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語課》：個人的理性選擇與亂世的平庸之惡
“人孰無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明）王陽明
猶太籍的“Gilles”，生於二戰的亂世，在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政策下，他在法國不幸被抓獲。幸運的是，他憑藉自身的聰明，在數百萬死難的猶太同胞中，努力的活到了德國戰敗。
以半塊麵包換得了一本絕版波斯語書籍，成為了他的護身符。他謊稱自己是波斯人，剛好德國軍官，一位食堂主管需要一位波斯語老師，他這個半路出家，尚未來得及剃度的假和尚，為了活命，不得不現編現賣，念起了獨創的“假波斯語”經。
影片一開始，一輛載滿了猶太人的卡車，行駛在周遭冷寂的山路上，在德國士兵將這些普通猶太百姓趕下車之後，毫無徵兆的，忽然對著下車的人群進行了機槍掃射。剛剛還在為一口吃而拼命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瞬間躺倒一片，再不必擔心肚餓。
在屠殺還未開始之前，一位車上的年輕人，用一本絕版的波斯語書籍，向“Gilles”換了半塊麵包。一個情節，交代出了戰爭發生以後，舊有的價值體系被打破。什麼古董珍玩，趕不上一份能填五臟廟的口糧來得實在。
被打破的不僅僅是舊有價值，還有人本身。
如何消解人本身的意義，打破人類群體自身與生俱來的同理心，使其異化和物化，答案是讓他的名字消失。所有進入集中營的的猶太人，第一件事就是排成長排去領取一個號碼，縫補到自身的衣服上。從此以後，他們就變成了一串數字，一個無名無姓，不被以常人對待的“行屍”。
監獄裡，用的是同樣的辦法，這樣做不僅僅能夠令施暴者心安理得，盲目執行上級命令而不必受到內在良知的審問，同時也令被施暴者，更願意放棄抵抗，成為任人蹂躪、隨時待死的一串數字。
猶太裔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平庸之惡”，那是她以《紐約客》特派記者身份來到耶路撒冷，參加對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後，撰寫出的五篇報告的結集。透過對納粹屠夫艾希曼的瞭解和觀察，她認為【平庸之惡】是每個人身上都會有的一種人性之惡。這種人性之惡是納粹國家刻意塑造的結果，透過意識形態的輸入，成功翻轉了普通人頭腦中的合法秩序，將謬誤與惡意變成一種新式正義的基礎，根植於腦海中，使其失去既有人格和獨立思考能力，以自欺欺人、謊言和愚蠢，隔絕真相和現實。從而將自身罄竹難書的犯罪行為合理化為遵紀守法，護衛國家和作為軍人嚴格執行上級命令的優良品質。
就像影片中的德國納粹軍官Klaus Koch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劊子手，他雙手從未曾沾染鮮血，只是用充足的食物餵飽了其他劊子手們，再去殺更多的人。
然而，每一個納粹罪犯，都只是放棄思考的惰性所導致的罪惡嗎？他們在選擇加入納粹，並完全服從上級的任何命令時，難道真的沒有個體的理性思考？
在整個猶太人被大量屠殺的過程中，我們會看到有大量的猶太人參與其中，從權貴到平民都有參與。大量的猶太人被自己人出賣，他們為了獲取自己獨特位置去求存，成為了同胞大滅絕的幫兇，他們自覺幫助登記“犯人”名錄，給同胞們分食，甚至幫助德軍管理秩序。影片中的“Gilles”憑藉著與德國納粹軍官Klaus Koch這種特殊的關係，他獲得了某些優待，做著幫助登記猶太人名錄和幫廚的工作。
我們當然可以以平庸之惡自省，卻難以說犯了平庸之惡的人是缺乏獨立自主思考。也許恰恰是個體的理性思考，使得絕大多數人自覺的走向了平庸之惡，並透過官方提供的整套扭曲的價值體系中，獲得了個體責任的開脫。
人們為什麼會走向平庸之惡呢？
有一句老話叫做“順勢而為，趨利避害”，當世道壞了的時候，正確的價值被主流扭曲，秉持著“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聽從良知的人，是要付出代價的。有些甚至需要付出生命，有些卻是會遭遇比死更可怕的境遇。
對人心和人性的洞察，使得統治者早早就明白，想降服眾人，靠兩樣法寶“貪婪“與“恐懼”，唯其貪婪，以利誘之，使其成為爪牙；唯其恐懼，以血震之，使其不敢反抗。
在一部758頁史詩級長篇小說《比利時的哀愁》中，雨果·克勞斯藉由一位十一歲少年路易斯的視角，講述了在二戰期間，這位比利時少年從加入納粹到最後反思自省，走出墮落的心路。是什麼促成了他的成長呢？是鮮血，一位保有良知的盡責老師的命和無數的文學作品，喚醒了這個少年的良知。
影片中，是什麼讓“Gilles”從只關注自身求存，對同胞的遭遇漠視，到後來願意為了營救一個義大利猶太啞巴而選擇將生的機會留給他人呢？同樣是一個人以命換命，震醒了他麻木的神經。這位啞巴的哥哥，為了避免“Gilles”假波斯人的身份被拆穿，殺了一個真正的波斯人，並站出來承認了。這位哥哥為什麼願意這樣去做？只是因為“Gilles”在集中營這種極端境遇下的一分善心，拿了一份肉罐頭給傷重的啞巴弟弟補身體。一部絕版書籍換半塊麵包，一條人命換一盒肉罐頭。
真正看到過犧牲與流血的人，才會被那種長夜難眠的震撼激發出他人即自我的大愛，從而走出對個人私利蠅營狗苟的強求。
小時候，喜歡看大俠，看英雄，看強者氣貫長虹，弘揚正義。
大了卻知道，英雄的出現，必然是既有規則已無辦法彰顯正義，需要有人不計代價，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英雄匯聚的時代，往往不是太平盛世。
這英雄又有兩種，一種是留他人的血，一種是留自己的血。可惜的是，前者多而後者少。縱觀歷史，追求千古一帝，萬世之功，統統是以普通人的千千萬白骨壘成，背後是無數母親哭瞎的眼睛，在暗夜裡幽幽的發著光亮。
所以對所有的宏大敘事，須得保留一分的清醒，睜眼看看那不世之功，究竟需要多少犧牲品去換得？
是機緣巧合，又或者冥冥之中，那些沒有姓名的死難者，需要被記住被書寫，以警醒權勢者慎行，莫好大喜功。“Gilles”以2840個猶太受難者的名字，編就了一份“假波斯語”，成為了只有他和Klaus Koch彼此明白的語言。
當Klaus Koch日復一日的記誦，用優美而韻律十足的語言去書寫詩歌的時候，一遍遍講出的，恰恰是一一個在他眼前失去生命的猶太死難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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