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公園”，還是庫哈斯們的“雄心”丨這座紅場邊的公園是否重塑了俄羅斯的公共空間

五十多年前庫哈斯以記者的身份到了當時的蘇聯，其建築對他職業生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五十多年後他作為顧問參與了莫斯科的公共空間研究，並在2018年莫斯科城市論壇上，庫哈斯對於建築學給出了一種雄心勃勃的解釋。“可以說，當我來到俄羅斯的時候，我第一次明白了搞建築不是為了塑造形狀，甚至不是為了建造建築物，而是一種能夠定義社會內容、能夠參與社會發展的一種職業。”

恰逢俄羅斯世界盃，作為本次論壇的舉辦地，全球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莫斯科、聚焦到了扎里亞季耶公園（ZaryadyePark）。這個莫斯科近70年來第一個建成的公園為市中心帶來了一片自然，吸引了大量的莫斯科人和遊客，並收穫了巨大成功。

然而，不同於建築師們的雄心，在某些評論文章中，卻直接把這座公園調侃為“普京公園”（Putin Park）。時間倒回到最初，曾經歷數次變革掙扎的扎里亞季耶地區，如何在俄羅斯缺失“公共空間”的文化背景下，建立起莫斯科市中心唯一的“公共空間”？一座公園政治的助推下是否能推動俄羅斯社會的發展？

一、七十年等一回的公共空間

2017年9月，位於莫斯科標誌性建築——紅場旁邊的扎里亞季耶公園對公眾開放。在開幕式上，普京總統宣佈扎里亞季耶公園是給城市的禮物。專案由 Diller Scofidio + Renfro（DS + R，紐約高線公司）、Hargreaves Associates 、Citymakers 三家建築事務所共同完成。這座耗費130億盧布（約合人民幣14。7億）建造的公園包含一條V型空中走廊（名為“滑翔的橋”）、一個圓形露天劇場甚至還有永遠不會融化的地下冰穴。

扎里亞季耶公園為莫斯科提供了一個可以進行休閒娛樂的公共空間、一個景色壯麗的場所、一個與眾不同的景點、一個自由的公共空間，一種“貼近大自然的都市生活”。這是一個複雜的理念，它希望解決的是大自然和人文社會之間的共生關係，在這裡植物和人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一個用定製石頭鋪就的景觀系統將人造景觀和自然景觀結合在了一起，產生了一個沒有界限的混合景觀，讓遊客可以自由地在此漫步

自然景觀與人造景觀、城市風格與鄉村風格、室內和室外之間創造出了一系列元素間的對比。古老的基塔格勒地區和紅場的鵝卵石地特色與克里姆林宮裡鬱鬱蔥蔥的花園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了一個既帶有城市化特色又具有大自然風貌的新公園。在公園的每一個角落裡，遊客們都能看到在俄羅斯境內的四種不同的地區景觀：苔原、草原、森林和溼地。

開園僅五天就有二十五萬人光顧，第一個月就有超過一百萬人參觀，預計每年會迎來一千二百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莫斯科市上一次建造公園還要追溯到建於1957年的蘇維埃友誼公園（Soviet Friendship Park），而作為莫斯科七十年以來的第一座新公園，扎里亞季耶公園不僅填寫了公園建成史，也填補了在市中心地區公共空間的空白。

二、“公共空間”？抱歉，俄語裡沒這詞

從資料上來看，莫斯科人並不缺少公共空間，人均享有27㎡的綠地公園，與同規模的巴黎、倫敦、紐約等都市相比，是其人均面積的數倍，全市共有96個公園和18個花園，及4個植物園。但莫斯科市中心卻是由一座佔據了克林姆林宮圍牆外數百棟建築、連綿不斷的政府辦公樓綜合體構成［1］。

克林姆林宮鳥瞰圖

MARCH建築學院（Moscow Architecture School MARCH）研究院發表的一項針對中心城市的建築物的研究指出，80%的街道上的大門都不對公眾開放。

［1］

建築的封閉同樣也帶來了公共空間的封閉，根據斯特雷卡媒體、建築與設計學院（Strelka Institute of Media， Architecture and Design）對於莫斯科的公共空間的研究，44%的莫斯科人缺乏市中心的綠地，而中心區的人均綠地面積僅為4。8㎡。

圖中綠色部分為莫斯科現存公園（existing park），來源於斯特雷卡媒體、建築與設計學院

事實上，從語言學的角度同樣能夠佐證，“公共空間”作為一個概念在俄羅斯的建築理論界從未真正地形成和被考慮過。俄羅斯的建築師們表示俄語裡並沒有表達“公共空間”的術語詞彙，俄語中最接近其含義的單詞是blagoustroystva，在英語裡意為“改善” ，其更多指關於鋪裝和綠化，增加遊樂場類的區域等，也並非關於策略性、人、或是物質。

［1］

然而建成後的扎里亞季耶公園既是公園，也是城市廣場、社會空間、文化空間和休閒娛樂空間。正如Hargreaves Associates 建築事務所的首席建築師，瑪麗·瑪格麗特（Mary Margaret）所說，它創造出了一種混合景觀，一種將自然景觀和建築融合在一起共同創造出的新的公共空間。

這種在公共空間上的創新，促進了俄語透過一系列的融合，造就了“公共空間”的俄語詞彙，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對於公共空間的含義有兩種解釋：一是近似英語publichiniya，意為公共，另一種類似obshchestina，更接近社會性的意思。

［1］

三、在一個世紀裡，十次跌宕起伏的變革嘗試

先用一張特製長圖

讓你一分鐘讀懂，

扎里亞季耶地區的數次糾葛以及斯特雷卡的前世今生

畢竟本段文中僅“謝爾蓋”就有三個不同的人， 他們是莫斯科市長、文化部部長、總建築師……

扎里亞季耶公園這一創新性的公共空間建造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複雜的歷史因素、互相糾葛的政治問題，在空間變革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

基地選址位於莫斯科市中心，在距聖巴西爾大教堂、紅場和克里姆林宮不遠的地方，這意味著基地不僅位於最有歷史文化價值地區，同時它毗鄰著俄羅斯最具代表性的紀念建築、莫斯科甚或全俄羅斯的象徵。

聖巴西爾大教堂，由建築師波斯特尼克·雅科夫列夫所設計，是一座東正教教堂，坐落在莫斯科紅場，是俄羅斯傳統建築的象徵。由俄羅斯歷史上第一位沙皇伊萬四世於1555年到1561年間興建，為紀念其對喀山汗國的征服，教堂擁有九間獨特的禮拜堂，每間都自己獨特的穹頂。

基地（紅色）毗鄰紅場和克里姆林宮，Google map

這處佔地13萬平方米的土地，在

19世紀

的時候曾是猶太人的飛地

［1］

，

20世紀初

還曾經是一個被取消的斯大林摩天大樓的地基。

1967年

，這裡建成了歐洲最大的酒店——羅西雅酒店（ Rossiya Hotel），接待過無數到訪克里姆林宮的官員，後在

2006年

拆除。

該地區1881年地圖，曾是密集的住宅社群

歷史上的基地場景（遠處為聖巴西爾大教堂） 來源於：Zaryadye網

羅西雅酒店

關於如何處置這塊地的想法有過很多，在後蘇聯時代寡頭政治不斷擴張的背景下，這片土地曾被租給了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並委託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了酒店和娛樂中心，但由於法庭判決終止了租賃合同，該專案還沒有度過拆遷階段就停擺了。

［1］

2011年

時任總統的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提出為俄羅斯議會和政府建造一座大型辦公樓，然而沒有最終落地，直到

2012年

，好像是突發奇想一樣，普京宣佈：“我們為什麼不把羅西雅酒店的廢墟變成公園？”

［1］

2012年初

，由俄羅斯建築師聯盟領導的一場設計競賽無果而終［1］，城市建造者們最終決定學習美國紐約高線公園（High Line Park）的模式，及其非營利組織“高線之友“

［2］

的運營方式。

高線公園（High Line Park），紐約曼哈頓中城西側的線型空中花園。原為1930年修建的一條鐵路貨運專用線， 1980年面臨拆遷。在“高線之友”的保護下，高線存活了下來，並建成了獨具特色的空中花園走廊，為紐約贏得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成為國際設計和舊物重建的典範。

2013年

，受莫斯科市長謝爾蓋·索比亞寧（Sergei Sobyanin）任命的莫斯科市新總建築師謝爾蓋•庫茲涅佐夫（Sergey Kuznetsov）委任俄羅斯版高線之友——斯特雷卡研究諮詢部門（Stelka KB） 組織了第二場設計競賽。最終，Diller Scofidio + Renfro與Hargreaves Associates組成的美國團隊以及莫斯科城市設計諮詢公司Citymakers，共同組成的一個國際設計聯盟提交的方案，成為了獲勝方案。

2014 年

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導致的盧布價格大跌使得公園專案停滯。

［1］

緊接著，一年以後，當

2015年

建設啟動時，即使是重新設計和當地採購，原本1。9 億的設計經費漲價了至少四分之一。

［1］

經過數次艱難嘗試，扎里亞季耶公園落地顯得尤為難得，而這其中

斯特雷卡研究諮詢部門

對於扎利亞季公園和莫斯科公共空間改造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5年5月開始為公園的地下車庫奠基，市長索比亞寧參觀建築工地

［1］民族飛地，一塊某個民族佔主要成份的地區中的某一小塊土地上聚居的卻是另一個民族。

［2］高線之友，Friends of High Line，簡稱FHL，約書華•大衛 （Joshua David）和羅伯特•哈蒙德（Robert Hammond）共同創立，由紐約市公園管理部門的特許，一個以社群為基礎的非盈利性組織NGO，為拯救高線公園而產生，負責公園的建立和維護。

四、建築學術機構在城市空間重塑中能做些什麼？

斯特雷卡研究諮詢部門（以下簡稱為，斯特雷卡）源自於斯特雷卡媒體、建築與設計學院（以下簡稱為，斯特雷卡學院）。2009年，莫斯科市政府決定建立一個教育和娛樂平臺，一個不是由傳統的教育和政府機構衍生出來的平臺，而是作為一個跨學科的都市設計討論的場所，因此，創辦了斯特雷卡學院。

Strelka Institute，來源於wikipedia

2010年，庫哈斯受邀指導學院發展方向，

學院決定將公共空間和歷史保護作為研究專案的主要研究領域，立下了在物質上和感受上改變俄羅斯城市景觀的宏偉目標 。

［1］

斯特雷卡學院 2010-2011 學年的研究專案由OMA負責人Rem Koolhaas，AMO主任Reinier de Graaf和文化顧問Michael Schindhelm共同領導

斯特雷卡透過針對公園的成功改建，進而推動了莫斯科的公共空間重塑。

位於莫斯科市郊的高爾基公園經過斯特雷卡學院的改造計劃成功復興再獲生機，這一有利結果也直接導致高爾基公園的負責人謝爾蓋·卡普科夫

［3］

被任命為莫斯科文化部長，隨後他成功推動了十三個莫斯科公園的改建和整修，以及更廣泛的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的重建。

［1］

其在任的五年間，斯特雷卡從最初成立的兩個人成長為近兩百人的公共空間諮詢機構。

Gorky Park in the 1970s。 Image： Pastvu

高爾基公園景觀大道得到復興， 來源於：vestnikkavkaza

在實踐之餘，斯特雷卡還撰寫了城市設計導則，並且組織了“我的街道”的專案，從《紐約街景設計導則》（New York Street Design Manual）和紐約Gehl研究機構的研究結果中汲取了思想精髓，幾年間重建了約10萬平方千米的莫斯科。

［1］

在2013年受到總建築師庫茲涅佐夫委託後，學院正式成立斯特雷卡研究諮詢部門聘請了多名城市設計師、人類學家、研究者和其他專家組成俄版FHL，共同組織扎里亞季耶公園設計競賽，為城市的公共空間議題提供建議。在研究了基地的潛在用途、進行場地調查、採訪扎里亞季耶社群原住居民之後，或許是與高線之友的不謀而合，

斯特雷卡提出了把公園建成一個非商業性的公共開放空間，透過投資公共設施帶動周邊的商業發展。

扎里亞季耶公園：紅場的綠色選擇

景觀建築師、建築師、城市規劃師研究密集型空間，尋求有效合作的方式，透過與政府的協同工作，對街景、公園和廣場進行的大幅度的改進，並部署了一套新的城市設計方法和專門技術，以化解政治在打造自由開放的公共空間上的阻力。

［1］

普京和市長索比亞寧在開幕當天參觀扎里亞季耶公園

政治產生阻力也提供推力，扎里亞季耶公園落地的最重要推動力來自於斯特雷卡，然而斯特雷卡實實在在是政治推動下的產物。

斯特雷卡似乎是在學習紐約高線非盈利社群組織，實際在俄羅斯機構和智囊團中有著特殊地位和機會，並由國家和城市提供資金。

斯特雷卡學院主席奧斯科爾科夫•岑欽佩爾

［4］

曾談到，“由於斯特雷卡現在從［政府］委員會賺了不少錢，

其機構獨立性已經消失

。”

斯特雷卡機構的成立始於政府的城市設計意願，在莫斯科公共空間重塑過程中，其在市政府官員任命、城市總建築師的委託、城市改造計劃等方面與莫斯科政府、與兩任俄羅斯最高領導人產生了千絲萬縷的關聯。

實際上，伴隨著普京總統在扎里亞季耶公園開幕式上的宣佈，這個專案已再不是市政廳帶頭，而是屬於克里姆林宮。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17年9月9日星期六訪問Zaryadye公園時向群眾示意

［3］謝爾蓋·卡普科夫（Sergey Kapkov），2011年9月30日 - 2015年3月10日出任莫斯科市文化部部長，是莫斯科文化轉型和復興背後的力量。在任期間他進行了重大的城市復興計劃，並引入了全新的文化政策。在他的監督下，許多公共場所、公園和河濱區域得到了重建，新的步行區、街頭集市、展覽和音樂藝術節被創造出來。

［4］伊利婭•奧斯科爾科夫•岑欽佩爾（IlyaOskolkov- Tsentsiper），斯特雷卡媒體、建築和設計研究所的主席，Afisha雜誌的創始人，曾參與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 Rostec的品牌重塑。

五、公共空間背後的政治，擁抱還是遠離？

俄羅斯的建築師通常採取務實的方法在現有體制下盡其所能，做自己想幹的事，但是儘可能的遠離政治話題。在被問到和普京政權合作的遭遇時，人們最多所談到的就是，並沒有想象的那麼糟糕。

［1］

“人們總是好奇這背後的政治，其實並沒有什麼背後的政治，完全只是創造一個公共空間。”

［1］

在建築師瑪麗·瑪格麗特的描述中，公園的成功歸結於公共空間自身的魅力，以及人類對自然的渴望。

儘管大眾對於改變城市充滿著熱情，但在實施過程中仍難免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政治是扎里亞季耶公園專案繞不開的話題。

在20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間，俄羅斯沒有土地所有者、沒有開發商、沒有“場所製造者”，這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整個國家公共空間的完成方式怪異和缺失。而首都莫斯科不僅嚴重缺乏公共空間，這座城市還曾是拆遷的代名詞，在前市長尤里·盧日科夫帶領下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重建和開發，而他的妻子作為房地產開發商則是直接受益者。根據莫斯科建築保護協會（MAPS）的資料，僅2002-2007年間就有超過一千座歷史建築物消失。2010年，盧日科夫被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隱晦地使用 “失去信任”作為原因解僱。

莫斯科河畔的彼得一世雕像（尤里·米哈伊洛維奇·盧日科夫（1936年9月21日－），1992年至2010年擔任莫斯科市長一職，在其執政期間建造，因雕像整體設計與四周現代化景緻相當不合，曾經引起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方居民極大的爭議，甚至引起過右翼人士激進的抗議手段）圖片來源於：視覺中國

繼任市長索比亞寧並不認同前任對城市建設的態度，包括商業化房地產開發、精英式的城市建設，而是承諾採取方案來改善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在這種普惠的市民生活水平改善許諾里，公園似乎是最好的選擇，至此，公共空間的振興被提上了優先事項的日程。由於採用了開放式設計競賽，為了獲得知識和技術支援，從而市政府下定決心創辦了斯特雷卡學院，這才有了接下來其諮詢部門不斷推動著莫斯科的城市公共空間塑造的故事。

政治是如此的勢不可擋，正如斯特雷卡主席岑欽佩爾所說的，“

我們正在目睹莫斯科的城市主義時期的結束，而政治風向正在吹向相反的方向。

”不論城市主義時代是否會落幕，然而莫斯科乃至整個俄羅斯的城市建設正在政府的主導下如火如荼。

2018年的莫斯科城市論壇The Moscow Urban Forum （MUF）在扎里亞季耶公園舉行，普京和庫哈斯的出席充分表明著今年莫斯科城市論壇的重要性，也展現了官方定位中莫斯科市中心開設新的公共空間的重要性。

莫斯科城市論壇，2011年-至今，是關於城市化問題的國際論壇，每年在莫斯科政府的主持下舉行

庫哈斯報告的主題以他對莫斯科的看法而展開，內容包含了政治、建築、住宅、現代主義和共產主義美學之間的關係。“

可以說，當我來到俄羅斯的時候，我第一次明白了搞建築不是為了塑造形狀，甚至不是為了建造建築物，而是一種能夠定義社會內容、能夠參與社會發展的一種職業。

”這是對建築學的一種雄心勃勃的詮釋。

在城市論壇中，普京主題報告《大都會的未來：新的生活空間（Megacity of the Future： New Space for Living）》則著重強調了將把莫斯科的城市轉型經驗教訓帶到全國各地，以複製莫斯科的成功。“……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莫斯科已經成為城市環境質量和舒適度的真正潮流引領者，為現代大城市的發展樹立了標準

。”

由於目前有四分之三的俄羅斯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區，將這些做法推廣到其他地區富有巨大潛力，而在喀山（Kazan）、索契（Sochi）等其他被視為複雜開發專案的城市，則強調將城市發展作為一種去中心化的工具，而不僅是在冬奧會和世界盃期間。

普京，2018年的莫斯科城市論壇，“我們的客人看到的不應該是一個櫥窗，不是人造的、短期的外表，亦或是浮華、虛擬的世界。他們看到的一切都應是真實的。整個國家都在變化，這是一個長期持久的趨勢。［…］ 這些經過計劃的投資，首先是為了提高我們公民的生活質量，併為每一個公民創造充實自我一系列的機會

官方對於扎里亞季耶公園充滿著期許，希望它能像克里姆林宮一樣，成為莫斯科、乃至俄羅斯的一個象徵。在《華爾街日報》的相關報道《在俄羅斯最有野心的公園》中，認為扎里亞季耶公園透過將互動文化嫁接到更加狂野的城市景觀，而其對於成為21世紀的俄羅斯標誌性公園的渴望展露無遺。

The Most Ambitious Park in Russia，來源於華爾街日報官網

六、請把爭議交給時間

毫無疑問，扎里亞季耶公園的實現不僅僅是透過在創紀錄的時間內建造它的成千上萬工人的辛勞，而且還要歸功於一些莫斯科人士和機構的鐵血和決心。公園開幕式上的一些市政府官員，曾公開表示難以置信公園專案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成就。

比起政府對於專案建成的欣喜和對在未來重塑俄羅斯城市的美好願景，其他的參與方，遊客、市民、建築師對扎里亞季耶公園的評價似乎各執己見。

每年超過一千萬的遊客來到這裡，在公園中拍照留念，樹木、草地和灌木混合的俄羅斯地域景觀、露天的新愛樂樂團室外劇場、超尺度懸挑在莫斯科河上的V型景觀橋，這些令人注目的景緻都是他們前來“打卡”的原因。同樣地，這座創新的公共空間景觀讓許多莫斯科人感到高興，甚至自豪。

然而，儘管已經投入使用一年多，仍有不少人包括宗教界人士，從基地選址到建築風格、從保護扎里亞季耶區到維護克里姆林宮的世界遺產等方面都提出了批評和質疑。有一些莫斯科人認為，這座公園並非為莫斯科人修建的，“莫斯科有許多公園可以成為‘首都名片’，可扎里亞季耶公園絕對算不上。”

相比之下，建築師們似乎樂觀的多，莫斯科市總建築師庫茲涅佐夫說：“這些公共空間已經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道路上、廣場上和公園上的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我們比對十年前的狀態，莫斯科充斥著糟糕的交通……公園建成的確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

［1］

而來自DS + R事務所的查爾斯•倫弗（Charles Renfro）認為公園使得莫斯科市中心發生了變化， “城市比以往有更多的共享空間，街道不是總是在呼嘯的車流量的包圍下，這讓城市變的更宜居，更安寧和開放。”

［1］

改造前後的扎里亞季耶地區，來源於： the Moscow Architectural Committee於 2017年起草的 Zaryadye文字

在缺少“公共空間”文化背景下，扎里亞季耶公園的落成，不論從政治上還是建築學上都飽含著重大的意義。然而，

未來要確保公園成長為一個真正公開、易於親近的景觀公共空間，而非退化為莫斯科式的資產階級圍欄下的領地，或是超級證券化主導下的生態系統，將需要更大的耐心、決心和想象力。建築師、規劃師、機構等透過與政府的直接接觸和合作，興建公共空間，其結果是否能達到調和眾口的效果，這個問題仍需留給時間去解答

。

特別感謝：董雅郡對《SOFT POWER OF MOSCOW》的翻譯以及微信投稿。

本文資料和圖片來源於網路，AC建築創作重新編寫。

文：Chen

參考資料

［1］ 《SOFT POWER IN MOSCOW》，作者STEPHEN ZACKS，譯者董雅郡，來源於《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

［2］《Soviet squares： how public space is disappearing in post-communist cities》，作者 OwenHatherley，來源於theguardian；

［3］《扎里亞季耶公園 / Diller Scofidio + Renfro》，譯者莊力，來源於ArchDaily；

［4］《2018年莫斯科城市論壇，普京和庫哈斯共同探討莫斯科建築及城市未來》，作者David Basulto，譯者 韓爽，來源於ArchDaily；

［5］《Of Potemkins and Putin Park：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in Moscow》，作者Chris Frey， 來源於THE ALPINE REVIEW；

［6］《莫斯科扎里亞季耶公園能否成為俄羅斯的一張新名片？》，作者rgxpku，來源於新浪微博；

［7］《Filling the Zaryadye District》，來源於 The Urban Imagination；

［9］《The Most Ambitious Park in Russia》，作者Julie V。 Iovine， 來源於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0］《Events Sergey Kuznetsov presented amonograph on Zaryadye Park》，來源於ARCHEOUNCIL of MOSCOW；

［11］《About the Zaryadye Park》，來源於zaryadyepark官網；

［12］《ZaryadyePark： a report from the opening of Moscow’s new urban wilderness》，作者Michał Murawski、Anya Shevchenko，來源於calvert journal；

［13］《Moscow Urban Forum Megacity of the Future： New Space for Living》、《Visit to Zaryadye Park》，來源於President of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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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xin。qq。com/r/QHWSi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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