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雅武陵---常德歷史與文物考察紀要》 第一篇 武陵源流

沅澧流域新石器文化發展序列

新石器時代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關鍵時期。地處長江中游的沅澧流域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創造了燦爛的史前文化。地質年代由更新世進入全新世時，即距今1萬年前後，常德社會歷史發展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石器時代。所謂新石器時代，在考古學上是指：人類廣泛使用磨製石器，導致生產力普遍提高，發明了原始農業和畜牧業，以及製陶和紡織，並開始定居生活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母系氏族社會充分發展，並進入父系氏族社會時期。常德的原始先民從舊石器時代跨進新石器時代的時間，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確定為距今7000年左右。最近幾年的考古新發現，將常德新石器文化的上限往前推移了2000多年，即推到距今9000年左右。據現有資料，常德地區新石器文化以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區新石器文化遺址發掘得最多，發展序列最為清楚（圖012）。故考古學界將這一區域的新石器文化，依次分為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六個大階段：

一、彭頭山文化時期（距今9000-8000年）

彭頭山文化，因發掘澧縣彭頭山遺址而得名。現發現20餘處遺址，經過發掘的有彭頭山和八十壋遺址（圖013）。據考證，彭頭山文化的陶器表現出一定的原始性，製法為泥片貼築，燒製的火候不勻。彭頭山文化晚期，陶器出現了若干新因素：包括罐的束頸作風、牛鼻形器耳等，罐的整體形態也由高相對變矮，通體繩紋變成沿、頸部分素面等等。彭頭山文化還出土大量石器，其形態風格、石器組合、打製技術和巖性都與澧陽平原過渡時期的細小石器頗為相似。彭頭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大致為距今9000-8000年。

澧縣彭頭山遺址，位於洞庭湖西北邊緣，是迄今湖南和整個長江中游最古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經發掘，在遺址居住區周圍發現成批墓葬，並發現部分房址，表明彭頭山已過著定居的氏族聚落生活。陶器以夾砂夾碳為主，胎黑色，外表紅褐相間，多飾繩紋、戳印紋、刻劃紋，還有相當數量的陶器通體飾紅陶衣。主要器類是釜、罐、高領罐、雙耳罐、深腹罐、碗、盤、支座等（圖014）。出土的石器分為三類，即磨製石器、燧石器與打製石器。磨製石器有斧、棒形墜飾等。此外，還發現有家蓄飼養的遺存，水牛就是其中的一種。這說明彭頭山已有原始的家蓄飼養業。八十壋遺址發現了土垣和圍壕，有多種建築形式並存。經濟形態為稻作農業兼採集和漁獵經濟（圖015）。

二、皂市下層文化時期（距今8000-7000年）

澧水流域已發現不少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其中，時代最早的屬澧縣彭頭山遺址，而最具代表性的為石門皂市下層遺址。皂市下層文化，因發掘石門皂市下層遺址而得名。該文化直接來源於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的一些陶器，如高頸罐、雙耳罐等顯然脫胎於彭頭山文化，但一部分陶器如折沿罐、斂口罐、筒形器、折壁盆、折腹缽等，則顯示出一種全新的文化特質。陶器以夾炭陶佔絕對主導地位，器類較彭頭山文化豐富。年代為距今8000-7000年。文化分佈比彭頭山文化有了明顯擴大，已經覆蓋了整個洞庭湖地區。這個時期的聚落結構，大體繼承了彭頭山文化以來的特點，多臨水而居。同時，出現了長方形分間房屋，有了專門的墓地。

石門皂市下層遺址堆積層分五層，其中第五層為新石器遺存。石器有礫石類和燧石類。礫石類，多為砂質灰巖，一般都經打磨，有石斧、石鑿、網墜、盤狀器、礪石；燧石類，除少量可見壓制痕跡外，其它均系打製而成，有細石核石片、刮削器、打擊石片。陶器製作，與彭頭山時期相比有長足的進步。出土的陶器為手製，許多器物的內壁可見手指按窩痕跡，胎骨厚薄不均，器表顏色斑駁。陶器裝飾主要採用列印、壓印、刻劃、剔刻、鏤孔、戳印等方法。陶器器類多為圜底器、圈足器和平底器，不見三足器（圖016）。這一型別的文化遺址分佈於石門、澧縣、臨澧、津市及桃源、鼎城區等地。其中，重要的遺址有澧縣胡家屋場遺址等（圖017）。

三、湯家崗文化時期（距今7000-6500年）

湯家崗文化，因發掘安鄉湯家崗遺址而得名（圖018）。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陶器的紋飾複雜繁縟，以印紋和戳印篦點紋最多，多種紋飾構成複雜的類似浮雕性質的幾何形圖案。器形以釜、圈足盤為大宗。湯家崗文化繼承皂市下層文化而來，但其最具特徵性的器物——印紋圈足盤和篦點紋碗可能來自地處沅水中游的高廟文化。白陶盤是湯家崗文化極富特徵性的器物。通體有極為複雜、繁縟的紋飾，紋飾主體採用印紋，輔以各種細微的指甲、篦點和刻劃紋，形成淺浮雕效果（圖019）。湯家崗文化的年代為距今7000-6500年，分佈地區主要在洞庭湖區及澧水、沅水下游。城頭山遺址發現了這個時期的水稻田，透過一條壕溝與居住區隔開。在湯家崗遺址，也發現了壕溝和牆垣，並發現一處完整墓地。墓地分為南北二個墓區，內部有明顯的空間區劃。墓葬從空間分佈到隨葬的器物和數量，都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暗示社會的等級出現分化，私有制已經萌芽。

安鄉湯家崗遺址文化層分上、中、下三層。經試掘，發現有塗泥牆和紅燒土面建築，還有隨葬物很簡單的墓葬群。下層，石器發現一種橢圓形的敲砸器，陶器以手製為主，有釜、盂、缽等圜底器和簋形器、壺等圈足器。陶質有泥質紅陶、灰陶、棕色磨光陶和夾砂陶，各佔四分之一左右。部分器表塗紅衣繪黑彩。中層的灰土中發現墓葬群，典型隨葬物有深腹圜底釜、刻劃紋簋形器，印紋白陶盤、圜底缽、瓦稜紋深腹圜底尊等。上層出土了較多的三足器、鏤空高足豆、夾砂繩紋大口缸，還發現有人面形、狗形的泥塑。陶器上紋飾繁複，有的還刻劃有符號。有一件夔龍紋的白陶盤，盤上龍的圖案是我國最早的龍的形象之一。它除顯示原始宗教意識外，顯然出現了氏族的顯貴。石器工具仍然很少，除橢圓形敲砸器外，只發現少量殘缺的鏟等。

四、大溪文化時期（距今6500-5300年）

大溪文化，以最先在四川巫山縣大溪發掘的文化遺址命名。大溪文化的分佈範圍東起鄂中南，西至川東，北達漢水中游沿岸，南抵洞庭湖北岸，其中心區域在長江中游西段的兩岸地區。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紅陶為主，均為手製，陶胎多用稻殼作羼和料，陶器表面多素面磨光，紋飾以戳印紋最具特色，成組地飾於陶器圈足部位，主要器形有筒形瓶、圈足盤、曲腹杯、小口直領罐等。大溪文化居民從事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生產，在許多遺址中都出土了稻殼，經鑑定為粳稻。大溪文化居民飼養的家畜有豬和狗。大溪文化的房屋基址有圓形半地穴和圓形、方形、長方形地面建築幾種。

大溪文化遺址在常德最集中的地區，是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西北邊緣地帶。主要遺址有澧縣城頭山、丁家崗、三元宮，安鄉湯家崗、劃城崗等，年代為距今6500-5300年。該地區的大溪文化，繼承了皂市下層文化的發展脈絡，往後雖然明顯受到川東和鄂西大溪文化的影響，但仍保持自己的地方風格（圖020）。據考，大溪文化分為四期。城頭山在大溪文化一期建造了城牆和城壕，在城東還發現了大型祭壇和眾多祭祀坑。在大溪文化二期階段，城牆和城壕繼續外擴，規模不斷加大。城內各個區域也有了明顯的功能區劃，居住區、作坊區、墓地等有嚴格的空間區隔，墓葬等級明顯。城頭山大溪文化的城壕內出土了豐富的動植物遺存，還發現了家豬。城頭山大溪文化各個時期的堆積中，均有大量水稻遺存發現。水稻的成分較雜，分別與現代水稻秈亞種、與現代水稻粳亞種類似，還有自身特有的非秈非粳型別。換言之，大溪文化時期的水稻型別並未分化出現代水稻的種群，仍然處於種群的繁衍和分化階段。大溪文化時期有了成規模的陶器製作。一、二期發現了專門的陶窯作坊區，四期出現了快輪製作的細泥黑陶，且反映出批次生產的跡象。這表明手工業專門化趨勢已經加強。

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區大溪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遺址，除澧縣城頭山古城遺址外，還有澧縣夢溪三元宮遺址。該遺址文化層分早、中、晚三期。早、中期屬大溪文化範疇。出土的陶器，早期以泥質紅陶為主（圖021）。陶器表面多磨光，施以紅陶衣，紋飾種類較少，主要為刻劃紋、戳印紋和粗弦紋。其中，一種呈指甲形交錯的戳印紋最具特色。生產工具有多種形式的陶紡輪，說明原始紡織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生活用具多為圈足碗、圜底釜、圓腹直口圜底鍋、斂口圓腹圜底缽、直腹圜底尊、矮領罐、器蓋等。陶器全部為手製。中期，仍以泥質紅陶為主，但出現了較多的泥質灰陶，還有極少的泥質黑陶和泥質白陶，並出現彩陶。石器，均為生產工具，早期文化層未見出土，中期出土的有石斧、石鑿、石杵、礪石。質料多為青色。墓葬的隨葬品中，有些明顯屬於酒器，說明糧食已有剩餘，可用於釀酒。

五、屈家嶺文化時期（距今5300-4500年）

屈家嶺文化，以湖北京山屈家嶺文化遺址命名。年代為距今5300-4500年。屈家嶺文化的分佈範圍東起大別山南麓，西至三峽，北達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其中心區域在漢江平原。屈家嶺文化的陶器多為黑陶或灰陶，圈足器和凹底器較發達，多飾弦紋和鏤孔，主要器形有鴨嘴形足小鼎、雙腹圈足碗、圈足杯、圈足壺、雙腹豆等。暈染彩陶是屈家嶺文化獨具特色的彩陶。屈家嶺文化居民種植的水稻，經鑑定屬於粳稻，並且是顆粒較大的粳稻品種，也近代長江流域普遍栽培的水稻品種相近。屈家嶺文化房屋的最大特點是出現了以隔牆分間的大房子。

該文化可分為三期。屈家嶺文化是聚落社會獲得迅速發展的時期。城頭山古城在這個時期經過了兩次築造，其晚期階段，澧陽平原又築起了雞叫城。屈家嶺文化時期出現了大型的建築遺蹟，城頭山一批規格較高的房子均築有黃土臺基，多數房子有多間套房，並形成明顯的院落結構。雞叫城還發現了大量的木構遺蹟，多用於近水或水上建構，用木板和木柱相組合，規模龐大。雞叫城壕溝裡出土的大量穀殼碎屑，表明已經有了成熟的稻作農業。屈家嶺文化是大溪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是長江中游父系氏族社會形成時期的文化遺存。常德的屈家嶺文化遺址，發現較早並具有代表性的有澧縣三元宮遺址晚期遺存、安鄉劃城崗遺址中期遺存。此外，還有庹家崗遺址下層和城頭山古城遺址。

澧縣三元宮遺址：該遺址晚期文化層中出土的遺物，生產工具類有陶紡輪、石斧、石鑿、礪石；生活用具有碗、豆、鼎、尊、杯、壺、甑等（圖022）。石制生產工具，磨製較精緻，鑽孔和切割技術已較發達，鑿等小型加工工具增多。陶器以泥質黑陶為主，有較多的薄胎黑陶，這些黑陶的底部有明顯的輪制痕跡。其次為泥質紅陶和泥質灰陶。夾砂紅陶最少。紋飾流行細弦紋，附加堆紋比較多，還有新出現的籃紋。彩陶已絕跡。

安鄉劃城崗遺址中期遺存：該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有石斧、石鏟、石鉞等（圖023）。這些工具顯然比大溪文化時期進步，反映了此時農業生產有新的發展。陶紡輪出土很多。從個別陶器上的布紋印看，紡的紗很細，說明紡織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此時已經掌握“慢輪修整”的製陶技術。隨葬品數目多少不等，多的有77件，最少的僅3件。從這點看，其時已出現等級和貧富分化。

此外，在安鄉庹家崗遺址下層，還出土有“石祖”（石制男性生殖器），這是男性崇拜的象徵。這些都反映了在其時的常德大地上，父系氏族社會已經形成。特別是城頭山古城在屈家嶺時期的擴建，聚落佈局業已定型，出現以家族為單位的氏族社會結構，流行對偶婚制。

屈家嶺文化時期是原始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時期貧富分化的加劇，眾多城址的出現，標誌著社會組織所經歷的重要變革。

六、石家河文化時期（距今4500-4000年）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群命名。年代約為距今4500-4000年，可分為早晚二期。石家河文化的空前繁榮可以透過雞叫城聚落群得到反映。雞叫城的城牆和護城河在石家河文化一期出現了第二次大規模地築造，其周圍新出現了眾多的聚落，並有向外圍發展和擴大的趨勢，護城河之外還有多重環壕和溝渠系統。這些溝渠和護城河、環壕互相貫通，形成一個活動的水系，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石家河文化是直接繼承屈家嶺文化發展而來的。其根據不只是因為二者在分佈範圍上大面積的重合，更因為在器物形態上有強烈的承襲性。特別是石家河文化的肇始階段，保留了眾多從屈家嶺文化脫胎而出的明顯胎記。方格紋、輪製陶器和鬹的出現可作為這一文化的三大標誌。澧水中下游及洞庭湖西北部的石家河文化遺存，發掘較早、材料發表較多的有安鄉劃城崗遺址晚期。重要的還有臨澧太山廟遺址、澧縣胡家屋場遺址、宋家臺遺址、安鄉庹家崗遺址上層和劃城崗遺址上層（圖024）。

安鄉劃城崗遺址晚期遺存：該遺址出土的遺物，生產工具數量最多，超過早、中期，且製作更為精良。這反映了生產的發展和擴大。石質工具有斧、鑿、鏟、鏃和礪石等。生活用具均為陶器，已開始使用輪制。這時，快輪製作已使製陶工藝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陶器與前一期比較，夾砂紅陶多。紋飾中新出現的有拍印方格紋，其中分長方格、斜方格和正方格幾種。其他紋飾有籃紋、繩紋、附加堆紋、戳印紋、刻劃紋和鏤孔等。陶器以圈足器和平底器最多，其次為三足器。器形有罐、杯、盤、碗、器蓋、豆、壺、缸、缽、鼎、鬹、甑、盂、澄濾器、器座、器蓋等。其中杯、碗等食器小而精巧，罐、缸、鼎等炊、盛器胎厚而器形粗大。尤其矛、鏃等武器的出現，反映了時代已臨近階級社會的門檻（圖025）。

目前學術界有一種看法，就是把分佈於這一區域的石家河文化與“三苗”古族相聯絡。同時，它反映出氏族間戰爭的出現和增加，澧水流域下游已形成一個氏族聯盟中心。

圖012 常德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圖

（一）、（二）

圖013 澧縣八十壋遺址

圖014 彭頭山文化典型陶器：陶罐

圖015 陶支座（澧縣八十壋遺址出土）

圖016 皂市下層文化典型陶器：鏤孔器蓋

圖017 皂市下層文化：陶盤（澧縣胡家層場遺址出土）

圖018 安鄉湯家崗遺址

圖019 湯家崗文化典型陶器：白陶盤

圖020 陶豆（澧縣城頭山遺址出土）

圖021 大溪文化典型陶器：陶釜（澧縣三元宮遺址出土）

圖022 屈家嶺文化典型陶器：黑陶豆（澧縣三元宮遺址出土）

圖023 劃城崗遺址屈家嶺文化墓葬出土石鉞

圖024 石家河文化遺存：人面雕像（澧縣宋家臺遺址出土）

圖025 沅澧流域收集的新石器時代典型石器：斧（一）、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