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佩服的文學批評家有哪些？

作者：由快樂小夥發表于曲藝時間：2020-11-02

流芳布天涯2020-11-04 08:59:29

陸機，劉勰，鍾嶸，蕭繹，張戒。

錢基博，劉師培，錢鍾書，王瑤，魯迅，黃節，餘冠英，蕭滌非，朱東潤，孫康宜，宇文所安。

與懷2020-11-04 14:41:34

加藤週一，日本文化雜種論。

福康安2020-11-04 16:09:23

我說的這位文學評論家屬馬，今年66歲。文革後期在鋼鐵廠工作，後來讀了一個大專，學的是冶金自動化，當時是為了去日本留學，然後去寶鋼當工程師，這在當時是一個正常的路徑。

在下鄉當知青的時候，喜歡上一部小說，傑克·倫敦的《馬丁·伊登》，講一個水手為了追一個女孩，立志成為作家，最後失望跳海的故事。從此有了文學夢。

70年代末傷痕文學興起，很多人因為寫小說一舉成名，他覺得自己的才華不應該被埋沒，也開始寫小說，寄到各種雜誌，但不斷被退稿。

後來他還給巴金寄過稿子，巴金回信說，謝謝你的信任，但我只做創作，不搞評論諸如此類。他卻覺得大作家親筆回信太難得了，深受鼓舞。

為了實現文學夢，於是改考華東師大的現代文學研究生。備考的時候，偶然在圖書館看到一本郁達夫的選集，當時他覺得很奇怪，這也能寫小說？

郁達夫非常直白的描述自己的性苦悶，在文革期間等同禁書。而這次跨越近50年的相遇卻開啟了一個文藝青年的評論之路。

郁達夫的日記裡寫，1927年的一天，他在上海收到遠在北京的原配夫人寄的衣服，他穿上衣服後十分哀嘆，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團圓，在一起共同生活呢。

郁達夫當時在上海，已經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同一天下午，他在朋友家遇見了之後改變他一生的二十歲杭州女孩王映霞，郁達夫在當天的日記裡就寫下：我今天遇見王映霞女士，我要跟她做永久的朋友。

一方面郁達夫覺得對不起老婆，一方面他又立刻愛上別的女孩，同時他還接受徐志摩給他介紹女朋友，他自己又跑去司馬路找妓女，也不睡覺，就在一旁抽鴉片、喝酒。他把這些都寫在日記裡。

郁達夫是一個隱善揚惡的人，通常人都是隱惡揚善，他不一樣。

現代文學裡兩個最重要的作家，魯迅和郭沫若，這兩人其實關係並不好，但他們跟郁達夫都是好朋友。

研究生錄取考試時，有一門作文，題目就要求寫一封給友人的信，談談現代文學，出題的老師是錢穀融。

這位文青就把感想寫進去了。後來才知道，當時一百多人只錄取六個人，而且他還是跳級考研究生。能被錄取，就因為這封信。

錄取之後，錢先生不正常上課，在學校裡找了一個亭子，一個月開一次討論會，讓學生每人做一個讀書報告。

第一個做讀書報告的同學叫戴光中，後來是寧波作協主席。他的讀書報告就是一篇完整的論文，叫《試論胡適在文學革命中的作用》，把這個文青聽呆掉了。

第二個就輪到他，他就跟老師說，錢先生我該怎麼辦？老師說，你不是對郁達夫感興趣？於是花了兩三個禮拜，在圖書館裡，把郁達夫大部分的作品幾十萬字都看了，邊看邊想邊做筆記。

終於想好怎麼寫了，這時候看到一篇五十年代中期曾華鵬、範伯群二人寫的《郁達夫評傳》。看完之後，他就癱坐在圖書館椅子上，原來他想的東西人家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講過了。

他就去找錢先生，錢先生說：

你覺得你的話被別人說掉了，那是因為你沒有在作品裡讀到你自己。

第二個月做報告，他寫了一篇《郁達夫與日本》。當時他把論文處女作在亭子裡小組會上讀了後，錢先生改六個錯別字，說了一句話：可以送到學報去，看看能不能發表。

今天大學教授在學報發表一篇文章，就算是一年的學術成果。那個時候只是研究生一年級，這對他是莫大的鼓勵，所以後來小說就不寫了，改寫評論了。

研究生畢業，他的論文集成了一個集子，在浙江文藝出版社非常罕見的出了一本書，最後也就留校了。

在大學評了職稱，過了一兩年，開始轉寫當代文學評論，也有了一些機會，1984年，參加了後來影響深遠的杭州會議，這個會議在當代文學史上很著名，啟發了後來的尋根文學。

這個會的政治背景是上海文學跟文藝報有爭論，跑來杭州開會。但這個會一點沒講政治，當時阿城的《棋王》剛發表，很出風頭。會上討論最多的是，現在一些作家拼命學現代派，其實學的都是翻譯腔，他們不懂外文，學的都是李文俊、傅雷等。真正要鍛鍊文字，還是得去明清筆記裡找。

當時在西湖邊上，他們吃完飯散步，韓少功說，他回去就要弄點乾貨。後來，就有了《文學的根》，成為尋根文學的代表。

杭州會議開了三天，完全沒有誰先發言、誰講評等等，講的都是真材實料。

二十年代，文學批評發生在作家與作家之間；三十年代，出現左聯，文學批評中開始出現政治背景；到了延安時期，文學批評變成了文學生產機制的一部分，代表一種對文學的引導規範；五、六十年代直到文革結束，大學的學者跟實際的創作沒有關係；八十年代，出現了一批年輕學者，跟作者是朋友，關係十分密切，他們直接使得八十年代的文學迅速從控訴文革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轉向尋找傳統的尋根文學和探索現代派技巧的先鋒文學。而這個階段，這位評論家都有幸親身參與了。

1985年郁達夫去世四十週年，他被中國作協請到北京寫一個關於紀念郁達夫的講話，代表國家對郁達夫烈士身份的認可。

當時他剛升副教授，還沒坐過飛機，被抽調過來，上面給定了七天的酒店，要他寫一篇三千字的發言稿，結果一天就寫好了，於是就問他要不要參加中國作協的一個會，討論一個新作家的新作品。

都不說作者的名字，但是講來評論的有汪曾祺、陳建功等等有名的作家。到會上才知道討論的是莫言的第一部小說《透明的紅蘿蔔》。

那是他第一次參加當代文學的會，當時他想不能老做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更好玩，它代表了新趨勢。

機緣巧合，1987 年他去香港大學做訪問學者，接觸了西方流行的學術界理論，看到了中西根本性的區別。

內地做文學，像在前線打仗，你要治病救人，別管用什麼方法，趕緊把病人救活。但在海外，就像醫學院學生旁聽的實驗課，老師們做演示，學生在下面看。

區別就在於內地文學批評，問題最重要，但西方學術圈，他們不講問題意識，他們講方法。

因為研究郁達夫，這位評論家在香港遇見了李歐梵，推薦他到美國去。1989年，他去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零下三十多度的芝加哥，他們在冰天雪地裡的小屋，一整年時間，都在談高深的理論。之後，為了申請獎學金，又去洛杉磯讀了個博士。

之前是研究郁達夫、當代文學的，洛杉磯有一批人在研究中國當代女作家，其中有一大半都是關於張愛玲的，又是機緣巧合他就碰見同時又錯過了張愛玲。

那個時候美國學校的停車場很貴，他都是開到一個路口找免費停車位，然後搭巴士去學校。幾年之後才知道，那個路口，就是張愛玲住的地方。

當時他開著車找停車位，腦子裡都在用英文打腹稿，竟然不知道，祖師奶奶張愛玲就住在這個路口，世界上竟然有這麼奇怪的事情。

說不定在路上遇到過她。張錯——就是最後去海上撒張愛玲骨灰的南加大的教授——他說，你就算在街上見到了她，你也不會認識。她戴一個假髮，穿一個最便宜的拖鞋，走在路上，你都怕撞倒她的那種老太太。

曾經有個臺灣有個記者探聽到張愛玲的住處，在她旁邊租了一個房子，整天等她，也等不到。最後寫了封信塞到門下，請求第二天來採訪。結果，張愛玲第二天早上就搬走了，沒有人知道她的隱居生活是什麼樣子。

在美國待了幾年，香港嶺南大學有個位置，李歐梵建議說，如果想對中國文學有一點貢獻的話，還是去香港比較好。他想了想，就回香港教書了。

他教的當然是中國現代文學，他就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子東。他的文學評論是真正的文學評論，因為他評論的是文學。聽起來好像是廢話，懂得自然懂。他被很多人知道是因為參加已經停播的鳳凰衛視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有網友調侃三位最重要的參與者，梁文道淵博，竇文濤淺薄，許子東刻薄。但是按照他們當時自己的想法，三個人分別代表了左中右三種立場。用許子東老師自己的話說就是：

梁文道是坐在左邊的，他是一個強調平等的人，老是關心弱勢群體。我是坐在右邊的，是最關心自由價值的，這是個人意願。竇文濤當然是博愛，他坐在中間，左右兼顧，左右逢源，也左右為難。所以，我們三個人基本上學習法國大革命的三個精神。

許子東老師的評論其實還是要回到文字上來的，他經常在評論中把原文直接讀出來。他在評論20世紀中國文學的時候，是把裡面的作品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和評論的，其功力深厚可見一斑。比如，講戀愛故事，他會把魯迅的《傷逝》，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夜晚》，巴金的《家》裡覺民與鳴鳳的片段以及張愛玲《傾城之戀》等放在一起賞析和比較。總結出中國現代文學裡很多相通的地方，從而發現作家的長處在哪裡，進步在哪裡。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個比較就是《日出》《第一爐香》和《啼笑因緣》的比較。許老師把後兩部作品裡女主的夢與現實一一對對照，葛葳龍清醒時雖然被錦衣華服所吸引，但是仍能意識到這是“長三堂子”買進一個人，於是害怕了，但是一睡著夢裡卻都是漂亮衣服在跳華爾茲；鳳喜則完全相反，看到軍閥跪地求婚還奉上存摺，就爽快的答應了，搞得埋伏在窗外的英雄們都不能出手相救，但是夢裡卻夢到自己對不起樊家樹，告訴讀者這麼做是會被良心譴責的。簡單的說，前者是現代主義的精神分析，後者是寓教於樂的醒世恆言。許老師在他的現在文學課上講：

一個女子在城市裡墮落的故事，被張恨水寫，是一個通俗故事，前面墮落有責任，後面結果受懲罰，因果相報；被曹禺寫，是一個階級壓迫、社會黑暗的故事；但在張愛玲筆下，就寫成了人性墮落的故事。葛薇龍的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她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有理由，都有一點錯，但還是會走，因為說得通；但當她一步一步走出去時，突然在某一個點上，發現自己已經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了。雖然每一步都是合理的，但結果可能是荒謬的。這就是張愛玲所寫的人性墮落、虛榮的必然性。

許老師說他比較的目的是，第一，要找出20世紀文學幾個階段之間的切割與分別，晚清與現代，1942年與1949年中間這些作品，趙樹理、路翎、張愛玲、錢鍾書差不多在同一個時代，卻寫得那麼不一樣，只有把它們放在一起才能找出原因。後現代有個概念叫“並置“（juxtaposition），越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看，就越有意義。

在音訊節目《20世紀中國小說》裡

許老師不斷地把這一百部作品拼合成一個棋盤，每一個作品都是一個棋子，最後都會形成一個大盤。

19世紀以前，文學評論一直是文學的一部分。中國古代的人寫評論詩，是為了促進詩的發展，西方也是這樣，所以有一句話說，文學批評首先是文學。

但是20世紀的西方，由俄國形式主義的理論開始，他們認為文學批評不是文學，而是科學，是關於文學的科學，所以整個20世紀西方的學院，從形式主義，到新批評，到心理學，到後殖民、女性主義等等，各種各樣的流派，一個核心點，就是不再把文學批評歸在文學當中，而是作為一門關於文學的科學。這其實也是跟20世紀以後出現的民主社會有關，大學普及了，文學成為一門普通的學科專業。早知道，以前的文學是不用教的，只有很少人評論文學，能夠評論文學的都是天才，不需要教。而如今，考上大學，付了學費，誰都可以學，於是把文學變成了知識，從而強調它的科學性。至於文學評論，更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做了，以至於如今文學也成了“民科”的重災區。

許子東老師研究生開始讀郁達夫，讀當代文學，使他能夠把文學批評作為一項事業。無疑，他是幸運的。他說，職業裡最享受的時刻就是：

我寫好文章，先放一放，隔兩個禮拜再看，哎呀，怎麼寫得這麼好！

許老師上課的時候總是把他的私人藏書，特別是其中有一本上面有王映霞題字：“贈子東小友”的書，傳給同學看，許老師不忘提醒大家：“下課前記得還回來，我還要留著賣錢滴。”引來鬨堂大笑。

他有時候跟學生講，一個東西，首先你很感興趣，其次你有可能取得成績，第三你能夠賺到錢。如果這三個裡面有任意兩個，這個工作你就可以接受了。假如只有一個，你就要好好考慮了。

學生說：“我們找工作，三個裡面一個都沒有。”

謝葳2020-11-04 22:53:17

外國人的話，羅蘭·巴特。

前期，《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結構主義敘事學的代表作，功能-行動-敘述三層次無比清晰，提供了可能是最容易上手的批評方法。

後期，《S/Z》，看起來是一本正經的結構主義分析。但5種符碼，93個單元，561個基本語言單位。一通拆解下來，小說文字早已不見蹤影，在能指的跳躍中不斷地延異、重組。到他這裡，批評成了一種新的創作。巴爾扎克的《薩拉辛》？不是，是羅蘭·巴特的《薩拉辛》。“可寫的文字”莫過於此。

中國人的話，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倪文尖老師。

雖然倪老師不怎麼寫東西這種行為實在是暴殄天物（畢竟他是講課筆記整理出來都能發《文學評論》的狠人），但是就他僅有的一部專著《慾望的辯證法》來看，他對文字的洞察之深，對細節的敏銳，都是令人驚歎的。比如本書最後一篇文章《張愛玲的“背後”》：

胡蘭成是有眼力的，這一、二節可謂字字璣珠，值得細讀。“開電車的人開電車”，劈頭一句就不同尋常，或者說是太過尋常了，正是這一種主謂間的重複表明了一種顛撲不破的東西，最是“底子”的事實，它雖庸常，卻也最為根本，屬於“該是怎樣就是怎樣”的人類生活的常態；而文題“封鎖”的涵義正在於打破這種庸常“底子”狀態，“封鎖”屬於非常態；這樣，小說從一開始便形成了常態與非常態的張力，預示著《封鎖》將可能探討常／非常的界限及其與人的狀態的關係。“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沒有完，沒有完”，日常生活就是如此重複，無聊，不堪；“然而他不發瘋”，似乎有些突兀，似乎特別費思量。“然而”一詞總是表示語義的轉折，可是這個“然而”轉的什麼折，字面上並沒有，原來它是在話語的“潛臺詞”層面，即一個“然而”表明了言路上先有這麼一層意思，“沒有完，沒有完”的庸常是可能使人發瘋的，這就使人覺得言說者超越了庸常，有一否定、排拒常態的向度；但是，話語的最終表達是“不”發瘋，則又表明言說者深刻透底之後還是返樸歸真，肯定了“沒有完，沒有完”的庸常，也最終肯定了常態；固然這種肯定已經是“否定之否定”的結果，已經有了幾許無奈和悵惘〔12〕。“如果不碰到封鎖，電車的進行是永遠不會斷的”，假設句似乎又是什麼也沒說；但假設並非虛設，“封鎖了。”三字一句，三個字一個句號，短促有力，斬釘截鐵，不容置辯，不容無視，它是前提性的事實：“封鎖”“切斷了時間與空間”。

就這樣，好比是演戲，大幕徐徐拉開時，張愛玲不單單安排好了道具、佈景，還透過音樂，燈光等等製造了氣氛與效果。且看人物如何表現了。人物很簡單，一男，銀行會計師呂宗楨，一女，大學助教吳翠遠；故事，也很簡單，在“封鎖”當中，在一輛切斷了時間與空間的電車裡，這一男一女迅速地墮入情網，甚至到了議及婚嫁的地步；而“封鎖開放了”，“封鎖期間的一切，等於沒有發生”，呂宗楨回到他並不如意的婚姻生活中，吳翠遠也得在“都是好人”但“不快樂”的家裡過下去。

關鍵是在解釋，為什麼在如此境遇里人物有如此戲劇化的舉動？我注意到有種解讀頗有啟發性，它發現是因為“封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空間——一輛‘慾望街車’——讓他們受壓抑的慾望在瞬間得以發洩”〔13〕，正是在一種“封鎖”的境遇裡，人的自然慾望、人性反而得以釋放，真情流露，使人能夠處於小說提到的所謂“真人”狀態；而餘斌從他一貫的人性視角出發，更是得出了存在主義式的命題，“封鎖中人性是開放的，而在通常的情況下，人性反處在封鎖之中，人性偶然短暫的開放不過是個‘不近情理的夢’。有形的封鎖的開放使人回到更持久的無形的封鎖之中，人性真相總是被遮掩起來，而這正是人生的真相。人生的常態就是對人性真相的封鎖，封鎖因此成為人的處境的象徵”〔14〕。

應該承認這樣的解讀是有較充分的文字證據的，而且說實話，這也相當有利於我更進一步的引伸、發揮。但是，在此我還是不能夠迴避文本里客觀存在的“解構點”、“裂縫”。呂宗楨是在“封鎖”中才與吳翠遠調情的，但全部是因為“封鎖”隔絕了一切，從而敢於放縱了自己嗎？不是的，文本里很顯眼，宗楨之所以調情，還有個更實在的推動力：“偏偏他一抬頭，瞥見了”他一個親戚董培芝，“培芝是一個胸懷大志的清寒子弟，一心只想娶個略具資產的小姐”，而目標就是呂宗楨才十三歲的大女兒，“呂宗楨一眼望見了這年青人，暗暗叫聲不好，只怕培芝看見了他，要利用這絕好的機會向他進攻。若是在封鎖期間和董培芝困在一間屋子裡，這情形一定是不堪設想。”呂宗楨才“一陣風奔到對面一排座位上”，無意識地坐到了吳翠遠的隔壁；是翠遠先“回過頭來，微微瞪了他一眼”，使他覺得被誤以為“不懷好意”了；而在“董培芝畢竟看見了他”，宗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將計就計，順手推舟”，“宣佈了他的調情的計劃”的！

這一解構點對於那樣的解讀而言並非小節。如果說“封鎖”是非常態的話，董培芝的存在則使非常態難以完全“封鎖”於常態之外，即在張愛玲那裡，常／非常的界限是不可能那麼絕對、明確、清晰的，“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15〕張愛玲是一以貫之的，董培芝作為一種“常”的因素介入到了“非常”，問題便複雜化了，嚴格地說起來，那種建構於常／非常二元對立基礎上的解讀就不能成立。更進一步言之，呂宗楨之所以要回避董培芝的進攻，不願意讓他娶自己女兒的如意算盤得逞，還是因為“清寒”的培芝竟想娶個“略具資產”的小姐，即，在“封鎖”的非常狀態下，呂宗楨並沒忘了日常的世俗的考慮，董培芝的背後是“錢”這一更為恆常的問題。一旦發現這一點，文本里此前此後的諸多貌似“閒筆”的意義就凸現了：“‘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悠久的歌，從一個世紀唱到下一個世紀”；“現在乾洗是什麼價錢？做一條褲子是什麼價錢？”；“勻出點時間來找一個有錢的女婿”。錢錢錢！甚至於讓宗楨從那浪漫放縱的激情中緩過神來，撕破了他和翠遠迅速墮入的情網的，還是——“錢”。

他用苦楚的聲音向她說：“不行！這不行！我不能讓你犧牲了你的前程！你是上等人，你受過這樣好的教育……我——我又沒有多少錢，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可不是，還是錢的問題。〔16〕

這樣一來，似乎徹底否定了“封鎖”對於人的狀態所可能有的那種影響，徹底推翻了對於《封鎖》的那種解讀。但我並不想完全這麼看。因為，第一，如果說《封鎖》已教我們應在常／非常之間“破格（隔）”的話，我們怎麼還可以仍然用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看《封鎖》呢；第二，從文字的實際看，“封鎖”境遇確實是呂、吳二人一反常態、放任慾望的重大因緣；而且我懷疑，探討一種非常時空同人的行為的關係是張愛玲創作的初衷，比較起來，“董培芝”只是小說家從技術考慮新增的一個情節動力源；第三則是句更大實話，以我一貫的關心“背後”的視角，那種“封鎖中人性是開放的，封鎖反而使人的自然慾望得以釋放”的解讀，還正是我深入窺測張愛玲的一個不錯的起點。

這種細讀的功力，實在是讓人佩服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