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秦2：秦皇朝之前的文字、規矩、度量衡是何種狀態？

《大秦賦》熱情謳歌秦始皇嬴政兼併六國，高調宣揚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同時，還努力嘗試演繹書同文、車同軌之前是什麼狀態。這一嘗試頗為少見、頗為大膽、頗為難得。弄不清楚之前是什麼狀態而談論這個問題，就只能是人云亦云、囫圇吞棗。

司馬遷對於“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史記·秦始皇本紀》）

，只是在嬴政稱皇帝、行郡縣的系列舉措中提了一下，沒有單獨另說，之前如何、之後如何、具體如何更再無一字。感覺太史公似乎沒有太當回事，更沒有如近現代那樣每論必及、推崇備至。

較早進一步記載這件事情的是史上第一位文字學大家、東漢許慎。在文字學專業範圍內，自然就比較重要了，所以記載了變化過程：

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合者。

（許慎：《說文解字·序》）

大意是說，戰國時，七國逐漸由封建諸侯國家變為相對獨立的君主國家了，為了顯示獨立性，有意識地、程度不同地將田畝、軌距、律令、衣冠、言語、文字給予了一些改變，以示不同。這番話的前提是：戰國之前各諸侯國家的田畝、軌距、律令、衣冠、言語、文字等等原本是一樣的。這一點對於解讀秦皇朝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至關重要，卻往往被忽略了。

當然不必盡信許慎。應該努力考察歷史事實。

——文字及言語。

考古發現。近現代以來出土的大量甲骨文、鐘鼎文表明，最遲從古商王朝開始，咱們這個“天下”就已經開始使用同一種文字，且不同發現所揭示的都是同一種文字，迄今為止並沒有出現第二種文字。

文字記載。最遲從平王東遷、春秋時期開始，統一的文字開始成為列國政府治理和社會交流的主要工具。亦即，春秋戰國是統一的文字開始大面積推廣使用時期。由於完全手工書寫，不可避免會有“文字異形”的情況，但基本的傾向應該是趨同而不可能是相反。這個漢文字發展的基本歷史傾向不宜顛倒。同時，這也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戰國時期可能確如許慎所言出現了混亂問題。但不宜估計過於嚴重，且更缺乏相應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的支援。應該注意的是：這是一個由相同而不同的過程，七國的基礎是周王朝的封建的一統“天下”，不可等同為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相互之間始終交往頻繁，變化很嚴重就會成為交往障礙。顯示獨立性完全可能、完全可信，這很像是咱們辦的事情；存心讓對方看不明白則不可能、亦不可信，那就是故意設立交流障礙；既要交流又要故意設立交流障礙，這需要相當愚蠢才行，咱們不至於蠢到那種地步。

可以肯定，秦滅六國之前，列國使用的是同一種文字。從周王室到各諸侯國、到民間，都是同一種文字。顯而易見的證據是大量中華文化元典，《左傳》、《國語》、《戰國策》、《逸周書》、更有諸子百家論著，無論作者來自哪一國家，使用的都是同一種文字；反過來又能夠在列國廣泛流傳，始終未見使用翻譯或辨識困難。王子朝將大量周王室典籍、文書攜往楚國，也未見使用翻譯或辨識困難。在社會學層面，春秋戰國和夏商周之間最為重大的變化是從老死不相往來到交流頻繁了。問題充其量可能是在戰國後期的使用過程中，書寫的規範程度和簡筆字有了不同，類似繁體字和簡化字。《大秦賦》對這一點的演繹應該是貼近歷史的，秦統一的是同一種文字的不同書體而不是不同文字。

語言的情況應該相同。先民在繁衍生息的過程中很早就已經形成了同一種語言，春秋戰國的變化也是由相同而不同，不同又是大同而小異、並沒有達到影響交流的程度。且也沒有秦統一語言一說。

——車輛軌距。

根據考古發現實測，戰國以前的馬車輪距分別是：

河南出土的商朝馬車，2。15-2。4米之間；

陝西、山東、北京等地出土的西周馬車，2。24-2。5米之間；

河南出土的春秋馬車，1。64-2米；

河南出土的戰國馬車，1。4-1。9米。

每一時期的輪距並非嚴格統一，但又顯然存在一個大致的範圍。“車塗異軌”的情況已經出現，但都沒有突破最大輪距、趨勢是變小，也就不會影響交通。各諸侯國間交往頻繁，主要交通工具是車，史籍似未見更換車輪的記載。古代的車軌，是車輪長期碾壓形成的兩道車轍，路面絕大多數為自然形成的土路面或夯土，少數為青石，不同於現代的鐵路道軌那般嚴格，大概差不多、不超出路寬的一半、能夠錯車就行。且造車本就是為了在道路上行駛，不需任何提醒，任何一個木工師傅造車之前都會想到這個問題。同他們聊5分鐘就會明白，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在同一個“天下”中、因輪距不同而影響交通是一個不可能出現的問題，除非各國的木匠都是傻子。進而言之，這是一個完全無需政府操心、民間自己可以處理、且早已處理好的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到任意一條公路上看看現代各種車輛的軌距有多少種、就能明白所謂“車塗異軌”是個什麼性質的問題。

所謂“車同軌”，不可能是強行統一全天下的、已經長期存在的車輛軌距和道路寬度。那是開玩笑。讓十戶人家的鄉下小領主和秦始皇嬴政車同軌，怎麼可能？“車同軌”，有可能是修馳道的時候要求統一道路寬度和軌距；且應該是對平原的要求，山區不可能。且嬴政並非馳道的原創，周王朝就有國道，“周道”、“周行”就是。

《大秦賦》中演繹秦趙兩國的規矩分別是七尺、八尺，還說趙王赴咸陽中途曾換車輪，應該有根據。筆者孤陋，真還不知道，但願賜教。如果是不同地方的出土文物，那更可能緣於不同用途，不一定緣於不同國家。

——度量衡。

傳說中有黃帝“設五量”，“少昊同度量，調律呂”。具體即：“布手知尺，布指知寸”、“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等。自然會因人而異，但又肯定相差無幾。這可能真的是統一度量衡的起點。

文字記載，較早的可能在《尚書•舜典》中：“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後。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舜，乃堯之後、禹之前、大約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位的遠古聖王。這是他巡視東方諸侯國期間一次典禮性質的活動。在泰山腳下燎祭天地山川，看望各路諸侯。其中一項具體的內容是，幫助各諸侯國訂正四時、月、日，並根據十二律統一尺度、斛鬥、斤兩。這就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統一度量衡。

這件事情，或有可能就發生在遠古中國第一次統一的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出現不是一句話，而是由若干重要的、決定社會生活基本面貌的內容組成的。僅《舜典》中論及的就還有基本道德、基本官制、基本關係、基本禮制、基本曆法、基本禮儀、基本刑罰，大致都是統一的。度量衡的統一即其中之一。沒有這些基本規範，如何能說形成了華夏民族、遠古中國？！當然不可能同時形成，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先民甚至也不知道是在形成民族、國家，只是共同生活的需要。

近現代以來，咱們一直不大相信先民已經如此厲害。後來，大地灣考古出土的、距今5000年前的一組陶質量具悄無聲息地提醒我們，極可能有點唐突先民了，似也還是沒有引起應有重視。

根據考古發現實測或專家推算，秦皇朝建立之前度量衡的具體狀態分別是：

長度單位：

戰國時代的洛陽金村銅尺，1尺=0。231米；

安徽壽縣楚銅尺，1尺=0。225米；

長沙兩件楚銅尺，1尺≈0。227米、0。223米。

容量單位：

戰國右裡升，1升=187毫升；

秦始皇26年方升，1升=200毫升。

重量單位：

春秋戰國時1斤=228。86克；

秦時1斤=258。24克。

差別很明顯，但並不大。這種差別，顯然是原本統一的長度單位在使用過程中形成的。這表明，各諸侯國的長度單位原來就是統一的，不是一國一套。這意味著，在秦之前、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定已經有某社會組織或某人曾經統一度量衡，甚或就是舜。

這一情況，最遲在春秋戰國之前已經是社會共識。商鞅變法，其中有一條“先王縣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

（《商君書•修權》）

。當時距離秦兼併六國還有百餘年，秦國通行的計量器具和標準就已經都是先王所制定、作為通用標準沿襲下來的。秦君此時尚未稱王，這裡的先王似並非指秦王，應該是指華夏各諸侯國共同尊崇的遠古聖王，也許就是舜。

——田畝。

先說一件具體事。春秋時的公元前515年，大軍事家孫子由齊國逃亡到吳國。吳王闔閭身居吳越心懷天下，主動和孫子討論晉國執政六卿的成敗。晉國時為“天下”盟主，六卿對“天下”影響很大。

吳王問：“六將軍分守晉地，孰先亡？孰固成？”

孫子明確預言說：“範、中行氏先亡”，依次是智氏、韓、魏，趙氏如果“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

吳王請問原因。公認的軍事大家的孫子卻從一個非常具體的經濟問題——六家的田畝大小——說起。當時常用耕地計量單位為畹，同樣一畹，各諸侯國、各大夫家的實際大小並不相同、有的甚至差別很大。由於普遍實行定額租稅，一畹的實際大小也就直接關係租稅多少。

孫子年輕時曾經遍遊天下考察古戰場，對社會經濟狀況也瞭然於胸。說同樣號稱一畹，六卿中的範氏和中行氏家是“八十步為畹”，韓、魏兩家是“百步為畹”，趙氏則“百廿步為畹”。田畝大小不同而以同樣定額徵收租稅，範氏等自然“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驕臣奢，冀功數戰，故曰先亡；而趙氏幾乎無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儉臣□（出土原文缺失，後同），以御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這是討論財政供養人口和政權鞏固的關係。

吳王曰：“善。王者之道，□□厚愛其民者也。”

（《銀雀山漢墓竹簡（一）孫子兵法·吳問》，文物出版社，1975年。）

十餘年之後，範氏、中行氏果然先亡。百餘年之後，魏、趙、韓三家正式瓜分晉之領土、領民。表面看是諸侯兼併，本質上是民眾選擇。

據此推斷，春秋戰國田畝的出入要大一些，甚至有很大的。但主要在一國之內諸“家”之間，似不在各國之間。這個時候的土地主要是以各大夫“家”所有的形式存在，而不是各“國”統一所有。亦即，田畝大小的變化，和統一與否無關，只表明諸侯國、家爭奪人力資源的激烈程度。

然也可以肯定，春秋戰國之前“天下”田畝大小原來也是統一的。大略是在西周古王朝“步百為畝”

（《漢書·食貨志》）

的基礎上、列國各自變化。

概括而言，夏商周以降，古代中國的文字、軌距、度量衡、田畝乃至律令、衣冠、言語極有可能都是統一的。春秋戰國的變化是由政治原因推動的、由相同而不同的過程，因而不同又是大同而小異的。《大秦賦》中列國軍服的處理就是這樣，基本相同，只是以色彩、標誌不同而顯示國別不同——大同而小異。秦建立後自然會統一軍服，所做的工作應該就只是統一色彩和標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極可能與此類似。前文許慎所言，可信程度極高。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