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易卜生主義（節選）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遂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藉著“公益”的名譽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五天的行為。易卜生的《社會棟樑》和《博克曼》（JohnGabriel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錢賺得夠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麵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樑）二幕中語），於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著旗子，奏著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樑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易卜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多數黨說他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只有極少數人——有時只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思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裡；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卻不印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里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聽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的公敵》，裡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鐸曼醫生，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生浴池。後來四方的人聞了浴池之名，紛紛來這裡避暑養病。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市面便漸漸發達興旺，斯鐸曼醫生便做了浴池的官醫。後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生一種流行病症，經這位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症是從浴池的水裡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師請他化驗。化驗出來，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汙穢，停積在浴池裡，發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於公眾衛生。斯鐸曼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生。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要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閉歇，本地的商務便要受許多損失。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鐸曼醫生的提議，他們寧可聽那些來避暑養病的人受毒病死，不情願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這位說老實話的醫生，不許他開口。他做了報告，本地的報館都不肯登載；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後來好容易找到了一所會場，開了一個公民會議，會場上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下臺去，由全體一致表決，宣告斯鐸曼醫生從此是國民的公敵。他逃出會場，把褲子都撕破了，還被眾人趕到他家，用石頭擲他，把窗戶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醫；本地商民發了傳單不許人請他看病；他的房東請他趕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兒在學堂教書，也被校長辭退了。這就是“特立獨行”的好結果！這就是大多數懲罰少數“搗亂分子”的辣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