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隨筆】漫談聊齋評書：談李慶豐、王傳林（中）

在上回，我說到有關李慶豐和王傳林兩位說書人身上三個共性問題。不管他們在評書門是否拜過師有沒有實授（從作品中其實已能判斷），畢竟也錄了一定數量的評書聊齋作品，沒功勞還有苦勞呢。

可再一細想道理自明，也令我莞爾：他們的聊齋作品播放量顯得挺多，按說應該有不少聽眾，但為什麼他們始終沒出來呢？大部分聽眾對這兩個名字依然不熟悉，而象三皮、田戰義等同樣說聊齋的，並沒有同等數量的聊齋作品，但卻享名已久被很多人熟知了，這什麼道理呢！——所以自然有其內在原因。

既然是話題漫談，那麼看到問題了，我就不吐不快了。在前述的共性問題基礎上：

李慶豐的評書聊齋作品中綜合問題很突出，在如今聊齋說書人包括講故事的人中最有代表性。

而王傳林的評書聊齋作品反映出的是更深層次的問題：捨本逐末+荒腔走板。

雖然是漫談性質，也要基於重點來說，不可能把問題全部點評出來，細緻的商榷地方我就不深說了。下面透過他們的作品來闡明各自的問題所在。

二、個性問題

（一）關於李慶豐作品的眾多問題。

1、以《瑞雲》體現的綜合問題最充分、最典型

蒲松齡本篇立意的主題就是圍繞和生的那句話——“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而展開的，四個重點人物分別是瑞雲、賀生、和生和蔡婆子。而主題這一句關聯著三個人，除了女主瑞雲不用說，評書的“評”著力點就在賀生、和生上面

（其實關於蔡婆子的“評”，我認為這需要說書人更深的功力。比如在“價由母定”、“媼頻喚瑞雲以促之”、“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媼頗恚，將強奪之”等原文諸多筋節處，能夠講出來人情道理。而當今社會大多說書人不可能有舊社會此類生活的親歷，所以就不多苛求了）

。

賀生對瑞雲的“真心”不會因時間、地點、妍媸、貧富等變化而變化，這個人物細琢磨是“軟中帶硬”的書生，所以在該主題句的統領下，以及瑞雲之“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等贈詩處，務必要保持刻畫人物的前後統一，且需詳細批講和錘鍊書理。

李先生演播時把內中典故解釋了就完，可要理解這種書外書的目的，肯定不是讓說書人去掉書袋的，必須和書文戲理做關聯才有意義。再有，他演繹的賀生根本就不是個秀才，聽起來不僅是軟弱無能之人，好像還加入一段十分雷人的“小小子坐門墩，哭著喊著要媳婦”等童謠口吻，瞬間不禁給人有一種“焦焦的轟趴感”。

還有，他刻畫的“和生”在杭州妓院、蘇州遇賀兩段的出場對話，明顯違反原文的人物性格，聽後更有啼笑皆非之感。這個和生與男主賀生，單從名字上面的音標關係，就能體會到兩人之間存在著某些聯絡，這應是蒲松齡在創作時有意為之。因為現實中的“賀生”再是真情，無奈他沒有能力阻止瑞雲面臨的“發軔”困境，以及蔡婆子的數次逼迫，甚至強奪，因此安排出現了仙人“和生”的幻筆（從象徵意義去理解，不過就是賀生的“現實與夢想”一人分飾兩角。一笑）。

蒲松齡在此處的用意是作為一種願力也好，夢想也罷，反正關鍵時刻，他讓這個人立即出場。透過小法術救苦救難，既讓瑞雲保持了“處子之身”，也讓賀生堅守了“赤子之心”，最終令人如願實現“人生所重者知己”，然後再讓和生二次出場來個“錦上添花”，從而圓滿大結局，這顯然是筆者“菩薩心腸”的用心良苦。

——而這裡，既不是如陳派聊齋文字某記錄者狹隘的理解成那樣（見下），更不是汪曾祺先生讀到的“非審美意識”云云，把這一篇好文章改寫成他的《聊齋新義》那樣（容另文詳敘）。

所以，怎麼可能如李先生那樣，用個“和事佬”角色來解釋和生之“和”呢？而且這是個貶義詞。和事佬的通行本意是指調停爭端的人，特指無原則進行調停的人，就是民間俗說的“抹稀泥”，這能是原文這個“和生”的“和”之真意嗎！如果要闡釋為什麼叫“和生”，也當為“調和”、“融和”或“媾和”之“和”也。

至於，李先生妄改原文多處如“十五金”為“十五兩”等這類的，其實都是自己壓根沒搞懂過去社會這些常識性問題罷了。

2、《勞山道士》創編的邏輯衝突

這個故事因為動畫片的原因，所以在很多人心中都是經典故事且膾炙人口。而且蒲松齡的文字短小精悍，用字精巧，立意新奇，筆法幽默，所以內容和人物形象都相對定型了。其核心就在兩個關鍵語句：故家子、“恐嬌惰不能作苦”。前者是王七的性格底色與形象主線，後者錨定了他在這個故事中的全部經歷。兩者構成了全篇故事形式邏輯上的統一性。

我們要動手修改前人已有創作的良好藝術基礎，且大眾知名度很高的東西時，必須要保持一定慎重和嚴謹的態度，不然會適得其反——而李先生在評書中新創編了一段，加入了王七遇見老道之前的情節。這個部分增加了一段環境描寫，包括什麼雷劈王七，但僥倖逃脫偶遇老道，又看到他從天上彩虹橋上走下、身背三山五嶽的包袱等等。然後再讓王七跟著他進入道觀學習，後面接續陳老的演出本。結合蒲松齡原文去看，這個新增部分明顯沒有認真琢磨，其不合理體現在兩點：

（1）老道從開始就知曉王七絕非道門中人，因為他看穿了王七身上兩點特質：嬌——嬌氣；惰——懶惰。這是“故家子”這類人身上的通病，決定了王七無非是投機取巧、好逸惡勞、動機不純，虛榮心很強的人，所以蒲松齡原文要讓他自己去勞動萌生退意。

而李先生這種無關情節新增後，變成老道還沒讓王七自己顯形，反倒事先用神奇道術去“撩撥”他“動機不純”的“慕道心”，這種創編顯然是贅餘的，與原文文意不合。

（2）原文讓王七先幹苦力活，而且還要“過月餘，手足重繭”，包括第二輪的“又一月，苦不可忍”，這些都是讓他真心修煉自己，透過這種直接的考驗恰恰證明其“嬌惰不能作苦”。然後文字轉折，再因為偶然機緣，老道和他的師弟們透過某次機會微露其能，變魔術也好，做局也好，犯壞也好，反正讓早已“陰有歸志”和“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的王七——其“故家子”真實心態徹底暴露無遺，最終只能落得個貽笑大方的結果。

文章為什麼這麼寫，因為蒲松齡是有先後邏輯和內在情理的。

所以，從故事的發展脈絡與邏輯上，他才設計讓老道和師兄們透過對王七的測試看到他的真心本性（兩次都有時間維度的考驗——月餘），然後因其三番兩次想退出的同時又心懷“投機取巧”，對他這種虛偽的貪念略施懲戒（也是社會常理），最後卒章見志，引發讀者思考。

試想，按照李先生那種創作思路，如果讓王七這類人先看到老道有如此高的本事，大可以把“嬌惰不能作苦”馬上隱忍起來而絕不暴露，就生扛著了，更不會想逃了，直到滿足自己的動機。如此，就和王七的本性，包括書中幾次心理活動存在前後衝突，不合乎基本邏輯了。

再有一點，原文《勞山道士》中的王七沒有具體家鄉，而李先生不動腦子隨口在自己評書中就安在了淄川縣。這是蒲松齡自己的老家，他怎麼可能把他想諷刺的人放在自己的家鄉呢——這是連《聊齋志異》一書最基本的創作規律都不清楚。

3、《考弊司》的兩點不當處理

《考弊司》此篇寫了聞人生在陰間兩段完全不同的遭遇，前一段是與虛肚鬼王抗爭，後一段是身陷花夜叉柳秋華。前後兩段看似沒有太大關聯，歷來讓不少讀者頗為費解。蒲松齡為什麼要加入後一段呢？

聊齋專家馬瑞芳教授的觀點——後一段是前一段的反襯，妓女只要嫖客的錢，沒錢就留下衣服。襯托虛肚鬼王更加貪婪，“虛肚”就是填不滿的溝壑。所以見面就割學生的肉，收任何一個讀書人的錢。

這裡，我本人的觀點認為，其為文的要點在於——聞人生也去了考弊司，“考弊司”既考了鬼王自然也考了聞人生（所以此篇題目才不能用聞人生，只有用《考弊司》做題目才最妥當。而蒲松齡如此寫聞人生的目的是：聞人生之流，雖豪俠仗義，不畏權貴，關鍵時大聲疾呼，可稱好漢。怎奈一見美女誘惑同樣貪戀不返，本性顯露，好漢難過一美人關。在“考弊司”這面鏡子下，其人之弊如若為官，也難逃一朝昏聵，因此大丈夫當戒、當慎“人性之弊”與複雜！

其實，對該篇這後面一段究竟如何解讀，都是品讀《聊齋志異》中的一番趣味，無所謂對錯。但不管如何去說，陳派聊齋的做法充分尊重蒲松齡的創作本意，保留這一段文字作為其評書演說的內容。但十分遺憾的是，具體的評講內容已經無從得知，因為從當年就沒有留下來（劉立福先生後來的錄音也略去此段未說）。

這也是當年以何遲等人為主的記錄班子，對陳派聊齋作搶救挖掘時留下的最大“敗筆”（這種對藝術效果隨意取捨，導致傷筋動骨的主觀做法說愚蠢都不為過，但一受時代所限，二為逝者諱也不就深說了）。

但一定要知道，《考弊司》用聞人生這個主人公，蒲松齡創作時既讓他有姓氏，也有原籍，說明在他那裡就是不含褒貶，屬中性之人物。

而且細究原文，至少他還敢去地府，敢於關鍵時刻負義而大呼：“慘慘如此，成何世界？”或者“忿然已出，遍告市人，將控上帝”——儼然有好漢的義氣與行徑。

可是到了李先生這裡呢，不是讓他沒事就狂抽自己大嘴巴（在其評書聊齋作品裡，他似乎很喜歡用這個動作去描繪各類主人公，王七、賀生都有過，也是醉了），就是創造性地亂編一氣，說他在地府呆的時間長，總怕肉身變臭等，以致急急趕回陽間但發現時間充裕，這才遭逢身陷花夜叉一段等——這都是不細解原文，違反創作規律而導致的主要人物形象受損。

關於此問題，曾經看到知乎中某個問題的一段小回答，所謂“一理通，百理融”，我貼上在下面以供他本人及大家借鑑吧。

——【未完待續，且聽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