時，養牛業已經傳到了黑海—裡海草原。第聶伯河附近的遊牧民族南下來到黑海北岸，在那裡接觸到了農業民族。而這些農民正在向北向東遷徙，途中會帶著他們的牛以及豬、綿羊和山羊。

養牛的人仍然可能繼續狩獵野馬，而不是去馴化它們。

人類學家大衛·安東尼認為，氣候變冷可能是（人們馴化馬的）一個驅動因素。如果下了厚厚的雪，特別是雪上還結了冰的時候，牛和羊都無法在雪中掘出飼草來，它們也不會打破冰去找水喝。但是這一切，馬都會用蹄子來解決。它們能夠很好地適應草原上寒冷的氣候。

安東尼認為，在距今6200年到5800年間，氣候變冷，牛群要艱難地熬過冬天，這促使養牛的人去抓捕草原上的野馬。另一種可能是，人類在狩獵馬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馴化了野馬。也許，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以來，人們都在狩獵野馬，因而能夠理解它們，於是抓住它們之後，就開始騎著它們再去抓其他的野馬。但是，這聽起來也有點太過刻意為之，摻雜了太多人類的謀略。最先躍到野馬背上的一些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互相發出挑戰，來做這種不可想象的、愚蠢而又勇敢的事。

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哈薩克北部地區的人們主要還是遊牧民族，居住在臨時營地裡。他們捕獲了許多種野生動物，從馬、短角野牛一直到高鼻羚羊和赤鹿都有。

但是，20世紀80年代，人們在一處名為波泰的遺址中發現了一種轉變，大約在5700年前，人們開始轉向專門狩獵野馬。同時，波泰人也開始接受半定居的生活方式，他們看起來已經不是追逐野馬的遊牧民族了。他們的生活狀態要穩定得多。

在波泰遺址以及其他公元前4000年的類似遺址中，絕大多數動物骨頭都是馬骨。很明顯，波泰人食用許多馬肉。有證據顯示，波泰人不僅能誘捕成群的馬，而且能夠將馬的屍體運回家。

這一難解之謎的核心部分是：那些馬並非像沃利沙灘的馬一樣，在原地就被屠宰，它們被帶回了人們居住的地方。考古學家認為，波泰人肯定是騎著馬去打獵的，他們把馬作為一種運輸工具。但是，隨著更多證據的出現，人們對波泰以及其他相關遺址中的考古發現有了不同的解讀。在波泰遺址的考古發現物中，很少有矛尖，卻有很多皮革加工工具，這些骨制工具上面有典型的微磨損痕記。這些線索說明，波泰人不僅僅獵殺馬，而且還養馬、騎馬。為了檢驗這一觀點，考古學家對證據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分析研究。

雖然在不同馬的品種之間，在野馬和家養馬之間，外形上只有細微的差異，但是，馬的骨骼當中，腿下部的腕骨或脛骨蘊含著特別的資訊。於是，考古學家就將波泰遺址中馬的腕骨與其他地方、其他時期的馬腕骨進行了對比。

他們發現，波泰馬的腕骨很細，與人們在後來的遺址中發現的馬骨類似，而可以肯定的是，之後這些遺址中的馬都是家養的。波泰馬的骨頭與現代蒙古馬的腕骨也類似，都是細長的。

之後，考古學家又將注意力轉移到了波泰馬的牙齒之上，並且有了非常了不起的發現。他們發現，在一顆前臼齒的前緣，有一條磨損的痕跡——牙釉已經完全磨損掉了，一直磨到了牙質。如果你看一下馬的嘴內部，你就會注意到，在其前牙和後牙之間有個縫隙，這被稱為齒隙。要在牙齒上造成這種磨損，只能在波泰馬嘴裡的齒隙定期地放置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明顯也有磨損。另外兩顆牙也有更加細微的嚼咬磨損痕跡。經過放射性碳測定，擁有明顯磨損印記的那顆牙齒距今有4700年。在另外4塊上顎骨的表面，就在那個齒隙之間，還有骨質增生，而這一地方恰好就是馬嚼子在馬嘴裡的位置。

最後，考古學家將注意力轉向了波泰遺址裡的陶器。經過對蒸煮罐碎片內壁殘留物的分析，他們不僅發現了馬脂肪，而且還發現了馬奶中的脂質。雖然獵人們獵殺到一匹哺乳的母馬時，偶爾肯定也會嘗一下馬奶，但是，這些蒸煮罐中的奶質殘留物說明，人們經常飲用馬奶。

雖然與綿羊、山羊和牛的馴化中心以及“肥沃新月地帶”相距甚遠，但歐亞大草原的人們也獨立地發展出了自己的乳品製造業。這是一種以馬肉和馬奶為原料的生活方式和經濟形態。在哈薩克，這種方式經過了很長時間，一直持續到了現在。阿爾泰山區的牧民就繼承了這種古老的生活方式，他們用馬奶發酵製成的馬奶酒至今仍是歐亞草原上一種非常受歡迎的飲品。

3種不同證據——馬腿骨、馬嚼子造成的磨損印記以及飲用馬奶——的同時存在說明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即到了公元前4000年時，古代哈薩克的波泰人已經養馬、用馬具套馬並擠馬奶了。但是，這還並非開端。考古學家把這稱為“以前的狀態”，它告訴我們，在這個時間點之前，人類就已經開始馴化馬了。

馬嚼子造成的磨損顯示，波泰馬是套有馬具的。馬鞍可能是用來趕馬的，但更可能是騎馬要用的。除了這一養馬的證據之外，波泰文化本身可以追溯到距今5500年。

所以，人類開始騎馬可能比這一時間還要早。在距今6500年的黑海—裡海草原的墓葬中，除了牛羊的骨頭之外，還有馬的骨頭。很明顯，這些動物之間有一種象徵意義上的聯絡。因此，考古學家認為，早在這一時期，人們就有可能開始騎馬放牧了。

其他線索出現在今天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多瑙河三角洲。那裡發現了6200年前的馬頭骨權杖和墳頭，這二者都是草原文化的典型特點。它強烈表明，草原上的騎馬人在向南方遷移。

在那些古墓裡，死者的陪葬品有貝殼和牙齒做的項鍊、斧頭、彎曲的項圈以及銅製的螺旋手鐲。銅是這些人與多瑙河附近的歐洲城鎮進行貿易而換來的。他們已經進入了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這種具有良好延展性的金屬閃閃發光，成了權勢的象徵。

除了馬，在這次遷徙中，草原居民可能還帶了自己的一種東西：語言。他們可能說的是一種原始的印歐語言，隨著他們再向南遷徙，這種語言就進化成了安納托利亞語。

所以，早在波泰文化出現之前的1000年，可能早在公元前5000年，人類就開始馴馬和騎馬了。到了公元前的第四個千年，即距今5500年到5000年時，在歐亞大草原以南、黑海和裡海之間的高加索山區地帶，馬骨已經變得很常見。

在黑海以西的多瑙河三角洲，人類也已經馴馬騎馬。在距今5000年的德國中部的一些考古遺址中，馬骨出現的頻率提高，從數量上講已經佔到了所有動物骨頭的20%。這背後有著很清晰的關聯性：人類的馴馬騎馬術得到了迅速傳播。馴馬和騎馬術也傳到了高加索以南地區。距今5300年之後，在蘇美爾文明開始興起之時，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也經常有馬活動。

騎馬不僅僅推動了養馬業，它還大大提高了放牧其他動物的效率。一個人帶一隻狗，如果徒步的話，可以管200只羊；而如果騎馬，再帶一隻狗，就能管500只羊，並且活動範圍也要大得多。活動範圍的擴大肯定會引起牧民之間發生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聯盟，互贈禮品就變得重要起來。考古記錄中銅、金和珠寶的擴散說明，人們在追求身份地位並炫耀財富。而之前，他們並沒有這種意識。但是，這一切都是有代價的：到了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一些經過精細打磨的石制權杖，其中有的還是馬首形狀。即使早在這一時期，騎馬似乎也都與戰爭緊密相連。正式的騎兵要到3000年前的鐵器時代才出現，但是，騎馬術剛出現時，人們就會騎著馬襲擾其他部落，偷竊他們飼養的動物，這又會引起部落間致命的仇殺。

到了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的末期，大草原上的牧民流動性又增強了。在這一千年開始的幾個世紀裡，氣候條件改善，但是隨後又惡化了。大型的畜群需要走更多的地方才能找到足夠的牧草。這似乎催生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牧民已經不能像在波泰一樣，再繼續過著半定居的生活；他們需要和家畜家禽一起遷徙。

對於遷徙，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利用馬車，這些輪式車輛就最先出現於5000年前的大草原之上。這一推測聽起來很精確。那麼，在有關馬車的實際線索很少的情況下，考古學家到底是怎樣得出這一推論的呢？車轍一般儲存不了數千年（即使人們發現了印記，也不可能將其與雪橇留下的印記區分開來）。

答案就在這些草原居民的墓葬中。草原居民仍然修建墳頭，在堆土之下會埋葬他們的精英分子——通常為男性，而馬車也會作為陪葬品下葬。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00年之間，黑海—裡海草原上有一些宏偉的墓葬，墓坑中放置著屍體和拆解的馬車。這種新的文化因這種墓葬儀式而得名“顏那亞”文化，顏那亞就是俄語中“坑葬”的意思。當然，當時的人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一名字。

車輪本身可能並非在草原上發明的。人們認為，輪式車輛要麼是來自西方，即歐洲，要麼來自南方，即美索不達米亞。

最早的輪式車輛的圖形是在波蘭一處遺址中被發現的，時間約在公元前3500年；而在土耳其發現的一件泥制車模型則是約公元前3400年的。有這些帶有頂篷的牛車作為移動房屋，牧民就可以跟隨著大批家畜家禽遷徙。當然，他們還會騎馬。

考古學家認為，在四季的輪迴中，牧民春夏兩季會居住在開闊的草原之上，到了冬天則會在河谷中紮營。很關鍵的是，那些河谷中會有樹，不僅能提供柴火，也能用以修理車輛。雖然“顏那亞”文化（其特徵有騎馬、以車輛作為流動的家、修建墳頭等）存在於整個黑海—裡海草原，但是各地區在飼養的家畜和種植的糧食作物上還是存在差異的。

在東部的頓河流域，人們主要飼養山羊和綿羊，只有少量的牛和馬，用來搬遷。他們的食物除了羊肉，還有地裡挖的植物塊莖和藜屬植物的種子——這種植物與藜麥非常接近。而在西部草原，人們更多地處於定居狀態，他們飼養牛和豬，種植一些穀物。

但是，與公元前5000年的那些早期騎馬的遊牧民族類似，顏那亞人並沒有一直待在草原上。到了大約公元前3000年時，他們開始向西遷徙，來到了多瑙河下游河谷的匈牙利大草原。

另一方面，他們也向東遷徙，接觸到了中國早期的農民。這樣，在西方馴化和種植的動植物傳到了東方。銅的冶煉也有可能從西方傳到了中國。在顏那亞人之後，草原上的人們似乎還一撥一撥地向東西兩個方向遷徙。在5000年的時間裡，這種情況反覆出現。有史可考的最後一撥人類遷徙是13世紀的蒙古人入侵。

史前草原遊牧民族的遷徙對東方和西方原有社會的影響大不相同。在中國，遊牧民族似乎融入了定居的社會形態；而在西方，他們侵佔了原來被其他遊牧民族佔領的土地，這就產生了撞擊效應，使得原來的遊牧民族再往西遷徙。

顏那亞文化在歐洲的擴張有著深遠的文化影響，這種影響今天的人們仍然能夠感受到。遺傳學家和比較解剖學家利用現代生物和古代生物（如果能夠找到的話）的同異模式構建了種系發生圖，這種譜系圖能夠說明進化的歷史。語言學家利用比較語法和詞彙，也可以做出不同語言的發展圖譜。

許多古代和現代語言，從英語到烏爾都語，從梵語到古希臘語，都可以歸入印歐語系。語言學家不斷地追溯語音的發展，直到有了一種最接近原始印歐語的語言，這種語言一共有約1500個不同的語音。這些語言學家是否找到一種古代語言的線索，很難驗證。但是，考古發現揭示了赫梯語和邁錫尼希臘語中一些之前不為人知的單詞。關於這些單詞，歷史語言學家也都做了正確的預言。因此，我們有一定的理由相信語言學家所重構的語言發展圖譜。

原始印歐語的片段中包含了水獺、狼、赤鹿以及蜜蜂、蜂蜜、牛、綿羊、豬、狗和馬等詞。換句話說，這種語言的根源是在新石器時代開始之後才出現的，操這種語言的人會用詞指代家養動物。但是，“馬”這個單詞指的是否是家養馬尚不清楚。然而，還是有其他線索的。這種重構的原始印歐語中有車輪、車軸和車輛等單詞。情況似乎是，顏那亞人（歐亞大草原上騎馬趕車的遊牧民族）所操的語言是印歐語系各種語言的基礎。

今天，在歐洲、西亞和南亞，人們還繼續使用這些語言。我們今天用的一些單詞仍與歐亞大草原上那種古老文化（顏那亞文化）有隱約的關聯。一想到這兒，該是多麼奇妙的感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