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這些作品能在正體展中獲獎？6位專家為您解讀！

憑什麼這些作品能在正體展中獲獎？6位專家為您解讀！

邵佩英：正體書法的外延不可被無限擴大

（中國書協篆書委員會委員、天津市書協副主席）

本次正體書法作品展之所以稱為“正體書法”，我想應該是為了避免引起誤解的緣故吧。畢竟正書通常是指楷書，而展覽展出的則是楷書、隸書和篆書。這樣從表述上更為精準，因為“正體”與草體相對應，名正言順地指向楷書、隸書、篆書。各類詞典對“正體”的描述大體一致。主要指“筆畫端正，結構清晰，易於辨識，書寫緩慢，字字獨立”。顯然，行書、草書不具備這樣的特徵。

從文字形態上看，劉熙載《藝概·書概》雲：“書凡兩種：篆、分、正為一種，皆詳而靜者也；行、草為一種，皆簡而動者也。”可見，“篆、分（隸）、正（楷）”三種屬於一類，都是筆畫詳實，姿態靜止的字型。當然，說是“詳而靜”也是相對的。因為判斷“靜”與“躁”或“動”，都是我們的審美感知。每位書寫者對“正體”的“正”也有著千差萬別的認識。甲認為一筆一畫都要寫到位，一絲不苟，絲毫不差；乙則認為甲寫的狀如運算元，毫無生氣。丙評價甲的字端莊嚴謹，丁評價甲的字可能是筆畫僵硬。如何達成共識，讓大家對“正體”一說有個清晰的認識呢？

吳雯婷（上海） 謝惠連《雪賦》 縱172釐米 橫75釐米

我認為，首先要明確“正體”就是所謂的官方用字。比如，籀文就是戰國時期秦國的官方文字，楚系文字就是楚地以及周邊小國的官方文字，小篆就是秦朝的官方文字，隸書就是漢代的官方文字，楷書就是隋唐官方文字，再後來就變成印刷體美術字了。從文字學角度看，“正體”就有一定的侷限性，我們的正體書法展就要劃定一個範圍。我這樣說可能會有人反對，認為我們是書法展，不是漢文字“正體”模仿展。那麼，我們舉辦正體書法作品展，就是為了讓篆書、隸書、楷書都曾經舉辦過的單項展之外，再增加一個單項展覽嗎？

廖建軍（重慶） 節錄司馬遷《報任安書》 縱180釐米 橫96釐米

我所擔心的是展覽展出的正體書法的外延會被無限擴大，最終入展作品除了草書什麼都有。比如，帶有草書味道的楚簡算不算正體書法作品？有點行書味道的楷書作品還算不算正體書法作品？草篆算不算篆書？等等問題都值得審視。

吳川淮：唐楷的精神與我們的期翼

（陝西省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唐楷是什麼樣子？是我們看到的印刷出來的碑帖，還是尋常九宮格中的規整書寫？

唐楷是書法發展的一種必然，其所體現的正大氣象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精神。一千多年來，很多人寫唐楷往往容易偏離其法度與精神。唐楷整體面貌是規整的，很多書家繼承了這一特點，但並沒有看到唐楷的精神和骨力，更沒有察覺到唐楷的自由、超拔與宏闊。因此，一千年來書法是進步與退步，令人一言難盡，也感慨萬千……近百年來，很多人孜孜於唐楷森嚴的技法，但走出唐楷的藩籬而形成自己面貌的書家寥若星辰。

張建斌（河南） 朱熹《詩集傳序》 縱175釐米 橫85釐米

如何認識唐楷？先是還原，就是在書法的原拓與碑刻間尋找。筆者曾寫了多年的唐楷，始終覺得不滿意。一次讀柳公權的《玄秘塔碑》，才偶然間突然感受了唐楷的意境，那種莊嚴、力度、自然、蘊藉。唐楷是由魏碑發展而來，魏碑的自由、鬆散、爛漫、稚拙，被唐人轉化為規範、準確、博大、森嚴。但唐楷多少還保留著魏碑的影子，後人有很多不去臨寫魏碑而直接學唐楷，寫得趣味全無。因此溯其源才能見其真。沃興華在研究顏真卿書法時就發現顏氏書法中有大量的民間書法因素甚至有篆籀的影子。顯然，研習唐楷我們應該從它多元背景中挖掘其精神。

唐楷在之後一千多年中延續其整體的書寫狀態，雖沒有非常典型的書家，但在整體上還保持了唐楷書寫的形態和精神。但在現當代，很多書家把規整而變化無窮的唐楷寫成了美術字，把唐楷中蓬勃的生命力寫得只剩下冷冰冰的架子。仔細觀察唐楷的整體，森嚴的法度是它的外相，而內在的自由與大度才是它的本色。人們往往容易忽視唐楷的本源，僅是從唐楷到唐楷，把一個個活潑通透的唐楷分解出了無數的技法，結果寫出的都是一個路子。而真正意義上的唐楷，是讓人一見就肅穆而觀，浩然渾穆之氣撲面而來。

陳柏卉（黑龍江） 王國維《人間詞話》數則 縱179釐米 橫75釐米

阿蘭·德波頓在《藝術的慰籍》一文中對藝術的期盼是這樣的：“有些經典藝術作品具有一項引人注意的特色，能夠讓我們對自己感到厭膩的事物重獲熱情；這些作品能夠喚醒我們因為習以為常而忽略的經驗當中所潛藏的魅力……如何將我們的注意力導引向世界上最溫柔、最啟發人心也最神秘的方面。”唐楷同樣也能帶給我們這樣的慰藉，我們除了深入筆墨的實踐，更需要用心靈去體驗。

值得欣慰的是，當代書家有著多元寬闊的審美理念與審美心態，扭轉了多年書寫唐楷的萎靡之風，他們或從北魏進入唐楷，或從篆籀進入唐楷，以自己的精神氣象去疊映唐人的氣象精神，寫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唐楷。所以，我們對於今後的楷書創作態勢，充滿了自信與期盼。當然，創作一種新狀態、新面目的楷書是相當難的，保持豐富的個性和原初狀態，是當下創作者走出的第一步。

逄春偉：正體書法的概念與內涵

（山東省書協理事、楷書委員會副主任）

書法與漢字密切相關。從三代以迄漢末，文字在頻繁的交流使用中，逐漸形成了人們常說的五種字型——篆、隸、楷、行、草。而書體也由字型賴以構成空間的幾種規定，形成了五體的格局。那麼正體書法又與五體有何關係？唐蘭說：“古只有楷書，並沒有‘正書’的名稱，王僧虔自誇‘正書’第一，才有‘正書’的名稱。”“正書”一詞也出現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間官方主持編撰的《宣和書譜》中：“字法之變，至隸極矣……有王次仲者，始以隸書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日之‘正書’也……降及三國鍾繇者，乃有《賀捷表》，備盡法度，為‘正書’之祖。”《宣和書譜》按帝王和書體分卷，其中“正書”四卷。鍾繇、王僧虔、褚遂良、顏真卿等均被列入該卷，篆書和隸書單獨成卷，沒有列入“正書”部分。可見，北宋時“正書”是指鍾繇確定而來的書體，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楷書。

王麗新（福建） 《大唐西域記之序》 縱178釐米 橫77釐米

但“正書”還有另一層更寬泛的涵義。中國書法起源於“正書”，它是各種書體發展的起點。歐陽中石認為，行書和草書都是甲、金、篆的便寫，是附屬品；文字發展綿延下來的契機，是同實用相結合的。據此說，按照語言文字交際性質要求，字型勢必要經歷從規整化向草率化的形態變化。在字型演變的早期階段，字形要具有表意準確豐富的特點，所以字形書寫繁化、清晰化，也就自然帶來“正書”諸體“詳而靜”的特色，即字形、筆畫繁複，交待得細緻清楚，結構平正工穩，字型演變走向規整化；但為了追求文字書寫的便利，簡省漢字字形的筆畫，加快書寫的速度導致字型形態的簡化，書寫的草率化，“簡而動”的行、草新字型產生了。所以，就文字的性質和應用而言是可以只分正、草二體的。這個“正書”即包括了篆、隸、楷三體，它是行、草書發展的起點與基石，又與之矛盾對立、相生相剋。

李超然（北京）杜甫詩一首 縱173釐米 橫96釐米

劉東芹：行、草書應以正體書法為基礎

（杭州師範大學副教授）

雖然近幾年一直從事草法的研究和教學，但正體書法我也一直關注。作為一個大的概念，尤其正體書法中的篆書字法，包括小篆字法以及甲骨、金文字法，我也在近期教學中不斷嘗試。

之所以把篆、隸、楷三種書體放置於正體書法這個概念下，我想這是從書寫的狀態來歸納的。按流行的說法，正體書法大致為靜態的書寫，而行、草書則有動態的意味。從“行、草書創作是否要以正體書法為基礎”這個問題出發，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二者的關係又是辯證的。如正體書法創作中，初學者以平正規矩為上，而飽學者則以蕭散飛動為高。如孫伯翔的魏碑創作正是此種寫照。在行、草書創作中，我們以草書為例，初學者但學使轉騰挪，左突右奔，以疾走牽掣為能事。而飽學者則下筆肯定，欲連還斷，作草如作真，典型者如章草也。

陳靜秋（廣東） 李白《金陵望漢江》 縱185釐米 橫96釐米

我們今日耳熟能詳的篆、隸、楷、行、草之界定，亦或“正書”“行、草書”“榜書”之歸類，其實都是後人歸納或統一的名稱而已。漢字演變發展的歷程中，五種書體是既有傳承又有互動式發展。以皇象本《急就章》為例，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草書寫法幾乎和後世的楷書無異。我認為，章草則又如草書中的“正書”。尤其對行、草書家來說，要認真對待正體書法的創作。但長期以來，傳統方法中比較強調楷書對行草書的滋養，尤其是從“唐楷四家”入手，進而經《蘭亭序》《聖教序》再進入草書學習的訓練方法似乎已成定律。我個人的體會，這種模式固然可行，但仍有改進的空間。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可以說明問題，漢代的張芝為書史上第一位“草聖”，在他的草書學習生涯中，不可能接觸過我們今日耳熟能詳的唐楷、魏碑和晉代楷書，因為生活在東漢的他，對王羲之這個名字都是陌生的。他之所以成為“草聖”，最重要的基礎應該是他對篆書和隸書的理解，首先是文字學層面的，我認為應屬於字法系統。而筆法，無疑也是來自於篆、隸亦或當時的漢簡。後世楷書的筆法，毫無疑問對張芝是沒有起到作用的。

邵汝璽（河北） 韓愈《進學解》 縱178釐米 橫96釐米

我認為，在行、草書創作中提倡“正書”學習，尤其是篆書、隸書的學習特別重要。我們知道，行、草書的重頭戲在草書，而草書的源頭，不在楷書，而在篆、隸。對篆書的學習，包括甲骨文、金文以及小篆的學習，能梳理出文字的演進脈絡，瞭解漢字的演變規律。不管是楷書的創作，還是草書的學習，都需要對篆書、隸書有系統的瞭解。長遠來看，將任何一種書體孤立來學習其實並不科學，不利於書家對整個文字系統的理解，更無益於書家的長遠發展。

馬小杰：“正書”與正氣有關聯嗎？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

當代書家，如何充分理解“正書”之“正”字呢？

首先，“正書”乃中國書法之濫觴。縱觀歷史，“正書”以其中正中和之態佔據了書法藝術不可撼動的恆久地位，創立了舉足輕重的璀璨時代：商周金文，繁複威嚴，具有一種貴族化的高貴與華美；《泰山刻石》《琅玡臺刻石》等秦碑，書鐫一絲不苟，體現出秦帝國一統天下的秩序井然與端莊整飭；《孔宙碑》《禮器碑》等漢代碑版，蒼茫而古穆；《居延漢簡》《阜陽木牘》《馬王堆帛書》等書丹墨跡，瑰麗多姿；氣勢恢宏之《石門頌》《記泰山銘》等，都體現出蠶頭燕尾之高妙超凡；唐代“顏筋柳骨”，不激不厲，正氣浩然，或雄強厚重，或剛健挺拔，體現出一種永恆力量；清代篆隸勃興，楷法大張，尤其晚清以降，金石碑版之學興盛，清人多重北朝嚴峻楷法，故宮“正書”擘窠匾聯之極，蔚為大觀。

吳強梅（湖南） 歐陽修《醉翁亭記》 縱182釐米 橫96釐米

其次，“正書”奠書法諸體之基。“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合抱之木，生於毫末。”萬丈高樓平地起，建築奠基必須堅固、穩定、可靠。對於摩天大廈而言，夯實根基之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學書之理亦然。篆、隸、楷無論是用筆、結構和佈局謀篇，皆形成一套完整的創作規則與方法，“正書”以靜雅之“邈乎嵩、岱之峻極”，為行書“偉字挺特，奇書秀出”、草書“放手飛筆，雨下風馳”創造了條件。迅捷簡便之行草書，自由揮運而非信步由韁，皆蘊含“帶著鐐銬跳舞”之規則。吳冠中言之即是，“風箏不斷線”，行草書正因為有“正書”之線牽引著，才不至於墮入俗流。篆、隸、楷為卓越的行草書家施展才華，“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邵士平（河南） 自作《論語有感》兩首 縱180釐米 橫96釐米

古人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值得一提的是，“正書”所包含的中庸、中和、雅靜之義，與博大精深之中國儒家思想相契合。為此，新的疑慮便產生了：“正書”是否僅僅是藝術樣式，它與道德修持有關係嗎？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任何一件藝術作品，其背後都站著一個鮮活的人，此所謂“書因人重”和“書因人廢”。眾所周知，顏體和趙體楷書皆名列書史，為後世垂範。然而，明朝傅山，在看待“顏趙”之書法態度上卻迥然不同，其在《作字示兒孫》中有言：“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對於顏真卿，其稱道為：“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而對於趙孟頫，其為“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其次，“正書”不疾不厲，如纏綿之抒情詩和舒緩之輕音樂，亦如儒家之中庸行為標準，貴和而尚中，不偏不倚。再者，“正書”表露出來的適度和諧意韻和規範穩定之美感，與儒家倡導的“仁”“德”修養相吻合，潛移默化地將習書者心靈蹟化，納入“正人心”的軌道，以期達至構建秩序井然、和諧安寧的社會美好願景而息息相通。

胡 昂（江西） 蘇軾《超然臺記》兩首 縱140釐米 橫42釐米

總之，從藝術本質而言，“正書”與行草書都為實現審美和表情達意之載體，皆可表達深層次的審美趣味和情感內涵，二者並無根本區別。而“正書”筆畫平正，結構整齊，和諧統一，反映出對靜態美之本質追尋，書寫“正書”對人心不靜、人性不正，具有妙造天然般的警示和矯正作用。同時，“正書”與儒家中庸思想相契合，端莊嚴整，方正典雅，容納了堂堂正正之道德內涵，書寫“正書”對祛浮華，弘正氣，熔鍊性情，節制人心，呼喚時代和諧與進取大有裨益。“正書”貴和尚中，盡善盡美，恰逢盛世，金風送爽，必將日益彰顯出正統文化的宏闊境界，展現出恆久而深邃之精神內涵。

王文超：“正書”與行書之關聯

（中國美術學院博士後）

張懷瓘在《書斷》“行書”條中有言：“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譌。”顯然，劉德昇時代楷書並未形成規模，而“正書”之所指當是隸書。“譌”同“訛”，按許慎《說文解字》所說：“譌，即偽言也。”之後張懷瓘給出行書概念的解釋是：“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那麼，“務從簡易，相間流行”的母體為隸書還是楷書，我們應該觀照張懷瓘給出行書概念前的按語，是以劉德昇的時代認知為前提，而非張懷瓘所在的中唐時期。

正體書法，含括了篆、隸、楷三種書體，是秦漢以來官方通行的標準書體。今有狹義所指，僅指楷書。時至今日諸多書法學習過程中常常提及正體書法是行草書的基礎，則是指狹義上的楷書是行草書的基礎。實則我們看較早提出行書與“正書”在概念上有明確關聯的人是張懷瓘，而張氏的意思則是“正書”的訛寫，是為書寫簡易，暢快而成，本母體是指隸書，與楷書並無關聯，緣何今日多言楷書是行書之基礎？此亦與唐代有關，在張懷瓘之前，虞世南、孫過庭也已有類似的觀點。

管連偉（山東） 節錄《顏氏家訓》 縱178釐米 橫84釐米

傳為虞世南的《筆髓論》，其“釋真”條中言：“豈真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毫下開，䟐牽撇撥，鋒轉，行草稍助指端，鉤距轉腕之狀也。”“釋行”中開篇便言：“行書之體，略同於真。”尤其孫過庭在《書譜》中已經說到“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的理念，楷書與行書、草書之間的關聯，自初唐以來便割捨不清。虞世南自南朝入唐，本人兼擅隸草，此《筆髓論》也基本可信為初唐時的觀念，那麼虞世南所善長的“隸”便是楷書，“草”即是行草書。事實上，虞世南將褚遂良推薦給唐太宗後，褚遂良的楷書便已有諸多王羲之行書筆意，這點在《雁塔聖教序》中的起筆與連帶動作中一目瞭然。

武小虎（山西） 李兆洛《快雨堂題跋序》 縱178釐米 橫90釐米

所以，至少在初唐時因為有虞世南、褚遂良這樣的名家對楷書、行書、草書之關係進行串聯，加之孫過庭、張懷瓘等學者理論著述的名傳千古，各種解讀加強了楷書是行書的基礎，楷書須有行書筆意這一近千年不變的書學真理。今日習書，完全不必為楷書、隸書、篆書習何種書體為先的問題而煩惱。按目前書法高考的各種培訓，大多同時期進行多種書體訓練，也多因教師的認知不同，入手前後也各異。至於“正書”是否為行書之基礎，則是學術討論的先後問題，與學習取法無關，大可不必為此糾結，習書者只要有著正確、良好的書寫習慣，對書法各種書體循序漸進地瞭解，做到諸體兼善也不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