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

內藤湖南何以提出唐宋變革論

一、何謂“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

指上世紀初以來由日本京都學派提出的一種解釋中國古代歷史的特定史觀。眾所周知，“唐宋變革論”與內藤湖南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實際上，內藤只是提出宋代是中國近世開端的假說，並沒有將其發展成為一種史觀，學界更多的時候稱內藤的觀點為“宋元近世說”。近代以來，受到歐美近代史學分期的影響，日本學界堅持歷史分期“三分法”，即古代、中世和近世（或稱作上古、中古和近代）。宋代近世說是內藤的一種歷史分期方式，後來以“唐宋變革”稱之，其實就是“從中古變為近世”這個史觀的代名詞。該理論背後包含著一個歷史目的論，即認為歷史的終點就是現代性的實現，這種現代性以地中海文明為代表。

內藤和他的弟子認為引發唐宋變革的，是一些政治、社會、學術思想和經濟上的巨大轉變，它們發生以後，經歷若干時間的發展，最後固定下來，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從開始發生變動到固定的中間期，就是中國歷史從中古轉變為近世的過渡期，發生在中唐到宋初之間，故而以“唐宋變革”稱之。由此可見，當唐宋變革的時代觀由內藤和宮崎提出時，它有著特定的含義。在經過了日本學界幾代人的建構，唐宋變革論有著較為嚴格的分期標準、變革範圍和時期，變革走向和影響，從而形成了對唐宋以後的中國歷史發展脈絡基本估價的理論體系。

二、“唐宋變革論”概念的衍生和泛化

兩宋之際變革說（唯宋主義者、明清主義者）：美國學術界起初也曾受到“唐宋變革論”的影響，但1970年代以後美國宋史界受到社會學中精英和社會分層理論的影響，開始將研究重點轉向士大夫和學術文化思想，在此基礎之上重新思考唐宋變革，進而否定了日本學者的“唐宋變革論”。以劉子健、郝若貝、包弼德、魏希德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出於對士大夫的關注，從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界定和逐步變成社會精英的角度指出時代大變革發生在兩宋之交，從而取代了京都學派提出的唐宋之間門閥的終結和平民的崛起這一看法。故而稱之為“唯宋主義者”或“兩宋之際變革說”。又因為上述美國學者在著作中都談到了宋代如何與中國歷史的其他時期相聯絡，故又稱之為“明清主義者”。

宋元明過渡論：由美國學者史樂民、萬志英在主編的論文集《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過渡期》中提出，他們認為南宋的建立就是宋、元、明過渡的開端。理由是宋室南遷不僅是領土的變化，它還標誌著中國政權結構和精英型別、傾向、政治遠見的重大改變。儘管大多數史學家都把它看作唐、宋轉型的最後一幕，但有一些學者已試著把南宋認定為歷史發展新階段的開始，其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線索貫穿元朝，甚至延伸到了明清。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宋元明過渡論並不能支援宋代近世說的延伸，因為歐美學界對“斷言在西方影響中國之前，中國就按照與西方相同的演進階段在發展，而且這些演進階段是普遍的”觀點普遍持質疑和否定態度；另一方面，宋元明過渡論將研究視角轉向宋以後形成的地域特徵，即以江南為代表的地域基層社會，這種研究把中國多元的歷史發展局限到狹小的江南一隅之地，這屬於典型的削足適履式的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在豐富多彩的中國歷史之上的做法。

宋元變革論：由旅日學者王瑞來在《近世中國：從唐宋變革到宋元變革》一書中明確指出，王先生立足於政治史，把目光投向社會，以世人命運為切入點，觀察基層士人的流向，考察了知識精英參與地域社會的活動，其觀點既是對日本學界中國轉向近世的相應，也是對美國學者提出的精英階層參與基層社會建設的修正。

富農社會說：該說法是雲南大學林文勳教授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其認為唐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這一變化主要表現為“富民”作為一個重要的財富力量成長起來，成為社會的中間層、穩定層、動力層，這一社會中堅力量推動著社會發生重大變化，使唐宋及以後中國傳統社會具有與以前的漢唐社會不同的歷史特徵，因此稱之為“富民社會”。“富民社會”是中國傳統社會極為重要的承上啟下的歷史階段。“富民社會”不僅奠定了唐宋乃至元、明、清幾代中國的社會結構，而且也直接影響到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與變化。

農商社會說：是宋代經濟史專家葛金芳在重新概括中國傳統社會特質及演進軌跡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種理論假說，它異於古代“農業社會”和近代“工商社會”。該假說認為，從產業變遷角度看，兩宋時期經濟結構已經發生部分質變——即漢唐時期的單一農業為主此時轉變為農商並重，中國傳統社會由此進入“農商社會”。“農商社會”以兩宋為歷史起點，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並於20世紀後期逐步進入現代工商社會。“農商社會”理論的提出主要依賴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史實基礎，也得益於一些理論資源的啟發，如區域經濟史理論、“唐宋變革期”理論、超長期增長理論和新制度經濟理論等。同時宋代政要和學者對其自身所處社會農商並重經濟結構之觀察也給“農商社會”說以有力佐證。

三、我看“唐宋變革論”

筆者同意李華瑞等先生“唐宋史研究應該翻過唐宋變革這一頁”的主張。具體可參見李華瑞《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一文的第五節《揚棄與繼承》，以及柳立言先生的部分意見，下文對其觀點稍有引用，重點是說一下本人的一些想法。

從學理上講，該觀點的提出在20世紀初，其中有著諸多不合理的成分，如對貴族政治的表述等，雖有宮崎等人在戰後的補充和完善，但終究解釋力有限。同時，歷史分期論在今天已經不是學術熱點了，如柳立言所說日本學者的討論有著特定的含義，我們沒有必要去找無關輕重的轉變來印證變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轉變的東西來反駁唐宋變革，問題的根本在於如何定義變化和變革。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對歷史變化有著不同的理解，目前不論是歐美學者的出於對士大夫的關注而提出的兩宋之際的變革，還是王瑞來先生提出的“宋元變革論”，都只考慮了內部的縱向變遷，而沒有考慮同時期橫向的地理空間上的影響，這正是唐宋變革論被泛化討論的表現。正如吳錚強所說：“要去改變社會進化論的視角，不然還會有各種各樣的變革提出，但根本都是繼承鄭樵、陳邦瞻的觀察。”

筆者以為就同時期橫向地理空間上的影響的考察，最好的迴應就是鄧廣銘先生早在1982年提出的“大宋史”觀點，即鄧先生所主張的致力於10至13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應該視遼、宋、西夏、金各王朝史為一個整體展開研究。包偉民先生也指出：“所謂視遼宋西夏金各王朝史為一個整體，不是讓每一個研究者必須同時兼習遼、宋、西夏和金史，更主要的是指一種觀察問題的視野與高度”，這方面筆者推薦閱讀劉浦江先生的《文化的邊界：兩宋與遼金之間的書禁及書籍流通》一文。以上主要是針對中、日學者在同一個學術概念（指唐宋變革論）之下產生理解偏差時，如何尋找一個新的大議題和研究路徑，筆者認為“大宋史”會成為一種可能。

事實上，對於歷史的觀察，有些人關注它的不變，於是產生了諸如金觀濤提出的“超穩定結構”和黃仁宇提出的“大歷史”的觀點；相反，有的人關注它的變化，因此從唐宋變革論出發，產生了諸多不同變革論。但是，不論從哪一個角度出發，歷史的實質是複雜多樣的，與其糾結於宋代是不是近世的開始，或是不是中國特色的近世，不如去考察曾經的那些變化是如何對後來的中國歷史產生影響，進而加深我們對歷史的理解。近代嚴復給弟子熊純如的一封信中說到：“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者，十之八九可斷言也。”雖然宋史研究者經常引用這句話來說明宋朝的歷史重要性，但少有人真的去從細節上證實嚴氏的說法。者以為往後的研究在嚴氏的啟發之下，應該更多的留心宋朝特別是南宋的歷史是如何塑造和影響了後來元明清的歷史走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