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癲與文明》（福柯）讀書筆記

自從柏拉圖開始，哲學家定義是什麼總要從它的相反面去定義，我是什麼意味著我不是什麼、不是什麼。我是一個理智的人，被定義為我不是一個瘋子。而福柯即從“瘋癲”這個詞的歷史演變入手，一步一步證明它是如何被釘死在理智的對立面的，以及給我們一些思考：我們認知從哪裡來的？是否存在一種邏輯的方式去認識瘋癲？這些真的是我們的認知，還是我們認知的一種反映？

對於瘋癲，福柯想要表達什麼呢？

書的開篇，福柯對於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這段時期的瘋癲做了一個簡單的回顧。在中世紀，瘋癲只是默默的存在著，在那個世紀並沒有被看成是理性的對立物。因為在中世紀，宗教處於一個絕對權威的位置，在那裡理性還只是一種積極的認知，它和非理性一起被宗教壓制。而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瘋癲成了人類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現象。瘋癲是大地表面某種令人不安的存在，而它的存在則揭示了一個秘密，一個無法企及的真理。它在戲劇中、藝術作品、文學著作裡，以一種戲謔的態度揭示這個世界的真理。在這個真理的世界，之前被認為只有理性和人類優秀的大腦才能揭示。可是現在瘋癲帶來了啟示，人們藉助瘋癲，對宇宙中最深的秘密表達最直接的感悟。

這種價值認知中止於十七世紀中期，對瘋癲的惡意開始抬頭。在古典時期，瘋癲被隔著柵欄展示，受到理性的監督。笛卡爾在《第一哲學沉思錄》中認為感觀可能會帶來欺騙性，是不可靠的。笛卡爾是理性思考的代表人物，他拒絕感覺知覺上的體驗。而瘋人的思想註定了他們不能正常的思考。因此，從觀念上，瘋人開始與正常的，被認為是理性的人區分開來。這種觀念導致禁閉的大量產生。巴黎總醫院的誕生被福柯看作是對瘋癲的一個標誌性符號。除了觀念不同，形體上，瘋人也開始和正常人進行隔離。禁閉表現了出現在肉體和倫理道德上的約束，至瘋癲再也不能乘著愚人船自由自在的順著河道漂流了，它不再是神秘的非理性的象徵，而是被關進高牆內，被認為是完完全全的動物性。瘋子和形形色色的罪犯關押在一起，但他們的待遇不同，瘋子反而被認為是對罪犯的一種折磨，是低於罪犯的一種存在。罪犯在禁閉中被掩埋、被遮蓋，可是瘋子卻在眾目睽睽下被展示，他們遠離上帝和理性的庇護，是墮落的象徵。

到了現代，對待瘋癲的態度與古典時期相比又發生了變化，這種轉變在福柯看來是話語結構的轉變。法國大革命之後，禁閉體系的失效也使瘋人從禁閉的環境中走出來，重新回到社會，不再被看成是動物性的。但瘋子依舊是違法道德的人，他們應該懷著一種道德的負罪感，為自己與社會的道德體系格格不入而羞愧。因此，他們被送入一個新的醫療機構，即後來的精神病院，在那裡接受著一種道德上的治療。醫生對於病人有著絕對的權威，這是現代社會對瘋癲進行壓制的關鍵所在。

從啟蒙運動開始，啟蒙張揚的就是理性的有效性，理性被認為普遍有效的。人們賦予理效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被認為是人類社會生活和宇宙秩序中保持有效的一種手段。但是，在福柯的歷史考察中，理性的真實面目發生了翻轉，他們被拉下神壇，理性真的具有一種所謂的普遍有效性嗎？福柯對此提出自己的疑惑。在人類漫長的發展史中，是否真的存在著遙遠時期柏拉圖提出的理念，是否真的存在一個能終極指導我們，讓我們達到對真理的追尋呢？在追尋理念中，我們為自己構建了許多概念，一系列規則，認為這些能讓我們的生活更井然有序，人類更加優秀，生活更加幸福，可是歷史也許證明了並非如此。這個世界沒有因此變得更好，也沒有因此變得更壞。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事物，即使是理性，在不同的評估原則中，它依舊是多變的、不穩定的、易碎的。

就此，透過對於瘋癲的梳理，福柯揭示了理性不太光彩的一面，它從來不是像自己宣稱的那樣公正，相反，理性和權力、利益緊緊的糾纏在一起，瘋癲正是理性透過權力建構起來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