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人文是什麼關係？
想飛的豬2022-06-23 14:54:21淺談一下科學與人文關係？
2011-11-30 14:10:35科學與人文有不同的內涵，但有必然的內在聯絡。科學是探索事物的規律，是求真；人文是把握科學的方向，是“求善”，如何做人。科學不能解決方向問題，價值觀問題；人文不能直接解決科技問題。科學與人文的結合便能產生最佳效應，推動社會和事物前進。
科學與人文的關係，在中國古代《四書。大學》裡早有精闢論述。該書提出教育的八大要素：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面兩要素是講科學，“格物”即研究客觀世界，“致知”即認識客觀世界；中間三要素“誠意、正心、修身”，講的是做人，人文精神；後面三要素：“齊家、治國、平天下”，講的是透過科學與人文的結合，達到的目的。
例如蘋果公司的產品就是科技與人文的完美結合！喬布斯一直將自己置身於科技與人文的交叉路口！
2022-05-31 12:32:13https：//
newxys。com/xys/ebooks/o
thers/science/dajia2/wuguosheng4。txt
https：//
news。prc。cx/xys/ebooks/
others/science/dajia2/wuguosheng4。txt
也談科學與人文——與吳國盛教授商榷
趙南元
2002年7月10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記者訪談《吳國盛縱論科學與人文》，在文中吳國盛教授對於科學與人文發表了他一貫的看法，但語氣頗有保留，通篇有不少“我們都直覺到——雖然還說不十分清楚”的但書，令人感到等他說清楚再來評論也不遲。但是最近田松博士對此文讚賞有加，聲稱“吳國盛剛剛在《中華讀書報》上《縱論科學與人文》，追根溯源，高屋建瓴，以我之見，是近年來關於此問題的一篇思路最清晰，思想最深刻的文章。有大師風範。是‘反科學文化人’的‘反科學主義’的優秀思想成果。”而且《編者按》也認為“吳國盛對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現代化程序始終保持著一份學者特有的冷靜。這份冷靜在時下浮躁的氛圍中彌顯可貴，也使得他的觀點在別具一格之時往往更具穿透力。”由此看來，針對這篇訪談進行商榷就不是沒有價值的了。
吳文一開始就要“澄清”“概念”，這對於討論任何問題都是必要的。遺憾的是“概念”在這裡不但沒有被“澄清”，反而越發的糊塗起來。吳教授給我們留下的就是“‘科學與人文’這個話題看起來簡單，可一旦深究起來卻有一種找不到頭緒的感覺，不知從何說起。很顯然，如果從規定什麼是‘科學’、什麼是‘人文’開始，我們碰到的困難將是很大的，以致於人們很少這麼做。可是，如果你不一開始就把科學與人文的區別說清楚，你又如何溝通它們、彌合它們呢？今天不少人喜歡談論這個話題，但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困難，結果說來說去自己也給繞糊塗了，不知道自己想反駁誰、想說服誰，也不知道自己的主張到底是什麼。”概念不清本是論證的大敵，但吳教授的文章歷來有此特色，他把自己“繞糊塗了”，讀者不必跟著他一起糊塗，自可以保持“技術理性”，從他後面的論述中提取“概念”。
文章第二段關於“斯諾問題”，吳教授指出科學與人文之爭不是以人群或職業劃分，不能靠“科學家或人文學者個體的寬宏大量和高尚品德來緩解這種衝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似乎沒有必要特別說明。還要看下面才能進入實質性問題。
第三段在兜了一個大圈子之後總算進入了正題。吳教授主張“一切知識首先是人文知識”，並且對人文給出了一個重要的說明：“之所以把‘人文’作為共同的基礎，是因為我覺得這個詞裡包含著‘終極的關懷’和‘最高的價值’的意思。從中文來看，人文可拆分成‘人’和‘文’兩部分，前一部分講的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最好的存在方式，就是我剛才說的終極關懷和最高價值，後一部分講的是達到這種理想人性的方式，即文而化之的培養方案。我們通常講人文學科的時候，主要指的是後一部分的意思。英文的Humanities來自拉丁文Humanitas，而後者又繼承了希臘文paideia的意思，即對理想人性（Humanity）的培養和訓練。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的一切文化形式，科學也好，藝術也好，都是服務於這個目標的，區別只在於，你認同什麼樣的理想人性？你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文而化之’（培養）？ ”
這個“區別”非同小可。如果人文就是設定一個“理想人性”、“終極關懷”和“最高價值”，然後來個“培養方案”“文而化之”，那也就難怪科學與人文之間總是“衝突”，就是不談科學，僅僅在人文領域內，衝突也不可避免。如果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設定“最高價值”，並不強求一致，那麼這些“最高價值”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光怪陸離的大垃圾堆，尚無大害。遺憾的是總有人以為自己的“最高價值”是真理，其他都是異端，這樣的“理想人性”、“終極關懷”和“最高價值”就成了揮向異教徒的雙刃劍，從此天下多事矣。根據“最高價值”，塔利班可以炸燬巴米楊大佛；根據“最高價值”，美國參議院以99：0的票數表決確認“上帝保佑美國”不違反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根據“最高價值”，巴勒斯坦的哈瑪斯有權派遣人肉炸彈攻擊以色列；根據“最高價值”，紅衛兵也可以打死黑五類；也是根據“最高價值”，教皇可以燒死布魯諾，神創論者可以造謠攻擊進化論，生命權利論者可以槍殺墮胎醫生。站在這個“區別”面前，吳教授不可逃避，至少也應該指出是要大垃圾堆還是要雙刃劍。或許吳教授已經胸有成竹，設計了可以一統江湖的“最高價值”，那就趕快拿出來，以解天下蒼生倒懸之苦。
在第四段裡，吳教授指出“科學”本來就是西方的“人文”，科學的最高價值就是“自由”。然而，“自由”在哲學層面上卻是具有多種解釋的，有時候指不受約束，有時候卻指掌握知識，按規律辦事，不知吳教授所說的“自由”指的是哪一種。如果是指不受約束，那麼“自由”就未必產生科學，藝術是比科學更加不受約束的文化現象；如果指的是獲得知識，那麼現代科學與古希臘在這一點上並沒有不同。
吳教授在這裡對“科學”這一概念作了充分的擴充套件：“但是我要強調的是，還有一些人不肯承認中國沒有科學，可是卻並不接受西方的價值體系。在他們看來，科學是一種中性的、不依賴文化價值體系的、全人類普遍從事的事業。這個看法不對。屬於不同文化傳統的人群，通常把他們的聰明才智以不同的方式用在不同的地方。希臘－西方人創造了‘科學’這種方式來展示他們最優秀的智力活動，這裡的科學就不光是數學和自然科學了，他們的哲學、倫理學、美學都屬於科學，而且‘哲學’應該是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在古希臘，科學與其他學問確實曾經是渾然一體的，但那時的哲學、倫理學、美學乃至一些“科學”，以今天的標準看，都不是科學。如果有人發懷古之幽情，去攻讀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即使學業有成，人們或許稱他為科學史家，卻絕對成不了物理學家。科學發源於西方，但並不妨礙科學成為“全人類普遍從事的事業”，這個看法沒有什麼“不對”。科學確實不依賴文化價值體系，但也不是價值中立的，科學依賴的是自己獨立的一套價值體系，這套價值體系之所以不受西方文化價值體系的制約，是由於它符合生物學價值體系，世界上的各種文化千差萬別，但是在生物學上人都是同一物種，這就使得科學有理由不依賴文化價值體系，成為全人類普遍從事的事業。更通俗的說，文化之間的“區別”或“衝突”，原因就是其“終極關懷”或“最高價值”不同，但科學的關懷偏偏不那麼“終極”，也不“最高”，更不“理想”，科學不問神聖的事，只管世俗的事，拒絕一切超自然的解釋，其基本價值是人必須吃飯，這個價值很容易被人文學者所蔑視，卻是任何學者都無法駁倒的。科學所追求的不是虛無飄渺的“自由”，而是貨真價實管用的知識。
在第五段裡，吳教授對於“自由”給出了說明：“科學或者理性科學的根本特徵在於它的內在性，即自已替自己做主，自己決定自己，這當然就是‘自由’的本來意思。我們經常聽到科學家們說，自然科學有自己的目標、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糾錯機制等等，其實說的就是內在性。發現一個理性的世界，一個自己為自己立法的世界，這是西方人對人類文明的一個重大的貢獻。”“內在性的科學崇尚非功利，為科學而科學，為知識而知識。這是科學之為自由的科學的一個突出的特徵。”吳教授在這裡對科學做了最嚴重的歪曲，完全拋棄了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的最重要的條件。誠如愛因斯坦所言：“科學是人類精神的自由創造。”但這只是說科學理論並不是原來就藏在自然界背後有待被發現的“真理”，而是人類智慧的自由發明。但是這種發明與其他理論（例如神學理論）相比又是最不“自由”的，受到科學價值觀的嚴格約束。這種約束表現為科學理論追求深刻性、統一性和預測能力，也表現在科學理論要求合乎邏輯和實證支援。科學的發展需要自由的環境，拒絕神學、倫理學或其他意識形態“最高價值”的干預，這是科學“自己替自己做主”的實際形態。因此科學才能不依賴任何特定文化背景而符合任何人的需要。但是如果科學真的像吳教授所說的那樣只有自由沒有約束，科學將不再是科學，而成為一個包羅永珍的大垃圾堆。吳教授雖然也提到了科學是“理性的世界”、“為自己立法”但是偏偏不說明理性和立法的內容，就為他繼續曲解科學留下了充分的空間。科學家都知道科學研究不是一種“機械地知識產出活動”，科學創造過程充滿靈感、審美、苦惱、快樂、激動不已乃至於“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感受。但是這只是科學研究過程中的心理體驗，如果只強調這種體驗，科學與藝術就沒有區別了。科學有別於藝術，不在於創造過程中的心理感受，而在於其成果受到嚴格約束。正因為有了嚴格的標準，使我們可以很容易識別偽科學，而在藝術領域，只要不是剽竊，不存在原創的“偽藝術”。科學當然不是“道德中立”或“價值無涉”的，科學以人類的基本生存價值為價值，科學可以成為道德的穩定基礎。而所謂科學“所追求的是這種追求本身”則是一句熱昏的胡話，我倒真想讓吳教授演示一下怎樣追求“這種追求本身”，親自實踐一下“完全的內在性和健全的理性”。“追求這種追求本身”這種連同性戀者也辦不到的事情反倒成了“健全的理性”，難怪吳教授要把“可預測、可控制、有效率”這種“技術理性的基本邏輯”貶斥為“實證主義片面的理性”。按照吳教授的救世方案，我們應該拋棄現代科學，回到古希臘，重溫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認為蘋果落地是因為地上的東西都有墮落的傾向，而月亮不掉下來是因為天神所在的世界一切都作完美的圓運動。這樣人類雖然永遠不會登上月球，卻不會有科學的“異化”和“危機”。
在第六段裡，吳教授虛構了一個“整個西方文明的危機”，其症狀就是“科學與人文的分裂”。虛構各種“危機”或“災難”是神學家騙人的慣用手法，無論是“世界末日”或“地球爆炸”都無非是讓人恐懼以便推銷他的“拯救”方案。吳教授對病根的分析是：“科學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人文關懷，放棄了對最高價值的追求和持守。”而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文藝復興以來的“唯人主義”（Humanism）和“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技術理性”。遺憾的是吳教授在找到病根之後卻沒有開出藥方來，只是說中醫治不了洋病，在第七段宣告中國人文難以拯救現代科學，然後留下一個懸念“我的思路還是用西方的人文來拯救西方的科學，特別是，用希臘開端處的健全理性來制約已一再跌落的現代西方科學技術。”可惜這個思路還是不管用，科學不是儒學，沒有“述而不做，信而好古”的傳統，況且科學的現實也並不像吳教授所說的那樣“一再跌落”，而是仍在一日千里的發展之中。而且幸虧“技術理性”十分堅挺，不是那疲軟的“體”、“用”之說所能“克服”得了的。“希臘開端處的健全理性”如果就是追求“追求本身”，那是誰也做不到的，如果是用“唯神主義”代替“唯人主義”，西方的中世紀已經有人大大的試過了，現在也還有人在試，但並未見到成功的可能性。
吳教授對“唯人主義”的精彩批判是：“導致科學與人文相分裂的唯人主義和技術理性實際上正在陷入一個自我拆臺的怪圈之中。唯人主義顯然屬於西方追求自由的人文傳統，它強調‘人的自我創造’這個主題，顯示了它對自由這個最高價值的持守，但是，它在強調人的自我本質化的同時卻破壞了人與世界之間的自由的關係，因為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費者，而是一個聽之任之的“看護者”和欣賞者。然而，唯人主義把世界置於一個以人為原點的座標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於以人為阿基米德點的價值天平中，從而最終把世界變成利用和消費的物件。消費和利用的關係一旦成型，無論以理性的名義還是以科學技術的名義來規定這種本質，人都會淪落為一個被動的角色，他只須按照所謂理性或科學的方式去反應就行。這樣，唯人主義最終必定損害人的自由。我們已經看到了唯人主義如何遭遇技術的異化：本來是用以確立人之地位的，最終卻被用來貶低人類自己。技術發達了，人類卻喪失了勞動的樂趣，甚至勞動的權利（所謂技術失業）；科學發展了，人類卻越來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義。這是唯人主義深刻的困境。”
在吳教授的論述中，“唯人主義”的罪狀是“破壞了人與世界之間的自由的關係”，論據就是“因為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費者，而是一個聽之任之的‘看護者’和欣賞者。”這個論據讓我感到我不願意也不可能成為這種“自由的人”，就是吳教授本人也不可能不吃不喝而活著。不僅我們每個人都擺脫不了成為“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費者”的命運，任何其它生物也都擺脫不了，而人類和其他生物的區別，也就在於對世界多了些“創造”，但是比起把地球大氣由還原性變成氧化性的植物們，比起製造島嶼的小小珊瑚蟲們，在規模上人類還差得遠。至於科學技術是否“貶低人類自己”，還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主要是對“抬高”和“貶低”的定義不同，認為人越愚昧越有信仰就越“高”，而有知識懂技術則是有“機心”，是低人一等的，這樣看當然人類就被“貶低”了。但是這不是科學技術不對，而是持這種“最高價值”的人有問題。無論技術發達還是不發達，都會有人“喪失了勞動的樂趣”，這些人該去看看心理醫生，而不是抱怨技術進步。“技術失業”的同時技術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職業。至於“人類卻越來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義”更不知從何說起，我倒想請教吳教授，智為哲學教授你又知道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義”？淪落到拿這種偽問題來唬人，才是哲學家深刻的困境。
有人說哲學家是把簡單的東西弄複雜，科學家是把複雜的東西弄簡單。科學與人文的問題並不複雜，科學要求說話要有道理（邏輯），要有事實根據（實證），就是擺事實，講道理，不許胡說，人文則允許胡說。二者的分歧也就在這裡，不必強求統一，也沒有什麼“危機”可言。所謂“危機”的說法，只是一些人為了顯示自己的重要性而虛構出來的“童話”而已。
https：//
newxys。com/xys/ebooks/o
thers/science/philosophy/csc58。txt
科學與人文：衝突背後的膚淺意義
趙南元
近日又看到文化人的幾篇文章，有江曉原的《我的“三不政策”》、《科學與人文：衝突背後的深刻意義》、吳國盛的《從“兩種文化”到“第三種文化”》和王延鋒的《“科學大戰”與正在進行的一場爭論》其中的內容大抵是老調重彈，未見比過去“深刻”了多少。老調子重新排列組合，讀了仍會有些感想，但也沒看出多少深刻意義，只憑大白話道來，故名曰“衝突背後的膚淺意義”。
江教授自稱要“說真話”。但是要想反科學，不說假話就無話可說，所以還是逃不脫說假話的宿命。先看看緊接著“說真話”宣言之後的假話：
“近年的另一場爭議是：科學共同體之外的人，比如人文學者，有沒有資格談論科學，研究科學，或質疑科學？以常情常理而論，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比如，現代科學不是個人的行為，它是用納稅人的鉅額金錢供養著的，納稅人當然有權要求知道科學是如何運作的。又如，科學是天下公器，不是科學家的禁臠，人文學者即使不懂科學，仍然有談論科學的權利。如果他們談得不對，科學家可以駁斥糾正，但不能剝奪別人談論的權利。
在中國，我並未見到有如此傲慢專橫的科學家。但是有一些自身並非科學共同體成員的人士，卻以科學的發言人、捍衛者自居，妄將科學據為自己的禁臠，不準別人談論，而且經常採用嘲笑諷刺、人身攻擊、上綱上線等手法，並給和自己意見不一致的人扣上‘反科學’之類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帽子，這當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上面第一句就是明顯的假話，人文學者談論科學屬於言論自由，從來沒人阻止，更不存在“爭議”，也沒有人“剝奪”他們“談論的權利”。只是在他們“談得不對”時，科學家進行了“駁斥糾正”，他們無言以對，反駁不了，便硬說成是“不準別人談論”。
更可笑的是，反科學文化人自己有個“小圈子”，即所謂“我和北大、清華以及一些媒體中的朋友們，還有我的上海交大同事們”，這個小圈子妄將“科學文化”“據為自己的禁臠，不準別人談論”，發現“和自己意見不一致的人”，立刻宣佈“就此別過”，逐出小圈子。於是他們就以為“科學共同體”也是這樣的“小圈子”，要由他們來冊封“科學共同體成員”，而且可以隨時逐出。這實在是一個很滑稽的想法，難怪別人要“嘲笑諷刺”。
在這裡筆者倒是想對文化人“傳播”一點“科學文化”：“科學共同體”沒有會員簿，也沒有固定的成員。人們重視的是“科學共同體”的看法，而不在乎裡面到底有誰。不管你是多大的科學家，有多高的職稱、地位，如果你說“耳朵能認字”，你就不能代表“科學共同體”的意見。此外，“科學主義”是個“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帽子”，因為一切“主義”都是意識形態。文化人經常拿這個帽子到處亂扣。但是“反科學”本身卻不帶意識形態色彩，因為科學不是意識形態。雖然用來反科學的理據通常都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例如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向全體科技工作者扔“科學主義”“之類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帽子”，這才是“當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江教授對於“唯科學主義”在中國的流行作了如下的分析：
近幾百年來，整個人類物質文明的大廈，都是建立在現代科學理論的基礎之上的。我們身邊的機械、電力、飛機、火車、電視、手機、電腦……，無不形成對現代科學最有力、最直觀的證明。科學獲得的輝煌勝利是以往任何一種知識體系都從未獲得過的。由於這種輝煌，科學也因此被不少人視為絕對真理，甚至是終極真理，是絕對正確的乃至唯一正確的知識；他們相信科學知識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類文化之中；他們甚至相信，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透過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得到解決——這就是所謂的“唯科學主義”觀點（Scientism，其形容詞形式則為scientistic）。80年前，科學的輝煌還遠未達到今天的地步，在中國已經有著名的“科玄論戰”，以“科學派”大獲勝利，“玄學派”屈居下風而告終。當時張君勱發表題為《人生觀》的演講，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被地質學家丁文江指斥為“玄學鬼附在張君勱身上”。其實“玄學鬼”提出的問題至少是有啟發性的。而當時科學派堅決相信連人生觀問題都可以由科學來解決，在今天看來就非常幼稚了。當年那場其實理由並不很充分的勝利，給此後的中國社會留下了深刻影響——毫無疑問，它大大有助於唯科學主義的廣泛流行。
很遺憾，這個分析是錯誤的。科學在中國的流行恰恰因為中國文化並不追求“終極真理”。孔夫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談死後的世界，不追求“超越的”形而上學，奠定了中華文化求實的基礎。所以像“絕對真理”、“終極真理”這樣的神學或哲學價值取向，在西方或許被一些哲學家或宗教信眾所關心，在中國則不會有什麼市場。在中國的求實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是“迷信”，也會包含“實證”色彩。例如“許願”和“還願”就是中國文化的獨特現象。中國人生了病，或沒有孩子，可以到廟裡去求神拜佛，許下願心，如果願望實現，病好了或生了孩子，就去廟裡還願，支付當時應許的代價，如果願望沒有實現，則無需還願。這實際上是和神佛的一次交易，而且是先到貨後付款，體現了神佛的信用度低於求神者。神佛的興衰，也要看它在滿足人們世俗願望方面是否有效，按照市場經濟的執行機制，“靈驗”的神佛香火旺盛，不“靈驗”的無人問津、衰微破敗。中國人對於神佛的態度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俯視”和“利用”。這種務實文化當然不是“科玄論戰”創造的，早在四百年前利瑪竇攜自鳴鐘和天主教來華，傳教未果，自己卻成了中國的“鍾神”。形而下戰勝形而上，這也是務實文化的必然結局。丁文江戰勝玄學鬼，是務實文化的結果而非原因。至今“神功大師”作報告還要當場表演魔術，李猴子不會表演，就痛斥曰“耍猴哪？”。所以中國式的迷信是實證性的，但不注重邏輯，只能算是“半科學的迷信”。科學在中國的流行就是因為合乎追求“靈驗”的文化背景，科學的“靈驗”可以輕易超過任何迷信。在這種形而下的文化背景中，“科學的人生觀”超脫於意識形態之外，不僅不“幼稚”，還是可行性最高的。那種認為人生觀必須依附於某種哲學意識形態的神學態度才是“幼稚”的，與人類童年神話時代的想法相比沒有什麼進步。
反科學在中國沒有市場，江教授只好去找洋人。第一個是哈耶克，把計劃經濟說成是“唯科學主義”的產物。這個說法也是錯誤的。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可以有意識形態的解釋和科學的解釋。按照意識形態的解釋，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集權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或按哈耶克的說法是自由主義）的；而按照科學的解釋，二者都是生產要素配置的演算法，計劃經濟的演算法是牛頓式的，而市場經濟的演算法是達爾文式的（計算機領域稱之為“遺傳演算法”），二者都是科學的，各有優缺點，各自適合於不同的時代背景。哈耶克知識結構的片面性匯出了錯誤的結論。
第二個是斯諾。江教授替斯諾設計了一個180度的立場大轉變：“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40多年，斯諾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歷史的鐘擺擺到另一個端點之後，情況就不同了。斯諾要是生於今日的中國，特別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學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講演了——他會重新為人文爭地位，爭名份，要求讓人文能夠和科學平起平坐。”斯諾會不會改變立場已經死無對證，姑且不論。從江教授的設計倒是洩漏出反科學的目的是為了“為人文爭地位，爭名份，要求讓人文能夠和科學平起平坐。”可惜哈耶克推崇的市場經濟是無情的，既不相信眼淚，也不相信話語霸權；要想平起平坐，還要拿些“靈驗”的東西出來；哪怕是當神功大師，也要練幾手魔術才行；只靠扣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大帽子毫無作用。
第三個是費耶阿本德——從哲學上消解科學的權威。這至遲在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理論（認為沒有任何確定的科學方法，“怎麼都行”）中已經有了端倪。認為科學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別的學說（甚至包括星占學）也應該有資格、有位置生存。——這是具體的“平起平坐”，可惜星占學總是不“靈驗”，這一手在中國行不通。這些“科學哲學”可能提供某些方便的概念和視角，但是要用來“指導”科學則還沒有成功的先例。自己不“靈驗”，不能怪別人不重視。
關於“兩種文化”的衝突，江教授虛構了一個故事：“科學已經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威，並且掌握著巨大的社會資源，也掌握著絕對優勢的話語權。唯科學主義立場對來自人文的思考經常持粗暴的排斥態度，這種態度導致思想上的衝突。讓我們想象這樣一幕場景：在一間眾聲喧譁的屋子裡，一位哲學家剛試圖對科學有所議論，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麼叫科學？這裡有你說話的地方嗎？（有些自命為科學家的人——儘管科學共同體並未承認他們——真的就是這樣說話的）。哲學家當然大怒——哲學原可以研究世間的一切，為什麼不能將科學本身當作我們研究的物件！我們要研究科學究竟是怎樣在運作的、科學知識到底是怎樣產生出來的。”
與此相反的是王小波講的一個真實的故事：“我上的那所大學的哲學系以科學哲學著稱。眾所周知，科學哲學以物理為基礎，所以哲學系的教授自以為在現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養。忽一日，有位哲學教授自己覺得有了突破性的發現——而且是在理論物理上的發現，高興之餘，發帖子請人去聽他的講座，有關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請之列，我也去了，聽著倒是蠻振奮的，但又覺得不像是這麼回事。聽著聽著，眼見得聽眾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樣，掏出個菸斗抽起煙來。等人家講完，他把菸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說道：“wrong story ！”（錯誤的故事）就揚長而去。既然談的是物理，當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見為準。只見那位哲學教授臉如豬肝色，恨不能一頭鑽下地去。”
對比這兩個故事就可以發現，江教授虛構了一個科學的話語霸權在阻止哲學家發言。然而事實卻是：哲學家並不是“剛試圖對科學有所議論”，而是在自己把持的傳媒上連篇累牘的傳播假話，拒不刊登科學家的反駁；科學家對哲學家的話洗耳恭聽之後，指出了哲學家的錯誤。哲學家願意研究什麼，當然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研究出來的結論錯了，哲學家並沒有拒絕批評的特殊豁免權，更沒有對科學家資格的冊封權。江教授虛構的故事仍然是個“錯誤的故事”，只是臉皮較厚，透不出“豬肝色”而已。
我們來看看哲學家們對於科學研究出了什麼。“科學知識到底是怎樣產生出來的”確實不是個值得研究的好問題。因為科學知識之所以可靠，並不依存於產生的方法，而是依賴於檢驗的方法。一個印度數學天才自稱是做夢時被女神告知，發明了很多定理，有的經過證明是對的，有的則發現是錯的。重要的不是知識怎樣“產生”，而是怎樣檢驗。關於科學的產生過程，江教授說：“這時原先的‘科學哲學’也就擴充套件為‘對科學的人文研究’，於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建構論’等等的學說就出來了。宣稱科學知識都是社會建構的（用通俗的話說，也就是少數人在房間裡商量出來的），並非客觀真理，當然也就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SSK所講述的也是個“錯誤的故事”。科學知識的可靠性是由其“靈驗”證明的，與形而上的“客觀真理”無關。在可靠性方面，科學知識確實“至高無上”，如若不同意，就請舉出一個比科學知識還要可靠知識體系。但科學知識並不像宗教或意識形態那樣強加於人，所以不需要“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它只是把道理說得如此明白，讓你覺得如果不相信就未免太傻。
關於科學與人文的關係，江教授說：“索卡爾詐文事件的意義，其實就在於透過這樣一個有點惡作劇的行動，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學術中有許多不太可靠的東西。這對於加深人們對科學和人文的認識，肯定是有好處的。科學不能解決人世間的一切問題（比如不能解決戀愛問題、人生意義問題……等等），人文同樣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雙方各有各的使用範圍，也各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在寬容、多元的文明社會中，雙方固然可以經常提醒對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應該相互敵視，相互詆譭。只有和平共處才是正道。”
這又是個“錯誤的故事”。所謂“科學不能解決人世間的一切問題”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廢話。“全能”是神學家用來形容上帝的宗教用語，與科學無關，科學界沒有這種大包大攬說大話的惡習。從理論上看，神學家也解決不了“全能的上帝能不能製造一塊自己也舉不起來的大石頭？”的問題；從實踐上看，聖經裡連如何做豆腐也沒有寫；所謂“全能”不過是吹牛皮放大炮而已。人文“經常提醒”科學“你不完美”、“你非全能”，就像烏龜經常提醒兔子“你不能超過光速”一樣，是毫無意義的廢話。反過來的“提醒”就更可笑，兔子只要提醒烏龜跑得比兔子慢，不能給兔子當技術指導，就足夠了。烏龜的邏輯是既然烏龜和兔子都不能超過光速，他們就應該“平起平坐”並列第一。而兔子則認為賽跑的名次還是要根據實際的比賽成績來定。
文化人對科學的限度舉出兩個例證：“比如不能解決戀愛問題、人生意義問題……等等”。但這兩個例子恰足見文化人之孤陋寡聞。戀愛涉及的問題很多，例如戀愛的生物學機制、生理學機制、心理學機制，社會學機制等一般問題，以及擇偶等具體問題，這些都是科學可以並正在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愛情只是感情的一種，而近年來感情的研究在計算機科學領域漸漸成為熱門話題，第一屆中國情感計算及智慧互動學術會議將於2003年12月8-9日在北京召開。相關網址是
http：//www。
affectivecomputing。org/
敬請文化人光臨指教。重要的是，科學要研究什麼無需“人文”批准，所以研究所謂的“科學的限度”毫無意義。至於“人生意義問題”，實際上就是人生觀的問題，科學與人文都對此做出回答，只是答案不同而已。人文的一個回答是，拿出10%的收入交給教會，可以換取死後進天堂的門票。而科學的人生觀則認為拿這些錢去養一群不勞而獲的傳教士實屬冤大頭，無論是吃紅燒果子狸促進內需，還是捐給社會福利基金扶助弱勢群體，都比渴望虛幻的天堂更有意義。如果文化人認為人文能夠比科學更好地解決戀愛和人生意義問題（或其他任何問題），就請把你們的解決方案拿出來，和科學的方案做個比較，比說空話要有說服力得多。
所謂科學與人文的衝突，根本原因在於科學不許胡說而人文允許胡說。人文關起門來自己胡說自然不幹科學的事，而人文如果對著科學胡說，科學就不得不告訴人文：“你這是胡說”。江教授在演講最後引用“中國高層科學官員所發表的公開言論”來表現自己很有勢力，恰恰證明他的胡說不能靠自身的價值獲得學術地位，要靠行政的支援安身立命，這才是偽學術的悲哀。
吳國盛這篇《從“兩種文化”到“第三種文化”》主張兩種文化的和解和交流，他提出“針對科學家，應著重揭示科學中的“自由”的維度，科學家對思想自由的捍衛、對科學發現中創造之美的領悟、對“為科學而科學”和“無用之學”的堅持，均是這種“自由”維度的表現。以“自由之科學”壓倒“功利之科學”，正是科學之人文精神的勝利。”然而遺憾的是，這個美妙的願望正在被文化人自己所破壞。正是同一個吳教授，主張為科學設定禁區，反對研究克隆人，力主壓迫科學中的“自由”維度。江教授的文章中，也主張“如今科學成為一種耗資巨大的社會活動，要用無數金錢‘堆’出來，而這些金錢都是納稅人的錢，因此，廣大公眾有權要求知道：科學究竟是怎樣運作的，他們的錢是怎樣被用掉的，用掉以後又究竟有怎樣的效果。”如果我們回答科學是“無用之學”，“廣大公眾”會允許“自由之科學”壓倒“功利之科學”，放棄追究用掉錢之後的“效果”嗎？
看了王延鋒的《“科學大戰”與正在進行的一場爭論》給我一個印象，就像看到非洲那些扛著AK-47衝鋒槍的兒童。搞偽學術是成年人的遊戲，學生被捲進來不利於學術道德培養。王延鋒是上海交大的博士生，導師是江曉原、劉兵。當年劉兵的學生柯志陽參與爭論，結果被人發現剽竊引文表。這次王延鋒的文章也暴露了學術道德問題——偽造對方觀點。本來，偽造對方觀點是江教授的常套手段，卻還要賊喊捉賊，指責對方“歪曲原意”。但教授的老道之處在於，偽造對方觀點時從不註明出處，讓人想捉賊也拿不到直接的髒物。學生畢竟嫩一些，或許還真以為自己在搞“學術”，正經的論文格式，有英文摘要，有參考文獻，結果這偽造對方觀點的證據就公開了，相當於做賊還要把贓物掛在胸前展示。
文中說：“比如，近來一些科學主義者聲稱，科學技術能解決當前的一切社會問題［13］”而參考文獻是“［13］ 趙南元。科學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幸福嗎？科學對社會的影響［J］2002，1。”好在筆者手頭還有這篇文章的原稿，瀏覽通篇並沒有“科學技術能解決當前的一切社會問題”這句話，也沒有類似的意思。為了給對方扣上自己設計好的意識形態帽子，不惜捏造對方觀點，這種背離學術規範的習慣，正是帶領學生搞偽學術的惡果。
（XYS20030828）
2019-02-01 17:35:32一般的應該是把科學納入人文而非把人文納入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