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小故事之3——飛鳥和魚相愛

在啟發民智這方面，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想法不一樣，他沒有試圖去叫醒裝睡的人。柏拉圖覺得，點亮民眾的黑暗人生太難，不如先喚醒一個人，那麼先喚醒誰呢？當然是優先選擇有權利的人。

柏拉圖比蘇格拉底小40歲，系出名門，家庭背景非常土豪，他跟從蘇格拉底學習哲學的時間大約只有八年，不過很受老師的青睞。我們知道蘇格拉底被雅典人民判處死刑，所以在柏拉圖看來，老師改造雅典的目標當然是失敗的。柏拉圖總結了兩點教訓：第一，雅典無可救藥，得想辦法潤去別的地方實現政治理想；第二，要改變民眾是徒勞的，不如去影響君主。

於是蘇格拉底搭船前往西西里島的敘拉古，投靠好基友迪翁。這個迪翁可不簡單，他是敘拉古的君主迪奧尼修斯一世的七舅。蘇格拉底打算利用七舅這層關係，把迪奧尼修斯一世打造成一代“哲學王”。但是迪奧尼修斯一世是一個梟雄，他當然不是真的愛哲學，只不過是想利用柏拉圖裝成禮賢下士的樣子，來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

柏拉圖看到這麼一位愛哲學的君主就在自己面前，感到躊躇志滿，不自覺就把自己放在了老師的位置，對迪奧尼修斯一世指指點點，一會兒說你這不行，一會兒說你那不對。這下，迪奧尼修斯一世忍不了了，對柏拉圖下了逐客令。

等到老僭主迪奧尼修斯一世死了，迪奧尼修斯二世上臺成為新僭主，迪翁寫信給柏拉圖，告訴他機會來了。於是柏拉圖重返敘拉古。然而，柏拉圖並不知道，這一回面臨的情形更加複雜。老僭主迪奧尼修斯一世死前曾許諾把他的權利除了傳給大兒子迪奧尼修斯二世之外，還要分一些出來給其他人，其中就包括迪翁的外甥，因此君臣之間難免猜忌。迪翁寄希望於柏拉圖能夠影響迪奧尼修斯二世，從而彌合自己和新君主之間的裂痕。可是，這對於柏拉圖來說就是一淌渾水。四個月以後迪翁就被新君流放了，柏拉圖自然又一次鎩羽而歸。

這事兒還沒完，後來新僭主迪奧尼修斯二世似乎又想通了，親自邀請柏拉圖回來，並且允許迪翁也一同結束流亡回到祖國。可惜實際情況卻是更加糟糕，迪奧尼修斯二世的手下居然試圖幹掉柏拉圖。柏拉圖無奈，只能倉皇出逃。自此，柏拉圖心灰意冷，回到柏拉圖學院潛心教書。

哲學家所認定的人生目標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巨大的落差，職業政治家大多都是冷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哲學家卻往往很傻很天真，喜歡想當然，又容易輕信別人，簡直就是一個又一個天真無邪的純真少女。

他們的遭遇引發了後世哲學家的轉向，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意識到理想這個東西不能夠追求到極致，打了折扣的理想也算理想，於是亞里士多德就現實多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失敗至少啟發了以後的哲學家，按照不同的路線發展他們的人生哲學。

那麼今天的人還能夠從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人生中學到什麼呢？不如從一個測試說起。假如你把你現在所處的單位，社團也好，班級也好，辦公室也好，公司也好，看成一個小型的雅典，毋庸置疑無論是哪個單位都會存在大大小小的不公現象。這時候，你會不會選擇把你發現的不公說出來，以便求得良心的安穩，而不問會不會因此得罪於人呢？或者你只跟有權力的那個人說起這件事，希望透過他的能力來改變一些事情？

如果你選擇前面一條道路，說明你有做蘇格拉底的潛質。如果你選擇後者，說明你跟柏拉圖的想法一致。

真理和善並不是直接相連的，它們之間需要一個粘合劑，這個粘合劑就是愛。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愛真理，善才能進入我們的生活。但愛又是一個非常模糊的詞，愛真理可以說是愛，愛父母也可以說是愛，愛自己的愛人也是愛，愛花花草草也是愛。愛本身到底是什麼？

對於這一部分哲學，我們經常會聽到有一個詞來描述它，這個片語就是柏拉圖式的愛情，它指的是理性之愛，而不是肉體之愛。但是，這個講法其實是有問題的。什麼叫理性之愛呢？愛本身顯然不是理性，不管它是否能夠和理性構成怎樣默契的關係，但它本身不是理性。

比如，有人非常愛數學，高斯愛數學，牛頓愛數學，萊布尼茨愛數學，數學本身是理性的，而愛數學的那一種廢寢忘食的精神迷狂，卻未必是理性，它與數學本身不是一回事兒，沒有一個數學公式本身是帶有精神迷狂的氣質的，這個氣質是人的事，不是數學的事。所以愛本身不能混同於理性。反過來，你也不能說愛是非理性的，這同樣有問題。柏拉圖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你在一個理性主義者的思想框架裡面，放一個非理性主義的東西，會讓整件事看起來充滿矛盾，怎麼看怎麼擰巴。

《會飲篇》裡是這樣說的，有一個叫阿伽通的悲劇詩人，為了慶祝自己拿了戲劇節大獎，決定辦一個趴體，於是把雅典有頭面的人物都請來大吃大喝，順便聊聊情啊愛啊這些玄之又玄的東西。

因為出席趴體的人太多，大家各抒己見，所以什麼觀點都有。比如喜劇大師兼著名段子手阿里斯托芬就認為有不同型別的愛，男男之愛，女女之愛，男女之愛，都是愛，都沒問題，因為愛情就是尋找自己的另一半。

阿里斯托芬為了讓他的論點聽上去更有趣，就講了一個傳說故事，說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類長得和現在不一樣，都是兩個腦袋、四隻手、四個眼睛、四條腿，跟連體嬰兒差不多。他們的性別也更加複雜，有男男、男女、女女三種性別。他們的繁殖方式跟蟬很像，可以把卵產在地下，過一段時間就有幼崽破土而出。

這種人類有雙倍的力量，非常強大，所以相比較人和神的力量就沒那麼懸殊。因此諸神很不開心，眾神之王宙斯就把太陽神阿波羅叫來，派他下去將全體人類從中間劈開，一分為二，讓他們的力量變弱。

就這樣，男男就變成兩個男人，女女就變成兩個女人，男女則變成一男一女，全世界從此就剩下男女兩種性別。這一回輪到人類不開心了，倒不是因為嫌自己力量變弱，而是每一個“半人”都在懷念自己失去的另一半。可是，茫茫人海，聚散離合，由此生出了諸多煩惱。到最後，很多人茶不思，飯不想，甚至憂思成疾。

宙斯看到這種結果，就動了惻隱之心，害怕因為自己把人類逼上了絕路。宙斯這老小子又想到一個損招，就是改變人類的繁殖方式，讓男人和女人相配才能完成繁衍。如此一來，人類為了延續種族就會逐漸忘記要去尋找另一半。這樣，人類不僅完全忘記自己消失的另一半，同性之愛也逐漸成為少數。

然而，仍會有人運氣超級好，和另一半相遇在人海中，雙方當然馬上就陷入互相愛慕、互相親密的狀態，然後就想要一輩子長相廝守，這就是阿里斯托芬之愛了。

在阿里斯托芬看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一個完整的關係，只有兩個人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這種對完整的追求，就是愛情。然而，柏拉圖卻認為這樣的愛情沒有意義，因為這種愛情關係你不能說它是崇高或偉大，除非在這種關係之外加上一個正義的關涉。就是說你要找到愛情，同時還要過的正義。

比如，你們兩個情投意合，但是你們兩個都是大魔頭，行走江湖無惡不作，人稱雌雄雙煞。這樣，你們的愛情就不是正義的，因為它沒能相互拯救，反而使彼此越陷越深，最後一同墮入罪惡的深淵。

這時候東道主奧斯卡最佳編劇獎得主阿伽通就出來說話了，他說，愛是一切美的集合。愛的根源乃是愛神。

在古希臘神話裡，愛神是一個年輕嬌嫩、堅韌和平、遠離暴力、公正審慎、勇敢無懼、聰明智慧的一個神，那是至美至善的一個神。他不但自己美麗，而且他也生產所有美麗的和善良的事物。所以愛神就是一切美的集合。

柏拉圖借阿伽通的論點接著發揮，愛神既然是一切美的集合，這就使得愛神本身就變成像一個理念。你可以把他看做是美的理念，也可以把他看做是愛的理念。

但是，這種說法同樣沒辦法把愛或者美這件事講清楚。於是，柏拉圖終於要請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出場了。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總結出愛的本質，即愛是貧乏與豐饒的結合方式。

首先，愛總是表現為兩個物件之間的關係。比如，a愛b，甲愛乙，飛鳥愛魚。就這樣一個表達方式而言，後者身上總是有一些前者所欠缺的東西，唯有如此才能夠讓前者為後者神魂顛倒。顯然，那個欠缺的東西往往就是美，在飛鳥看來水裡的魚是美的，並且這種美是飛鳥不具備的，所以才會愛上魚。

這很有意思，這能夠解釋很多現象，比如為什麼本來相戀的兩個人會分手？比如說一個女生愛上一個男生是因為被他身上的正義感所感動，但是相處一段時間之後，女孩就發現他的正義感是假裝的，其實他身上並沒有女孩所愛的那種性質，於是這段戀情宣告結束。

按照柏拉圖的愛情觀，我們愛的其實不是人，我們愛的是某種性質，這種性質就是理念在一個特定的人的身上的顯現方式，所以我們歸根結底還是愛理念。

阿伽通說一切都是美神在起作用，但是亞里士多德覺得這話有點不通，真正能夠承載這些美，並且讓你產生愛情的並不是美神，而是那個物件。a愛的是b，a愛的不是美神。因為，假如a愛的是美神，那麼a完全有可能愛上其他人，這不符合愛的排他性。實際上，我們當然可以在愛上一個人的同時，還愛其他人或事物。比如一個男孩在喜歡一個女孩的同時，也可能愛足球、愛哲學或者愛美食愛電子遊戲。美神是獨一的，排他的，但是美的顯現方式卻是千變萬化的，可以體現在不同的物件裡。如果要解釋為什麼我們在世上會愛這麼多的事物，那麼一個合理的邏輯就是，我們愛的是寓居在不同的事物之中的美的理念，而不是愛那個獨佔的美神。因為我身上沒有那麼多美的理念，所以我看到了這些事物上有美的理念，所以我就產生了想要彌補自身缺憾的衝動，這個衝動就是愛。

蘇格拉底的這個說法實際上是要把神的作用邊緣化。他把美神邊緣化了，所以就不好意思把愛神也邊緣化。可是他對於愛神來源的解釋，也是帶有哲學動機的。蘇格拉底把愛神解釋為一個不斷的爭奪從自己的身上溜走的美的成分的角色。她會老是擔心身上美的成分會流失，所以到處攫取美。蘇格拉底也講了一個神話，他說，美神阿芙洛狄特的誕生的時候，諸神也搞了一次趴體，宴會結束的時候匱乏神貝尼亞前來行乞，在宙斯的花園裡面遇到了喝的爛醉的豐饒神波若。貝尼亞因為自己窮，所以希望和波若生個孩子，結果他們就真的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是愛神愛諾。愛諾長大了以後就成為了美神阿弗洛狄特的隨從，他生性愛好美的東西，而且兼具父母雙方的特點，他老媽窮，他老爸富，所以他既貧乏又追求美好，時而發榮滋長，時而生機勃勃，時而凋謝枯萎。因為愛諾有缺乏的一面，所以他不斷的攫取美和智慧。同時，愛諾身上又有貧乏神的基因，他留不住這些東西，所以美在他身上稍縱即逝。愛諾就是介於美和不美、匱乏與豐饒的中間狀態。

蘇格拉底這個神話，是想告訴大家，愛就是我們嚮往美好、希望往上爬的那種精神動力。從情感上講，它是一種非理性的狀態，但是它又不是那一種仇視理性的非理性。它是一種嚮往理性的非理性，它是一種渴望理性的非理性，它是介於理性和非理性的中間狀態。因此，愛和理性之間才有可能建立和諧的關係。

到這裡，對於愛的這種定義的適用性就很強了，它能說明很多問題。比如，高斯熱愛數學，這是因為他看到了數學之美，他發現人類本身缺乏這種數學之美，所以他熱愛數學。比如，你是一個顏控，這是你認為自己在顏值方面還是不足之處，因此你想向更加漂亮的他（或她）靠攏。

不過，柏拉圖對這兩種愛的態度是有區別的。他更加的重視對於數學的愛，因為數學跟正義一樣，都是不朽的、抽象的。而顏值卻是具體的，會因為歲月的侵蝕而消失。如果你愛的是不朽的東西，就能夠更接近善，而善就是所有理念背後的那個根本的理念。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庸庸碌碌，終其一生都做不出大的成就。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愛，無論是對於愛情，還是對於事業，大部分人都缺乏對於美的理念的觸動，不會把自己的心力放在為追求美的理念上。

理念論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它要把世界分成兩半，一半是可感世界，就是我們的感官能碰觸的世界，一半是可知世界，就是我們的理智慧夠抵達的世界。這樣一種二分法就會使得藝術作品處於一種很尷尬的境地。因為藝術作品顯然屬於可感世界，你聽一段音樂，讀一部小說，看一部電影，都沒有離開你的感官。離開感官何談藝術欣賞？另外，按照洞穴之喻，現實是對理念的模仿，然後藝術作品又是對現實的模仿，因此藝術作品實際上就是對模仿的模仿。所以藝術作品在柏拉圖的哲學體系中的處於較低的位置。

柏拉圖鄙視藝術還有更加深入的理由，他認為藝術作品的修辭表達，特指文學作品，可能會對理性產生損害。按照柏拉圖的說法，修辭就是透過文辭之美，來達到煽動觀眾情緒的目的。你要進行這種文辭的修飾，就免不了要進行某種誇張，因為只有透過誇張，戲劇因素才能夠構成衝擊力。戲就得這麼編，這就是藝術作品的做法，你必須對現實有所誇張與裁剪。

比如，武俠小說裡的大俠，輕輕一躍就是幾丈遠，掌風所到之處開山碎石如同摧枯拉朽，完全不在乎物理法則。作為小說，這樣寫是為了滿足某種藝術效果的需要，但問題是這不能滿足理性的需要。站在理性的角度，這樣的輕功絕無可能，作者顯然是在瞎扯。

但是，讀者不在乎這些，大俠武功高強讀起來才爽啊。可是，爽是能讓你爽了，但你的理性被麻痺了，你從不尊重物理法則逐漸發展到連正義公理也不在乎了，這就是柏拉圖擔憂的一種傾向。大家看小說也好，看電影也好，笑了，爽了，但人也蠢了。

還記得蘇格拉底是怎麼得罪全體雅典人的嗎？蘇格拉底參加了裁判阿吉紐西戰役的指揮官的辯論，在那一次海戰中，這些指揮官沒有及時回收己方遇難士兵的遺體，所以被雅典公民大會判處了死刑。

蘇格拉底據理力爭，認為這個判決很不合理，因此就得罪了全體雅典人。為什麼幾乎所有雅典人就覺得這些人該死呢？這其實就是修辭的力量。

設想，某個遇難士兵的家屬看到海軍雖然打贏了海戰，但是自己的親人卻沒有活著回來，於是情緒失控，就在公民大會上喊，該死的海軍將領怎麼這麼無能，害我哥哥的屍體飄在海上被魚吃掉了。接著有類似遭遇的人也跟著站了起來，說我弟弟也死了，於是哭成一片，場面逐漸失控。

這時候人們的注意力就發生了轉移，注意力轉移本身就是一種修辭方式，讓大家錯失問題的要害。本來明明是雅典海軍贏了，雅典是勝利的一方，這是事實。但人們卻把注意力聚焦到陣亡士兵的屍體沒有被及時回收這件事情上，同時也忽略掉當時的客觀條件條件，即當時海上出現了暴風雨，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實際上沒有任何人能夠避免這樣的悲劇發生。

但這些能夠為海軍指揮官進行辯護的因素都被眾人忽視了。正如武俠小說裡的大俠快意恩仇，卻不去想這一掌下去人家的妻兒老小怎麼辦。因此，蘇格拉底也好，柏拉圖也罷，他們就希望大家恢復理性，不要被這種修辭的注意力搞壞了腦袋，大喊一聲難道你們忘了這場海戰到底是誰打贏了嗎？

採取這樣的態度，顯然就會反對誇張，反對修辭過度。而且柏拉圖最反對的就是，你有理說理，你突然就在公民大會上面念什麼大悲咒，然後煽動大家，這就非常的不好了。所以如果讓柏拉圖去評判中國古典的那種辯論方式，在辯論的時候引用詩經作為證據，恐怕他也不會很贊成。

藝術作品的修辭力量會誇張世界中各個要素的客觀比例，讓理性陷入迷茫。這就是柏拉圖歧視藝術的深層原因。

我們知道文學作品背後都是有某種意識形態的。就拿柏拉圖的《對話錄》來說，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顯然是一個完美的人、可愛的人。但是在阿里斯托芬的《雲》裡，蘇格拉底卻是一個可笑的傢伙，儘管阿里斯托芬也把蘇格拉底看做是一個智者。可是蘇格拉底本人是非常討厭智者的，他要是知道阿里斯托芬把自己說成是智者，一定會跳出來跟阿里斯托芬掰頭。

那麼到底哪個蘇格拉底是真實的呢？假如你是學哲學的，就會傾向於認為柏拉圖所寫的蘇格拉底肯定是真實的，阿里斯托芬是汙衊。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你能回到那個時代親眼看到這些人嗎？這辦不到，保不齊伯拉圖自己寫的蘇格拉底也有一點點小小的誇張。

所以無論如何，藝術作品的特點都是根據某一些政治需要，突出一些人，削弱另外一些人。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也許柏拉圖會贊成以後的一些理性主義史學家，比如蘭克所提出的理性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拒絕任何戲說，用實證的方法來對待歷史。

而哲學在這個過程中就要起到一個理性督導員的作用，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實話實說。但麻煩的是，如果哲學家真的做事那麼實誠，說話都是根據理性的話，從傳播學這個角度看，他們是很難鬥過藝術的。

因為藝術宣傳背後是有一套心理學技術的，比如怎麼誇張，怎麼來抓住別人的注意力，這和人類的注意力機制的運作是有關係的。如果你學會這套技術，就可以用它來為自己的觀點服務。如果哲學家摒棄這些技術，要純粹靠理性的話，結果就是失去聽眾。大家覺得哲學枯燥乏味，一點意思都沒有，都跑去聽藝術了。

同時藝術作品的傳播是需要錢的，古代希臘的戲劇，有合唱班，有演員，還有劇場。演員要發工資，劇場也要維護，這都需要錢，這個錢是由納稅人支付的，於是背後當然會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

到現在社會就更明顯了，你要投放廣告，你電視劇讓電視臺播出，讓電影能夠佔領院線，背後有一大堆商業市場上的公關，沒錢是萬萬不能的。

可以說只要有錢就可以搶佔流量，讓藝術作品廣泛的傳播，這樣藏在藝術裡的某種政治觀點也可以得到廣泛的傳播。

但是哲學就不一樣了，你就是把柏拉圖的對話和各種各樣的網路小說，同時放在同一個平臺上，我相信柏拉圖的點選率會慘得一塌糊塗。

無論是哪個時代，大多數人都是洞穴裡的囚徒，他們喜歡看洞穴牆壁上的各種皮影戲，沒有膽量、也沒有勇氣跑到洞穴外去看真正的陽光。

好了，講完那麼多柏拉圖詆譭藝術的話，難道藝術真的那麼糟糕嗎？請注意，我講的是柏拉圖的故事，因此難免把柏拉圖的觀點說的有道理一點。那麼有沒有一個比較中庸的評價呢？

面對藝術的修辭很可能會把人們的理性搞混沌這種局面，蘇格拉底的做法是像衝向風車的堂吉訶德一樣，和每個人進行辯論，試圖提高大家的哲學素養。

如果他活到今天，也許會發現和每個人辯論實在太難了，因為今天地球上的人口遠遠超過雅典城邦的人口，所以他很可能會在自媒體上一天到晚巴拉巴拉說個不停，和彈幕掰頭，攻擊每一條留言。最後的下場當然是被人舉報禁言，這跟被雅典人判死刑如出一轍。

而柏拉圖打算先說服領導，然後讓領導對全民進行哲學教育，這是一條依附權利進行理性教育的道路。可想而知，在耍心機這個擂臺上，領導什麼水平？你柏拉圖什麼水平？結果堂堂哲學家柏拉圖難免被權力玩弄。

那麼一個比較現代的觀點應該是怎樣的呢？我想大概會兩邊都同意又不能完全同意。比如，如果一個人老是看小說，老是看電影，不去接觸真實的世界，腦子可能會糊塗。因為他出門一看，我擦嘞，這世道比小說可魔幻多了。一時接受不了，不太能肯定究竟是自己的問題還是世界的問題。

反過來，也不能因為小說缺乏想象力，寫的沒現實魔幻，就斷定小說不行了。比如《對話錄》也可以當做小說或者戲劇來讀。

如果柏拉圖要用亞里士多德的那種純哲學的文體去寫，也許他的影響就會小很多。所以柏拉圖在攻擊戲劇的時候，捎帶著把自己也一起攻擊了。你這麼仇恨戲劇，你為什麼把你的哲學都寫得哪麼戲劇化呢？你不是應該不用戲劇化的方式來寫哲學嗎？

誇張與修辭的確是藝術作品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有時候為了理念的傳播，使用修辭手法也無可厚非。至於這些理念到底是正確還是錯誤，這就需要文學批評來加以揭露了。

總之，偉大的藝術作品是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擺脫柏拉圖主義的這些指控。

柏拉圖的理念論，或者說他的理想主義都給人一種印象，就是柏拉圖的思想過於的軸，不懂變通，或者說多少有點迂腐。讓人覺得在理想主義者為了理想，啥都可以不顧。

但是面對這樣的一種指責，柏拉圖主義者完全可以這麼反駁說，凡人皆有一死，所以人在死亡之前，在對自己的一生進行回顧的時候，我們就可能會過濾掉很多利益方面的得失，更在乎自己是否實現了理想。

一個作家在臨死之前，可能更關心的是他的哪部作品得到了文學界的高度評價，可以成為傳世之作，而不會過分糾結於哪個出版社還欠他稿費沒有付。同樣的一個道理，一個法官在臨死之前，更在乎的是自己這一輩子是不是判過什麼冤假錯案，而恐怕不是那麼在乎自己在官場上是否是順風順水。

很明顯，在生死關頭對於自己人生的回顧，能夠激發人們對於大的道德原則的敬畏，這就是所謂的時間線伸縮原理。喜歡在大尺度的時間內思考問題的人，他的道德觀就比較強，反之就比較弱。比如一個建築師造房子，如果他思考的是幾百年以後住戶的安危，那麼他就不會偷工減料了；學術專家在寫論文的時候，若他思考的是幾百年後的某個讀者，那麼他也就不會進行資料造假了。而那些做出種種令人不恥行為的人，他們的時間線則會很短，今朝有酒今朝醉，保持這種態度也就不可能有理想。

這一點，也進一步解釋了為何柏拉圖的哲學對話是以蘇格拉底之死為樞紐展開的。而且蘇格拉底之死出現在《申辯篇》《斐多篇》《克里同篇》等柏拉圖的早期與中期對話之中，而沒有出現在柏拉圖的晚期對話之中。柏拉圖讓蘇格拉底之死在他的對話序列中佔據一個比較靠前的位置，是因為柏拉圖急於讓自己的讀者獲取這樣的資訊，他想說明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就是為了捍衛真理而死的。

而在後期對話裡面，柏拉圖對蘇格拉底事蹟的戲劇化處理，則像是某種已經被籠罩上了悲劇色彩的回溯。顯然這樣的處理能夠讓柏拉圖對理想主義的宣揚處於拉長時間線的語境，並使得這種宣揚本身也顯得更加自然。

但是，在拉長時間線的過程中，柏拉圖卻小心翼翼地避免了粗暴的方式，比如訴諸於神明，讓永恆的不會死的神，來回答並非永恆且會死的人類所提出的人生困惑。

在《遊敘弗倫篇》裡面，柏拉圖指出了這種看似討巧的做法所可能帶來的邏輯困惑。也就是當你向神祈福的時候，實際上你所要求的乃是使得神服從於你自己的人生軌跡，而不是讓你自己去聽從神的聲音服從神所規劃的更大的歷史軌跡，因此向神祈福的活動本身就意味著對神的不敬。

又恰恰因為向神祈福乃是世界上大多數宗教活動的本質性規定，蘇格拉底的意思似乎就是在說，任何宗教本身都是自我否定的。這一有力的哲學批判所蘊含的對於希臘多神教體系的不友好態度，才是雅典人判處蘇格拉底死刑的根本原因。然而也恰恰是對宗教的否定，給予了柏拉圖一個利用蘇格拉底的形象闡發出一種與宗教不同的拉長時間線的機會，那就是《理想國》所給出的洞穴之喻。

一言以蔽之，對洞穴外的真理的追求會充實我們人生的意義，導致我們對人生時間線的感受發生變化。說得更加文學一點就是，有真理之光照耀的日子，一天就充滿了一年的幸福量。反過來，被謊言所充斥的生活，一年只頂得上一天。

約翰·特拉沃爾塔主演的奇幻情感大片《不一樣的本能》裡平凡的修車工喬治得了腦瘤，卻因禍得福，智力大增，一瞬間從一箇中庸之人成為科技達人以及外語學習達人，甚至他的人生智慧也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只是他暫時不知道這是腦瘤所導致的，還誤以為是上天給他的神力。

直到腦科專家告訴他真相以後，他才知道自己雖然智慧大增卻壽命無多。他利用有限的生命立即將自己的科研成果託付給可以信賴的朋友，並與自己的愛人享受最後的情感的溫暖。

很明顯，喬治雖然早早亡故，但是他的人生卻非常幸福。因為在庸碌的、愚昧的長壽與充滿智慧的短壽之間，他覺得後一種生活更值得過。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知識本身是具有永恆的價值的，所以知識能夠使得貌似短暫的生命得到全面的價值。換言之，即使肉體的生命因為腫瘤的出現短了這麼40年，這個差值也完全可以透過知識自身的永恆性而得到全面的克服。

上面提到的知識的永恆性與人生的有限性之間的張力，在柏拉圖的文字中，則透過所謂可知世界與可感世界的二元對立而得到了更清楚的闡釋。在可感世界中，我們所看到的所有事物，在時空之中都有各自的壽命，但在可知世界裡面那些理念卻沒有壽命，他們長存不朽。因此理想主義者就可以透過來回穿梭於這兩個世界，從理念世界中獲得力量，並將有限的肉體生命的意義予以最大化。

不過人畢竟是凡胎肉身，我們這些凡人又如何能夠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間來回穿梭呢？好在柏拉圖的靈魂哲學對這個問題已經做出了初步的解答，根據他的靈魂學說，靈魂分為慾望、激情以及理性三部分。在三者中，其實已經有兩個獲得了與理念相互接駁的介面，就是所謂的激情與理性。

與之對應，在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中，他也預設那些理性佔據靈魂統治地位的人，應當佔據社會本身的統治地位，由此保證他們對社會的治理是儘量符合理想主義的要求。

電影《不一樣的本能》裡，主人公是通過得了腫瘤才獲得知識的，但這種方法過於奇幻，而且大多數人也都不喜歡這種用健康與壽命來換取知識的交易。柏拉圖在《泰阿泰德篇》說，知識乃是得到了恰當的說明之加持的真實的想法。

柏拉圖的故事到這裡就該結束了。蘇格拉底最傑出的弟子是柏拉圖，柏拉圖最傑出的弟子是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的最有名的名言是“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然而亞里士多德最重要的哲學觀點，恰恰是反駁柏拉圖對真理的呈現方式，真理並不在洞穴之外，真理就在洞穴之中，而洞穴之外無世界。這便是現實主義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此是後話，不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