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論文】翻譯中範疇轉換的認知探討

本文是一篇英語論文，認知翻譯學是翻譯研究的一種新正規化。本文在認知翻譯學研究正規化下，基於認知語言學範疇和範疇化的相關理論，深入探討了翻譯的範疇轉換，論述了翻譯的範疇屬性、源語和目標語的範疇關係、翻譯範疇轉換的模式以及翻譯範疇轉換的認知理據等問題。

第 1 章 緒 論

1。1 研究背景

翻譯直接與語言相關，涉及不同語言或語言變體之間的轉換。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翻譯研究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就，湧現了許多新的翻譯理論和翻譯流派。就翻譯理論而言，理論翻譯學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大轉向，即“文化轉向”“語言學轉向”和“認知轉向”。每一次轉向都對翻譯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引發了新的翻譯研究正規化的變革。限於研究視角和研究範圍，本研究只聚焦後兩種轉向，即“語言學轉向”和“認知轉向”。

1。1。1 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轉向

綜觀整個西方譯學的發展歷程，把翻譯問題放在語言學的研究領域進行研究已成為西方現代翻譯研究的一大特點（劉宓慶 1999）。翻譯的語言學轉向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雖然世界語言學研究歷史悠久，其研究正規化也大致經歷了由語文學到傳統語法和歷時比較語言學，再到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生成語言學，最後到認知語言學的嬗變（文旭、司衛國 2018）。但是，真正把翻譯納入語言學的研究範圍，卻只是近幾十年的事。因為傳統的語言學研究，尤其是語文學、傳統語法和結構主義語言學是不研究翻譯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在二十世紀的前半個世紀，多數語言學研究者對翻譯研究的興趣不足。結構主義語言學是導致這一現象產生的關鍵因素。當時的語言研究者試圖客觀地描寫語言現象，為的是使語言學成為真正的科學。於是，很多語言學家追隨索緒爾的研究思路，聚焦“語言”（langue），一定程度上忽視“言語”（parole）。第二，翻譯研究者質疑語言在翻譯研究中扮演的角色。他們主張翻譯是一種多維度、多視角活動，語言在翻譯中的地位不是那麼明顯，其作用不足輕重。誠然如上所述，翻譯和語言學終究結合在了一起，但這已經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事情了。

語言學與翻譯的結合受到了以下幾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世界範圍內的翻譯需求不斷增加，尤其是對非文學翻譯的需求。其次，翻譯研究者慢慢地意識到了語言學在翻譯實踐中的作用，而語言學自身的發展與完善也為翻譯與語言學的結合提供了可能。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語言學的研究正規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誕生了諸多語言學的分支。這些分支學科不再侷限於對“語言”的研究，也將“言語”納入研究範圍之內，由此催生了許多從語言學視角來研究翻譯的流派。翻譯研究者愈加發現翻譯現象、翻譯問題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藉助語言學的術語解釋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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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問題

經典範疇觀下的翻譯理論存在諸多二元對立的觀點，如直譯與意譯、形似與神似、歸化與異化等，這種非此即彼的認知缺陷也給翻譯研究帶來了巨大困擾和爭論。範疇與範疇化理論是認知語言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其應用於翻譯研究可以有效規避中西傳統譯論中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以往研究雖能指出翻譯是範疇之間的轉換活動，但對範疇轉換的過程和模式挖掘的還不夠深入，亦未能揭示翻譯範疇轉換的認知基礎和認知機制。

本研究基於認知語言學的範疇化理論，構建翻譯的範疇轉換模式，探討翻譯的範疇轉換過程，並揭示其認知基礎和認知機制，以期拓展和完善認知翻譯學理論，進一步深化認知語言學的應用研究。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討論和解決以下問題：

（1）認知範疇觀下，翻譯的本質與屬性是什麼？（2）翻譯範疇轉換的具體模式是什麼？（3）源語範疇和目標語範疇為什麼可以進行範疇轉換？其背後的認知基礎和認知機制是什麼？以上研究問題是描寫與解釋的結合。從範疇和範疇化視角看翻譯最重要的是釐清翻譯的本質屬性。本研究認為，翻譯不是一種二元對立的語際轉換活動，而是一項以範疇轉換為基礎的認知活動。即是說，翻譯是一個由源語範疇（sourcelanguage category）到目標語範疇（target language category）的動態轉換過程。以此假設為基礎，本研究進一步描寫源語範疇和目標語範疇進行範疇轉換的過程及其模式。最後，我們聚焦源語範疇和目標語範疇為什麼可以進行範疇轉換這一問題，解釋和挖掘翻譯範疇轉換背後的認知基礎和認知機制，力求做到描寫的充分性和解釋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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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獻綜述

2。2 語言學正規化的嬗變與翻譯研究

綜觀整個西方譯學的發展歷程，把翻譯問題納入語言學的研究領域已成為西方現代翻譯研究的一大特點（劉宓慶 1999）。從研究正規化上看，語言學研究大致經歷了由語文學到傳統語法和歷時比較語言學，再到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生成語言學，最後到認知語言學的嬗變（文旭、司衛國 2018）。二十世紀下半葉，語言學研究開始和翻譯學研究交叉、融合，而直到近幾十年來，翻譯才真正被納入語言學的研究範圍。前面我們已經交代，傳統的語言學研究，尤其是語文學、傳統語法是不研究翻譯的。因此，我們主要從以下五個角度探討語言與翻譯的關係，它們分別是：結構主義語言學、轉換生成語法、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用學和認知語言學。本節聚焦前四個方面，2。3 將集中探討認知語言學與翻譯研究和翻譯的認知研究。

2。2。1 結構主義語言學與翻譯研究

隨著對翻譯理論及語言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翻譯出現了“語言學轉向”，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派也隨之興起。二十世紀以來，從語言學角度探討翻譯問題在西方日益流行起來，翻譯研究者們開始將語言學的理論、原則與方法應用於翻譯研究。二十世紀下半期，西方各國語言學理論為翻譯理論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其中五六十年代興盛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為翻譯理論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的支援，從而夯實了翻譯研究的理論基礎。隨著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迅猛發展，西方譯界迎來了翻譯研究的第一次實質性轉向，即翻譯的“語言學轉向”。這次轉向帶來了一次新的學術思潮，在譯學領域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結構主義語言學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法國興起，並迅速在歐美的語言思潮中流行起來。作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為結構主義語言學派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1916 年，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的出版標誌著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正式問世。他對“語言”與“言語”、“歷時”與“共時”進行了區分，還提出了符號理論。在索緒爾理論的基礎上，結構主義語言學發展出三個支派，分別是以雅克布遜（Roman Jacbson）為代表的布拉格學派，亦稱功能學派；以葉爾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以及以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為代表的美國結構主義學派，亦稱美國描寫語言學派。雖然各支派持有不同的研究重心——布拉格學派以音位研究著稱，哥本哈根學派聚焦語言符號的研究，而美國描寫語言學主義則重視語言結構形式的描寫與說明，但三者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即各支派都認為語言是一個完整的符號系統，強調語言內部結構的分析，注重共時語言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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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認知視角下的翻譯研究

近年來，認知科學在人類科學研究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發展前景也備受矚目。自二十世紀中後期，翻譯界開始引入認知科學的概念和方法來研究譯者的心理過程，如認知心理學和認知語言學。將翻譯與認知心理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後便形成了“翻譯心理學”（劉紹龍 2007），或“翻譯認知心理學”（顏林海 2008）。Holmes（1988）認為，描述性翻譯學有三個主要研究領域：翻譯作品研究、翻譯功能研究及翻譯過程研究。在語言學與翻譯結合以來，翻譯作品研究和翻譯功能研究均有了突破性進展，取得了矚目成就。但是翻譯過程研究進展甚微。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當時的研究條件決定的。翻譯過程研究本身具有複雜性，加之研究方法和測量手段有限，翻譯過程研究沒有突破性進展。目標語與源語之間的轉換是如何進行的？翻譯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過程？譯者在大腦中經歷了什麼樣的認知操作？類似的問題都是翻譯過程關注的焦點話題。基於此，翻譯過程研究可以看作認知翻譯研究的雛形（文旭、肖開容 2019）。

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將翻譯與認知語言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認知翻譯學正在成為一個新的翻譯研究正規化（Halverson 2010；Martín 2010；邱文生 2010；O’Brien 2011；譚業升 2012a；Rojo & Ibarretxe-Antuñano 2013；王寅 2014；Schwieter& Ferreira 2017；文旭 2018；文旭、肖開容 2019；譚業升 2020）。譚業升在其新作《翻譯認知過程研究》（2020：6）中認為，認知翻譯學的首要目標是關注翻譯所涉及的更多認知心理過程，拓展和深化對譯者內在認知行為的認識，探索更多大腦內部更深層次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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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論基礎………………………………。38

3。1 引言……………………………………。。。 38

3。2 經典範疇理論………………………………。。。。 38

第 4 章 翻譯的原型屬性與範疇關係……………………………………。55

4。1 引言……………………………………。。。。。 55

4。2 翻譯範疇的原型屬性……………………。。。。。 55

第 5 章 翻譯範疇轉換的模式……………………………………。67

5。1 引言………………………………………………。。 67

5。2 語言範疇轉換模式………………………………………… 67

第 6 章 翻譯範疇轉換的認知基礎及認知機制

6。2 翻譯範疇轉換的認知基礎

6。2。1 具身認知

在傳統西方哲學體系中，諸多哲學家主張靈魂是人類存在的關鍵和本質，並將身體置於低位。“身體”以低位存在了長達幾個世紀，直到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方將“身體”救出深淵。他主張以二分、辯證的眼光看待靈魂和身體（賈克防 2014）。此後，梅洛·龐蒂（2001）詳細地論述了“涉身”的概念，提出用“身體”這個全新的視角來認識世界，開啟世界的大門。在他的身體現象學中，具身認知從而出現。

梅洛·龐蒂認為，意識內容是由身體透過自我體驗，客體體驗以及對他人作為意向主體體驗等三種方式獲得的經驗。其中，自我體驗是透過身體的位置、狀態、動作等所獲得的本體體驗。客體體驗和對他人作為意向主體的體驗都是基於身體知覺的身體經驗（Matthews 2014）。從自身到他人，都是以身體作為獲得體驗的介質來建立概念系統。身體與空間，身體與時間都是梅洛·龐蒂詳細論述的主題。在他看來，身體是空間形成的基礎，最本原的空間就是身體空間。世界和身體之間的本體論聯絡是在空間上得以體現的。這裡的空間是由身體活動的綜合機制形成的空間處境性，是身體對空間的一種出自於本能的洞悉。人們透過身體的行為和運動來感知空間，空間是和身體緊密相連的處境，兩者共生。哲學對於“具身”的闡釋奠定了具身認知的思想基礎，使其在語言學領域得以擴充套件和應用。作為第二代認知科學中的核心概念，具身認知是諸多認知語言學理論與假設的前提和基礎。那麼在語言學領域，具身認知的主要內容以及內涵是什麼？與翻譯又有何關聯？

Varela 等（1991）認為，“具身”重點強調具有各種感覺運動的主體經驗是認知所依賴的本體；Thelen 等（2001）提出，認知主要源於身體和世界的互動之中，認知依賴於具有知覺和行為能力身體的現實經驗。具身認知所探討的是認知與身體的關係。它強調了認知依賴於身體，其核心要義是人的認知根植於現實世界與身體經驗的互動中，身體體驗對人認知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文旭 2014）。Wilson（2002）將具身認知的主要思想總結為：認知是具有情境特質的，認知是受時間壓力影響的，認知過程在環境情境中進行，認知系統的一部分是環境，認知是動態的以及離線的認知是以身體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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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結論

7。1 研究發現和主要貢獻

本文主要關注和解決了以下問題：（1）認知範疇觀下，翻譯的本質和屬性是什麼？（2）翻譯範疇轉換的具體模式是什麼？（3）源語範疇和目標語範疇為什麼可以進行範疇轉換？其認知基礎和認知機制是什麼？主要研究發現概括如下：

第一，從本質上講，翻譯是一項以範疇轉換為基礎的認知活動，即是說，翻譯是一個由源語範疇到目標語範疇的動態轉換過程。翻譯具有原型範疇屬性，翻譯的諸多屬性和話題都是依據翻譯的原型特徵界定的。源語範疇和目標語範疇存在以下三種範疇關係，分別是範疇對等、範疇錯位和範疇空缺。翻譯範疇的文化依存性與這三種範疇關係密切聯絡。各民族具身體驗的差異導致了不同型別文化依存詞的形成。即是說，不同的具身體驗會形成不同的文化和認知模型，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有著不同的經歷並體驗著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從而導致不同語言之間表徵方式的差異，形成諸多對文化語境和社會語境依賴程度不同的文化依存詞，最終形成了範疇對等、範疇錯位和範疇空缺三種範疇關係。

第二，由源語範疇到目標語範疇的轉換模式主要由語言範疇轉換模式和非語言範疇轉換模式組成。在翻譯實踐中，源語範疇和目標語範疇經歷了範疇替換、範疇整合、再範疇化和跨範疇化等認知操作過程。該過程以原型範疇和理想化的認知模型為參照。此外，實現源語和目標語的資訊對等，不僅需要語言層面（詞彙、句法、語義、語用、文體等）的範疇轉換，還可能涉及社會、文化等非語言層面的範疇轉換。

第三，翻譯是具有隱喻性和轉喻性的範疇轉換活動。隱喻性體現在翻譯具有隱喻的本質特徵。翻譯時需要藉助範疇之間的相似性，用目標語範疇來解讀源語範疇。與隱喻不同的是，轉喻是在同一認知模型中進行的對映，其本質是用一個範疇來代替另一個範疇。譯者首先對源語範疇進行理解和解構，然後在目標語中尋找對應的範疇進行建構和表達。這一過程體現了“一範疇代替另一範疇”的轉喻操作。

第四，具身認知和象似性制約著翻譯的範疇轉換。因此，在翻譯實踐中，譯者需要深入分析源語範疇和目標語範疇，這個過程不但要關注語言結構，也要關注語言結構背後的概念結構或經驗結構，從而實現源語和目標語概念結構的對等。此外，譯者若想達到“以形傳神”“形神皆似”理想的翻譯轉換效果，還需具備一定的象似性意識，這種意識需要譯者儘可能地挖掘文字背後所隱藏的語言象似性特徵。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