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東方：明清中國為何能成為世界銀窖

-01-

破除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視角桎梏

幾乎每個人都對中國近代“積貧積弱”的歷史耳熟能詳，並通常認為，中國是一個自我封閉、自成一體的經濟體系，侷限於自己廣大的“農耕帝國”內，在中央集權的體系下緩慢且近乎一成不變的發展；而這一切也同海禁政策和“不許寸板下海”等零碎概念緊密聯絡在一起。總之，不論中外，人們似乎都已經熟悉和願意下意識地接受明清至近代中國的那種羸弱、經濟凋敝、人民窮困的意向。相對應的，則是西方自文藝復興後經濟文化的蓬勃發展，地理大發現、殖民主義和海外貿易、以及後續的工業革命等如春筍般異軍突起，遠遠甩開了那個遲鈍疲敝、垂垂老矣的東方世界。也正是這樣，從經濟政治制度、到意識形態、到文化，在東方和西方之間產生了一道人為劃分的巨大鴻溝，即西方為了顯示自己的獨特性和優越性而竭力與世界其他地區劃清界限。

在迄今為止的一段時間裡，“西方”是把世界其他地區的大部分都歸到“東方學”的名下來認識的。“西方”（the West）和“其他地區”（the Rest）的對偶概念出自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代表著作如《文明的衝突》裡。西方世界到處都有“東方”研究及其機構。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愛德華·賽義德在1978年發表的著作《東方學》中，對這種西方意識形態的表現做了鞭辟入裡的出色分析。

除此之外，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薩米爾·阿明在1989年發表的《歐洲中心論》中也揭露了這種運作。西方近代的強大和東方的衰落，雖然是事實，但這背後的原因是複雜的，但絕不應因此過度否認和貶低東方，正如霍奇森早已表達過的觀點：各種所謂的歐洲特殊論和整個歐洲奇蹟的說法，不過是完全建立在歐洲中心論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神話。因此，由它派生出來的社會“科學”，在經驗上和理論上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 愛德華。賽義德最著名的著作《東方主義》 ▼

即使是曾經寫出《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這樣完全西方中心主義極具偏頗的著作的弗朗西斯福山，在近些年的新著作裡也逐漸承認了東方和中國製度和文化的獨特魄力與作用，認為制度本身並不重要，而是在於如何實施，如何不斷自我改變和進步，這一關鍵過程和能力在於完善的“社會建構”。

▼ 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新思想比較代表性的如這本▼

▼ 岡德。弗蘭克，德國著名社會學家▼

在當今各個文化學界皆深受西方中心主義影響下的今天，破除歐洲中心主義仍是一個漫長且艱難的道路，本文在這裡暫時不做贅述，而重點結合岡德。弗蘭克在

《白銀資本：重視全球化下的東方》

一書的理論和資料對以明為代表的中國進行分析，中國那時的經濟能力和生活發展水平究竟是如何？

-02-繁榮的經濟|明代的世界工廠

明代人口和產業是什麼樣的情況？

社會經濟的繁榮離不開人口的支撐，尤其在近年來社會逐漸進入老齡化的今天，我們愈發有感於此。對明朝而言，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所有學者都認為，明代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人口增長了1倍或更多。在結束了17世紀中期的危機之後，中國重新開始了新一輪的人口增長、城市化和生產增長。弗蘭克在綜合了各種資料的基礎上對中國人口的估計是：1500年為1。25億（保守估計為1億），1750年為2。7億（保守估計為2。07億）， 1800年為3。45億（保守估計為3。15億）。在這3個世紀裡，中國人口翻了3番，遠遠高於歐洲的人口增長速度。

▼ 中國人口變遷概圖▼

在17世紀初的明代晚期出現了一些大城市（雖然500年前的宋代已經如此），如南京的人口達到100萬，北京的人口超過60萬。到1800年，廣州與鄰近的佛山加起來有150萬居民，其數量幾乎相當於整個歐洲城市人口的總和。中國的生產和人口增長得益於西屬美洲和日本白銀的進口。當然，這種增長首先得益於引進早熟水稻並因此而有一年兩季的收成，其次得益於引進美洲的玉米和紅薯，從而使可耕地面積與糧食收成都有所增長。

在這樣的背景下，伴隨而來的是發達的商品經濟的生產的發展。王國斌對中國的農業、商業和工業的擴張做了一個總結：有關經濟作物、手工業和貿易增長的基本情況，在中國和日本的文獻中有很好的描述……最引人注目的是鄰近上海的長江下游地區棉織業和絲織業的發展。這兩個主要手工業部門和水稻及其他經濟作物的發展，創造了中國最發達的地區經濟。長江中上游的安徽、江西和湖北，尤其是湖南和四川等省份出產的稻米順流而下運往這個地區，供應當地居民。由於市場的擴充套件把越來越多的地區聯絡起來，這些省份的部分地區也開始種植經濟作物和發展相關的手工業，如棉花、靛青、菸草、陶瓷和紙張。市場的擴充套件在長江一帶表現得最明顯，但並不限於這一廣大地區。在中國南部和東南部的一些地區，經濟作物和手工業也得到了發展。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出產甘蔗、水果、蠶絲、棉花、五金器具、香油以及桐油。在東南沿海一帶，16世紀的外貿活動刺激了茶葉和蔗糖等經濟作物的生產。

▼ 明清時期的商船，適合在沿海地區靈活行駛使用▼

嶺南地區尤其是廣東和廣西以及福建，呈現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貿尤其是換取白銀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刺激了這些省份經濟的發展。有一位總督說，每年有上千艘大船出入廣東。這或許是誇大之詞。但是，有一位英國船長也說，1703年，在廣州海面上有5000艘大小船隻。在這樣大規模的發展商品作物和產業的情況下，直接從事糧食農業的人手和土地都產生了不足，大米供應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18世紀初，經濟作物（包括甘蔗，一度還有棉花）的種植佔用了廣東一半的耕地，廣東只能生產出自身所需大米的一半。因此，需要從外面（包括東南亞）輸入的大米的總量越來越大。因此，如果當時的中國沒有來自外界世界的體系化的大規模資源和貿易交流，這一模式是不可能維持的。

明代中國商品出口到何處？

我們都知道，中國出口絲綢、瓷器和水銀，在1600年以後還出口茶葉。但是，中國也是鋅以及銅鎳合金的產地，這兩種東西在其他國家也被當作鑄幣的合金原料。當時有一個名叫波特洛（Botero）的人指出：“從中國輸出的絲綢數量幾乎超出人們的想象。每年有1000英擔絲綢從這裡輸出到葡屬印度群島和菲律賓。它們裝滿了15艘大船。輸往日本的絲綢不計其數……”

明代中國實際上壟斷著世界市場上的陶瓷。不過，80%的瓷器出口是輸往亞洲的，其中20%輸往日本。輸往歐洲的瓷器在數量上僅佔16%，但都是優質產品，其價值高達中國瓷器出口總額的50%。然而，明、清王朝的更迭使得1645年以後的瓷器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但是從1645年到1662年這段時期，盤踞福建的鄭氏家族依然效忠於明朝，幾乎完全控制了已經大大萎縮的出口貿易。萎縮了的瓷器出口貿易持續到1682年。在此之後，這種貿易的數量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其市場份額也有所恢復。

▼ 鄭成功集團在明末清初對東南沿海的貿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控制，繼續進行海外貿易▼

與此同時，日本和1662年以後越南的東京（越南北部大部分地區的舊稱）也成為重要出口地。簡略地說，東京也向荷蘭人供應絲綢，荷蘭人再把絲綢運往日本換取白銀。中國也向巴達維亞（荷蘭殖民時期印尼首都雅加達的舊稱）輸出絲綢，從那裡與孟加拉絲綢一起轉口到日本。反之，中國進口印度的棉織品（其中一部分則轉手再出口），東南亞的香料、檀香木及造船木料或船隻，以及其他地區的白銀。與此同時，中國也生產大量的棉織品，主要供自身消費，也有一部分出口到歐洲。據17世紀晚期抵達上海的耶穌會傳教士估計，僅此一地就有20萬織布工人和60萬提供紗線的紡紗工人。

對朝貢貿易體系的誤解

不僅如此，長期以來，很多人對朝貢體系也有著誤解，認為朝貢是一種中華帝國虧本倒貼買面子的冤大頭行為，實際上完全不是如此。但當時的中國朝廷基本上是務實的，因為外國人都不得不為了換取中國認為便宜的出口貨物而傾其所有地支付給中國大量珍貴的白銀，使白銀每年源源不斷地被運往中國。根據不同“朝貢國”的地理等級，並明確規定了它們各自的不同進出口岸。在這種等級中，首先是北方的朝鮮和日本，然後是東南亞的各個地區和西方的印度，最後是葡萄牙與荷蘭。

▼ 這是一面1584年日本明朝之間的貿易船旗幟，上面有三名明朝商人的簽名，用以為來年抵達日本下關時作為憑證▼

雖然在意識形態上，“中央之國”的天朝乃是天下的中心，但中國人也講究實際和實用，承認商業貿易以及其他相似活動乃是一種他們稱作“朝貢”的方式，即其他人不得不交付給他們某種東西。 這些支付並沒有改變它們的基本職能，但是在思想觀念上被稱作“朝貢”。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朝貢”。

-03-明清中國為何成為世界白銀秘窖|有多少白銀

為什麼明清時期要大量採用和接受白銀

伴隨中國繁榮經濟和對外貿易而展開的是以中國為中心擴張至全球的諸多貿易網路。而這對於世界，尤其是歐洲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正如被弗林和吉拉爾德茲強調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國作為世界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的地位和作用。當然，這兩個因素的相互關聯在於，

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長期保持的出口順差主要是透過外國人用白銀償付來解決的。

然而，中國對白銀的吸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明朝政府拋棄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部分使用紙幣的政策。這是因為在發生危機時，濫印紙幣總是造成通貨膨脹的後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紙幣的印製，接著又停止了紙幣的使用，從而完全使用銅錢和銀錠。另外，貨幣稅收的份額越來越大，最終演變成完全用白銀交納的“一條鞭法（著名的張居正改革）”的稅制。正是中國對白銀的公共需求、中國經濟的巨大規模和生產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出口順差，導致了對世界白銀的巨大需求，並造成了世界白銀價格的上漲。

▼ 一條鞭法示意圖▼

因此，弗林和吉拉爾德茲說：“如果沒有近代早期中國向以白銀為基礎的社會的轉變，歐洲和中國就不會有同樣的‘價格革命’，也不會出現一個西班牙帝國（靠出售在南美和中美洲開採的白銀而得以生存）。”這種說法並非聳人聽聞。事實的確如此，正如弗蘭克論證的，中國的海量強大商品生產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貨膨脹。

明清時期白銀如何圍繞中國在世界流動

前文多次提到了白銀是明時期最重要的貨幣，以中國為核心，圍繞白銀的生產，出口和交換，直接和間接的構成了當時整個世界的貿易體系。正如漢斯·布羅埃爾（Hans Breuer）1972年的的著作《最先抵達美洲的是中國人》中所分析的： “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可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因此，正如印度總是短缺白銀，中國則是最重要的白銀淨進口國，用進口美洲白銀來滿足自身的通貨需求。美洲白銀或者透過歐洲、西亞、印度和東南亞輸入中國，或者用從阿卡普爾科出發的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往中國。中國也從日本獲得大量的銀和銅，並透過中亞的內陸貿易獲得一些銀和銅。

中國既進口黃金，也出口黃金，這取決於黃金、白銀和銅之間比價的變動情況（比如在日本這種情況尤其明顯，曾經日本的金銀價格比要比歐洲低許多，因此葡萄牙人就在日本大量用白銀購買黃金，導致黃金大量從日本流出）。總體來看，在許多個世紀裡，白銀是向東流動的（除了從日本向西流動和從阿卡普爾科透過馬尼拉向西流動），黃金則透過陸路和海路向西流動。有些向東流動的黃金也流向歐洲。

▼ 西班牙銀元，又叫“佛洋”，西班牙在佔領了中南美洲後殖民製造的銀元，並大量流入中國，本圖是1793年腓力五世時期的8里亞爾，在與中國進行貿易時往往直接按白銀稱重來計算 ▼

因此，中國獲得和使用了世界白銀供給中的一個十分巨大的份額。大量白銀來自日本，有一些白銀是從太平洋上經馬尼拉而獲得的，有一些是從美洲經歐洲、黎凡特、西亞、南亞和東南亞轉運到中國的，也有一些是直接或間接從中亞獲得的。根據裡德的不完全估計，歐洲商人供應的白銀在1610年到1630年間佔中國白銀進口量的大約14%，在1630年到1660年間佔10%，在17世紀60年代佔40%。

肖努曾經估計，美洲白銀的三分之一最終流入中國，另有三分之一流入印度和奧斯曼帝國。魏斐德認為，可能有一半美洲白銀最終流入中國。

▼ 17-19世紀的世界白銀流向 ▼

因此，在1800年之前的兩個半世紀裡，中國最終從歐洲和日本獲得了將近4。8萬噸白銀，可能還透過馬尼拉獲得了1萬噸甚至更多的白銀，另外還從亞洲大陸上的東南亞和中亞地區以及中國自身獲得一些白銀。這些加起來，中國共獲得了約6萬噸白銀，佔全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自1600年起為12萬噸，自1545年起為13。7萬噸）的一半左右。

這相當準確地反映了一種基本現實：

整個多邊貿易平衡體系（包括印度和東南亞）因遜於中國的產業優勢而扮演的輔助角色，起了一種磁石的作用，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

直到18世紀，這些商業交易的白銀結算（也可以稱作“朝貢”），這種中國與朝鮮、日本、東南亞、印度、西亞、歐洲及歐洲的經濟殖民地之間以及這些地區之間的中心-邊陲關係，在世界經濟中起了一種決定性作用。正是在這樣一個聯絡了幾大洲的貿易流通體系內，全世界的白銀幾乎都在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

歐洲人在這一體系中發揮什麼作用，白銀從哪兒來？

在世界經濟的結構中，有四個主要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的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前兩個地區靠生產出口的白銀來平衡它們長期的貿易逆差，非洲則出口黃金和奴隸。從經濟角度看，這三個地區都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區所需的“商品”。第四個貿易逆差地區，即

歐洲，本身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以出口來平衡其長期貿易逆差的商品。歐洲在平衡這種逆差時，主要是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

歐洲人能向東方銷售的產品很少，因此主要透過參與亞洲經濟本身的“境內貿易”來謀取利潤，這種貿易又被稱之為“港腳貿易（country trade）”。

因此，歐洲的利潤主要來自在眾多市場之間，尤其是在整個世界經濟範圍內進行金銀、貨幣和商品的多邊交易。過去，沒有任何一個大國（或它的商人）能夠同時在所有的市場中開展活動，或者說能夠把自己在這些市場之間的活動組織成這樣一種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連貫系統。歐洲人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他們控制了巨大的金銀供給來源：尤其是來自殖民地如中南美洲的白銀和其他貴金屬產出。他們的海上能力長期以來是一個很小的非決定性因素；而且他們的帝國的或私人的商業公司在組織上也與競爭對手沒有什麼兩樣。

▼ 墨西哥獨立後鑄造的銀幣，又叫“鷹洋” ，清代中晚期開始大量流入中國▼

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但是，從世界經濟的角度看，至少在從1500年到1800年的這三個世紀中，歐洲所能生產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實際上是唯一的商品）就是金銀——而它是依賴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實現這一點的。

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歐洲當時並不是向世界經濟的其他地區出口產品的主要產業中心。實際上，由於歐洲沒有能力出口金銀以外的商品，遂導致了長期的支付赤字，從而也導致了金銀不斷地從歐洲流向亞洲。只有用歐洲在美洲的殖民主義勢力範圍才能解釋歐洲為什麼在世界經濟中還能生存，如果沒有美洲殖民地，歐洲就無法彌補它與亞洲的商品貿易的巨大赤字。即便如此，歐洲也從來沒有足夠的金錢來實現貧窮可憐的歐洲人的夢想，因為正如一名荷蘭商人在1632年向國內通報的：“我們不是沒有找到商品……而是我們沒有造出購買它們所需的金錢。”（Braudel 1979：221）這個問題直到18世紀末尤其到19世紀才得以解決，此時金錢的流向終於顛倒過來，從東方流向西方了。

▼ 殖民主義帶來的廣大市場、原料來源地和對於提升生產的迫切需求，以及列強間的爭霸才是西方得以完成提前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性因素，這一話題可結合東方為何衰落來另開一文▼

-04-歐洲中心主義之外|重新認識東方

正是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曾經中國的巨大經濟實力與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影響力，並且，更應認識到，那時候的中國絕不是一個自成一體，閉門自關的所謂“農耕帝國”。也正如弗蘭克等人所提出的，經濟全球化和連結幾大洲的資本貿易體系絕不應推遲至哥倫布發現美洲和工業革命後，弗林和吉拉爾德茲認為，應該在世界白銀貿易中“給中國（及其東亞朝貢體系）保留一箇中心位置”，因為這一體系大概涵蓋了世界上五分之二的人口。

弗林和吉拉爾德茲在另一篇文章裡進一步指出：“我們把白銀看作全球貿易興起的一個關鍵性動力，”因此，“我們認為，明代中國的新貨幣財政體制的出現，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背景下……近代早期全球貿易的推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事實確實如此。

但是，如果沒有一種現成有效的供給（白銀來源），中國（或其他國家）對白銀的渴求在那時（至今也一樣）不可能轉化為對白銀或貨幣的需求。有了這種供給，那些能夠用白銀或其他貨幣支付的人才會有需求。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中國的製造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高產出、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能夠有效地提供這種商品供給。

▼ 我們需要重新認知世界體系、全球化以及東方▼

“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早就已經開始的一件重要事實，只不過在市場計算機化的時代變得更明顯罷了……我們必須得出結論，重大的變化只是涉及一體化形式的轉變，而不是通常所說的一體化本身的出現……世界歷史不應被說成是一種從地方封閉狀態向世界日益一體化和同質化發展的歷程。

因此，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做出更強有力的證明：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哥倫布以及在他之後直到亞當·斯密的許多歐洲人都清楚這一點。只是到了19世紀，歐洲人才根據新的歐洲中心論觀念，名副其實地“改寫”了這段歷史。正如布羅代爾指出的，歐洲發明了歷史學家，然後充分地利用了他們對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讓他們追求準確或客觀的歷史。

本文主要資料來源於《白銀資本：重視全球化下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