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考研名詞解釋彙總第二彈（秦漢文學）

秦漢文學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招集門客輯合百家九流之說而成的，成書年代大約在公元前 239 年左右。全書分 12 紀，每紀5 篇；8 覽，每覽8 篇；6 論，每論 6 篇，再加一篇序文，共 161 篇（今存 160 篇）。全書條分理順，篇章劃分十分整齊，從結構上把它組合成了一個所謂“法天地”的完整體系，並且將各家不同學說巧妙地納入到自己的理論框架中。此外，《呂氏春秋》還運用精練短小、文風平實的散文以及豐富多彩的寓言故事來說明事理，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

賈誼

賈誼，河南洛陽人，18 歲時，就以博學能文而聞名於郡中。文帝即位後，賈誼任博士，掌文學典籍，後又被擢升為太中大夫。朝廷上許多法令、規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進行。賈誼的才華和文帝對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滿，他們在文帝面前進言，動播了文帝對賈誼的信任，結果文帝讓賈誼離開長安，去做長沙王的太傅。後人稱賈誼為賈長沙、賈太傅。文帝七年（公元前 175），賈誼被召回長安，任梁懷王的太傅。此時文帝雖仍讚賞賈誼的博學，但對於他多次上疏陳述的政治主張並不採納。後來梁懷王騎馬摔死，賈誼認為自己沒有盡到太傅的責任，經常悲泣自責，不久而逝。賈誼是漢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傑出的文人，著有《新書》58 篇，包括專題政論文、就具體問題而寫的疏牘文以及一些雜論。除此之外，賈誼還有賦7篇，但是大多已經亡佚。

《淮南子》

《淮南子》是漢代皇室貴族淮南王劉安招致門客編成，共 21 篇，原稱《淮南鴻烈》。作者自認為此書包含廣大光明的道理，可出於諸子百家之上，為漢代治國法典，實際是以道家思想為主而雜以孔、墨、申、韓之說，是漢初黃老思想的繼續。東漢高誘說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人經道。”作為一部理論著作，《淮南子》的論說博奧深宏，無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其重點在於“紀綱道德，經緯人事”，處處緊密關合著現實。

董仲舒

董仲舒（前 179 ～前 104），廣川（今河北棗強）人，西漢時期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漢景帝時為博士官，以通曉《公羊春秋》聞名於世，一生著作甚豐，其影響最大者，則為《漢書》本傳中所載《賢良對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詔求賢良文學言治國大要，董仲舒連上三篇對策，從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並用、重視德治的“更化”主張，從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術，抑黜百家的學說和春秋大一統的理論。這三篇文章對中國後世的封建社會政治思想影響深遠，從文學方面看也是優秀的政論散文。但董仲舒的其它文章則缺乏文學性，除散見於《漢書》中的兒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比較艱澀枯燥。

梁園文學群體

聚集在梁孝王劉武周圍的文人學士群體。孝王劉武與景帝同為竇太后所生，最親；在反對吳、楚七國之亂中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之地。於是，孝王廣築苑囿，招延四方豪傑、文士。一時間俊逸之士如枚乘、公孫詭、鄒陽、嚴忌、養勝等從孝王遊於梁園，形成極具影響的文學群體。梁客皆善於創作辭賦，而枚乘尤為突出。公孫詭多奇邪之計；鄒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辯入理；其他諸人也各有所長。梁園的文化氛圍令文學之士感到愜意，確實為文學家提供了適合發揮自己才能的特殊環境。

文章兩漢兩司馬

“文章”的概念是漢代出現的，當時指文辭，其含義略近於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作品。西漢文壇的文學形式主要是散文和賦。“兩司馬”是指西漢著名的作家司馬相如和司馬遷。“文章兩漢兩司馬”意思是說，西漢散文以司馬遷為代表，賦以司馬相如為代表。他們二人分別在散文和賦的創作領域中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

勸百諷一

出自西漢辭賦家揚雄的哲學著作《法言》，“勸”是鼓勵、提倡的意思，“諷”指“諷諫”。“勸百諷一”是指在漢賦中作者對不贊成的社會現象常常是極盡鋪張描寫之能事，而其正面主張則在文章結尾處畫龍點睛。揚雄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批評，他認為漢賦本應對統治者進行諷喻，使之歸於節儉，但賦中卻總是用極大的篇幅和過量的辭藻鋪敘他們的奢侈享樂生活，僅僅在結尾處稍微露出一點諷喻之意，結果絲毫也引不起注意和警惕，甚至欲諷反諛，適得其反，助長了奢侈的心理。

漢大賦

大賦是漢賦的典型形式。大賦在形式上篇幅較長，結構宏大，多采用主客問答的結構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結尾三部分組成，韻文與散文相間，散文的成份較多；在內容上以寫物為主，以“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為目的，兼有諷喻勸諫。在藝術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採用鋪張揚厲的手法和博富絢麗的辭藻，對事物作窮形極貌的描寫，顯示了綿密細緻、富麗堂皇的風格特徵。枚乘的《七發》標誌漢大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是最典型的作品。

散體賦

散體賦，又稱為大賦、新體賦，大賦是漢賦的典型形式。大賦在形式上篇幅較長，結構宏大，多采用主客問答的結構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結尾三部分組成，韻文與散文相間，散文的成份較多；在內容上以寫物為主，以“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為目的，兼有諷喻勸諫。在藝術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採用鋪張揚厲的手法和博富絢麗的辭藻，對事物作窮形極貌的描寫，顯示了綿密細緻、富麗堂皇的風格特徵。枚乘的《七發》標誌漢大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是最典型的作品。

枚乘

枚乘，字叔，西漢人。枚乘文學上的主要成就是辭賦。《漢書·藝文志》著錄“枚乘賦九篇”。今僅存《七發》、《柳賦》、《菟園賦》三篇，後兩篇疑為偽託之作。《七發》辭來華美，氣勢壯觀。《七發》的出現，標誌著漢代散體大賦的正式形成，並影響到後人的創作，仿作很多，如《七激》、《七興》、《七依》等等，在賦中形成了一種主客問答形式的文體——七體。近人輯有《枚叔集》。

七體

西漢枚乘的《七發》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疊字，以敘事寫物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體賦，標誌漢賦體制的正式確立。後來的《昭明文選》曾將《七激》、《七依》、《七辯》、《七啟》等單列為一種文體並稱之為“七”。自此以後以七段成篇的賦成為一種專門文體，號稱“七體”，各朝作家時有摹擬。“七體”首先在內容上改變為對君主的讚頌，勸百而諷一；形式上改變楚辭句中多用虛詞，句末多用語氣詞的句式，進一步散化，成為一種專事鋪敘的用韻散文。

《太史公書》

《太史公書》又名《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作者是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太史公”是司馬遷的官職，“太史公書”即指稱本書作者為太史公司馬遷。《太史公書》約成書於公元前 104 年至公元前 91 年。此書記事始於傳說中的黃帝時期，下限到漢武帝末年，前後跨越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史記》成書後，名字多有變化，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稱《太史公百三十篇》，《漢書·楊惲傳》中稱《太史公記》，也有稱《太史公》、《太史公傳》。從三國開始，“史記”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互見法

又稱“旁見側出法”，即在一個人物的傳記中著重表現他的主要特徵，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徵則放到別人的傳記中顯示。如《高祖本紀》主要寫劉邦帶有神秘色彩的發跡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對他的許多弱點則沒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傳記中，卻使人看到劉邦形象的另外一些側面。《項羽本紀》透過范增之口道出劉邦的貪財好色，《蕭相國世家》、《留侯列傳》表現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傳》、《酈生陸賈列傳》揭露他慢而罵人，置罵諸侯臣如奴僕。

實錄精神

“實錄”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創作原則。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史記》的許多篇章都體現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這種實錄精神，對後世的史學產生過巨大影響，後世的許多史學著作，特別是所謂的正史，不僅在體例上，而且在寫作態度上，受到司馬遷實錄精神的影響。同時，實錄精神也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發憤著書說

由司馬遷提出，他透過分析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的事蹟揭示了一個真理：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真正偉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堅持自己的進步思想或正確的政治主張，在遭到反動勢力迫害後，為了抗爭迫害而堅持鬥爭、發憤著書的產物。“發憤著書說”對後來韓愈的“不平則鳴說”、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說”都有很大的影響。

兩都賦

賦篇名，東漢班固所作，漢代大賦的代表作品之一，分《西都賦》、《東都賦》兩篇。據其自序，自東漢建都洛陽，“西土耆老”悉仍主張以長安為首都，因作此賦以駁之。《西都賦》由假想人物西都賓敘述長安形勢險要、物產富庶、宮廷華麗等情況，以暗示建都長安的優越性；《東都賦》則由另一假想人物東都主人對東漢建都洛陽的各種政治措施進行美化和歌頌，意謂洛陽當日的盛況，已遠遠超過了西漢首都長安。賦末附《明堂》、《辟雍》等詩五首。後來張衡《二京賦》以及西晉左思的《三都賦》，在形式上皆頗受其影響。

劉向

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一說生於元鳳四年（前 77），卒於建平元年（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歷任散騎諫大夫、散騎宗正、光祿大夫等職，官終中壘校尉，故又世稱劉中壘。劉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經傳、諸子和詩賦。典校時又撰有《別錄》。其子劉歆以《別錄》為基礎撰成《七略》，這是中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原書已佚。據《漢書·藝文志》載劉向有辭賦 33 篇，今僅存《九嘆》一篇，見於《楚辭》。劉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讎古書的“敘錄”，較有名的有《諫營昌陵疏》和《戰國策敘錄》。劉向的散文敘事簡約、論理暢達、舒緩平易。此外他還編著了《新序》、《說苑》、《古列女傳》三部歷史故事集，這三部歷史故事也是魏晉小說的先導。明代張溥輯有《劉中壘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騷體賦

騷體賦是漢賦中的一類，它是從楚辭中發展而成的，形式上屬於騷體，所以稱為騷體賦。騷體賦大都是抒發懷才不遇的鬱情，抒發一種不得幫閒的牢騷。首倡者是西漢初年的賈誼，代表作是《吊屈原賦》、《鳥賦》，還有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等。這種賦在內容上側重於詠物抒情，且多抒發哀怨之情，近於《離騷》的情調。在形式上也與楚辭接近，常用帶有“兮”字的語句。“騷”調以虛字為句腰，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平仄相異為諧調，平仄相同為拗調；《九歌》以“兮”字為句腰，句調諧拗亦同。騷體可以稱詩，亦可以指賦。漢以後署名蔡琰的騷體《悲憤詩》後半部分，韓愈的《復志賦》，柳宗元的《懲咎賦》、《憫生賦》等均可歸入騷體類。

抒情賦

漢賦的一種。東漢中葉以後，政治的內憂外患使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就形成了抒情小賦，即“抒情賦”，始於張衡。“抒情賦”揚棄了漢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捨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張衡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二京賦》和《歸田賦》，趙壹有《刺世嫉邪賦》，禰衡有《鸚鵡賦》，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儘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紀行賦

紀行賦就是透過記敘旅途所見而抒發自己的感慨。這類題材源於劉歆的《遂初賦》，東漢賦家時有續作。紀行賦以紀行為線索，兼有抒情抒懷，寫景敘事，一般篇幅不太長，和那些鋪張揚厲的京都大賦明顯不同。紀行賦是漢賦發展過程中開闢出的一個新的境界，是賦家在抒情言志上別尋新途的一種大膽嘗試，是後代遊記文學的先聲。紀行賦的代表作有班彪的《北征賦》、班昭的《東征賦》、蔡邕的《述行賦》。

述志賦

述志賦是指賦家在社會動亂、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是東漢賦向抒情方面轉變的又一新發展。馮衍的《顯志賦》是東漢早期述志賦的重要作品。為述志賦注入巨大活力的當屬張衡，他的《思玄賦》、《歸田賦》儘管表現手法有別，但其精神實質是一致的，賦家身在仕途，但卻蔑棄功名，不為官場的勾心鬥角所困擾，而是嚮往閒逸，追求人身的自由。東漢末年，趙壹創作的述志賦別具特色，他的《刺世疾邪賦》在抒發自己感情時直率猛烈，痛快淋漓，對時政揭露批判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

兩漢樂府詩

兩漢樂府詩是指由朝廷樂府系統或相當於樂府職能的音樂管理機關蒐集、儲存而流傳下來的漢代詩歌，主要儲存在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和雜歌謠辭中，而以相和歌辭數量最多。現存兩漢樂府詩的作者涵蓋了從帝王到平民各階層，有的作於廟堂，有的採自民間。兩漢樂府詩所表現的多是人們普遍關心的敏感問題，道出了那個時代的苦與樂、愛與恨，以及對於生與死的人生態度，其中有敘事詩，也有抒情詩，而以敘事詩的成就更為突出。兩漢樂府詩對中國古代詩歌樣式的嬗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實現了由四言詩向雜言詩和五言詩的過渡。

《論衡》

東漢時期著名的政論散文，作者王充。全書 85 篇，現存 84 篇，缺《招致》篇。《論衡》一書是論辯性著作，是一部“實論”型散文，此書以疾虛妄為宗旨，作者用事實說話，援引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事例批駁各種虛妄之論，文字比較接近漢代口語，既準確精練，又通俗易懂。由於歷史條件和認識上的原因，《論衡》一書也有許多侷限，如王充對神學目的論持否定態度，不承認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然認為人的貴賤天壽、國家的治亂安危都受時數的支配。

《潛夫論》

王符撰，成書於東漢中期，是一部憤世嫉俗之作，對當時社會上各種醜惡現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時弊。在議論政治上的得失時，往往採用正反對照和排比的手法，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王符批判靡麗浮華的文風，《潛夫論》一書的文字皆樸實無華，準確簡練。書中雖不時顯露批判的鋒芒，但以溫雅弘博見長，不為卓絕詭激之論，和王充的《論衡》稍有不同。

《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組詩名，最早見於《文選》，為南朝梁蕭統從傳世無名氏《古詩》中選錄十九首編人，編者把這些亡佚詩名的五言詩彙集起來，冠以此名，列在“雜詩”類之首，後世遂作為組詩看待。一般認為《古詩十九首》並不是一時一人之作，其所產生的年代應當在東漢順帝末到獻帝前。《古詩十九首》是樂府古詩文人化的顯著標志，在五言詩的發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國詩史上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它的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為後人師法，幾至形成模式。它的藝術風格，也影響到後世詩歌的創作與批評。

《漢書》

《漢書》，又稱《前漢書》，由我國東漢時期的歷史學家班固編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其又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單獨並稱為“前四史”。《漢書》以史料豐富、聞見博洽著稱，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共230 年的史事。《漢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漢書》開創了我國斷代紀傳表志體史書的先例，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口語化的《史記》相比，《漢書》的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詞，遣詞造句典雅遠奧。奠定了修正史的編例，中國紀史的方式自《漢書》以後，歷代都仿照它的體例。

漢賦四大家

漢賦四大家指漢大賦的代表作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司馬相如的代表作《子虛賦》、《上林賦》在許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為千古絕調，是漢賦的典範之作，成為後代賦類作品的楷模。揚雄有《蜀都賦》，實開後世京都賦的先河。揚雄的賦馳騁想象，鋪排誇飾，表現出漢賦的基本特徵，同時又有典麗深湛，詞語蘊藉的特點。和司馬相如賦的意氣風發，詞語雄肆相比，呈現出另一種風格。班固的《兩都賦》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在藝術表現方面吸收了司馬相如和揚雄的成功經驗，並且進行了創新。張衡的《二京賦》以規模宏大被稱為京都賦之極軌，緊隨班固之後，推動了以京都、都會為題材的文學創作的發展。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的賦代表了漢大賦的最高成就，所以四人合稱為“漢賦四大家”。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是成書於東漢的一部歷史散文，趙曄撰。今存 10 卷，主要敘述吳越爭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吳為主，後五卷以越為主。《吳越春秋》在體例上兼有編年體和紀傳體史書的特點，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雛形。全書所敘重要事件都明確標示年代，但實際並不準確，多有訛誤。書中所敘的故事情節曲折多變，引人人勝，而且許多故事荒誕離奇，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此外，《吳越春秋》還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畫，突出表現人物的個性，對後代小說的人物形象的刻畫產生了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