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稱帝，怎麼樣關、張二人的關係？

問：孫權襲取荊州，劉備救得了關羽嗎？或者說他是在借刀殺人？

“借刀殺人”之說，不過是典型的陰謀論，本不值得討論。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關羽北征，擊破于禁龐德，迫使曹操有遷都之意，至遭孫權偷襲，後方重鎮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敵土崩瓦解，關羽本人亦被俘，傳首於曹操，前後不過半年而已。此中種種發展，皆非劉備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殺人”不具備可操作性。

其次，荊州對劉備集團的重要性，遠大於所謂“借刀殺人”的收益。曹操北還後。荊州一分為三。曹操據有荊州北部的南陽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餘者歸孫、劉兩家。兩家就分配問題，有過兩次大規模衝突，劉備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駐荊州。建安二十年，雙方達成書面協議，“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該協議對劉備集團而言可謂讓步極大，如《讀史方輿紀要》所言，“（長沙）後漢時亦為荊州大郡，吳蜀分荊州，長沙屬吳，以是蜀之資糧恆虞不給”，關羽控制下的荊州軍團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資糧產地。但荊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戰略優勢，這種優勢，在劉備集團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謂“借刀殺人”是一樁損失與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陰謀論雖然不成立，但劉備進位為漢中王之後，如何處理自己與關羽、張飛之間的關係，倒是頗值一談。

劉、關、張三人關係特殊，《三國志》中是有記載的。

比如，《蜀志》中說劉備早年“於鄉里合徒眾”之時，即有“羽、飛為之禦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關、張二人“稠人廣座，侍立終日”，私下“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與關羽同時代的曹操集團的謀士劉曄，也認為“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罷，皆是一種不同於君臣、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

這種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也體現在劉備集團的發展歷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劉備襲殺徐州刺史車胄後，“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領徐州”，自己則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為避曹操鋒芒，劉備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騎由陸路赴江陵，關羽率水軍順漢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劉備圍成都，馬超來投，劉璋隨後開城出降，益州平定。馬超的到來，似乎讓鎮守荊州的關羽頗為不悅，史書如此記載他的反映：

“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諸葛亮的回信如此寫道：

“孟起（馬超字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關羽）之絕倫逸群也。”

關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黥布、彭越，是劉邦集團中分茅裂土、受封為王的軍事集團頭目，在滅項羽建漢朝的過程中立有大功。諸葛亮在回信中以馬超、張飛比擬黥、彭，強調關羽勝過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關羽與劉備之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其後，劉備據守益州，拜關羽“董督荊州事”，“董督”者，全權管理。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同樣清晰可見。

但這種關係，終究不能長久。隨著劉備日漸走向“君”位，關羽需要逐漸迴歸“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進位漢中王，大封功臣，設前後左右四位名號將軍，並親自擬定人選：前將軍關羽，後將軍黃忠，左將軍張飛，右將軍馬超。方案剛剛擬定，諸葛亮就道出了他對黃忠入選的擔憂：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

劉備回答：“吾自當解之。”

不出諸葛亮所料，關羽果然有情緒，聲稱“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拒絕接受前將軍印綬。

最後是使者費詩的說詞，勸服了關羽：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主，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

諸葛亮所擔憂者，並非黃忠不足以做後將軍，定軍山一役力斬夏侯淵，畢竟是大功。關羽之“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亦非認為黃忠沒有資格做後將軍。事實上，數年前，劉備奪取益州之時，黃忠在名位上已與關羽相齊——其時，關羽為蕩寇將軍，黃忠為討虜將軍。關羽彼時無異議，此時聲言“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實與“漢中王大封功臣”與不同於以往的官職爵號任命有直接關係。

在此之前，劉備不過是左將軍，故而關羽諸人的官職爵號也並不顯赫；集團內部官職爵號不規範，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體現諸人在集團內所處的位置。所以關羽並不在意自己與黃忠名位相齊。劉備稱漢中王正式封拜元勳，意味著官職爵號的規範化。關羽希望自己與劉備之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能夠在這次封拜元勳中繼續得到體現，自然是一種人之常情，“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並非認為老兵不足以做後將軍，而是含蓄強調自己不應僅僅只是個“前將軍”。四將軍雖仍以關羽為首，但其餘三人與關羽只有前後之別，而無上下之分，等於變相地降低了關羽的地位。

但是，讓關羽同張、馬、黃三人同列，對劉備而言亦是必須的安排。他之所以急於稱漢中王，正是為了整頓集團內部秩序，建立起一種穩固的君臣關係。不稱王，劉備與集團中人之間的關係，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屬的程度，僚屬需要對寄主承擔的效忠義務，要遠小於臣屬需要對人主承擔的效忠義務，僚屬可以憑自己的喜好自由離開寄主別投他處，但君臣之間卻很難這麼做。稱王則有國，有國則有君，有君則有臣。劉備稱王，正是為了在自己和僚屬之間建立起一種牢固的君臣關係。而要建立這種關係，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關羽的地位。將關羽歸入前後左右將軍之列，而不是破例讓他獨樹一幟，正是這種用心的產物。

對劉備的這番用心，諸葛亮表示了他的擔憂。劉備的迴應是“吾自當解之”，具體辦法是派費詩為使者，前往荊州安撫關羽。

作為劉備的特使，費詩的說詞中，有“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等言辭，顯見劉備借費詩之口，再次向關羽重申了彼此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末了那句“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則多少代表了劉備在重新界定君臣關係這件事情上的堅決立場。

當然，劉備仍然做出了相應的讓步。前後左右四將軍中，黃忠無“假節”之權，張飛、馬超“假節”，獨關羽可以“假節鉞”——斧鉞專屬君王，暫借人臣稱“假節鉞”。“假節鉞”的武將，可代替君主出征，並擁有斬殺節將的權力。無疑，“假節鉞”的崇高地位，部分滿足了關羽區別於張、馬、黃諸人的願望。

獲得“假節鉞”的尊榮後不久，就發生了關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發生的其他事件，也大體有著相似的邏輯。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稱漢中王之事告終，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將鎮守漢川，眾人皆以為人選當是張飛，張飛自己也如此認為。但劉備卻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時為牙門將軍的魏延，造成“一軍皆驚”。從漢中歸來之後，張飛實際上被閒置了起來。顯然，重新界定與張飛之間的君臣關係，是劉備棄張飛選擇魏延的主要原因——與張飛不同，《蜀志》記載，魏延是劉備的“部曲將”。

漢中之戰結束後，宜都太守孟達由秭歸北上進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處於襄陽以西、漢中以東，是漢中與荊州之間聯絡的必經通道，通稱“東三郡”——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跨有荊益”的構想中的“跨”的位置，據田餘慶教授的觀點，其實不是三峽，而是東三郡。奪取東三郡，也就打通了荊州與漢中之間的交通。

孟達攻下房陵後，兵鋒轉向上庸。這時發生了一件怪事：劉備命養子劉封從漢中順沔水而下，統領孟達之軍，剝奪了孟達的部隊指揮權（奪孟達鼓吹）。

《蜀志》中的解釋是“陰恐達難獨任”（害怕孟達會有異心），這無疑是相當牽強的。第一、東三郡的戰略地位很重要，“西達梁、洋，東走襄、鄧，北連宛、鄧之郊，南有巴、峽之蔽”，但自然、社會條件極其惡劣。其地四塞險固，地形複雜，民眾開化程度極低，經濟文化落後，包括孟達在內，不會有任何人會想在這種種鳥不拉屎的地方搞獨立王國。第二、劉備集團當時形勢頗佳，孟達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勢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漢中之戰結束；七月份，關羽破于禁擒龐德。劉封奉命剝奪孟達軍權的時間，亦在此前後。亦是關羽圍困襄樊，向東三郡請求援軍試圖擴大戰果之時。劉封取代孟達後，即拒絕了關羽請求援軍的要求。

劉封的拒絕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劉備的意志，是個值得仔細思量的問題。

關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傳與關羽傳，並無隻字提及是奉了劉備的意志。關羽傳中的說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

先主傳中的敘述是：

“（稱漢中王后）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考慮到關羽當時擁有“假節鉞”的特權，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許可（擁有見機出兵之權），是極有可能的。一者，劉備集團剛剛結束漢中之戰，部隊急需休整，暫時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役，無法在西面開闢第二戰線，以支援荊州方面的攻勢。二者，劉備集團與孫權集團之間，尚未形成穩固的同盟關係，江東對荊州始終虎視耽耽。關羽對此也極為清楚，北伐之時，後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這也導致了前線兵力不足。內外環境如此，很難想象劉備會命令關羽在這樣一種時刻出兵北伐。事實上，始於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戰，原本只是支援漢中之戰的一場牽制戰，初時規模並不大。此役本應隨漢中之戰的結束而休止。戰事後來擴大為北伐，當是超出了劉備集團的既定方針。

換言之，關羽此次北伐，並非劉備集團的既定戰略。以劉封取代孟達（孟出征上庸前為宜都太守，當屬關羽軍團），實暗含對關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圖。

關羽覆亡之後七個月，孟達降魏。投魏之前，孟達向劉備上過一道表章，通稱《孟達辭先主表》，陳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話相當耐人尋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臣每讀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

孟達歷數古往今來忠臣孝子沒有好下場的例子，說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孟達有一段隱晦的表述：

“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給劉備的辭信中，孟達認為自己是個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為在關羽覆敗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於如何個冤屈法，信中所言並不清晰。

諸葛亮大約是清楚孟達之叛的內幕的。多年後，有蜀國降人對孟達言及：你叛降魏國之後，諸葛亮切齒痛恨，欲盡誅你的妻兒子女。孟達的回答是：

“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

意即：諸葛亮清楚當年之事的前後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會那樣幹。

孟達叛逃後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劉封兵敗東三郡，撤回成都後被殺。

但以上論述，並不意味著劉備有“借刀殺人”除掉關羽的意圖。如本文開篇所言，一者，要達成殺關羽的目的，有許多隨機因素是劉備無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獻城投敵、呂蒙偷襲輕取江陵、公安，均非劉備所能預料和掌控。只要這些隨機因素有一件沒有發生，最後的結局就會大不相同。二者，以喪失荊州為代價換取關羽之死，對劉備集團而言並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借刀殺人”之說，不過是典型的陰謀論，本不值得討論。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關羽北征，擊破于禁龐德，迫使曹操有遷都之意，至遭孫權偷襲，後方重鎮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敵土崩瓦解，關羽本人亦被俘，傳首於曹操，前後不過半年而已。此中種種發展，皆非劉備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殺人”不具備可操作性。

其次，荊州對劉備集團的重要性，遠大於所謂“借刀殺人”的收益。曹操北還後。荊州一分為三。曹操據有荊州北部的南陽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餘者歸孫、劉兩家。兩家就分配問題，有過兩次大規模衝突，劉備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駐荊州。建安二十年，雙方達成書面協議，“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該協議對劉備集團而言可謂讓步極大，如《讀史方輿紀要》所言，“（長沙）後漢時亦為荊州大郡，吳蜀分荊州，長沙屬吳，以是蜀之資糧恆虞不給”，關羽控制下的荊州軍團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資糧產地。但荊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戰略優勢，這種優勢，在劉備集團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謂“借刀殺人”是一樁損失與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陰謀論雖然不成立，但劉備進位為漢中王之後，如何處理自己與關羽、張飛之間的關係，倒是頗值一談。

劉、關、張三人關係特殊，《三國志》中是有記載的。

比如，《蜀志》中說劉備早年“於鄉里合徒眾”之時，即有“羽、飛為之禦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關、張二人“稠人廣座，侍立終日”，私下“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與關羽同時代的曹操集團的謀士劉曄，也認為“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罷，皆是一種不同於君臣、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

這種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也體現在劉備集團的發展歷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劉備襲殺徐州刺史車胄後，“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領徐州”，自己則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為避曹操鋒芒，劉備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騎由陸路赴江陵，關羽率水軍順漢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劉備圍成都，馬超來投，劉璋隨後開城出降，益州平定。馬超的到來，似乎讓鎮守荊州的關羽頗為不悅，史書如此記載他的反映：

“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諸葛亮的回信如此寫道：

“孟起（馬超字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關羽）之絕倫逸群也。”

關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黥布、彭越，是劉邦集團中分茅裂土、受封為王的軍事集團頭目，在滅項羽建漢朝的過程中立有大功。諸葛亮在回信中以馬超、張飛比擬黥、彭，強調關羽勝過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關羽與劉備之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其後，劉備據守益州，拜關羽“董督荊州事”，“董督”者，全權管理。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同樣清晰可見。

但這種關係，終究不能長久。隨著劉備日漸走向“君”位，關羽需要逐漸迴歸“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進位漢中王，大封功臣，設前後左右四位名號將軍，並親自擬定人選：前將軍關羽，後將軍黃忠，左將軍張飛，右將軍馬超。方案剛剛擬定，諸葛亮就道出了他對黃忠入選的擔憂：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

劉備回答：“吾自當解之。”

不出諸葛亮所料，關羽果然有情緒，聲稱“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拒絕接受前將軍印綬。

最後是使者費詩的說詞，勸服了關羽：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主，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

諸葛亮所擔憂者，並非黃忠不足以做後將軍，定軍山一役力斬夏侯淵，畢竟是大功。關羽之“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亦非認為黃忠沒有資格做後將軍。事實上，數年前，劉備奪取益州之時，黃忠在名位上已與關羽相齊——其時，關羽為蕩寇將軍，黃忠為討虜將軍。關羽彼時無異議，此時聲言“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實與“漢中王大封功臣”與不同於以往的官職爵號任命有直接關係。

在此之前，劉備不過是左將軍，故而關羽諸人的官職爵號也並不顯赫；集團內部官職爵號不規範，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體現諸人在集團內所處的位置。所以關羽並不在意自己與黃忠名位相齊。劉備稱漢中王正式封拜元勳，意味著官職爵號的規範化。關羽希望自己與劉備之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能夠在這次封拜元勳中繼續得到體現，自然是一種人之常情，“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並非認為老兵不足以做後將軍，而是含蓄強調自己不應僅僅只是個“前將軍”。四將軍雖仍以關羽為首，但其餘三人與關羽只有前後之別，而無上下之分，等於變相地降低了關羽的地位。

但是，讓關羽同張、馬、黃三人同列，對劉備而言亦是必須的安排。他之所以急於稱漢中王，正是為了整頓集團內部秩序，建立起一種穩固的君臣關係。不稱王，劉備與集團中人之間的關係，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屬的程度，僚屬需要對寄主承擔的效忠義務，要遠小於臣屬需要對人主承擔的效忠義務，僚屬可以憑自己的喜好自由離開寄主別投他處，但君臣之間卻很難這麼做。稱王則有國，有國則有君，有君則有臣。劉備稱王，正是為了在自己和僚屬之間建立起一種牢固的君臣關係。而要建立這種關係，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關羽的地位。將關羽歸入前後左右將軍之列，而不是破例讓他獨樹一幟，正是這種用心的產物。

對劉備的這番用心，諸葛亮表示了他的擔憂。劉備的迴應是“吾自當解之”，具體辦法是派費詩為使者，前往荊州安撫關羽。

作為劉備的特使，費詩的說詞中，有“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等言辭，顯見劉備借費詩之口，再次向關羽重申了彼此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末了那句“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則多少代表了劉備在重新界定君臣關係這件事情上的堅決立場。

當然，劉備仍然做出了相應的讓步。前後左右四將軍中，黃忠無“假節”之權，張飛、馬超“假節”，獨關羽可以“假節鉞”——斧鉞專屬君王，暫借人臣稱“假節鉞”。“假節鉞”的武將，可代替君主出征，並擁有斬殺節將的權力。無疑，“假節鉞”的崇高地位，部分滿足了關羽區別於張、馬、黃諸人的願望。

獲得“假節鉞”的尊榮後不久，就發生了關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發生的其他事件，也大體有著相似的邏輯。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稱漢中王之事告終，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將鎮守漢川，眾人皆以為人選當是張飛，張飛自己也如此認為。但劉備卻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時為牙門將軍的魏延，造成“一軍皆驚”。從漢中歸來之後，張飛實際上被閒置了起來。顯然，重新界定與張飛之間的君臣關係，是劉備棄張飛選擇魏延的主要原因——與張飛不同，《蜀志》記載，魏延是劉備的“部曲將”。

漢中之戰結束後，宜都太守孟達由秭歸北上進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處於襄陽以西、漢中以東，是漢中與荊州之間聯絡的必經通道，通稱“東三郡”——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跨有荊益”的構想中的“跨”的位置，據田餘慶教授的觀點，其實不是三峽，而是東三郡。奪取東三郡，也就打通了荊州與漢中之間的交通。

孟達攻下房陵後，兵鋒轉向上庸。這時發生了一件怪事：劉備命養子劉封從漢中順沔水而下，統領孟達之軍，剝奪了孟達的部隊指揮權（奪孟達鼓吹）。

《蜀志》中的解釋是“陰恐達難獨任”（害怕孟達會有異心），這無疑是相當牽強的。第一、東三郡的戰略地位很重要，“西達梁、洋，東走襄、鄧，北連宛、鄧之郊，南有巴、峽之蔽”，但自然、社會條件極其惡劣。其地四塞險固，地形複雜，民眾開化程度極低，經濟文化落後，包括孟達在內，不會有任何人會想在這種種鳥不拉屎的地方搞獨立王國。第二、劉備集團當時形勢頗佳，孟達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勢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漢中之戰結束；七月份，關羽破于禁擒龐德。劉封奉命剝奪孟達軍權的時間，亦在此前後。亦是關羽圍困襄樊，向東三郡請求援軍試圖擴大戰果之時。劉封取代孟達後，即拒絕了關羽請求援軍的要求。

劉封的拒絕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劉備的意志，是個值得仔細思量的問題。

關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傳與關羽傳，並無隻字提及是奉了劉備的意志。關羽傳中的說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

先主傳中的敘述是：

“（稱漢中王后）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考慮到關羽當時擁有“假節鉞”的特權，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許可（擁有見機出兵之權），是極有可能的。一者，劉備集團剛剛結束漢中之戰，部隊急需休整，暫時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役，無法在西面開闢第二戰線，以支援荊州方面的攻勢。二者，劉備集團與孫權集團之間，尚未形成穩固的同盟關係，江東對荊州始終虎視耽耽。關羽對此也極為清楚，北伐之時，後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這也導致了前線兵力不足。內外環境如此，很難想象劉備會命令關羽在這樣一種時刻出兵北伐。事實上，始於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戰，原本只是支援漢中之戰的一場牽制戰，初時規模並不大。此役本應隨漢中之戰的結束而休止。戰事後來擴大為北伐，當是超出了劉備集團的既定方針。

換言之，關羽此次北伐，並非劉備集團的既定戰略。以劉封取代孟達（孟出征上庸前為宜都太守，當屬關羽軍團），實暗含對關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圖。

關羽覆亡之後七個月，孟達降魏。投魏之前，孟達向劉備上過一道表章，通稱《孟達辭先主表》，陳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話相當耐人尋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臣每讀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

孟達歷數古往今來忠臣孝子沒有好下場的例子，說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孟達有一段隱晦的表述：

“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給劉備的辭信中，孟達認為自己是個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為在關羽覆敗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於如何個冤屈法，信中所言並不清晰。

諸葛亮大約是清楚孟達之叛的內幕的。多年後，有蜀國降人對孟達言及：你叛降魏國之後，諸葛亮切齒痛恨，欲盡誅你的妻兒子女。孟達的回答是：

“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

意即：諸葛亮清楚當年之事的前後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會那樣幹。

孟達叛逃後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劉封兵敗東三郡，撤回成都後被殺。

但以上論述，並不意味著劉備有“借刀殺人”除掉關羽的意圖。如本文開篇所言，一者，要達成殺關羽的目的，有許多隨機因素是劉備無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獻城投敵、呂蒙偷襲輕取江陵、公安，均非劉備所能預料和掌控。只要這些隨機因素有一件沒有發生，最後的結局就會大不相同。二者，以喪失荊州為代價換取關羽之死，對劉備集團而言並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借刀殺人”之說，不過是典型的陰謀論，本不值得討論。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關羽北征，擊破于禁龐德，迫使曹操有遷都之意，至遭孫權偷襲，後方重鎮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敵土崩瓦解，關羽本人亦被俘，傳首於曹操，前後不過半年而已。此中種種發展，皆非劉備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殺人”不具備可操作性。

其次，荊州對劉備集團的重要性，遠大於所謂“借刀殺人”的收益。曹操北還後。荊州一分為三。曹操據有荊州北部的南陽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餘者歸孫、劉兩家。兩家就分配問題，有過兩次大規模衝突，劉備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駐荊州。建安二十年，雙方達成書面協議，“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該協議對劉備集團而言可謂讓步極大，如《讀史方輿紀要》所言，“（長沙）後漢時亦為荊州大郡，吳蜀分荊州，長沙屬吳，以是蜀之資糧恆虞不給”，關羽控制下的荊州軍團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資糧產地。但荊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戰略優勢，這種優勢，在劉備集團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謂“借刀殺人”是一樁損失與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陰謀論雖然不成立，但劉備進位為漢中王之後，如何處理自己與關羽、張飛之間的關係，倒是頗值一談。

劉、關、張三人關係特殊，《三國志》中是有記載的。

比如，《蜀志》中說劉備早年“於鄉里合徒眾”之時，即有“羽、飛為之禦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關、張二人“稠人廣座，侍立終日”，私下“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與關羽同時代的曹操集團的謀士劉曄，也認為“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罷，皆是一種不同於君臣、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

這種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也體現在劉備集團的發展歷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劉備襲殺徐州刺史車胄後，“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領徐州”，自己則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為避曹操鋒芒，劉備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騎由陸路赴江陵，關羽率水軍順漢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劉備圍成都，馬超來投，劉璋隨後開城出降，益州平定。馬超的到來，似乎讓鎮守荊州的關羽頗為不悅，史書如此記載他的反映：

“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諸葛亮的回信如此寫道：

“孟起（馬超字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關羽）之絕倫逸群也。”

關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黥布、彭越，是劉邦集團中分茅裂土、受封為王的軍事集團頭目，在滅項羽建漢朝的過程中立有大功。諸葛亮在回信中以馬超、張飛比擬黥、彭，強調關羽勝過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關羽與劉備之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其後，劉備據守益州，拜關羽“董督荊州事”，“董督”者，全權管理。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同樣清晰可見。

但這種關係，終究不能長久。隨著劉備日漸走向“君”位，關羽需要逐漸迴歸“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進位漢中王，大封功臣，設前後左右四位名號將軍，並親自擬定人選：前將軍關羽，後將軍黃忠，左將軍張飛，右將軍馬超。方案剛剛擬定，諸葛亮就道出了他對黃忠入選的擔憂：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

劉備回答：“吾自當解之。”

不出諸葛亮所料，關羽果然有情緒，聲稱“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拒絕接受前將軍印綬。

最後是使者費詩的說詞，勸服了關羽：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主，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

諸葛亮所擔憂者，並非黃忠不足以做後將軍，定軍山一役力斬夏侯淵，畢竟是大功。關羽之“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亦非認為黃忠沒有資格做後將軍。事實上，數年前，劉備奪取益州之時，黃忠在名位上已與關羽相齊——其時，關羽為蕩寇將軍，黃忠為討虜將軍。關羽彼時無異議，此時聲言“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實與“漢中王大封功臣”與不同於以往的官職爵號任命有直接關係。

在此之前，劉備不過是左將軍，故而關羽諸人的官職爵號也並不顯赫；集團內部官職爵號不規範，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體現諸人在集團內所處的位置。所以關羽並不在意自己與黃忠名位相齊。劉備稱漢中王正式封拜元勳，意味著官職爵號的規範化。關羽希望自己與劉備之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能夠在這次封拜元勳中繼續得到體現，自然是一種人之常情，“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並非認為老兵不足以做後將軍，而是含蓄強調自己不應僅僅只是個“前將軍”。四將軍雖仍以關羽為首，但其餘三人與關羽只有前後之別，而無上下之分，等於變相地降低了關羽的地位。

但是，讓關羽同張、馬、黃三人同列，對劉備而言亦是必須的安排。他之所以急於稱漢中王，正是為了整頓集團內部秩序，建立起一種穩固的君臣關係。不稱王，劉備與集團中人之間的關係，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屬的程度，僚屬需要對寄主承擔的效忠義務，要遠小於臣屬需要對人主承擔的效忠義務，僚屬可以憑自己的喜好自由離開寄主別投他處，但君臣之間卻很難這麼做。稱王則有國，有國則有君，有君則有臣。劉備稱王，正是為了在自己和僚屬之間建立起一種牢固的君臣關係。而要建立這種關係，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關羽的地位。將關羽歸入前後左右將軍之列，而不是破例讓他獨樹一幟，正是這種用心的產物。

對劉備的這番用心，諸葛亮表示了他的擔憂。劉備的迴應是“吾自當解之”，具體辦法是派費詩為使者，前往荊州安撫關羽。

作為劉備的特使，費詩的說詞中，有“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等言辭，顯見劉備借費詩之口，再次向關羽重申了彼此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末了那句“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則多少代表了劉備在重新界定君臣關係這件事情上的堅決立場。

當然，劉備仍然做出了相應的讓步。前後左右四將軍中，黃忠無“假節”之權，張飛、馬超“假節”，獨關羽可以“假節鉞”——斧鉞專屬君王，暫借人臣稱“假節鉞”。“假節鉞”的武將，可代替君主出征，並擁有斬殺節將的權力。無疑，“假節鉞”的崇高地位，部分滿足了關羽區別於張、馬、黃諸人的願望。

獲得“假節鉞”的尊榮後不久，就發生了關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發生的其他事件，也大體有著相似的邏輯。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稱漢中王之事告終，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將鎮守漢川，眾人皆以為人選當是張飛，張飛自己也如此認為。但劉備卻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時為牙門將軍的魏延，造成“一軍皆驚”。從漢中歸來之後，張飛實際上被閒置了起來。顯然，重新界定與張飛之間的君臣關係，是劉備棄張飛選擇魏延的主要原因——與張飛不同，《蜀志》記載，魏延是劉備的“部曲將”。

漢中之戰結束後，宜都太守孟達由秭歸北上進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處於襄陽以西、漢中以東，是漢中與荊州之間聯絡的必經通道，通稱“東三郡”——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跨有荊益”的構想中的“跨”的位置，據田餘慶教授的觀點，其實不是三峽，而是東三郡。奪取東三郡，也就打通了荊州與漢中之間的交通。

孟達攻下房陵後，兵鋒轉向上庸。這時發生了一件怪事：劉備命養子劉封從漢中順沔水而下，統領孟達之軍，剝奪了孟達的部隊指揮權（奪孟達鼓吹）。

《蜀志》中的解釋是“陰恐達難獨任”（害怕孟達會有異心），這無疑是相當牽強的。第一、東三郡的戰略地位很重要，“西達梁、洋，東走襄、鄧，北連宛、鄧之郊，南有巴、峽之蔽”，但自然、社會條件極其惡劣。其地四塞險固，地形複雜，民眾開化程度極低，經濟文化落後，包括孟達在內，不會有任何人會想在這種種鳥不拉屎的地方搞獨立王國。第二、劉備集團當時形勢頗佳，孟達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勢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漢中之戰結束；七月份，關羽破于禁擒龐德。劉封奉命剝奪孟達軍權的時間，亦在此前後。亦是關羽圍困襄樊，向東三郡請求援軍試圖擴大戰果之時。劉封取代孟達後，即拒絕了關羽請求援軍的要求。

劉封的拒絕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劉備的意志，是個值得仔細思量的問題。

關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傳與關羽傳，並無隻字提及是奉了劉備的意志。關羽傳中的說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

先主傳中的敘述是：

“（稱漢中王后）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考慮到關羽當時擁有“假節鉞”的特權，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許可（擁有見機出兵之權），是極有可能的。一者，劉備集團剛剛結束漢中之戰，部隊急需休整，暫時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役，無法在西面開闢第二戰線，以支援荊州方面的攻勢。二者，劉備集團與孫權集團之間，尚未形成穩固的同盟關係，江東對荊州始終虎視耽耽。關羽對此也極為清楚，北伐之時，後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這也導致了前線兵力不足。內外環境如此，很難想象劉備會命令關羽在這樣一種時刻出兵北伐。事實上，始於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戰，原本只是支援漢中之戰的一場牽制戰，初時規模並不大。此役本應隨漢中之戰的結束而休止。戰事後來擴大為北伐，當是超出了劉備集團的既定方針。

換言之，關羽此次北伐，並非劉備集團的既定戰略。以劉封取代孟達（孟出征上庸前為宜都太守，當屬關羽軍團），實暗含對關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圖。

關羽覆亡之後七個月，孟達降魏。投魏之前，孟達向劉備上過一道表章，通稱《孟達辭先主表》，陳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話相當耐人尋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臣每讀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

孟達歷數古往今來忠臣孝子沒有好下場的例子，說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孟達有一段隱晦的表述：

“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給劉備的辭信中，孟達認為自己是個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為在關羽覆敗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於如何個冤屈法，信中所言並不清晰。

諸葛亮大約是清楚孟達之叛的內幕的。多年後，有蜀國降人對孟達言及：你叛降魏國之後，諸葛亮切齒痛恨，欲盡誅你的妻兒子女。孟達的回答是：

“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

意即：諸葛亮清楚當年之事的前後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會那樣幹。

孟達叛逃後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劉封兵敗東三郡，撤回成都後被殺。

但以上論述，並不意味著劉備有“借刀殺人”除掉關羽的意圖。如本文開篇所言，一者，要達成殺關羽的目的，有許多隨機因素是劉備無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獻城投敵、呂蒙偷襲輕取江陵、公安，均非劉備所能預料和掌控。只要這些隨機因素有一件沒有發生，最後的結局就會大不相同。二者，以喪失荊州為代價換取關羽之死，對劉備集團而言並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借刀殺人”之說，不過是典型的陰謀論，本不值得討論。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關羽北征，擊破于禁龐德，迫使曹操有遷都之意，至遭孫權偷襲，後方重鎮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敵土崩瓦解，關羽本人亦被俘，傳首於曹操，前後不過半年而已。此中種種發展，皆非劉備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殺人”不具備可操作性。

其次，荊州對劉備集團的重要性，遠大於所謂“借刀殺人”的收益。曹操北還後。荊州一分為三。曹操據有荊州北部的南陽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餘者歸孫、劉兩家。兩家就分配問題，有過兩次大規模衝突，劉備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駐荊州。建安二十年，雙方達成書面協議，“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該協議對劉備集團而言可謂讓步極大，如《讀史方輿紀要》所言，“（長沙）後漢時亦為荊州大郡，吳蜀分荊州，長沙屬吳，以是蜀之資糧恆虞不給”，關羽控制下的荊州軍團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資糧產地。但荊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戰略優勢，這種優勢，在劉備集團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謂“借刀殺人”是一樁損失與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陰謀論雖然不成立，但劉備進位為漢中王之後，如何處理自己與關羽、張飛之間的關係，倒是頗值一談。

劉、關、張三人關係特殊，《三國志》中是有記載的。

比如，《蜀志》中說劉備早年“於鄉里合徒眾”之時，即有“羽、飛為之禦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關、張二人“稠人廣座，侍立終日”，私下“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與關羽同時代的曹操集團的謀士劉曄，也認為“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罷，皆是一種不同於君臣、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

這種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也體現在劉備集團的發展歷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劉備襲殺徐州刺史車胄後，“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領徐州”，自己則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為避曹操鋒芒，劉備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騎由陸路赴江陵，關羽率水軍順漢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劉備圍成都，馬超來投，劉璋隨後開城出降，益州平定。馬超的到來，似乎讓鎮守荊州的關羽頗為不悅，史書如此記載他的反映：

“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諸葛亮的回信如此寫道：

“孟起（馬超字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關羽）之絕倫逸群也。”

關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黥布、彭越，是劉邦集團中分茅裂土、受封為王的軍事集團頭目，在滅項羽建漢朝的過程中立有大功。諸葛亮在回信中以馬超、張飛比擬黥、彭，強調關羽勝過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關羽與劉備之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其後，劉備據守益州，拜關羽“董督荊州事”，“董督”者，全權管理。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係，同樣清晰可見。

但這種關係，終究不能長久。隨著劉備日漸走向“君”位，關羽需要逐漸迴歸“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進位漢中王，大封功臣，設前後左右四位名號將軍，並親自擬定人選：前將軍關羽，後將軍黃忠，左將軍張飛，右將軍馬超。方案剛剛擬定，諸葛亮就道出了他對黃忠入選的擔憂：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

劉備回答：“吾自當解之。”

不出諸葛亮所料，關羽果然有情緒，聲稱“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拒絕接受前將軍印綬。

最後是使者費詩的說詞，勸服了關羽：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主，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

諸葛亮所擔憂者，並非黃忠不足以做後將軍，定軍山一役力斬夏侯淵，畢竟是大功。關羽之“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亦非認為黃忠沒有資格做後將軍。事實上，數年前，劉備奪取益州之時，黃忠在名位上已與關羽相齊——其時，關羽為蕩寇將軍，黃忠為討虜將軍。關羽彼時無異議，此時聲言“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實與“漢中王大封功臣”與不同於以往的官職爵號任命有直接關係。

在此之前，劉備不過是左將軍，故而關羽諸人的官職爵號也並不顯赫；集團內部官職爵號不規範，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體現諸人在集團內所處的位置。所以關羽並不在意自己與黃忠名位相齊。劉備稱漢中王正式封拜元勳，意味著官職爵號的規範化。關羽希望自己與劉備之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能夠在這次封拜元勳中繼續得到體現，自然是一種人之常情，“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並非認為老兵不足以做後將軍，而是含蓄強調自己不應僅僅只是個“前將軍”。四將軍雖仍以關羽為首，但其餘三人與關羽只有前後之別，而無上下之分，等於變相地降低了關羽的地位。

但是，讓關羽同張、馬、黃三人同列，對劉備而言亦是必須的安排。他之所以急於稱漢中王，正是為了整頓集團內部秩序，建立起一種穩固的君臣關係。不稱王，劉備與集團中人之間的關係，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屬的程度，僚屬需要對寄主承擔的效忠義務，要遠小於臣屬需要對人主承擔的效忠義務，僚屬可以憑自己的喜好自由離開寄主別投他處，但君臣之間卻很難這麼做。稱王則有國，有國則有君，有君則有臣。劉備稱王，正是為了在自己和僚屬之間建立起一種牢固的君臣關係。而要建立這種關係，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關羽的地位。將關羽歸入前後左右將軍之列，而不是破例讓他獨樹一幟，正是這種用心的產物。

對劉備的這番用心，諸葛亮表示了他的擔憂。劉備的迴應是“吾自當解之”，具體辦法是派費詩為使者，前往荊州安撫關羽。

作為劉備的特使，費詩的說詞中，有“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等言辭，顯見劉備借費詩之口，再次向關羽重申了彼此間有別於君臣的特殊親密關係。末了那句“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則多少代表了劉備在重新界定君臣關係這件事情上的堅決立場。

當然，劉備仍然做出了相應的讓步。前後左右四將軍中，黃忠無“假節”之權，張飛、馬超“假節”，獨關羽可以“假節鉞”——斧鉞專屬君王，暫借人臣稱“假節鉞”。“假節鉞”的武將，可代替君主出征，並擁有斬殺節將的權力。無疑，“假節鉞”的崇高地位，部分滿足了關羽區別於張、馬、黃諸人的願望。

獲得“假節鉞”的尊榮後不久，就發生了關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發生的其他事件，也大體有著相似的邏輯。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稱漢中王之事告終，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將鎮守漢川，眾人皆以為人選當是張飛，張飛自己也如此認為。但劉備卻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時為牙門將軍的魏延，造成“一軍皆驚”。從漢中歸來之後，張飛實際上被閒置了起來。顯然，重新界定與張飛之間的君臣關係，是劉備棄張飛選擇魏延的主要原因——與張飛不同，《蜀志》記載，魏延是劉備的“部曲將”。

漢中之戰結束後，宜都太守孟達由秭歸北上進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處於襄陽以西、漢中以東，是漢中與荊州之間聯絡的必經通道，通稱“東三郡”——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跨有荊益”的構想中的“跨”的位置，據田餘慶教授的觀點，其實不是三峽，而是東三郡。奪取東三郡，也就打通了荊州與漢中之間的交通。

孟達攻下房陵後，兵鋒轉向上庸。這時發生了一件怪事：劉備命養子劉封從漢中順沔水而下，統領孟達之軍，剝奪了孟達的部隊指揮權（奪孟達鼓吹）。

《蜀志》中的解釋是“陰恐達難獨任”（害怕孟達會有異心），這無疑是相當牽強的。第一、東三郡的戰略地位很重要，“西達梁、洋，東走襄、鄧，北連宛、鄧之郊，南有巴、峽之蔽”，但自然、社會條件極其惡劣。其地四塞險固，地形複雜，民眾開化程度極低，經濟文化落後，包括孟達在內，不會有任何人會想在這種種鳥不拉屎的地方搞獨立王國。第二、劉備集團當時形勢頗佳，孟達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勢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漢中之戰結束；七月份，關羽破于禁擒龐德。劉封奉命剝奪孟達軍權的時間，亦在此前後。亦是關羽圍困襄樊，向東三郡請求援軍試圖擴大戰果之時。劉封取代孟達後，即拒絕了關羽請求援軍的要求。

劉封的拒絕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劉備的意志，是個值得仔細思量的問題。

關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傳與關羽傳，並無隻字提及是奉了劉備的意志。關羽傳中的說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

先主傳中的敘述是：

“（稱漢中王后）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考慮到關羽當時擁有“假節鉞”的特權，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許可（擁有見機出兵之權），是極有可能的。一者，劉備集團剛剛結束漢中之戰，部隊急需休整，暫時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役，無法在西面開闢第二戰線，以支援荊州方面的攻勢。二者，劉備集團與孫權集團之間，尚未形成穩固的同盟關係，江東對荊州始終虎視耽耽。關羽對此也極為清楚，北伐之時，後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這也導致了前線兵力不足。內外環境如此，很難想象劉備會命令關羽在這樣一種時刻出兵北伐。事實上，始於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戰，原本只是支援漢中之戰的一場牽制戰，初時規模並不大。此役本應隨漢中之戰的結束而休止。戰事後來擴大為北伐，當是超出了劉備集團的既定方針。

換言之，關羽此次北伐，並非劉備集團的既定戰略。以劉封取代孟達（孟出征上庸前為宜都太守，當屬關羽軍團），實暗含對關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圖。

關羽覆亡之後七個月，孟達降魏。投魏之前，孟達向劉備上過一道表章，通稱《孟達辭先主表》，陳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話相當耐人尋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臣每讀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

孟達歷數古往今來忠臣孝子沒有好下場的例子，說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孟達有一段隱晦的表述：

“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給劉備的辭信中，孟達認為自己是個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為在關羽覆敗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於如何個冤屈法，信中所言並不清晰。

諸葛亮大約是清楚孟達之叛的內幕的。多年後，有蜀國降人對孟達言及：你叛降魏國之後，諸葛亮切齒痛恨，欲盡誅你的妻兒子女。孟達的回答是：

“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

意即：諸葛亮清楚當年之事的前後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會那樣幹。

孟達叛逃後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劉封兵敗東三郡，撤回成都後被殺。

但以上論述，並不意味著劉備有“借刀殺人”除掉關羽的意圖。如本文開篇所言，一者，要達成殺關羽的目的，有許多隨機因素是劉備無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獻城投敵、呂蒙偷襲輕取江陵、公安，均非劉備所能預料和掌控。只要這些隨機因素有一件沒有發生，最後的結局就會大不相同。二者，以喪失荊州為代價換取關羽之死，對劉備集團而言並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