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講透資治通鑑學習1》筆記（101~200）
101、司馬光是如何辨別史料的？
1、司馬光治史雖然風格細緻，但還達不到清代考據學家死纏爛打的程度，比如考據燕簡公，就沒有看看“低端”讀物馮繼先的《春秋名號歸一圖》。史學研究千頭萬緒，再大牌的學者，也做不到滴水不漏
2、秦孝公接手父親秦獻公的家業，算不得優質資產——魏國在河西之地修築長城、楚國佔據漢中和巴地、黔中，壓著南境，各諸侯國把秦國當夷狄，搞了各種排斥。
102、為什麼要給秦孝公披一件儒家外衣？
1、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面將秦孝公的改革做了模糊處理，將出處《史記》裡的“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改成了“佈德修政”。假裝秦孝公用的儒家德政的路子，讓那商鞅鑽了空子，把好好的“佈德修政”搞成了冷酷的法家秦國。這麼寫，那是出於北宋變法現實政治的考慮——秦孝公和商鞅VS宋神宗和王安石，兩個組合高度相似，罵了商鞅等於罵了秦孝公，而宋朝時候大家認為王安石壞，又不好說宋神宗，那就只好說秦孝公是儒家傳承了。
2、清朝人易佩紳寫的《資治通鑑》讀後感，坦率承認，除了三代聖賢帝君，聖賢之學和英雄謀略不能兩全，以至於道德和功業必然分道揚鑣，這和司馬光的初衷（道德對於政治的意義高於一切）背道而馳了。
2、儒家給“元”字賦予了豐富的政治含義，元年也因此需要慎重對待。“逾年改元”，是新舊國君更替時候常見的做法，新的改革，也一般在新國君的元年實行。但又有很多例外，越是政局不穩，“逾年改元”的傳統越容易被打破。
103、河西到底是誰家地盤？
1、周顯王八年，秦孝公即位昭告天下，用歷史為由，收復失地，重現秦穆公時代的霸業。他的話術，先是誇耀祖宗富過，激發集體自豪感，再講喪權辱國的歷史，激發同仇敵愾的熱血。
2、追溯歷史，河西之地的歸屬非常複雜，領土的易主頻繁。河西之地原來屬於晉國，在晉獻公太子申受誣陷被老爹逼死後，太子的弟弟重耳和夷吾流亡，晉獻公死後，夷吾給了秦國河西五城邑的條件要秦國幫助送自己回國即位，秦國出於利益最大化的考慮，選擇扶植品格和性格較差、更沒有資格即位的夷吾上位，但是夷吾上位成為晉惠公後，賴掉了當初的許諾。後來在秦晉韓原之戰，晉國失敗，夷吾做了秦國俘虜被秦國送回，不得不兌現當年的承諾。但這只是河西之地的一段歷史，戰國時代，領土的邊界一直都是不明確的，歷史舊賬根本算不清。
3、秦孝公的“佈德修政”中的“修政”——其實是秦穆公的稱霸政策——吸引了公孫鞅，由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樞紐階段。
104、刑名之學是怎麼回事？
1、先秦時代，庶出的貴族子弟，在家鄉前途不大，容易受到歧視，往往外出求發展，衛國的國君的庶孫公孫鞅就是這樣的情況，衛國是小國，人才留不住，當年的吳起就是一個例子。
2、公孫鞅精通刑名之學，其核心，是探究觀念和概念對應內容之間的關係，實則是語言問題。
3、語言是一種交流工具，因而有模糊的特點，所以才更有效。
105、刑名之學是怎麼變成管理學的？
1、孔子是刑名之學的先驅，最著名的話就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正名的辦法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認為社會必須名實相符才會正常有序。
2、社會發展越快，名和實分裂就越快，因而刑名之學發生分化，一些人繼續研究語言學問題，比如哈耶克的觀點：很多紛爭實語言被毒化的結果，要先解毒，紛爭自然就消失了，孔子卻認為語言不能動，反而是整個社會和社會里的人要調整，孔子的觀點難以實現，但稍加修改，孔子觀點，就變成了管理學策略，從此一些人走上了循名責實的管理學研究。
3、循名責實本質上是建立考核制度，比如司馬，並非弼馬溫，而是因為車戰是主流打仗模式，管理戰馬就等於管理戰車，司馬實為最高軍事長官，國君如果循名責實發現司馬不稱職，就要撤職查辦。這在戰國時代這是新事物，宗法社會里天下一家，再大的政治問題，歸根結底都是家務事，用的是親情解決思路，“對人不對事”，建立考核，就變成“對事不對人”了。
106、刑名學家的進步性在哪裡？
1、在儒家評價體系裡，刑名學家會被貼上刻薄寡恩的標籤，比如包青天，距離酷吏只差一步。韓國總理申不害、韓國公子韓非和公孫鞅都有這樣的標籤，這一派刑名之學有“申商（韓）刑名之學”的說法。這三個人是先秦法家三大代表人物。於是法家和刑名學家畫上了等號。
2、循名責實是在禮崩樂壞、競爭加劇的社會環境裡破繭而出的，雖然得到了鋪天蓋的的批判聲。今天的管理學比起韓非子的已經細緻多了，但本質還是在韓非子畫的圈子裡。
3、循名責實在戰國社會的實踐意義，是用精確性代替模糊性，量化標準代替彈性標準。這種思路，表現在管理上就是量化考核，表現在在法律上，就是成文法，一刀切。儒家理想司法是長老和議，刑名之學要以有發破無法，以有限破無限。
107、公孫鞅初入職場的境遇如何？
1、喜歡刑名之學的人，都有實幹主義的傾向，公孫鞅去了魏國，做了總理公叔痤的家臣，職位是”中庶子“。去貴族家做家臣，是春秋戰國時代庶出子弟的擇優之選，原本出身貴族的他們，上手工作很容易。
2、在公叔痤這裡，公孫鞅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導致了老總理在臨死前向魏惠王舉薦，並且告訴君王，不能用公孫鞅，就殺了他（一說不讓他離開），對魏惠王來說，聽從老總理公叔痤的意見，重用公孫鞅難上加難，因為此人資歷不夠，殺掉他卻易如反掌，但無論如何，魏惠王沒有動公孫鞅。
3、公叔痤做了第二件事，就是勸公孫鞅逃離魏國，這樣的”先君後臣“優先順序安排，毫無道德瑕疵，這樣做比起豫讓的好友青荓在兩難之下自殺，要先進得多了。公叔痤這麼做，屬於只考慮對錯，不考慮結果，和儒家倫理很接近。
108、公孫鞅真的被面試了四次嗎？
1、《史記》記載了公孫鞅透過嬖臣景監四次面見秦孝公，從“帝道“、”王道”、講到“霸道”才最終讓秦孝公認同。故事有誇張的嫌疑，被司馬光刪繁就簡，但依然保留了景監是引薦人這個細節。文臣和帝王透過嬖臣這樣的中介見面，在司馬光看來是違反了儒家經典給出的明確行為規範“非其人弗自”（找了不該找的人引薦自己的意思），具有警示後世的作用，所以被保留下來。
2、司馬光的時代，王安石的晉身是透過宦官藍元震，也就被認為是和公孫鞅走嬖臣的路子是一樣的。
109、什麼樣的金句更有說服力？
1、為了說服秦孝公變法，公孫鞅金句疊出，重點意思是高瞻遠矚的變革大事，普通人理解不了，不必徵求他們的意見。最著名的金句是”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
2、反對派甘龍的主張是因勢利導，他和公孫鞅的論戰，其實就是保守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爭。
3、現代心理學支援：人天生更容易被富於韻律感的語言說服。
110、變法需要考慮成本嗎？
1、《史記》中公孫鞅的一句特別在理的話“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儒家也說過類似的話，沒有人會僵化到否認一切變革，就連以保守主義色彩著稱的儒家，也不否認變革。
2、出現在史書中的公孫鞅的對立者甘龍和杜摯，很可能是杜撰出來的。他們存在的價值，就是在關於改革的思想辯論中，成為公孫鞅的靶子。辯論的意義並非把真理辯明白，而是為了給全國確定思想基調，製造輿論聲勢，讓反對派閉嘴。變法是逆潮流而動的事情，尤其有必要搶佔輿論的制高點。
3、改革的反對派認為，不能只看變法的收益，還要考慮變法的成本。公孫鞅的得到了“左庶長”的職位，意思是手下管理很多人的一個崗位，開始了改革大業。
111、誰在拔高公孫鞅的形象 ？
1、公孫鞅的形象在《商君書》中被拔高，把公孫鞅說的無所不通，高階和一般技能都具備，偏偏秦孝公，需要使用的接地氣的”霸道“。這樣的說法，說明公孫鞅出現追隨者了，門生拔高老師，徒子拔高祖師爺的常規模式而已，但《史記》和《資治通鑑》都沒有完全採信。
2、《商君書》對龍摯、公孫鞅的辯論，最後由秦孝公總結陳辭，全力支援商鞅，表明態度，最終定性，把反對變法的帶頭人，醜化成錯誤的、愚蠢的、醜陋的、不值一顧的，讓人看了就想打的。這是經典的政治手腕，用的就是心理學的認知一致性出發點。從此以後，凡是同情龍摯的人，不僅在政治上是錯誤的、而且在智力上是可疑的，在見識上是可笑的、在道德上是可恥的。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政治策略，因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對人不對事“的認知模式”比“對事不對人”高效得多。
3、公孫鞅的變法非常務實，把千頭萬緒的事務約化為吃飯和打仗兩件事，目標簡單，標準清晰——吃飯吃飽即可，其他目標都可以放棄，打仗要打贏，手段是什麼不重要。
112、“法”和“律”到底有什麼區別 ？
1、公孫鞅在秦國變法，由三大有利條件：一是秦國曆史短，文化底蘊低，傳統力量比中原諸侯弱；二是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本身就是改革家；三是公孫鞅在魏國的經歷，對吳起和李克的政治遺產有認識。公孫鞅把李克的《法經》帶到了秦國，改“法”為”律“。
2、從法律史來看由一個從”刑“到”法”。從“法”到“律”的過程。最終標準明確的“律”取代了強調公平的“法”。“法“的公平觀念雖好，但不利於管理，不利於追求效率。古代國家屬於國君家族，政府存在的意義就是幫助國君這樣的大家長管理家產，和現代私營企業類似，追求效率是必然的。
3、”律“原為定絕對音高的的定音裝置，低音管開始奇數為”律“，偶數為”呂“，統稱十二律呂，”黃鐘“”大呂“為其中兩律。
4、“法”是絕對主流的狀態，在刑名學家看來，循名責實，顯得有毛病，以法治國，在刑名學家看來，不應當以公平為主導，而應該以效率為主導，“法”的意義在於頒佈行為規範，引導價值取向；為了排除主觀感受的差異，就要用“律”這樣的絕對明晰的客觀標準。
5、公孫鞅改“法”為“律”，很可能是借用軍事化管理規範來管理民政，把民政整合到軍政之下。
113、公孫鞅為什麼要實行什伍制 ？
1、公孫鞅實行新法，導向性很強，歸納為4點：什伍制度，連坐；獎勵軍功；鼓勵農桑，嚴禁工商末業；設立新的爵位系統。
2、跟儒家照顧所有人的目標不同，法家的法律目標是幫助君主一個人管理家產，迅速增值，在競爭中獲勝。手段上，儒家寄希望於領導人散發道德感召力，病毒式傳播道德，最後達成大家謙讓無訟的美好社會；法家不信儒家這一套，認為即便有可能實現這樣的道德生態，成本也是吃不消的，見效也太慢，這樣動輒百年大計的儒家方式，是沒有效率的。
3、為了提升管理效率，秦國做了統一價值觀，禁止價值觀多元化和改造組織結構兩件事。“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讓秦國人遇到事情，立馬就能辨明對錯，就像“律”，絕對音高就是絕對標準。
4、公孫鞅實行了什伍制度，其本質是連坐，見效很快，以至於後世儒家，包括王陽明都紛紛仿效——在需要解決實際問題的時候，大儒也把儒家教條先放在一邊了。
114、耕戰為什麼是公孫鞅的國家大計？
1、在公孫鞅的變法思路，類似今下的策略類遊戲，在有限的資源裡搞平衡。他制定的國家規劃裡，千頭萬緒的事情被化約為種田和打仗兩件事，因為他認為國家財富來源，要麼種田生產得來，要麼打仗掠奪得來。
2、公孫鞅獎勵軍工和農桑，禁止私鬥、嚴禁工商末業，或對其徵收重稅，這麼做，秦國人最終發現種地和打仗成了最好的職業。
3、為了隔絕來自六國的資訊，公孫鞅禁止人員流動，這樣一來，人的眼界被縮窄了，成了一種無知無識的狀態，和國家唯一價值觀保持高度一致，除了耕戰之外不知道世上還有別的工作。所以五種公孫鞅最討厭的人：遊士、隱士、勇士、手藝人、商人。
115、公孫鞅為什麼要下放爵位？
1、大規模、系統性實施爵位系統，始於公孫鞅，在此之前就有。
2、官職有公權力，爵位只有特權和義務
3、如何激勵技術出色的基層員工，現代管理學建立了職稱體系，把職稱和之位分開。秦國的20等爵位制度，本質上就是秦國的職稱系統，從1到20（低到高）分別如下：
1公士、2上造、3簪褭、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長、11庶長、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駟車庶長、18大庶長、19關內侯、20列侯
116、爵位能帶來那些好處？
1、儒家和法家都有等級制度，但儒家的等級是天生的，人人各安其位，法家的等級是自己憑藉軍功掙來的，而且，機會無限次，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只有敵人首級數量一個要求。
2、公孫鞅的爵位設計，帶來兩種好處，積極的好處可以獲得收益，消極的好處可以避免損害。比如積極的好處——爵位可以換取官位，差旅期間的伙食標準不同等，而且還充分考慮了人的精神追求，包括了墓地種樹的多寡等。原來的貴族如果沒有功勞，面子也會保不住，公孫鞅設計的社會藍圖裡面，金錢不是硬通貨，軍功才是。消極的好處包括，爵位可以抵消法律懲罰，如果獲罪，同罪不同罰，爵位高的處罰輕，做苦役的，有爵位可以免去囚服和枷鎖，有爵位還可以贖回奴隸身份的父母，妻子，還能把沒有爵位的人當成自己的奴隸。在秦國，再無慾無求的人為了不給別人當奴隸，也得努力掙軍功。
3、軍功面前人人平等，有軍功，奴隸也可讓全家人翻身，在當時是難能可會的平等意識，煥發了整個社會的活力。
4、公孫鞅的變法，是以量化考核管理為出發點的。
117、怎麼理解公孫鞅的量化管理？
1、關於思想的精髓能否傳承，道家認為做不到，語言作為載體太難，寄希望於“拈花一笑”式的理解也很渺茫。公孫鞅把這個哲學問題變為現實問題，他認為，能否複製前人成功的精髓不重要，即便可以言傳，複製成本太高，不划算。
2、公孫鞅的管理，主張不求最好，但求可行，這種次優方案就是量化管理，一切獎懲制度都清楚明白，不論堯舜禹還是夏桀商紂，都能有執行的能力，執行效果也不會有太大差異。
3、儒家推崇賢人政治，理想狀態就是“君子盈朝”，皇帝也是聖明之君，以父母慈愛之心治理。法家不要賢人君子，只要奸詐小人，小人才能監視檢舉親友鄰居，有貪念，才能被國家賞罰措施控制，無知，就不會多思多想，一門心思耕戰。如果敢於搞工商業，敢於做佛系青年，朝廷就會把他們變為奴隸，任何詩書禮樂、琴棋書畫、甚至吃喝嫖賭，都在這樣的社會里多餘。公孫鞅，把全社會都打造成刻薄的樣子。
118、秦國人為什麼好戰？
1、和今天社會的“利出十孔”不同，《商君書》認為政府必須有意識地“利出一孔”，利益來源一多，百姓改善生活的辦法就多，非常不利於對百姓的“樂於打仗，善於打仗、時刻保持可以去打仗的良好狀態”管理目標。公孫鞅就想辦法，除了掙軍功這“一孔”，不讓百姓有更多的選擇，而且百姓不能閒著。所以認為”秦國百姓熱愛和平，不願意給統治階層當炮灰，迫於無奈才打仗，自己是戰爭受害者“這種想法的是不符合當時情況的老生常談——秦國百姓很快在公孫鞅的改造下，變成了好戰分子。人類本身就有狼一樣的群居掠食動物本性，集體捕獵的天性輕易戰勝春種秋收的反天性，秦國從農耕國家變的好戰，並非難事。
2、《商君書》有個經典命題“國弱民強、國強民弱”，意思是要民眾有良好的順服性，削弱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封閉他們的資訊渠道，用軍隊的組織管理結構，百姓們就被調教成聽話的傻大個，公孫鞅敏銳的意識到，國家富強了，如果不去打仗，儒家禮樂就會死灰復燃，思想一旦不統一，就會不利於秦國的強大。
3、管理學上，穩定性和積極性是個兩難的選擇。公孫鞅做到了，在他的的藍圖裡，秦國百姓一是不能有自己的頭腦，二還要自動自發充滿積極性地種地和殺敵，長平之戰就是個例子，45萬戰俘的人頭，成為秦國人進爵的籌碼，導致了後來無人敢投降的弊端。
119、盧梭會怎麼質疑公孫鞅？
1、公孫鞅透過“徙木立信”先建立政府公信力，後頒佈改革法令。
2、在公孫鞅看來，社會結構簡化到一定程度，移風易俗才會變得很容易。王安石在宋朝不能複製徙木立信的成功經驗，是因為秦國和宋朝的習俗不同，複雜度不同——戰國年間的秦國，是接近於機械系統的傳統社會，而宋神宗時代，印刷術興起和文教太普及，以致太多的“強民”產生，呈現“有機團結”狀，而且王安石宋神宗這對搭檔，到底不能脫盡儒家本色，做不到商鞅和秦孝公的那麼狠，如此一來，王安石再明白簡明扼要的重要性，改革方案也遠遠複雜於公孫鞅，無法把宋朝人當成秦國人來管理。
3、徙木立信，涵蓋了公孫鞅改革的三大要點：目標簡單，規則明確，賞罰及時。
120、秦太子違法的事件是真的嗎？
1、《資治通鑑》記載，改革一年後，民怨沸騰，此時太子犯法，公孫鞅化危機為轉機，透過嚴懲太子老師公子虔（也是改革反對派領袖）和公孫賈，頂住了民眾的輿論壓力，秦國開啟了順利改革的時代，那是煥然一新的十年。
2、公孫鞅擒賊先擒王的策略，是充分利用了人類作為群居動物的本性。所謂群居動物，多數人的意見和膽色都是被少數精英分子引領的，“高大罌粟花綜合徵”這樣的古老智慧歷久彌新。
3、無法辨別史料的司馬遷留下的各種資料，後來人們可以發現其實太子在被說犯法的時間，其實上還沒出生或還是毫無違法能力的幼兒，“太子違法事件”是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戲劇寫法。
4、民意問題，在管理學上不太敏感，因為管理學可以拋開正當性，只談效率。但在政治學上卻相當複雜。比如，秦國，究竟是秦孝公一個人的產業還是親族都有股權，到了宋朝，土地和人口是否還是皇帝的私有財產，如果知識分子相信皇帝應該和士大夫共治天下，那麼士大夫所代表的民意，就必須得到尊重，否則政治正當性就不存。失去這種正當性的王朝就該被推翻。按照這種邏輯，即便全國人民都是笨蛋，理解不來執政者的良苦用心，民意也必須被尊重和執行，這就是王安石的遭遇——雖然和公孫鞅一樣變法遭到了全國民眾的反對，但他既不能割掉反對派領袖的鼻子，也沒法公然否定民意的政治正當性。
121、王安石怎麼應對民眾反對？
1、宋神宗用西漢學者劉向《新序》裡面孫叔敖說的“國之有是，眾之所惡”（原文是說楚莊王和總理孫叔敖的對話），來反駁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屬於一種斷章取義，把“國是”和“民意”放在對立面上。
2、北宋張載說的“為天地立心”的說法，前提是所有人的心理結構是一樣的，天下人的價值觀也是共通的，唯一正確的，推及具有政治正當性的統治者的價值觀，就應該和天下人一樣。所以“國是”不可能和公議違背，違背公議的“國是”，都是奸人謊言。孫叔敖的“國是”言論就是妄論。那是“一言以喪邦”。由此看出，價值判斷應該以什麼為標準，深深折磨著古往今來的無數思想家。
3、王安石把變法定為國是，讓它的真理性不容置疑，把反對派描寫成孫叔敖抨擊過的既自私又愚昧的群氓，倒也不失為減少改革阻力的一個方法。
122、始謗終誦是誰的理論武器？
1、子產是春秋時代鄭國賢相，也是孔子的偶像，被孔子高度讚頌，具有完美的政治正當性。王安石改革多年，當彗星出現，反對改革的大臣呂公著藉機提出“除舊佈新”，換了一個角度解讀始謗終誦——子產三年改變人們的看法，王安石七年還沒有改好，把這個原本王安石可以利用的盾牌當作了刺向他的武器。
2、孔子認為執政者可以利用神道政教管理百姓，但不可以讓江湖騙子藉機招搖撞騙。
3、子順作為孔子的後代，戰國時代擔任魏安釐王的總理，他實行改革損害既得利益者，引發群情洶洶，子順卻說“民之不可以慮始久矣”，這個說法跟法家名人高度一致——民眾從來就如此，別期望他們提高覺悟，誰尊重民意誰就治理不好魏國。子順還舉例用始謗終誦來批駁反對者。
123、司馬光為社麼會採信《孔叢子》
1、《孔叢子》有偽書的嫌疑，司馬光采錄宋代很少人讀的《孔叢子》，確實特立獨行，不過關於子順，他巧妙地刪掉了幾句話。一是關於變法必要性問題，王安石寫過《答司馬諫議書》，如果和子順文諮的對話一起看，就會發現歷史在重演——王安石就是高瞻遠矚信心滿滿的子順，司馬光就是因循守舊、不明事理的文諮。原文文諮後對子順拜服，所以《資治通鑑》裡面，這一條不見了。二是子順提到子產和孔子始謗終誦，子順原文說誹謗必然會消失，司馬光改成了對誹謗置之不理。
2、司馬光對《孔叢子》的刪改，重點在改革中對誹謗的態度，是為了傳遞出自己的價值觀。誰的價值觀才是正確的價值觀，這個問題關乎誰表述的事實才是正確的事實，進一步說，就是關乎誰表述的歷史才是正確的歷史。
3、北宋皇帝更迭，宋哲宗即位，政治風向逆轉，舊黨主編的《神宗實錄》原來黑化王安石，採用了司馬光日記，現在宋哲宗改元“紹聖”意思要繼續宋神宗的事業，導致《神宗實錄》的重修，新黨做了主編，用王安石日記替換了司馬光日記。
124、聰明人為什麼要說蠢話？
1、宋哲宗年間新黨重修《神宗實錄》，把被舊黨搞成王安石背鍋的狀態，改成宋神宗和王安石破鏡重圓，重歸明君和賢臣的完美搭檔形象，目的是搶佔意識形態制高點，打擊異己。
2、新黨不但改了《神宗實錄》的基調，還出臺政策，說《資治通鑑》不但要禁書，而且要毀版，幸虧陳瓘搬出了宋神宗的序，才保住了《資治通鑑》的雕版。
3、陳瓘寫了《四明尊堯集》再次把宋神宗和王安石撇清，是為了表達：神宗皇帝對王安石早就不滿了，這個論點的作用是抵擋蔡京蔡卞兄弟造成的——只要有誰批評王安石，就是對神宗不敬的邏輯。陳瓘的說法出臺，蔡氏兄弟的理論防線就有了缺口。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遠不只是事實的堆疊，更是觀念和態度的堆疊，是真理和謬誤的堆疊。
125、為什麼改革家會對皇親國戚下狠手？
1、戰國曆史上的改革有一個共同點：觸犯某個既得利益集團，由此引發兇猛的反撲。李克、吳起、公孫鞅、子順，都一樣經歷了這些。
2、公孫鞅的改革裡。鼓勵秦宗室立軍功，不然上不了族譜，這麼幹的初衷，也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但沒有執行到底。古代一夫多妻制，富人階層的人口會幾何級數增長，國君又不願意養他們，也不敢讓他們有戰功，因為一旦有了戰功，加上權勢和血統，就有篡權的風險。
3、宋代不對宗室開放公職，又不像唐朝那樣做五等的限制，因此宗室人口激增，財政負擔暴漲。
126、司馬光為什麼好評公孫鞅？
1、司馬光借誇讚公孫鞅以守信的風格治理國民，含蓄批判當時背信棄義的作風。當時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風氣，是因為政治風氣太過開明，真的是皇帝乾綱獨斷，也不會一會兒一個主意，或者成熟的共和制民主制，意見雖然紛雜，但一切都有規範流程制約著。
2、儒家把信用當成立國之本，法家把信用用當成權謀手段。儒家把信用當成立國之本，但換成經濟學角度，信用問題其實是成本問題。孔子有過“無信不立”的命題，把信用排到了糧食儲備和軍需儲備之前，到了今天，信用問題比孔子時代更加要緊，因為現代貨幣的基礎就是政府信用。儒家把信用問題當成道德問題，要用道德手段解決。但經濟學視角，這不是道德問題，是成本問題，要用成本思路解決。（博弈論思路，這是一個博弈問題，該做的是把信用問題的相關人調整到相關的博弈關係裡去，比如單次博弈變成多次博弈後，旅遊景點的黑商家減少了）
3、社會越發達，規模越大，分工越複雜，信用越重要。宋代是發達的高度依賴信用的朝代，因為信用在宋朝涉及的利益巨大，踐踏信用可帶來可觀的短期收益，雖然朝廷和民間是重複博弈關係，但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屬於不對等的博弈——屬於強勢的朝廷頻繁失信，自食其果只是時間問題，報復的烈度也會是致命的。一個朝代的結束，未必是一兩個昏君的錯，而是積重難返的結果。
127、演義體是怎麼來的？
1、《三國演義》和民間演義體，有可能是從很有務實精神的儒家“衍義”體發展而來的。開創衍義體的鼻祖是南宋學者真德秀，他的著作是43卷的《大學衍義》，這樣的體裁好處是把高度凝練的大道理，做了很多案例覆盤，幫助讀者深化理解。
2、明朝學者夏良勝撰寫的《中庸演義》跟司馬光意見不同，認為秦國滅亡是因為公孫鞅為了給政府樹立信用，處罰了那些給新法唱讚歌的人。其內涵就是：朝廷是高瞻遠矚的，在下一盤大棋，鼠目寸光的小民們啊，只要閉上眼睛，按照朝廷的安排去做就好，自然會有你們的好處，你們當下的不滿，將來會變成滿意。這麼做就是要塑造民眾無怨無悔的盲從。盲從原本是原始部落的生存優勢，效率得到提高，但也有糾錯能力減弱的問題，這是歷代君主集權總要面對的難題。
3、歷史上的各種政體裡，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可以作為應急手段，而很難作為長久國策。
128、司馬光是怎麼誇桓文之事的？
1、春秋五霸裡面，最突出的就是桓文二霸主。戰國時代的生存策略，必須以短平快為主，相比追求“以德服人”的王道，霸道更加短平快。以德服人看上去很美，但一是不現實，二是就算可行，一般人也熬不起。孟子也好其他儒家學者也罷都沒看懂，所謂王道只是一個美好傳說，只有道德而沒有實力的話，根本不可能贏得多少人歸附。群居動物都只會歸附強者，人類也不例外，道德是實力的錦上花，沒有實力的道德只能說是個人修養。桓文兩霸主之所以了不起，是因為他們都沒有靠幾代人的積澱，只是自己當政之後搞改革，並在自己當政之年就完成了霸業，成為天子欽定的諸侯盟主。
2、荀子給趙國孝成王講兵法，演繹了一下齊國精銳打不過魏國精銳，魏國精銳打不過秦國精銳，所以當代秦國最牛，但秦國打不過桓文二霸，桓文二霸打不過商湯周武，但從今天的眼光看，其實“戰國七雄”實力遠高於“春秋五霸”，對商湯周武更是有碾壓性的優勢，但儒家喜愛誇大古人——反正死無對證。說的多了，大國諸侯就覺得至少可以學習一下相對近代的桓文二霸。
3、司馬光比孟子和荀子務實，不介意誇“桓文之事”的霸業，但他也堅持——追求王道的政治家，不應該輕視誠信。
4、司馬遷認為，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手腕，付出才會有獲得。司馬光也在在臣光曰裡歸納的幾件以誠信取得更大收穫的事情——“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
129、公孫鞅為什麼要懲罰唱讚歌的人？
1、徹底沒有誠信的，出爾反爾，一旦名聲傳開了就不再有人願意給你合作了；完全誠信，說一不二，你的行為完全可以被預測，作為管理者的話，屬下的畏懼感就會淡化。
2、以法治國的國家，司法不公其實國君是沒所謂的——畢竟效率出來了。但皇帝作為全國的最高管理者，要保證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比如“烏臺詩案”，宋神宗一紙特批，蘇軾就不再能被輕饒。皇帝只有天威難測，才能讓人害怕，才能有高效的管理。“出彘”的案例就很說明問題。
3、被準確預期的後果會促使人們精確計算付出和回報，爭取以最小的成本換來最大的收益，敬畏心就會相應地減弱。
4、宗教的預定論認為人的行為，對死後能否獲得神的恩典無關聯，善功論者相信善惡有報。兩者矛盾。如果至公論（善功論）有效，善惡會被給與等值回報，神就變成了也可以被預測的了。而至善論（預定論）認為恩典都來自神，雖然人未必配得上它，所以人應當心懷感激，不要認為恩典都是自己努力掙來的。神還具備“無限”性，至公論（善功論）認為一切賞罰來自理性的精密計算，神就受限於理性，而神具備“無限”性的話，就未必按照理性做事，善未必有賞，惡未必有罰，天意從來高難問，人只能膜拜神的“不測之威”。公孫鞅之所以嚴懲那些給新法唱讚歌的人，不僅要為了禁言和愚民，還要樹立自己的不測之威。
130、規則性和任意性如何平衡？
1、東漢張紆和羌人作戰完全不用常規，投降的殺掉，擒獲的放生，被明末清初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裡說成是“謀略之士”壞典型，做“不測之恩威”狀，但這樣做的對國家有害，對張紆自己是有利的。儒家之所以不受國君待見，是因為很少考慮君主本人的安危和福利。
2、禮崩樂壞之後，大家逐漸認識到一切原先僅僅依靠血統來確保的地位，其實都可以由競爭得來，這樣的就給了野心家無限希望，法家申不害的觀點是——站在國君的位置上，民眾安居樂業再重要，也比不上富國強兵重要，而富國強兵和國君自己的地位相比，又遜一層，畢竟自己地位不保的話，富了誰的國，強的是誰的兵？保住自己的地位，永遠是頭等大事，權柄應該是神秘的，這樣才沒有人摸得透。這是強悍的務實精神和徹底的無神論，“神道設教”這一套偽裝，被申不害統統扯掉，強調強存弱亡的道理，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直接變成了赤裸裸的權力遊戲。
3、《易經。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這個邏輯是，集體擁戴才是”大寶（皇位）“得以保全的基礎，司馬光推演了《易經》的觀點，強調如果皇帝沒有誠信，就支使不動老百姓，皇位就容易不保。
131、國君為什麼不能隨便開放山林？
1、魏惠王之所以遷都大梁，有可能是想離秦國遠一點，也有可能是想為中原爭雄做好戰略佈局。當年的魏舊都安邑，在智瑤水淹晉陽城，令魏桓子膽寒，三家分晉安邑升級成為國都，但最終遷都大梁。
2、遷都後魏惠王開放逢忌之藪只能是政治上的點綴或者臨時的措施，做個”馳山澤之利“的姿態，把本來屬於國君的私人財富給百姓發福利，但遲早要走上壟斷山澤之利的”壹山澤“這一步。《商君書》的”墾令“，把”壹山澤“的意義這麼解釋——政府要把山澤之利壟斷，百姓才能都去種地，才會產生開墾荒地的積極性，讓整個國家以農（業）為本。
3、魏惠王開放逢忌之藪的第二年，在新都大梁周邊興修水利工程，這些工程就是未來”鴻溝“的雛形，水利工程帶來了糧食增產和航運業發達的利益，但也埋下了隱患，秦國攻打魏國時候，秦國大將王賁，引來了鴻溝之水灌大梁城，城三個月破，魏國覆滅。
132、東西方繼承方案有什麼不同？
1、中國的傳統是，財產不分，積累越大越有競爭力，相應的代價就是骨肉相殘。宗法封建制是希望公平的，但中國歷史特殊性在於：大體上說，隨著宗法社會的解體，無論嫡長子繼承製還是國君指定繼承人，合法繼承人只有一個，繼承的是全部家業——整個國家。戰國時代這麼做保障了國家規模不被改變，如果分封，雖然每個個體都獲得獨立和自治，但很容易被周邊強國各個擊破，戰國時代的國際競爭壓力下，誰不搞集權，誰就註定先死。
2、對集權模式的路徑依賴，造成了中國曆朝歷代對大一統的重視，地理上沒能達到統一標準的朝代，甚至被相當多的學者排除到正統中國之外，沒達到統一，就打，打到統一為止。
3、歐洲歷史的主旋律是分裂、獨立和自治，遺產和嫁妝構成了推動文明發展的兩大核心力量。
133、國君該不該親自迎親？
1、貴族階層傳統的婚姻流程，有所謂“六禮”，分別是，納彩、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廟告）、親迎。國君結婚，要不要親自迎親，是傳統儒學的一個經典難題。春秋三傳的《公羊傳》《榖梁傳》都認為應該，但《左傳》看法不同，認為國君派出總理迎親是可以的。事實上，春秋時代，國君派總理一級的高管代自己去迎親，是當時國際社會的常態。
2、遇到禮儀操作的難題，古代儒家學者有義務給出明確的指導性意見，這個還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如果遇到論敵非難，還得打得出一套有理有據的意識形態組合拳，給出技術性的結論做出理論支撐。
134、為什麼說今天的《資治通鑑》來之不易？
1、為了解決史書中存在的抄寫和印刷錯誤，校勘學應運而生，校對也是一門大學問。
2、藏書家做校勘很有優勢，一來愛書，二來有錢有閒，三來有足夠多的 藏書。其中，出身貧寒的章鈺學術成就很高。
3、歷史上不但要有司馬光，還要不斷出現胡三省和章鈺這樣的人，才能有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部《資治通鑑》
135、齊國為什麼會允許南郭先生存在？
1、在齊國曆史被《資治通鑑》空缺的這些年裡，齊威王的前任——齊桓公田午——還辦了一件大事：興建稷下學宮。正是有了稷下學宮，才有了後來的百家爭鳴。齊國容許濫竽充數的存在，正是在充分考慮到自己的優勢和對手的劣勢之後，做出來的正確選擇。
2、戰國時代競爭壓力巨大，國君們紛紛認識到人才是第一生產力，於是為了延攬天下人才往往不計成本。稷下學宮的開創就是延攬人才的一個手段。稷下學宮的核心特質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自由，不但來者不拒，而且講什麼都行；二是專業，所謂“不治而議論”，搞學術就是搞學術，即便是管理學專家也不需要親自去搞管理。
3、齊桓公搞稷下學宮，當然不是為了滿足純粹的求知慾，只是因為延攬人才很有難度，所謂“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又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太多的格言警句和俗話、諺語都在強調認清一個人有多難，齊桓公這才拿出簡單粗暴的辦法：廣撒網。
4、歷史的有趣之處，秦國以高度的學術專制、反智主義和絕不養閒人的政策所達到的高度，齊國以高度的學術自由、文化繁榮和拼命養閒人的政策，竟然也達到了。
136、齊威王是怎麼對付欺上瞞下的？
1、齊威王去朝見周天子，在春秋時代，這麼做的確可以邀買人心，給自己爭取道德制高點，但戰國時代是不同的，齊威王的真心難以被當時和後世所信，但南宋學者林之奇《拙齋文集》中，把齊威王定性為戰國時代罕見的賢君，他表達了與《資治通鑑》一致的觀點，名分的政治價值高於一切。（但齊威王是諸侯紛紛稱王當中最先稱王的，他，是不可能固守宗法時代的名分觀念的）
2、即墨大夫管理有方，但未曾打點王身邊的人，阿大夫工作做的差勁，卻有很多人來王身邊誇讚，調查清楚真相以後，齊威王封賞即墨大夫以及烹阿大夫，所採取的行政手段震懾了齊國官場，這其實是申不害的法家風格。
3、解決管理學上欺上瞞下的難題，齊威王派親信暗中調查的方式是個很好的範本。
137、齊威王時怎麼蛻變為勵精圖治的？
1、齊國從開國一來，就很有寬容精神，社會風氣開放，管仲幫助齊桓公搞活經濟以後，社會風氣更加開放，到了戰國時代，淳于髡這樣的贅婿也有可能安身立命。淳于原來是姜姓小國後來成為一種姓氏，髡是刑罰的一種。贅婿，在秦國魏國，地位都極其低下，受到全社會的歧視。
2、齊威王接受淳于髡的諷諫勵精圖治一鳴驚人，也有可能出自事先的權謀。齊威王怎麼能夠一下子處理乾淨荒廢九年的國政，軍隊的超強戰鬥力也不可能瞬間獲得（一鳴驚人包括打仗和收復被各個諸侯侵佔的疆土）。
3、但權謀並不是齊威王華麗變身的唯一可能，雄厚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做基礎，或者剷除絆住手腳之人都是其轉變的可能性。
138、“一鳴驚人”的歷史故事可靠嗎？
1、明朝學者焦竑（音宏）從漢朝學者劉向的《列女傳》裡找到了齊威王初年，奸臣周破胡當道，王姬虞姬勸諫君王的證據。（劉向編寫《列女傳》是為了勸諫自己那個沉湎酒色的君王漢成帝。）
2、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拿一鳴驚人的故事當作論據，認為只要國君明辨忠奸果斷決策，軍隊的戰鬥力就能短時間提高，（宋神宗的看法是軍隊必須經過長期的訓練才能有戰鬥力），在儒家觀念裡，內政的好壞是決定戰鬥力強弱的關鍵因素。但顯而易見，偌大的齊國，社會運轉的慣性極大，說改就改不可能實現。
3、兩宋之間的學者程俱，拿了《曹劌論戰》和“一鳴驚人”比較是不合適的，因為前者是春秋初期，禮崩樂壞尚未徹底，打仗還是遵循貴族式的擂臺決勝模式，曹劌打贏戰鬥，是因為“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耍流氓做法。魯國的勝利和《曹劌論戰》所說的魯莊公斷案公正贏得人心這樣的優勢關聯不大，曹劌率先突破道德底線，出陰招才是關鍵。
4、戰國時代，軍隊的規模不斷擴大，作戰技術和訓練要求不斷提高，拼士氣，僅僅依靠內政修明、人心歸附，無法具有對敵國的決定性優勢。
5、因為算錯了齊威王時代的編年，其實一鳴驚人的故事並不可靠。齊威王的故事太具有迷惑性，後代學者從司馬遷到司馬光、王安石、陳瓘，程俱都沒有質疑過它的真偽。
139、皇上為什麼不能全靠賢人政治？
1、在古代政治家看來，即便輿論代表民意也不能被輕信，的確，雅典民意殺死了蘇格拉底，民意也有血的教訓。
2、儒家官僚推崇賢人政治，覺得皇帝只要”親賢臣，遠小人”就夠了，但站在皇帝的角度，皇帝能夠使用的辦法也很少，最後容易滑向依賴暗訪的特務政治——單獨建立一套直接對皇帝負責的特務組織。如果連暗訪也不可信，那就只有時間來證明了，只是作為管理者無法忍受這樣的長時間，必須為了效率犧牲一部分精度。
3、君主不可能查知每個官員的優劣，只能靠精準的”殺一”實現“儆百“。作為外臣，能做的是打點好內臣，即便起不到讓對方為自己說好話的作用，至少讓對方不要為難自己。
140、好官怎樣才算好？
1、初秋時代晉國總理趙盾，拿儒家好古的標準看是好總理，拿法家循名責實的辦法考核則完全不合格。因為趙盾的政治生涯，一方面給人印象兢兢業業憂國憂民，另一方面，趙盾為晉國做出的重大決策，常常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2、宗法傳統裡，職位是論資排輩排出來的，在法家思路里，很難考核的崗位，應該重新打造。
3、戰國以前，文職武職不分，出將入相很正常，但循名責實，要考核官員的工作，職能就要單一化，考核明確標準，齊威王顯然就是用了這套辦法。
141、陳侯因齊敦裡藏著什麼秘密？
1、陳侯因齊（音茲）敦（音對）是齊威王繼位時的青銅禮器，整體是球星分成上下兩部分，用於裝糧食，由於是禮器，用於儀式而已，就是要特別不實用，特別誇張地裝腔作勢。在銘文上，齊威王自稱“陳侯”，因為繼位的時候尚未稱王，“威”也是死後的諡號。禮器用於和祖先溝通，而祖先是當年來齊國避禍的陳國公子陳完。
2、經典的祭祀原則，來自最天然的族群分別心，神靈也有神靈屬性，只會保佑自己的後代和本地的族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這麼引申出來的。祭祀非自己的祖先，屬於“淫祀”。不會有精神感應，也不能得到保佑。
3、陳侯因齊敦對於炎黃子孫的特殊意義——所有出現黃帝名號的文字記錄裡，以這個銘文時代最早。
142、真的有夜明珠嗎？
1、魏惠王在齊威王面前炫耀自家的夜明珠。齊國靠海又商業發達，魏惠王其實是拿自家短板和人家炫耀。
2、歷史上知名的夜明珠隨珠，可能是一種特殊工藝的玻璃製品。《搜神記》隨侯救治大蛇，後來大蛇報恩，銜來的寸徑大珠子送給隨侯。
3、夜明珠還有可能是可以自行發光的螢石。論公斤的稱量，現在雖也貴，但不是國寶級別的。
143、齊威王怎麼回擊魏惠王的炫耀？
1、齊威王和魏惠王說，自己把鎮守邊境的人才當成寶物，包括了守南境的檀子、守西境高唐的朌（音班）子、守俆（音書）州的黔夫、負責治安的種（音冢）首，這番對話，把看似只關注個人物質享受的魏惠王來了個降維打擊（其實是偏離了主題討論梁國人才和精英），成為後世傳揚的經典，特別具有司馬光看中的“資質”意義。
2、儒家認為，國君應該選出一位傑出的總理，自己垂拱而自，做道德典範就行，甚至國君不可以參與政務，因為一旦國君犯錯，臣民心中高大完美的形象就有了瑕疵，國君唯一被允許煩的錯誤就是太過善良，被奸臣所矇蔽。最好的案例就是春秋五霸的齊桓公，用了管仲，稱霸諸侯。
3、法家則擔心總理大權在握，會引發腐敗和篡權。阿克頓勳爵有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144、鄒忌為什麼要講排場？
1、《說苑》第一卷講“君道”，第二卷講“臣術”，道和術，含義接近，但層次不同。君臣配合就是務虛和務實的配合，也是道和術的配合。《說苑》把齊威王的總理鄒忌講排場的故事，作為臣術的典型，重在強調總理的核心職能是統籌人力資源。
2、國君的工作重點是選總理，總理的工作重點是給一切重點崗位選人，總理只管人，不管事，具體崗位上的負責人才具體管事，這是儒家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架構。
3、鄒忌前輩總理管仲的奢靡，在劉向看來，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完全不算缺點。
4、在劉向以前的傳統觀念，國君重用賢才，基本要滿足四個條件：一國君本人是賢才，具備領袖魅力和道德感召力；二國君能慧眼識才，對賢才的意見特別能心領神會；三國君在賢才面前放低姿態毫無障礙；四國君識別賢才，並安排到最高一級的管理崗位上，自己在背後給與完全的信任和支援。
5、《說苑》認為齊桓公的荒淫無度，齊國卻走上了繁榮富強的稱霸之路，原因只在於他的得到了賢人的輔佐。
145、管仲為什麼堅持必要的奢侈？
1、管仲當了總理，齊國的治理一直不見起色，管仲給出了理由，分別是“賤不能臨貴”、“貧不能使富”、“疏不能制親”，齊桓公先後給了管仲貴——直接做上卿、富——給與全年的稅賦、親——認管仲為“仲父”，這三件法寶，管仲變得又有權又有錢還是國君的“二爸”，從此在齊國可以說一不二，大展拳腳，最終帶領齊國繁榮富強，齊桓公成為了天下霸主。《說苑》用這個故事說明對國家總理而言，奢侈的排場不僅是應得的，而且是必須的。
2、鄒忌人品壞，為了迫害政敵不惜使用栽贓陷害的手段，但他卻輔佐齊威王成就霸業，這種矛盾性讓司馬光覺得很難處理。因此《資治通鑑》給鄒忌的戲份很少。
3、《史記》記載鄒忌透過樂理，形象的闡明瞭自己的政治哲學，最核心的一句話是“琴音調而天下治”，征服齊威王，一步登天從琴師變成裡齊國總理。這和當時的人才稀缺，經常破格使用人才有關。直接講理論，孔子孟子更厲害，但是鄒忌勝在機智，會跨界思維，讓同樣喜歡音樂的齊威王著道了。
146、鄒忌是怎麼上位成功的？
1、《新序》裡記載，鄒忌完勝稷下學宮淳于髡等人充滿隱喻的質問。《史記》的記載簡略而準確。
2、淳于髡對鄒忌的稱讚，意味著稷下學宮的意見領袖認可了鄒忌的能力。對於鄒忌這樣一位毫無根基的政壇新人而言，這種認可來得太及時、太重要。
3、劉向寫的內容，使用的史料來源也應該包括他編輯整理過的《慎子》一書。該書被近年出土文獻印證並非偽書，根據它的記載，可以推論《慎子》作者慎到本人在內的一批稷下學宮大權威都敗給了鄒忌，可見當時的齊國人對鄒忌是真心服氣的。
147、為什麼說晏嬰是不合格的總理？
1、封君開始和封地分離，所以鄒忌獲得了非常好聽的名稱“成侯”而不是“下邳侯”，但遠在齊國南境下邳的封地距離首都臨淄300公里，鄒忌不可能去封地生活。戰國時代，大國諸侯都加強中央集權，這也是宗法傳統已經凋零的必然。
2、鄒忌做總理的時代，齊國的封君全部是田氏家族人，這個和家族企業的管理思路是一樣的——家族企業變大以後對三親六戚管不動了，就空降一個外姓人做高管，要麼整治親戚們成功，要麼失敗外姓人背鍋。各個朝代，大國諸侯，都是家族企業，這樣的管理模式由此長盛不衰。
2、作為齊國總理的晏嬰輔佐了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代國君，晏嬰雖然崇尚節約（但他治下的齊國卻危機四伏，姜姓齊國離亡國不遠了）甚至薪俸都用來接濟供養親友，和田氏家族後來的邀買人心的手法接近，但齊景公尚無歷史經驗，晏嬰也未存篡位之心。
4、用循名責實的考核手段來衡量晏嬰，他是道德標兵、勞動模範，但不是一位模範總理。
148、魏國吃了秦國敗仗為什麼會打趙國？
1、元裡一戰，魏國被秦國斬首7000人，但魏國卻轉而攻打趙國。魏國之所以攻打趙國，按照唐代初年大學者陸德明解釋“魯酒薄而邯鄲圍”的解釋，可能是因為楚國此時正在攻打魯國，不可能管趙國的閒事。
2、戰國亂世拉幫結派，魏國做了大哥收了很多小弟（小諸侯），包括了衛成侯的衛國，趙國打了衛國，大哥魏國自然該為小弟出頭。另外一方面，如果大哥行動，小弟也要鞍前馬後效力，大哥和小弟往往行動一致。
149、為什麼國君不希望“將相和”？
1、救不救趙國，楚國朝廷有過激烈的爭論，昭奚恤和景舍辯論雙方，但雙方實際上都能希望魏國趙國兩敗俱傷；
2、楚國當時採用的是任人唯親的家族式運作模式，昭奚恤和景舍其實都是國君的親戚，分別來自羋姓分化出來的景氏、和昭氏，作為楚國這樣的大國，親族規模很大，其實人才庫的體量遠勝今天任何一個家族企業。親族們還都是擁有祖傳的政治技藝，從政的各種能力和基礎都會不錯。
3、隨著戰國國家規模的擴大，戰爭局面富人複雜化，將和相的職權實際上已經分離，站在君主的而家督，並不希望看到“將相和”。將相彼此制衡，誰也沒有機會專權，這樣的安排可以杜絕謀朝篡位的可能。
150、齊國該不該救援趙國？
1、齊國和楚國各懷鬼胎，都想看到趙國倒黴魏國變弱。齊威王採納段幹朋的建議，攻打襄陵救援趙國，鄒忌出於私心推薦田忌做主帥——田忌勝利，則鄒忌有謀劃之功，田忌失敗，以後也要聽命於鄒忌。至於襄陵，這個地方從原來的宋國地界，到過魏國、齊國、楚國再到魏國。
2、季梁認為魏國的目標是成就霸業——集中力量對付西邊的秦國，攻打邯鄲無異於南轅北轍。
3、在攻打趙國的聯盟裡，魏國小弟宋國，佯裝出力打趙國，楚國景舍裝樣子救援邯鄲，齊國田忌栓主力奔赴魏國襄陵，這是一場“世界大戰”。
151、鬼谷子是怎麼被神化的？
1、從常理看，孫臏龐涓應該另有師承，正常史料都沒有說他們的老師是誰，但後人還是願意相信鬼谷先生才是他們的老師。雖然鬼谷先生是蘇秦張儀的老師，教授縱橫術才對。
2、鬼谷先生的的縱橫家理論，沒有觀點上的立場，只考慮怎麼才能說服對方，知名的“縱橫捭闔”、“揣情摩意”都來自《鬼谷子》。鬼谷先生的身世有一個層累式的豐富過程，在道教系統裡。鬼谷先生位列仙班。
3、孫臏的思路是貨真價實的兵法思路，田忌和齊威王都從孫臏身上看出來兵法家的魅力。孫臏被引薦和成為軍師之間的那個“田忌賽馬”的精彩故事，因為沒有”資治“意義被司馬光刪除。“田忌賽馬”和“曹劌論戰”都是在講規則的爭鬥中以違規取勝，很能折射時代的變遷。如果換做秦國的循名責實，都會被定為違規。
152、兩軍旗鼓相當怎麼打破僵局？
1、兩軍勢均力敵的時候，孫臏主張先派少量兵力試探性進攻，要選擇身份低下打作戰勇猛的人擔任將領，由著他們吃虧，只要他們敗退，把敵人從陣地引出來追擊就好，然後埋伏好主力部隊從側翼發動進攻。
2、“擒龐涓”是孫臏的成名戰，不但打贏了還贏得漂亮，讓兵法有了美學意義。
3、《孫臏兵法》的時代特徵，雖然還承認正義對於戰爭很有幫助，但斷然拋棄“止戈為武”那些好聽但不切實際的大話，孫臏敏銳看出，沒有人真正愛好和平，和平註定只是暫時的，坦率承認人天性好戰，與其幻想世界和平，不如好好研究怎麼打才能贏。
4、田忌希望帶兵去趙國救援，孫臏給出解開亂麻的比喻，創造了“批亢搗虛”意思攻敵必救避實擊虛、“形格勢禁”意思藉助形式製造障礙——這兩個成語，定下了著名的“圍魏救趙”的策略。
153、圍魏真的救得了趙國嗎？
1、根據史記中不同篇章的記載看，邯鄲城應該是投降了，齊國”圍魏“但”救趙“並未成功。《孫臏兵法》記載的”擒龐涓“中，孫臏給田忌做全盤佈局的過程，跟《資治通鑑》和《史記》記載有出入。在孫臏龐涓鬥智的過程中，攻打堅固的難以攻打的平陵尤其關鍵，孫臏用到了”少量兵力試探性進攻，要選擇身份低下打作戰勇猛的人擔任將領，由著他們吃虧，只要他們敗退，把敵人從陣地引出來追擊就好，然後埋伏好主力部隊從側翼發動進攻。“這個作戰手法，讓不夠聰明性情魯莽的齊城大夫和高唐大夫做了誘敵深入的炮灰。
2、口傳心授的陰謀一旦寫出來，會讓人不舒服，也會讓統帥難以指揮。所以《孫臏兵法》的失傳是有道理的。
3、孫臏選中龐涓的必經之地桂陵，迅速以主力部隊設下埋伏，完成了決定勝負的最後一戰。
154、桂陵之戰的後事如何？
1、桂陵之戰，魏國龐涓雖敗，但實力並沒有減損多少，但此時，各諸侯小國，包括假打趙國的宋國、衛國，都和趙國、齊國站在一起了，楚國也來渾水摸魚佔了一些魏國地盤，魏惠王損失的主要不是國力而是江湖地位。
2、《資治通鑑》記載，桂陵之戰時，韓國忙著攻打東周國，同一年，楚國昭奚恤就任總理。
3、戰國時代的地名經常有同名異實和同實異名的情況，比如不同地方都叫做廩丘，楚國都城“郢”是首都的意思，所以到處搬遷，出現了多個“郢”，後來才有了在“郢”前面加一個字首作為區分的方法。
4、司馬光對各國總理很關注，因為北宋儒家官員都有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的理想，認為國家大事的實際操盤手應該是宰相而不是皇帝。
155、江乙是如何製造盟友的？
1、江乙在楚宣王面前講了狗尿井的寓言，從頭到尾沒提過昭奚恤，卻不留痕跡的扭轉了楚王的價值觀，中傷了昭奚恤，說出昭奚恤受了魏國的賄賂，以至於魏國圍攻趙國都城邯鄲的時候，楚國沒有及時圍攻魏國首都大梁。江乙在此前還做過鋪墊，說過另一個話題，讓楚宣王明白臣子們不和對楚王自己有利，還讓楚宣王明白當有人來說別人壞話，自己不該擺出聖母的姿態，而是要好好聽來人說的這些是非是否成立。
2、江乙和昭奚恤結下的仇怨，根據劉向的《列女傳》可能是這樣的——江乙的媽媽，為了兒子因王宮失竊被總理昭奚恤罷免郢都大夫的事情和楚王說理，用的理由是由於總理的治理不力導致社會上盜賊橫行，偷走了自己的布料，最終楚王愧疚賠償，但江媽媽未取，最終楚王召回江乙。
3、昭奚恤位高權重，江乙在楚國毫無根基，想要扳倒昭奚恤，就要找盟友。
4、江乙佈局，建議楚宣王賜給來自魏國的山陽君封地，昭奚恤反對，理由是山陽君對楚國無功，江乙其實明知這一點卻提出建議，沒有付出實際成本，就因此輕鬆賺到了有力的盟友，用的最有效果的仇恨的力量。
156、《資治通鑑》如何避免權謀色彩？
1、儒家學者的治史傾向，是隻教人好不教人壞。
2、楚國的江乙和昭奚恤鬥法，充滿權謀色彩，被江乙黑了以後，昭奚恤的反擊，是不做具體辯解，而抽離出來，上升到更高的層次，讓原有問題自行消失。對這些事情《資治通鑑》點到為止，並未把這些壞人壞事揭露出來警醒後人，就怕染上了法家色彩。把高大上的“資治”變成下九流的權謀教學。
3、《韓非子》有一個主題“利異”，韓非代表法家提出君主和臣子的利益並不一致，是零和博弈，【夫妻祈福，妻子只要小財避免太有錢丈夫納妾的比喻】，臣子們有紛爭，意見不一才是常態，如果臣子們眾口一詞，肯定有問題，國君就像李季一樣，就容易被愚弄損害而不自知【李季妻子有姦情，婢女機智讓姦夫裸奔出門，讓李季認為自己才是撞邪了】。
157、秦國是如何實現生產追責制的？
1、儘管戰國已經進入了崗位分工精細的階段，但秦國重視軍功，公孫鞅繼續走了出將入相的路子，他自己的功名利祿也要從軍功上討，親自給全國做表率，周顯王十七年，公孫鞅親自領兵伐魏重鎮安邑，當時魏國已經遷都大梁，安邑不再是首都了。公孫鞅打仗堪稱名將，屬於悶聲發大財的類別，他沒有孫臏的炫技，卻實實在在替秦孝公開闢疆土，實現恢復秦穆公時代東部疆域的理想。
2、從出土兵器的銘文看，公孫鞅時代秦國已經有了生產追責制，並且能責任到人。秦國這種每件產品都可以準確追溯到相關責任人，在戰國當時是很先進的管理技術。
158、韓昭侯為什麼要向魏惠王示弱？
1、韓昭侯主動向魏惠王示弱，會面的時候用了臣子的禮節，這不是價值觀扭曲也不是一時糊塗，而是申不害的計策——希望魏惠王自我膨脹後到處開戰，損害自己的國力，當然這樣的邏輯實在勉強。
2、從《孔叢子》記載的子順用韓昭侯示弱舉例子，和《戰國策》推測，韓國的主動，也許正是出於申不害的謀劃。從現有的史料推測，韓昭侯的造訪直接影響到襄陵之圍的結局。
3、秦國對魏國的壓力越來越大，魏國安邑和固陽都已經丟失了，魏國和趙國和解了，歸還了邯鄲，還結盟於漳水，魏惠王藉助韓國軍隊，在襄陵擊敗了諸侯聯軍，齊威王和魏惠王和解。
159、申不害為什麼敢賭一把（勸說韓昭侯向魏惠王示弱）？
1、申不害原本是鄭國身份低微的小臣，鄭國被韓國吞併，作為低階官員，鄭國申不害對韓國也沒有多少國仇家恨，他反而得到了翻身的機會。
2、有觀點認為，申不害善於揣測主君韓昭侯的心意，碰到比選哪邊站隊的時刻，他會巧妙的煽動趙卓和韓晁兩位重臣先去進諫，他從旁窺探，然後就可以順利說出符合韓昭侯心思的意見。
3、除了察言觀色的奸臣技能，申不害的知識儲備是刑名之學和“黃老之術”，（所謂“黃老之術”，和“黃帝”沒有半毛錢關係，都是厚古薄今的觀念惹的禍，去除“黃帝”後的“黃老之術”，是西漢年間的道家無為而治思想流派）當初打動韓昭侯的就是這些學問。
4、申不害的“黃老之術”更像是妙用權謀的管理學，主張國君拿捏好無為的分寸——君主如果顯得太明察，人們就會防備他；君主如果顯得不夠明察，人們就會糊弄他；君主如果顯得太聰明，人們就會小心偽裝自己；君主如果像傻瓜，人們就會欺騙他；君主如果不顯示自己的慾望，人們就會窺伺他；君主如果顯示自己的慾望，人們就會誘惑他。
5、總而言之，申不害認為君主是個危險的行當，明槍暗箭太多，富國強兵、國泰民安再重要，重要不過先保住國君自己，在此基礎上，再合理利用賞罰手段，操控臣民為自己效力。
160、申不害為什麼沒能成就韓國的霸業？
1、法家主張君主要做到賞罰標準嚴明、恰如其分、及時履行這三點，韓昭侯拒絕給申不害親戚官職就是出於親戚沒有功勞的考慮，破褲子也不肯輕易賞賜他人同理，這是構成有效管理的原則，對賞罰的標準和執行都必須慎之又慎，國君不能讓自己的情緒影響到賞罰決策
2、韓非子認為完善的法治，不但需要“法”和“術”的結合，還需要分別彌補兩者的缺陷。“術”是循名責實，業績說話，是君主的管理之道，君主無術，高層先亂政。“法”是政令公開，鼓勵守法，處罰違法，這是臣子要遵循的做法，臣子無“法”，基層爆發亂政。
3、韓非子說，申不害的“術”的有一個“治不逾官”的缺陷，意思是人人恪盡職守，不做職責以外的事情，但這樣的話，君主就只能依靠自己的眼睛察壞人壞事了；韓非子認為公孫鞅“法”的缺陷，是計件提成，人頭換爵位，爵位和小官可以任選，但做官和打仗需要的稟賦能力卻是不同的。
3、申不害雖然教會了韓昭侯用術，卻沒能加大力量統一法令，因此沒能成就韓國的霸業。
4、公孫鞅的治理秦國成效斐然，國家國富兵強帶來的成果，後來在秦惠文王總理張儀、秦武王總理甘茂、秦昭襄王總理魏冉等都是為自己謀私利撈封地。
161、君主為什麼應該高深莫測？
1、對付術的缺點”治不逾官”，《韓非子》的對策是“挾智”，就是明知故問，用極少量的已知資訊去撬動大多數未知資訊的意思，和考試一樣。【南門外黃色小牛吃禾苗的案例】、【西門豹“丟失”車軸插銷的案例】
2、“法”是陽謀，要標準和程式都公開，賞罰分明；“術”是陰謀，要君主一個人秘密掌握，駕馭群臣。
3、申不害在韓國首先要確保韓昭侯的權力、地位、安危，其次才是富國強兵，和公孫鞅的行事原則不一樣。
4、《韓非子》的話說得是“去好去惡，群臣見素”，君主只要不暴露愛憎，群臣就會暴露本來面目，，誰是什麼樣的人都被君主看的一清二楚，這樣一來君主就不會受到矇蔽。
162、司馬光為社麼隻字未提惠施？
1、惠施此人，據說很有學問，伶牙俐齒，做過魏國總理，一派聖賢的樣子，弄得魏惠王都曾經希望禪位於他，但《呂氏春秋》記載的惠施，是個標準的銀樣鑞槍頭。司馬光不提惠施，是因為《史記》沒提過這個人，並且此人開始做總理的時間不清楚。
2、惠施曾經被匡章彈劾，說他隨從眾多，像蝗蟲一樣吃白食，惠施為自己辯解，說作為宰相對自己的定位是不做具體的事情，只管統籌全域性。但惠施的管理水平實在不行，打仗不行50仗20敗，連大將和王子都被俘，導致惠施要求史官在記錄裡，去掉自己“仲父”的稱號，這是魏惠王仿效齊桓公給管仲的。
3、惠施和白圭結怨，來自倆人初識就被惠施教訓【白圭比方惠施像新娘應該煙視媚行（原為端莊羞澀，舉止穩重的意思）進家門，結果過早開始管理家務的各種瑕疵】，但惠施認為自己品格高尚，可以成為民之父母，教育他人不用等待時機。
163、為什麼說白圭是戰國的商界偶像？
1、《呂氏春秋》記載的惠施和白圭，有不同人寫，會相互矛盾。比如倆人關於“市丘之鼎”的辯論，白圭就顯得理屈詞窮，對手惠施倒是有了莊子的範。戰國時代，各國人才周遊列國，謀出路求發展，不但要在國君面前迅速贏得好感，還要具備三言兩語就能把對手斬於馬下的本領，那些形象氣質出眾，口才絕佳的人最有機會捕獲大國諸侯的芳心。
2、魏國白圭仔細觀察世道的變化，敏銳的發現了經濟規律，糧食便宜就屯糧，絲綿便宜就屯絲綿，價格高上去了，再拋售獲利。不但如此，還看準了災年豐年的規律，所以白圭的財富不斷增加，成為戰國時代的商界偶像
3、白圭的鏗鏘原話：“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略，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如果想學到自己的經商本領，必須具備智（隨機應變的智慧）、勇（做決斷的魄力）、仁（該給多少就給多少）、強（堅持操守）四種資質。
164、到底是一個白圭還是兩個白圭？
1、經過歷代史學家考據，白圭只有一個，在魏惠王時代做過高官，甚至可能做過總理，和惠施是前後任關係，白圭主持過水利工程，還發起過稅制改革，看似在魏文侯李克時代也有白圭，是出於司馬遷的不嚴謹寫法帶來的誤讀。
2、白圭的稅制改革，給魏國人民減稅到5%（二十稅一），和孟子徵求意見，本以為可以得到儒家仁政的美譽，結果孟子說稅率太低，白圭是“貉（音莫）道”——和蠻族貉族一樣，但蠻族的方法滿足不了維持文明國家正常運轉的需要。孟子在儒家陣營裡也是迂腐級別的，他認為5%稅率太低，那稅率應該是低得不像話了。
3、但有經濟頭腦的白圭，降低稅率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透過低稅率吸引外來移民擴大稅基，（根據拉弗曲線得出看法），而不是白圭想搞什麼儒家仁政。
4、白圭搞的水利工程，加固了本國的河堤，留下了“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成語，但白圭對鄰國的水患不管不顧，留下了“以鄰為壑”的成語。
165、咸陽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1、秦國的都城一直再遷徙，從現在隴南附近，到秦邑，到汧（音籤）水附近，到平陽，到雍城（今鳳翔附近），雍城讓秦人很滿意呆了200年，直到秦國的勢力不斷東進，雍城的位置顯得不方便了，後來的櫟陽建都，遷都咸陽後公孫鞅第二次變法。所有的遷都都是向東的，只有咸陽是又往西回來了，往西去的理由現在已經不知道了，但估計是非常站得住腳的。因為秦國定都咸陽以後，直到秦朝滅亡，140年都沒有再遷都。
2、《三輔黃圖》講的是秦漢年間的都城建設，三輔是漢朝長安的三個行政區劃，分別是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咸陽的“鹹”是“全部”的意思，咸陽指得是山之陽水之陽（山南水北）。古人建都城，喜歡山南水北的位置，有風水學的藏風聚氣的意思在裡面。
166、為什麼咸陽更適合秦國定都？
1、戰國時代所謂“關中”，是站在秦國角度，指的是函谷關以內。在漢代，“山東”指的時崤山以東，也叫關東。，張良勸劉邦定都時說的漂亮“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2、《尚書》的“禹貢”一篇時中國最早的地理專著，寫大禹治水，天下分為九州，分別為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關中屬於雍州。在關中平原被譽為天府之國的時候，成都平原的存在意義僅僅是對關中平原的輔助
3、關中不但易守難攻，而且，打別人很輕鬆，不但物產豐富，糧產為天下第一，還可以就近向一南一北借力
4、張良認為，洛陽作為備選的定都地點，雖有山川險阻，但地盤嫌小了，所以漢朝定都長安，而公孫鞅選定的咸陽規模後來不斷擴大了，變成了變成需要橫橋跨渭水的那兩大建築群。
167、公孫鞅為什麼會炫耀移風易俗？
1、公孫鞅的第二輪變法除了“廢井田，開阡陌”、建立縣制、統一度量衡之外，還有關於分家的內容，要求每家每戶只要有兒子成年，就必須分房居住，其實就是體面的隔離了公公和兒媳同處一室的尷尬，也避免已婚兄弟之間和兄弟配偶同室相處的尷尬。
2、戶口中的“戶”和“口”的劃分是為了服務稅收和服役政策。“大內”古代指的是主臥，“小內”值得是次臥。
3、公孫鞅強調男女有別移風易俗，是為了拿儒家標準來炫耀自己的功勞，和儒家人士趙良提出的批評PK。公孫鞅搞了移風易俗，並非是存心學習儒家的風俗建設，而是為了秦國富國強兵的目的。
4、梅花易數，星相命理，陰陽風水這些預測理論，因為無法證偽，反而有更長的生命力。
168、商鞅分產到戶的基礎是什麼？
1、儒家推崇大家族聚居，是因為生產力低下的時代，小家庭根本活不下去，必須集體勞動才有效率。秦國按戶徵收賦稅導致家庭規模越來越大，秦孝公和公孫鞅都不願意看到，因為大家族裡混日子很容易，每個人的都應該成為生產機器和殺人機器，所以必須讓每個人煥發最大的價值的話大家族就要被割裂成小的單元。
2、井田制是公田私田分開，“交公”的意思其實是交給封建領主的意思，後來“公”才變成集體的意思。
3、戰國進入黑鐵時代，生產力得到了高度釋放。秦國人打仗，漕運糧食便捷，先進的牛耕和農具，使得秦國的生產力大為提升，社會改革也是水到渠成，分開獨立經營的小家庭最大限度的調動了人的生產力，牛耕方式和冶鐵技術是公孫鞅分產到戶的基礎
169、”廢井田“到底意味著什麼？
1、農田，必須有明確的疆界，”井田制“在孟子時代就已經消失，公孫鞅只是讓農田的疆界作廢，重新分配土地，司馬光說公孫鞅”廢井田“是在批判他背棄了仁政，把他安置在正義和真理的對立面上。儒家觀念裡，井田制是仁政追求的標配目標，不應該被破壞。要幹壞事，首先就要破壞正確的土地使用權或所有權的邊界，是“暴君汙吏”乾的。
2、班固在《漢書》裡過度解讀了孔子的”三年有成“，說哪怕是文王武王這樣的聖君，也需要30年才能實現仁政，因為三年一“登”（攢下一年的糧食）這樣的節奏，三十年就能改變農民精神面貌，“衣食足知榮辱”，至高無上的道德就會流行於天下，禮樂大興，成就仁政社會。所以歷朝歷代都有人希望恢復井田制，但誰要改變土地政策，很容易被扣上“暴君汙吏”的帽子
3、公孫鞅搞土地分配改革，必然損害一些人的利益，要承擔很高風險和巨大壓力。
170、公孫鞅為什麼要拆散大家庭？
1、隨著秦朝的技術革命，生產力顯著提高，原有的社會結構制約著生產力潛能的發揮，公孫鞅調整舊的生產關係，讓生產關係最大限度匹配生產力，讓生產力潛能得到充分釋放，這個很有幾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思。
2、儒家傾向於家族聚居的大家族模式，但這樣的方式在法家眼裡，存在兩個弊端，一是效率低，大家族會有力量抗衡國法，二是生產效率低，家族內部產權不明晰，懶人會被富裕勤快的親族兜底。
3、儒家理想一樣看重效率——慈愛的老父親一個責備的眼神就讓犯錯的兒子汗流浹背，這樣的行政效率哪種政治體制能達到呢？只是此乃理想，並非現實，沒有辦法要求別人。法家卻很實際，放眼社會，法家看到的無非都是奸懶饞滑壞的懶人，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把他們調教成溫良恭儉讓的模樣，只需要適當安排他們，最大限度為己所用即可，法家眼裡的行政效率和生產效率低，都意味著政治結構存在著很大的最佳化空間。
4、秦朝對分家的政策鼓勵強化了每個小家庭的自私意識，公孫鞅第二輪變法的實質是促使大家庭分化，並給小家庭劃撥更多的土地。公孫鞅改革希望用奸民政治，人與人冷漠敵對是治理目標，人不能和親人抱團就只能和政府抱團，政府想要搞精確管理，提升基層動員力和國家向心力的話，就要搞編戶齊民，拆散大家庭。
171、新政後上門女婿為什麼變多了？
1、漢朝初年的賈誼檢討歷史教訓，認為當代的社會問題根源出在公孫鞅當年的政策上——“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在公孫鞅的新政之下，成年男丁如果負擔不起必要的生產資料，就只能扔掉尊嚴去做上門女婿。還比如現在鳳凰男之類的說辭，主要就是體現了大家庭和小家庭的矛盾，如果儒家來評理，一定會覺得為大家庭貢獻是人間正道。這是賈誼眼裡的社會風氣敗壞，但這正是公孫鞅想要達到的效果。
2、戰國時代，各個強國都在向集權化發展，集權化程度高的，生產力和戰鬥力強。西方世界，教權是大型組織，和政權分庭抗禮，甚至超越政權。先秦家族組織大了也可以和國家組織分庭抗禮，在宗法時代，只要不得罪大家族就可以搞好政治，但在集權時代，大家族是首選需要打擊的物件。國家想要提高集權度，既要破壞家族紐帶，也要破壞鄉土紐帶，因為古人的觀念裡家族認同和鄉土認同都優先於國家認同。
3、公孫鞅的聰明，不依靠政策強制，用了更加貼合人性的經濟政策，誘使秦國熱敏自動解除了家族紐帶。
4、根據出土的秦簡，看得出秦朝的管理水平，就是牲畜的管理就非常細膩完善，居然已經有了官府提供耕牛給民間使用的例子，而牛這種原來只是祭祀用的，被人類從神靈的嘴裡奪走了，變成田間勞動的大牲口。
172、什麼是法家理想的社會結構？
1、父家長權威的瓦解導致了宗法關係紐帶的鬆脫，朝廷成為唯一的權威，這是法家理想的社會結構，原本由父家長掌握的恩與威，變成朝廷掌握了。
2、南宋學者魏了翁在《古今考》認為，公孫鞅表面上讓老百姓更體面了，實際上卻破壞了禮制。古代禮制“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公孫鞅割了太子老師的鼻子，又讓本就求生不易的百姓強行實行父子兄弟不同居，和真正的禮制精神滿擰。
3、“廢井田，開阡陌”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但朝廷無法憑空變出足夠分配給小家庭的土地，那是剝奪了大批領主的土地重新洗牌，按照新規則分配來的，這樣的措施削弱了封建領主的勢力，擴大了中央集權。
4、郡縣制是原來就有的，比如吳起被封的宛守，只是原來的縣郡都在邊境，軍事意義重，秦國設立31個縣，這種縣和作為軍事據點的縣不太一樣，是郡縣制嚴格意義上的真正開端。
173、中國的縣制是怎麼演變的？
1、公孫鞅的時代31個縣都在關中，管理難度不會相差太遠，但秦朝統一到了漢代，有了區分，管理難度大的叫做劇縣，難度小的叫做平縣，官員的級別和待遇也是不一樣的。到了宋朝建立，宋朝推行強幹弱枝，由中央政府排除文官代管地方政務，地方官名稱就有這個意思，比如”權知縣事“後來演變為”知縣“（”知州“、”知府“同理），中國行政區劃意義上的縣，已經有2370多年的歷史了，怎麼算都是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
2、宋朝推行強幹弱枝，所有權力、財富、軍隊儘可能往中央集中，”弱枝“弱到地方政府沒有地方官，由中央政府派出文官代管地方政務。即便公孫鞅穿越到了宋朝，也會佩服得五體投地，從嚴格的制度意義上說，宋朝只有中央官沒有地方官，堪稱中央集權的空前高度。
3、古代中國有所謂”皇權不下縣“的現象，在儒家看這是好事，但法家絕對不容許這種局面出現。公孫鞅的各項改革內容具有邏輯一貫性，稍稍推論可以得出——公孫鞅有強烈的意圖，要徹底斬斷秦國人原有血緣紐帶，縣制的建立很可能在為這個目標推波助瀾，和土地改革一樣，不動聲色地把一個個家庭拆得更細。幾代人繁衍聚居成大姓聚落，是法家不願意看到的，各大姓氏混居，沒有絕對優勢大氏族，才是編戶齊民的理想樣貌。
4、在法家理想的政治結構裡，老百姓變成一盤散沙，互相疏遠、防範、坑害才是最好的。在歷史中儒家和法家的管理方式此消彼長，這是儒家和法家兩套管理哲學的較量。
174、統一度量衡為什麼難？
1、春秋戰國時期，即使在一個諸侯國內部，國君和大夫也有不同的度量衡。
2、18世紀的法國，統一度量衡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一個很嚴峻的政治問題，因為每一步改革勢必會侵犯不知多少貴族領主的既得利益。
3、今天雖然全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接受了法國人開創的公制度量系統，嚴格意義上來講度量衡依然沒有統一，時間單位和角度單位在全世界依然用了自己的進位制，成了例外。
175、《漢書。律曆志》為什麼要統一音律和度量衡？
1、度量衡各有涵義，度是長度測量，量是容積測量、衡是重量測量。《漢書。律曆志》對度量衡建立了完備的理論體系
2、古人認識的世界，認為需要計算的東西，都在一個大系統裡，誰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彼此互為依託，一旦順藤摸瓜，源頭就是音律——對聲音的度量。
3、回顧公孫鞅變法章節，“律”和法律沒有半點關係，是一種像管子一樣的定音裝置，專業人士用來確定絕對音高。
4、班固認為，音律系統是一切度量系統的基礎，而黃鐘律是其他所有音高的基礎。
176、黃鐘的說法是怎麼來的？
1、黃鐘律據說來源於黃帝派泠綸去大夏以西崑崙山以北的解谷，砍伐的特別均勻的竹節吹出來的音高。。
2、黃是中間的顏色，班固寫的律曆志解釋起來非常的深奧，對黃鐘的解釋表達了一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把人類社會完整納入了一個想象的宇宙當中。
3、用竹管按照一定的比例增減，得到完整十二律的方法稱為“三分損益法”。完整竹管音高為黃鐘，是五聲音階裡的宮，然後用一整套律曆志記錄的方法，定下宮、商、角、徵、羽各個音高。
177、班固如何從音律推演度量衡？
1、泠綸不遠萬里找到的完美勻稱竹管，容積和長度就是基本的容積和長度單位，這就是《律曆志》給出的一切度量衡推算方式。重量單位的推演進位制各層級都不一樣，但都有自己的說法。
2、漢代時間單位的推算，就是曆法，也是從音律上來的。漢武帝元封七年，學術專家們終於彙報皇帝——曆法是一定要改了！經過歷法演算法專家鄧平和落下閎的推演，新曆法上陣，就是被漢武帝命名為《太初曆》。
3、班固本質上是一個儒家學者，和出身史官世家受過歷法知識訓練的司馬遷是不同的。正由於班固沒有受過歷法知識的學術訓練，《律曆志》關於曆法的內容，是曆法專家怎麼說，他就怎麼寫，不懂辨別。看上去班固給度量衡規則附會了一套神乎其技的理論框架，相比較而言，《史記》要樸素得多。
4、司馬遷時代，度量衡問題還沒有那麼神秘，公孫鞅統一度量衡在司馬遷看來既不是深奧的學問也談不上有多大的意義，公孫鞅本人務實的風格，也絕不會多花力氣在虛頭八腦的事情上，嚴格意義上，公孫鞅只是規範了部分度量衡的使用標準，並沒有統一度量衡。
178、為什麼加強中央集權必須統一度量衡？
1、泠綸的故事純屬虛構，音律也是非常主觀的東西，曾侯乙墓編鐘銘文所示，各國的音律並不一樣。雖然各國自己獨立確定相對音高不難，但一套度量衡，就等於一套准入許可證，音樂問題並不是簡單的藝術問題技術問題，而是意識形態問題——誰有資格定標準（包括音樂標準），意味著誰就掌握了政治權威
2、《史記》的記載表明，公孫鞅的度量衡改革目標和結果，和土地改革一樣，都是為了統一稅賦標準，加強中央集權。《資治通鑑》是有小動作的，把公孫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鬥、桶（音勇）、權、衡、丈、尺”原文，改成了“廢井田開阡陌”給公孫鞅安上一個廢井田的罪名，去除了“而賦稅平”四個關鍵字，把法家有可能是講究公平意思給遮蔽了。
3、儒家和法家在統一度量衡上，可以達成技術上的共識。東周銅尺、商鞅方升這樣的文物就是公孫鞅統一度量衡的見證。甚至商鞅方升這樣的標準器還有定期召回校準的銘文。
179、為什麼要在春秋兩季校準度量衡？
1、《呂氏春秋》的標題非常有趣，一級標題分為孟春紀、仲春紀、季春紀等二級標題有好幾個小節，這種佈局是把人類社會巢狀進宇宙模型。
2、古代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把人類社會巢狀進宇宙模型，人體就是小宇宙，社會是中宇宙，貌似他們只有規模上的差異，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大宇宙的規則同樣適用於中小宇宙，反之亦然，所以可以透過認識自己來洞悉社會和宇宙本質並且和後者融為一體。
3、《呂氏春秋》的仲春，太陽屬二十八宿的奎宿，干支系統屬於甲乙，主宰這個月的天帝是太皞，天神是句（因勾）芒，活躍動物是魚類。對應音高是角，絕對音高是夾鍾，相應數字8，味道為酸，氣味是羶，舉行戶祭，祭品是動物脾，這個月會下雨，桃李花開，黃鸝鳴唱，老鷹變成斑鳩，天子要住明堂中室，天子衣服鞋子旗子都要青色。為了配合宇宙，天子都要像變色龍一樣打扮自己，還要“居無定所”。
4、《呂氏春秋》認為春分秋分前後晝夜長短均等，是校準度量衡的最佳時段，符合天人合一。戰國時代校準度量衡的時間集中在春秋兩季，很可能因為這兩個時間段七五受熱脹冷縮的影響最小。
5、戰國時代，各國都在統一度量衡，秦國下手早，力度大，效果最顯著。透過文物可以看到，秦國會把趙國的容器盉（因和）重新校驗和換算，並加上了新的銘文，出土的秦簡也有校準標準、頻度、校準誤差等做出規定，檢驗不合格還會處罰責任人。出土的秦代銅權（秤砣）也有銘文，確定了這個銅權的三級責任人。
180、公孫鞅一個人怎麼打敗魏國？
1、《戰國策》說的是魏惠王治下的魏國一度非常強大，先下邯鄲，又圍定陽，裹挾十二諸侯加周天子要對付秦國，公孫鞅請命出使魏國，攛掇魏惠王當天子，惹惱一眾諸侯國，齊國帶頭收拾了魏國。其實《戰國策》經常誇大其詞，實際是公孫鞅趁著魏國和趙國齊國打仗，趁機東進拿下魏國舊都安邑和重鎮固陽，逼得魏惠王退還邯鄲後回身來低於秦國，秦國不想和魏國死磕，兩國在彤地和解。
2、先秦國家的政變通常導致血親反目成仇，失敗的一方叛國投敵，滿世界都是各國的流亡公子。周顯王二十九年，趙國公子緤（音洩）和太子爭位失敗後投奔韓國。
3、西方的繼承製度傾向於雨露均霑有和平的優勢，但往往一時形成幅員遼闊的大國，幾代人之後就自然瓦解，而中國的繼承製度意味著贏家通吃，付出血的代價，換來的是國家代代積累越做越大。
181、為什麼管理者要抓住開工資的權力？
1、最早上級領主分封土地，土地上的出息和人以及對人的管理都歸了受封賞的人，這些封地上的人只對受封者效忠而不對領主效忠，就像受領主封賞的人只對領主效忠，沒有越級的一說。後來受封賞的人不再有土地的經營權個管理權，只享受土地的出息。土地上的人也只屬於領主。到了秦國的“秩史”是指按照級別標準發放固定工資的基層公務員。
2、管理者要想有效用人，就必須把開工資的權力抓在自己手裡，背後的人性邏輯就是誰發你工資，你對誰效忠，中央集權的政府結構就是這樣的，一整套官僚班子只對國君效忠，封建制下的逐級效忠式微。
3、政府和皇室是兩套不同的機構，財務賬目也是分開的。後來有了“開府”的做法，意思也從開設政府結構，拓展為政府之外單獨開設的政府，負責人有全權甚至可以招兵買馬，開支除了政府撥款也有自籌款的解決模式。
4、開府者多為將軍，帳幕裡的指揮策劃就生出了“幕府”和“幕僚”這兩個詞。幕府很容易培養將軍的私人班底，幕僚也只對將軍效忠，所以這是國君千方百計防止的事情。比如宋高宗長途輸送糧餉也不放權給岳飛自己籌措。古代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在秩史和幕府兩個極端形式之間搖擺了兩千多年。
182、商鞅為什麼要改收人頭稅？
1、公孫鞅更改稅法，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推出人頭稅。原來的按照土地面積交稅，每個家庭人口多了，人成年了，生產力都會提升，但稅不增加，朝廷吃了悶虧。家庭變大不分家，稅還是一樣，朝廷還是吃悶虧。所以，公孫鞅不僅要拆大家為小家，最後幹錯落實到按人收稅。
2、《商君書。徠民》說的是秦國給出優惠政策，從三晉等外國吸引移民到秦國來，在秦國種田納稅。人頭稅針對的是增量人口，而不是存量人口。相較於土地稅，人頭稅更加有利於激勵墾荒和吸引外來移民，打擊貴族和商人，他們養多門客和奴婢都是要增加稅負的
3、如果只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看，人頭稅制度是一套促進農業發展的篩選機制，擅長種地的人可以不斷擴大財富，更能把土地資源物盡其用的人，會獲得更多的土地，這樣貧富差距加大，中國歷史的一大經典問題就來了——耕地可不可以私有化？以及衍生問題——該不該耕者有其田？經濟問題演變成社會和倫理問題。
183、趙國政壇為什麼接連政變？
1、古人記載軍事行動，措辭相當考究，敲鐘打鼓叫“伐”，這是最具有正義色彩的，嚴格意義是有天子才有“伐”的權利，意味著天子作為大家長用軍事行動教訓犯錯的人，既是家長教育家庭成員，也是正義懲罰不正義，光明正大；不敲鐘打鼓叫“侵”，無所謂正義與否；以輕裝部隊攻其不備叫做“襲”，天子可以“伐”，也可以“侵”，但不能“襲”。周顯王二十二年，“趙公子範襲邯鄲，不勝而死”，趙國曆史上每次權力交接都會發生政變。
2、宗法社會的標準繼承製度是嫡長子繼承製，繼承權由血統決定，不是能力決定。這樣的制度穩定性強，適合平穩的年代。局勢緊張，就不得不變通為選拔能力最強的繼承人。嫡長子繼承製，這是原則性，選賢任能，這是靈活性。只講原則性，太僵化，但一旦靈活性開創了先例，就出現了致命的風險——先例有著自己的生命力，稍不小心就會變成常例。
3、宗法機構裡，執政資格來自祭祀資格，二者是一體的。當年趙無恤屬於小宗，被趙簡子破格選為繼承人，嫡長子是大宗伯魯。趙無恤期望趙家的繼承製度回到從前的規範，讓自己的繼承人回覆原來的大宗，但一次破例之後，趙簡子無法簡單用一紙命令回到從前。在每一位當權者身邊潛藏的野心家看來，當初迫於局勢變通破例了，為什麼現在就不可以破例？讓能力優於資歷呢？（秦漢以後，教權才變成政權的附屬品，無論是誰，只要當了皇帝，就是全國人民的大祭司。）所以趙國的君主接替，反覆出現兄弟，叔侄之間的傳承，幾乎每次都要政變，最近一次就是公子範的突襲。
4、趙國爭位亂局的根源在於想要相容舊秩序和新規則，假如趙無恤學習父親趙簡子，用自己的權威給繼承人背書，以後每一代都按照任賢選能來，徹底放棄嫡長子繼承製，但他既想回到舊秩序，又想開拓新局面，最後左支右絀，兩頭不討好。
184、殺掉大夫為什麼是件大事？
1、周顯王二十三年，齊國殺掉了一位叫牟辛的大夫。戰國時代，原本的大夫是高階官僚、高階貴族、家族長老，打不得殺不得，有身份又有輩分，大夫犯罪，也只是自己攜帶家眷財產去國外生活，自己的爵位、官位、不動產都會好好的傳承到法定繼承人手上。但隨著各國諸侯不斷強化中央集權，對本國大夫生殺予奪越來越多。
2、《春秋》是魯國曆史，殺大夫內外有別，對內稱為”刺“，由官員司刺，透過”三刺“——分別是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以後才可以定罪，比如做了替罪羊的公子買就是這樣被“刺殺”；外國大夫被殺採用”殺“的寫法。
3、公子買被刺，特別冤屈，當時晉楚爭霸，魯國衛國為楚國小弟，晉國打衛國，魯國幫了衛國就惹惱晉國，不幫衛國楚國翻臉，兩難之下，魯國派了公子買幫衛國，草草裝樣打仗就回，然後魯國殺掉了公子買。魯國對晉國解釋是公子買自作主張，對楚國解釋是公子買不盡職，犧牲了一個公子買，不得罪晉楚兩國。
4、被殺大夫究竟有沒有罪，有矛盾的提法，一個是《左傳》專家杜預說的，凡是沒有提到名字的被殺大夫，都是無罪的，反推有名字的，是有罪的。但也有例外，陳國大夫洩（音洩）冶無罪被殺也是寫了名字的。所以很難判斷被殺但提到名字的大夫究竟有最沒罪。司馬光運用春秋標準句式，一再強調殺掉大夫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185、衛國自降級別是怎麼回事？
1、在春秋時代還可以和齊國分庭抗禮的魯國，到了戰國時代已經國力下降，不屬於戰國七雄，魯國作為儒家重鎮，任憑國力如何衰退，也還一直保持著文化上的優勢。在儒家眼裡的的文化優勢，如果換成吳起、公孫鞅這些風雲人物，大概反而要算是給國家拖後腿的文化包袱了。
2、康侯簋（音軌）的出土，證明衛國建國之初為侯爵國，後因為東周初年衛國勤王有功升級為公爵，但衛國級別提高，國力卻暴跌，反差加大，衛國主動降級。
3、諸侯爵位的升降是先秦和經學史上的老大難問題，同一個諸侯國爵位等級變化究竟是事實上存在還是價值上的褒貶，眾說不一。
4、歷史問題一旦和《春秋》沾邊，往往就會變成很嚴峻的意識形態問題。比如依靠刺殺上位的魯桓公，接受滕國國君拜訪，滕國國君的稱呼從“滕侯”變成了“滕子”，一年時間等於連降兩級。一種觀點，是周天子貶的，因為對滕國的不滿，一種觀點從春秋大義出發認為是孔子對滕國國君的批判，第三種看法是滕國國君自貶。春秋戰國時代，小國依附大國要按級別承擔義務，級別越高義務越高。如果名和實已經背離太多，高等級的名分看上去反而像是諷刺。
5、同理衛國也自貶級別了，甚至一直自貶到了五等爵之外，稱“君”，連獨立國家的身份都不要了。但自貶爵號有減輕義務的好處，又有破罐子破摔的壞處。
186、衛國的國運到底怎麼算？
1、《史記》的記載裡衛國國君的傳位看上去都是正常的父死子繼，但清代《竹書紀年》研究者陳逢衡推斷，衛平侯祖先是衛靈公庶子子南（檢視蒯聵和兒子奪位的故事），屬於衛國小宗，子南氏代代把持衛國國政，終於在子南勁一代，透過魏惠王得到了周顯王的冊封。宗法觀念裡，小宗篡位大宗也被視為亡國。所謂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不同時代的人會賦予國家不同的想象，會用不同的標準圈定它。
2、《左傳》寫了那麼多怪力亂神，大機率是作者把已經發生的事情，在早期的歷史裡寫成了預言，子南是竊國者，在《韓非子》離有印證，齊國田常和鄭國太宰欣都是，子南的套路屬於太宰欣款。
3、人類歷史上，竊國大盜為了趕緊把自己洗白，經典辦法是求得國際社會的認同。子南勁求一來要求到周天子冊封，另一方面還要認一個有實力的大哥，讓強悍的實力給自己虛弱的名分背書。
187、朱熹對司馬光有什麼不滿？
1、由於《資治通鑑》原書太厚，閱讀實在吃力，為此司馬光本人和後代胡安國做了各種用處的簡明版本，但到了朱熹時代，他認為司馬光《資治通鑑》在意識形態上有嚴重缺陷，在正統問題上犯了錯。古人認為，《春秋》是思想性最強的編年史，後人搞編年史，就應該最大限度接近《春秋》。古人相信《春秋》裡都蘊含著微言大義，表現微言大義，就要用”凡例“。
2、《春秋》透過凡例和特例給世界制定的規則，林林總總構成了一套《春秋》密碼。古人相信，只要把這套密碼正確破譯，就能領悟春秋大義，掌握治國平天下的全部要領，《春秋》因此有著崇高的地位。
3、朱熹改編《資治通鑑》重新創造義例，著力解決正統王朝的譜系問題。正統問題發端於公羊學，主流觀點就是認為，只有具備了道德正當性的王朝，才能被認定為正統王朝。所謂正統，想象力主要作用在時間上，想象出一條線來串起前後相續的各個王朝，正統好比串珠線，選擇串哪些珠子，就是”正“和”邪“的分野。這是嚴峻的問題，正統問題的對錯關乎誰會成為走上邪路的千古罪人。
188、朱熹為什麼要編寫《通鑑綱目》？
1、朱熹編寫《通鑑綱目》不但要把《資治通鑑》變得簡明易讀，還要表達儒家正確的價值觀，教育讀者。朱熹認為史實不重要，意義才重要。
2、司馬光骨子裡是個實幹家具備一定的妥協精神，他的重要助手範祖禹卻是以道德家為底子的，其優越感來自道德家的不妥協，倆人在唐史編年問題上對武則天的武週年代分歧嚴重，導致範祖禹單飛寫《唐鑑》，在自己寫的唐史裡面，範祖禹讓武周政權退出了正統王朝的神聖譜系。
3、朱熹看不上範祖禹在《唐鑑》裡的哲學思辨水平，覺得他把握意識形態火候不到家，就親自操刀寫了《通鑑綱目》，該書不是簡單的《資治通鑑》簡明版，而是《資治通鑑》的“春秋大義”版，朱熹官方封聖後，《通鑑綱目》成為新時代的《春秋》，衍生出很多闡發其微言大義的學問。
189、“諸侯會與京師”有微言大義嗎？
1、《資治通鑑》是帶有政治哲學意圖的歷史書，《通鑑綱目》是以歷史為素材的政治哲學專著。
2、朱熹的“諸侯會與京師”這句話，不同時代的儒學家有不同的解讀，包括尹起莘（音申）的《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和劉友益的《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後代更有劉友益的批駁者張自勳，一代一代的儒家學者把一句語焉不詳的話一再挖掘出深刻更深刻的含義出來。
3、《通鑑綱目》的凡例，其實是朱熹自己意識形態的綱領，刊印成小冊子的凡例丟失太久，後終於再見天日，可以證明劉友益對朱熹的領會是最貼近朱熹本人的。朱熹本人為修改自己的《通鑑綱目》搞了30年，改不動了再由學生繼續幹。
190、京師到底是不是國都？
1、“京”原本沒有首都的意思，是周族起家時祖先公劉的大本營，後來“京”由專名變成通名，和楚國的“郢”一樣，京師在戰國並不等同於首都。
2、諸侯會與京師一事，司馬光手頭的歷史材料主要是《史記》和《戰國策》，不但彼此矛盾，自己和自己也矛盾，導致司馬光很難處理。朱熹照抄司馬光，等於給鍍上了意識形態的金，讓無數的朱熹的仰慕者深挖狠掘，煞費苦心的破譯出了朱熹未曾想過的，司馬光更未曾想過的高深密碼。
3、胡三省對京師的解釋，被春秋學的意識形態迷霧帶歪，後世的其他儒家學者往往過度解讀。
191、秦孝公搞了一場模仿秀嗎？
1、秦孝公的逄澤之會，並非仿效魏惠王魏惠王是機會諸侯後朝見天子，秦孝公是慶祝周天子授予自己霸主頭銜。原文“王伯（音霸）於秦，諸侯皆賀秦”，”霸“的原意是月亮月初時的樣子，後”霸“被代替”白（音伯）“，而”白“原意時大拇指也是來打的意思，而”霸“代替”白“原來老大的意思就一借不還了。
2、秦孝公的逄澤之會疑竇重重，只能用戰國時代的各國曆法不同意，時間上的錯亂往往導致史料記載混亂解釋。
3、史料中過於具體的預言，基本可以推斷為後人的附會，比如太史儋說周秦原始一家的記載，連”周秦兩家複合以後十七年霸主出現“這麼精細的說法都有了。
192、齊國該不該救韓國？
1、關於齊國該不該救韓國，《資治通鑑》高度概括了齊國朝堂的三種意見，鄒忌說不救、田忌說早救、孫臏說晚救，這樣的說法很有故事性可能偏離史實，但很有資治意義。
2、齊國討論救援韓國問題的本質：怎樣幫助別人，才能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主人的立場是曲突徙薪最佳，但客人和鄰居的立場是焦頭爛額救火對自己最有利，很形象的說明不同選擇帶來不同的效果。
3、在權謀術當中，同樣的援助，救援的時機不同；後果不同，心態不同，所得的收益天差地別。
193、魏惠王為什麼要派太子掛帥？
1、先秦時代，“太子不掛帥”成為政治共識，原因一是忌憚有著合法繼承人身份的太子一旦掌握兵權就會輕鬆推翻自己的父親，二是太子時政局平穩的保險措施，太子不可親身犯險。
2、晉獻公曾經派太子申統兵出征，意在藉機廢掉太子。當時的李季曾來勸諫，說太子的行為準則只有兩條“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意思是，國君出行，太子就應該坐鎮國都（坐纛兒皇子），如果國君安排高階貴族坐鎮國都，太子就跟隨國君一起出行，這叫做撫軍。
3、根據孟子的說法，仁愛和不仁都是從親到疏推廣的，魏惠王此人，是不仁的典型，把百姓當炮灰，派太子掛帥雖然也是犯忌諱的，但連心愛的子弟都捨出來了，表明了魏惠王和齊國死磕到底的決心。
194、厲害的說服術到底怎麼樣？
1、戰國時代的外交邏輯是。每個權貴都有私心，精英們各有各的小算盤，對權力場中的情報掌握越多，弱國搞外交斡旋的餘地越大。
2、魏國太子申出征，一位徐先生來獻上“百戰百勝”之策，就是不打仗，因為打贏了不會有好處，打輸了卻有致命危險。太子申想聽從，但徐先生看出他作為管理者，決策常常為下屬裹挾的身不由己，果然一提撤軍，太子申身邊的武將就激烈反對，因為武將的功業都來自戰場，太子申也只能被裹挾前進。
3、古代政治最基本的道理有兩條，一是帝王將相都是有私心的，並不因為位高權重天然一切就以國家和集體利益為重，第二，任何一個高階職位都存在很多覬覦者，巴不得在職的人趕緊出錯下臺。譬如太子申開拔之前，就有謀士期望說服公子理——去太后面前哭訴，不讓哥哥去打仗，成則賣了哥哥天大的人情，敗則坐等哥哥兵敗身死失去繼承權。這個謀士的厲害說服術有兩個核心技巧：一是策略左右逢源，讓當事人不必糾結。二是把蓋然性說成必然性，不留質疑空間。旁觀者會由各種質疑，但當局者身在極大利益誘惑面前，理智的防線天然就會鬆懈。
195、戰場上怎麼造出強弱懸殊的勢？
1、孫臏和田忌謀劃，史料只記載了一點，就是魏國會輕敵，在孫臏看來，戰場上的指揮官，要做的就是洞悉各種核心要素的“勢”，然後去做順水推舟的事。
2、趨利避害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原動力，原動力被壓制阻礙就會形成勢能，清除阻礙，掌好了舵，人在勢能的作用下就能順流而下，一瀉千里。戰國晚期，荀子和趙孝成王辯論軍事，荀子的儒家立場兵法，包括搞團結，贏得民心擁戴等讓趙孝成王很不以為然，成王曰“兵之所貴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把“勢利”提到了價值觀的高度，陰謀詭計僅僅位於方法論的層面。
3、打仗就是爭利，再怎麼正義的戰爭在戰術層面上也只是一個如何爭利的問題。《孫子兵法》“軍爭”一篇，詳細講述行軍速度過快的弊端，主要兩個大弊端，一是後勤跟不上，二是戰士體能吃不消。戰場上講究的是可以透過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等策略，製造出強弱懸殊的形勢。
196、孫臏是怎麼設計減灶騙局的？
1、孫臏針對龐涓刻求立功急於雪恥的心理，因勢利導設計了減灶騙局。
2、灶坑數量多寡會暴露軍隊規模，行軍軌跡等關鍵資訊，孫臏透過減少灶坑數量，引誘龐涓輕敵冒進。在龐涓看來，齊國軍隊在大量逃逸，如果齊國軍隊全部潰散，自己無仗可打，立功的希望也會成為泡影。
3、急於行軍的龐涓”倍日並行“，他無暇顧及偵察工作，常規的斥候都不再派出，然後緊張慌亂地陷入孫臏在馬陵設下的伏擊圈。
197、孫臏是怎麼佈置伏擊圈的？
1、孫臏的伏擊圈，以戰車為城牆，以蒺藜為護城河，士兵排列出一個有缺口的圈圈，外圍設定崗哨偵察，只等龐涓入彀。蒺藜常見是四個刺，隱身在水中或夜幕中會給敵人帶來不明就裡的傷害。
2、孫臏的排兵佈陣以弩手為攻擊核心，相比較弓，弩更適合在山道打伏擊戰。弓只有速度快這一條勝出，所以孫臏的弩手分了幾組輪番上陣。趙曄寫的《吳越春秋》當中有越女劍的搭檔神箭手陳音，陳音向勾踐簡述弩的歷史，來自古代琴氏。
3、龐涓一來急行軍拋下了後勤部隊，二來夜裡進入包圍圈，一切都猝不及防。
198、古代弓弩威力到底有多大？
1、以小說方式解讀龐涓自刎以前的遺言”遂成豎子之名“，強化了龐涓的性格，勾勒出同學關係競爭的經典模式——比自己混的好的同學永遠是自己心裡的刺。
2、以信史方式解讀龐涓遺言，可以看出龐涓所在的中心點超出弩箭有效射程。戰國縱橫家蘇厲說楚國神射手養由基百米之外射中楊柳葉的”百步穿楊“是非常誇大的，不可盡信，連厲害的李廣也做不到。
3、結合文獻和考古發現，古代的弓弩分為，擘張弩、蹶張弩、腰引弩，分別是使用臂力、手腳並用、和手腳和腰部用力拉開的弩，射程也是一個比一個厲害。韓世忠的神臂弓，射程360步。精緻的連弩，射程降到了20米。孫臏伏擊的大多弓弩應該屬於擘張弩，有效射程在百米之內，不然”萬弩俱發“射不中龐涓，就不正常了。
199、魏軍為什麼輸得這麼快？
1、魏軍遇伏後立刻潰敗，原因在於部隊陷入混亂後指揮系統無法運作——白天使用旗幟號令，晚上使用金鼓，但傳令兵和指揮官失散，指揮系統就癱瘓了。
2、魏國前線失利後，敗仗激發的情緒迅速傳導，群居動物天性就是聞風而逃，任何人類組織想要扛住這種情緒的裹挾力量，都要經過嚴苛漫長的訓練。太子申的正確處置方式是，嚴格控制壞訊息，再加上向全軍宣傳英勇無畏的龐涓將軍如何為了掩護我們中了敵人無恥下流的圈套，在絕境中為了魏國奮戰到最後一滴血。但太子申顯然沒有做到，
3、魏國主力部隊輕易被擊潰，太子申被俘。戰國和春秋時代不同，戰敗的敵首不會再有體面的貴族禮遇，太子申在囚徒境中死亡。魏國的軍事實力被重創後，國力急轉直下，物理在和諸侯爭雄。
4、田忌大敗魏軍，鄒忌選擇和田忌死磕到底，鄒忌誣告田忌派人到集市算卦謀反的吉凶，這件事破綻百出，但這種事太過嚴重和敏感，國君也往往寧可信其有。
200、被小人陷害了怎麼辦？
1、被鄒忌陷害以後，明代陳絳的作品《金罍子》的對策是田忌赤誠請罪，讓明君齊威王查清真相換自己清白，畢竟齊威王當年做過褒獎即墨大夫，烹殺阿大夫的事情。陳絳提到淳于髡和鄒忌鬥智的故事，用了《新序》的史料，但《新序》和《史記》中的記載不一致，源於著書時的出發點不同，《新序》要做政治書，必須政治正確，《史記》沒有那麼重的思想包袱，兩者對這件事的記載其實滿擰，而歷史原貌已經不可考。陳絳的深刻性在於揭示了人際關係的複雜性，很能理解田忌當時的束手無策。
2、鄒忌肆無忌憚地栽贓，是因為真實的詭計不需要縝密佈局，只需要涉及的利益足夠大，就不難讓當事人做出錯誤的判斷，加上各種情緒、偏見、猜忌也往往不著痕跡地添油加醋、煽風點火、把易解的問題變得難解，把細小的亂局變得無法收拾。鄒忌給齊威王播下猜疑的種子即可。
3、但是齊威王也很難辦，田忌真的解除武裝，要求審理，齊威王即便審出了真相也無治罪田忌。只會兩頭不討好——鄒忌動不得，自己需要他，田忌也會因為齊威王居然需要看到證據才能信任自己而離心離德。經典的做法是把卜卦人送到田忌軍中任憑發落，來體現君上的信任，也給鄒忌臺階下，說鄒忌誤信人言就好了。在古代監管成本太高，導致管理依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形同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