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對錢學森之問的一點思考

錢學森對比了兩個典型現象：第一，截止2005年，新中國培養的科技人才，還沒有頂尖的科技大師；第二，截止2005年，新中國所擁有的頂尖科技大師，大多還來自於建國前的民國時代。

然後，錢學森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前段時間，“日媒發文反思日本國寶級科學家流向中國”的新聞登上了知乎熱搜，相關問題的瀏覽量高達584萬人次。起因在於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被稱為“光催化之父”的藤島昭帶領他的研究團隊全職加盟上海理工大學，引發了日本媒體對於國內學術研究環境的討論。相比之下，近些年中國國內對學術科研環境與高等教育建設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得益於資金投入與政策扶持，國內學術成果不斷湧現，在英國《自然》雜誌統計的2020年自然指數年度榜單中，中國僅次於美國位列第二位，且按照每年15。5%的速度增長。伴隨著科研水平的提升，國內大學綜合排名穩步提升，根據最新的2022年QS亞洲大學排名，亞洲排名前十的大學中大陸地區已經佔據了五位。在這種背景下，當我們重新思考錢學森之問，或許會有不一樣的啟發。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有些人會把問題歸咎於教育體制甚至是ZZ環境上。誠然，建國以來一些政治活動對教育和科研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停課鬧革命，大學停止招生，教師、科學家下放勞動，對那一代人的成長與教育都產生了不可逆的影響。而對於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還一直停留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內卷”、“唯分數論”、“衡水模式”，這些詞彙奠定了當代學生生活主基調——一切為了高考。僵化重複的刷題與考試，確實壓制了年輕人的創造性與學習興趣，非常不利於培養像錢學森級別的大師與人才。作為一名普通的博士生，我在科研的過程中就常常感嘆於自己思維僵化，想要突破十餘年的思維定勢並非易事，想發頂會頂刊更是難於登天。

當然，一味的批判現實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國現有的教學體系與教育方法，包括文理分科、大學院系劃分、教材編寫風格很多都借鑑了蘇聯經驗。但蘇聯經過短短几十年的快速發展，從十月革命前文盲佔80%的教育水平一度躍升到科技水平與美國不相上下，在航天、數學、物理等領域培養了大批人才，前後共有26名俄羅斯或前蘇聯公民獲得了諾貝爾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模仿蘇聯模式的原因，在於中國剛建國時是一窮二白的農業國，最迫切的目標是普及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應試教育更適合大多數的普通人，透過準軍事化管理和流水線式的模板高效的培養出高素質勞動者。而勞動者素質的提升幫助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快速騰飛，使中國在當今面向資訊化和網際網路化的轉型中依然走在世界的前列。這種中國式的應試教育實際上就是工業化教育，是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必經過程。

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作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在讀博士生，我相信我身邊有很多優秀的同學是前途無量的傑出人才，中國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諾貝爾獎。即使中國過去的教育體制是面向效率與工業化，隨著物質基礎的提升與教育制度的改革，我相信素質教育會成為主流，中國的教育與科研水平會變得不斷提升，早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