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歐洲在中世紀之後很少出現中原王朝所面臨的遊牧民族入侵

這個問題叉得有點大了，但是不妨事，開門見山的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教二元體制造成了歐洲北部荒蠻閔租的內耗，所以在中世紀後很少見到在16世紀中原還常遇到的遊牧民族南下入侵的危機。如果嚴格地說，瑞典算是最後一波南下入侵危機。當時席捲了俄國、普魯士還有幾近嚥氣的波蘭立陶宛聯邦，這一次橫掃還直接推動了普魯士國王的軍事改革與集權行動。再往前溯，羅馬滅亡之後（或者說羅馬/希臘收縮回東部之後），歐洲西部幾乎全部變成荒地，可以挪用東晉與五胡十六國對峙的情境來想象。經過幾輪廝殺與角逐，法蘭克人在高盧站穩腳跟，而逐步西進，重新向曾經的家園——萊茵河東岸擴張，以打擊不斷襲擾自己的薩克森人，並向

易北河

以東延伸。

這些國家本來是蠻族，但是自從在當地殘破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定居下來，就逐漸喪失了自身的遊牧/森林生存技能，而尚未進入羅馬故地的蠻族在相同的動力驅使下繼續南下入侵他們同行的封建王國，最早的就是昂撒系蠻族，在他們掌握丹麥登陸

不列顛

之後逐漸形成了一些列小國，這些小國雖然自身弱小，但是仍然襲擾比他們更早開化的封建國家，同時面臨著原先僅由

法蘭克

人承受的威脅。特別是諾曼人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下後，在整個歐洲造成了更大的震動，這一批人如果從地理上看也是從瑞典出發的，所以如果非要找一片類似於中原北部蒙古高原的地方，瑞典為核心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就是一片最理想的同人劇場。而中歐的廣袤森林其實並不是威脅最大的，他們的地位頂多相當於契丹、女真活動的東胡領域。諾曼人分成多路南下入侵歐洲文明地區，東路進入

諾夫哥羅德

、基輔等東斯拉夫人城邑，與當地土人融合成羅斯人，也就是今天俄國人的祖先；中路直接渡海，建立了新的丹麥國家，並與

斯堪的納維亞

保持密切的聯絡；西路侵入法蘭克、中歐乃至地中海，在法蘭克的西部佔據了一片基地，也就是今天的諾曼底，西法蘭克國王在自身集權狀況慘不忍睹的情況下被迫允許他們在此建立公國，作為名義上的封臣，實際上多次侵擾法國本部。另一支則發揮自身渡海優勢，進入地中海，流竄在

亞平寧半島

中南部，也就是日後的兩西西里王國一帶，與東羅馬和西班牙的

阿拉伯

後倭馬亞王朝亦敵亦友，時叛時降，最終站穩腳跟，成為教皇國對抗南下意欲統一義大利的神羅的籌碼。諾曼底公國的這些海盜又覬覦起隔海相望的英國，他們比克努特更具有野心，不滿足於一般性的海盜劫掠，而是想要鯨吞整個王國，他們很快發動了“諾曼征服”，在黑斯廷斯戰役中取得勝利，建立了英國的諾曼王朝。

這就是第二次全歐規模的蠻族入侵的概況。但是在此之後很多年（瑞典入侵波羅的海南岸三國之前），歐洲幾乎完全停止了蠻族全歐入侵的歷史浩劫，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羅馬教廷影響力的提高。注意，這裡千萬不要理解為什麼基督教最偉大這樣淺薄無知的文化決定論、道德至善說的意思，這裡是指教會迎合與滿足了軍役貴族中國王與一般貴族分別獲得集權以稱王稱霸的政治上升欲求，在一定時期一定層面上確實幫助世俗封建統治者實現了這些目的，比如說對

多神教

祭司權勢的褫奪；但是從長遠看，如果世俗統治者自身沒有集權的智慧與對形勢的因勢利導，最終都會淪為波蘭或者匈牙利那樣的無權狀態。而在北方更荒蠻、更落後的斯堪的納維亞更是如此，瑞典、挪威與丹麥等國都不同程度的陷入到這種分裂割據的狀態，其情形比大家所熟知的神聖羅馬帝國還要嚴重得多，波蘭也是如此，波蘭

立陶宛

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在雅德維加女王和

亞蓋洛

結婚之前，兩個國家軍役弟煮貴族對王權的瓜分豆剖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愚蠢的扎莫伊斯基還洋洋得意的將此與英國憲制時期的議會系那個比，殊不知正是這種嚴重的分裂導致波蘭最後的淪亡。瑞典與其他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都長期陷入內部的分裂之中，而在16-18世紀的強盛，也是建立在近代軍事技術的廣泛應用上，一旦同為農奴制封建國家、且體量和後發潛力都比瑞典更強大的普魯士和俄國也展開軍事改革，瑞典就絕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了。

波爾塔瓦戰役

之後瑞典徹底走上了下坡路，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向沙皇俄國割讓芬蘭，甘古特海戰更是將瑞典的海上霸權一舉粉碎。因此瑞典在17世紀對波羅的海國家發動的戰爭，其慣性雖然與之前維護幾近分崩離析的封建結構相近，但是倚恃的物質基礎卻不是遊牧人或者森林人的戰馬騎兵，而是從西北歐的海商國家引入的改良火器武備和近代化海軍，其實現動力與古代社會是截然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學者群體就曾指出瑞典對鐵器冶煉技術的掌握對瑞典軍火行業發展的重要作用，而這一點即便在瑞典業已衰落200年之後的納粹時期仍能得到體現——德國迫切的要求壟斷瑞典的鐵礦石生產以保障德軍的軍火供應穩定性。

回到中原王朝的視域，看待草原力量的多次南下入侵，就會發現使北方“蠻族”產生內耗的社會機制，在清之前遠未形成。雖然很多學者習慣於將蒙古貴族在清朝不再反叛（噶爾丹的準噶爾部除外，大部分蒙古部落都是長期效忠清廷的，而這一點在女真的第一個王朝金朝根本沒法實現）的原因歸結為滿蒙貴族聯姻，但很顯然聯姻並不能解決問題，

松贊干布

也和唐朝聯姻，漢朝也多次向匈奴和親，蒙古的某些部落也和金朝建立了類似的關係，但這些關係都不能使兩個集團真正的團結到一起，聯姻說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更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的，反而是清朝在這些地方實行的基層制度，這些地方既沒有沿用之前的羈縻制度，也沒有采取在西南等地方實行的

改土歸流

方案全盤漢化，但是清朝卻在實踐中建立了有利於暴力聯合的部落內部的自我消耗，從而迫使之逐步穩定下來，失去對外擴張的大規模動武能力。札薩克盟旗和將軍轄區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使權力再分配的爭鬥迴歸到內部，制止其向外轉移，而這種制止政策的基石就是在內部

有限自治

基礎上的制度性偏袒，以清廷的強大物力和象徵性兵員駐紮為依託，保證內部自治邏輯的有效執行，而將軍轄區的有限駐軍則象徵著清廷對地方權力再分配的有限參與，在不威脅到清廷絕對支配地位的前提下駐軍不會參與，因此反過來給這些地方軍役貴族精英畫下紅線，而且他們為了更好地在自制歌劇中獲得好處，，也就爭相抱大腿，所以清朝在北鄙的存在沒有像漢唐或者遼金那樣崩塌，反而穩定下來，成為一種建制性力量了。

這種制度智慧在前朝是難以實現的，因為之前的王朝，要麼不屑於對邊地開拓（明），要麼對邊地不肯調查瞭解清楚，唯意志的推行自認為最佳的封邦建國路線（漢唐羈縻）或者強推漢化（元的稱海宣慰司），而元朝則是另一個極端，不改變草原的政治生態，反而把富庶的漢地作為殖民地供養苦寒的蒙古高原，完全逆潮流而動，試圖建立草原本位來抑制兩者分離的趨向，這是註定要失敗的。因此在清之前這種週期律是難以避免的，即便是清，也和準噶爾進行了幾十年的平叛戰爭才基本穩定下來（清朝本身肯定是封建王朝，有很多糟粕，但是僅從邊地治理一項看，最終穩定下來的疆域就足以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