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藝名人在胡風案中的表現

中國現代文藝名人在胡風案中的表現

文 |海北尬生

今天看到一張照片，是一些人物，在胡風案期間的表現：

說實話，看到這張照片，我並不感到驚訝。我瞭解過胡風案，也看過巴金的《懺悔錄》，我知道當時有很多人都曾經批判過胡風。至於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三種：

第一種，比如郭沫若，是純粹因為嗅到了上面的氣息，為了迎合上意而如此做的。對於他們而言，胡風個人的名譽、權利，乃至公平正義本身，都是可以被他們墊在腳下供他們向上攀爬的臺階。但這種人畢竟不是多數。

第二種，就是並不瞭解胡風案的始末，不瞭解他為什麼被批判，甚至乾脆就不知道胡風是誰，只是知道大家都批判他，就去批判他。當時還沒有學會如何參與公共事務的中國民眾，基本上都屬於這一種。但是圖片中的知識分子階層不然，因為他們無論知識、見識，還是對事情本身的瞭解，都有足夠的儲備來處理這件事。

第三種，就是當年的巴金這類人了。他們瞭解胡風案的始末，也瞭解胡風本人，認同胡風所信仰的價值觀，甚至乾脆就認同他的做法，只不過或圖自保，或被脅迫，總之，非自願地寫出了一些這樣那樣的文字，做出了這樣那樣的姿態，來與胡風劃清界限。我只知道巴金是這類人，但我也希望這張表裡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這類人。

從比較理論的角度來分析，胡風案中主要體現了兩個錯誤：一是錯誤地把不同意見看做鬥爭，二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處理異見。

對於這種處理方式，我想到《世說新語》中的一個故事：

西晉諸葛厷被陷害流放邊疆，臨行時問朋友：“為啥流放我？”

朋友回答：“他們說你狂逆”。

諸葛厷說：“‘逆’就該殺，‘狂’又何必流放呢！”

世說新語

胡風如果有罪，大可以把他交付有司；否則，他作為一個自由人，應該享有全套的權利。覺得他說的話不對，可以批駁他，但是不可藉機把他批倒批臭，因為這是對他名譽權的侵犯。至於發動整個國家的力量去做這件事，更有用大炮打蚊子之嫌：一個文人而已，何必呢？

很可惜的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這些淺顯易懂的事兒。我之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介紹真相與公序良俗之間的關係，其中有這樣的幾句話：

因為我相信，我們沒有資格責備明哲保身和沉默，只有資格讚美站出來的勇者，因為我們只是生活在重壓下的平凡的普通人。

在這裡，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不去責備任何人懦弱。只是我要問一句話：胡風和這些寫文章批判他的人，究竟有多大差別呢？

很快，時間就告訴我們，沒有差別。

那件眾所周知的事情在幾年後就發生了。

老舍的例子是最典型的：他曾經發文說看穿了胡風的心，看沒看穿我不敢說，可是有人很有可能已經看穿了他的命。

幾年以後，當他在文聯被批鬥毒打後，在太平湖邊的石頭上坐了一天時，會不會想到：今天的他就是當年的胡風，當年的胡風就是今天的他？

在一夜的沉思過後，當他步入太平湖時，心中是否有對胡風的愧疚和悔恨？我不敢給出肯定答案，但我覺得以老舍的性格，應該會有。

當漢娜 · 阿倫特寫那本著名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時，應該不會想到，平庸之惡這個她無意中創造出來的詞語，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也能找到如此貼切的例子。

平庸之惡這個詞並不限於平庸的人，那些有能力思考卻放棄思考，有智慧卻放棄應用智慧的人也是這個詞的適用物件。

阿倫特筆下的艾希曼就是這樣的例子：

他很有禮貌，熟讀康德的著作，知識淵博，完全一副大學教授而非納粹戰犯的形象。對於他的所作所為，他認為，自己所做的不違反當時的法律，而且也都是在服從命令，因此，他認為自己無需負責。

可是他真的無需負責嗎？艾希曼最終被判絞刑。

而在幾十年後，在他的故土德國，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德國統一後，人們解密了大量斯塔西當年的檔案，將當年的密探和告密者的資訊全部公開。

這個舉動涉及的人相當多：有資料顯示，巔峰時期東德每63個人中就有一個是斯塔西正式僱員，而如果算上告密者的話，這個數字將達到三分之一。

結果是，大量的人被政府單位開除，近一半的法官和檢察官被免職，上萬人被開除出教師隊伍。他們為自己當時的平庸之惡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在中國呢？

對老舍而言，無論他是否向胡風懺悔過，他都間接為自己的死亡添磚加瓦了。

對巴金而言，這是他一生中最不願意提起的一件事，也是他認為自己所做過的最有損作家尊嚴的一件事。其他人有沒有這樣的行為呢？不得而知了。

如果以後你遇到類似的選擇，你會怎麼做呢？

你當然有權選擇自保，但你也應該可以選擇不捲入這種浪潮中，不為他添磚加瓦。畢竟，和別人的生命相比，和你自己的生命相比，你所謂的自保，是不是太渺小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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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海北尬生：00後，因其嘗求學於北海之北，每不顧環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愛讀書，本學理工，愛好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