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兔子毛”的時候，是在談什麼？

一個人的地位越高，能力越大，在他的意識中“我”的概念就越小，“我們”的概念就越大。

2017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我從班主任崗位調動到行政人事崗位，接下來的一年我時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孤膽英雄。

白天屬於我一個人，夜晚也屬於我一個人；辦公室裡面的生活屬於我一個人，外面的生活也屬於我一個人；工作日屬於我一個人，節假日亦屬於我一個人。枯燥的行政生活，迫使我開始思考哲學中的三個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去哪裡”。

喬斯坦·賈德在《蘇菲的世界》中說：“這世界就像魔術師從他的帽子里拉出來的一隻白兔……所有生物都出生於這隻白兔的細毛頂端……然而當他們年紀愈長，也就愈深入兔子的毛皮，並且待了下來。他們在那兒覺得非常安適，因此不願再冒險回脆弱的兔毛頂端。唯有哲學家才會踏上此一危險的旅程……其中有些人掉了下來，但也有些人死命攀住兔毛不放……”

我無法定義自己是待在了兔毛深處的人，還是從兔毛掉下去的人，亦或是死命攀住兔毛不放的人，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深信自己確實已經深處其中，因為我內心深處愈發強烈的孤獨感，正逐漸如尼采所說：（有些人）獨處著，但並不是因為他想孤獨。

這種孤獨感持續到了2018年下半年，直到我廢寢忘食地讀完了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真正第一次從宏觀的角度看待整個人類的發展史，才略有所緩解。我開始從回到現實的觀點來解答自己的問題，第一“我是一名人事幹部”，第二“我從教師那裡來”，第三“我要到教師那裡去”。

但與此同時，我發現思考恰如一個死迴圈，解決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會隨之而來。“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要去哪裡？”不知不覺間就纏繞著我的內心和靈魂，伸出一隻爪子使勁兒撓，直到我疲憊不堪。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再簡單不過的問題，“我們是教師，我們來自學生，學生來自孩子”，何至於讓人疲憊不堪？

答案或許如此，但假如我們讓這個問題一直延續，就會迫使我們到達兔毛的中端，“人是什麼？人來自哪裡？人將會去哪裡？”，以及就目前而言的兔毛頂端“宇宙是什麼？宇宙來自哪裡？宇宙將會去向哪裡？”

顯而易見，相較於兔毛中端和頂端的問題，兔毛底端的問題似乎更貼近實際，更有實用性，也更容易解答。

所以，這也或許解釋了喬斯坦·賈德的答案“他們在那兒覺得非常安適，因此不願再冒險回脆弱的兔毛頂端……繼續他們原先的談話：請你把奶油遞過來好嗎？我們今天的股價漲了多少？番茄現在是什麼價錢？你有沒有聽說戴安娜王妃又懷孕了？”

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卻誕生出一個很是怪誕的現象，即想要在兔毛深處活的舒適，就必須要有掛在兔毛中端的眼睛，甚至是爬上了兔毛頂端的大腦。我們的意識和身體在長達數百萬年的歷史中，發展出了各自獨立的成長路徑，超脫了簡單的“我想吃東西，我在吃東西”，變成了“我想解決哥德巴赫猜想，我在吃東西”。

所以，一個人身處社會之中，要想解決好“我是誰？我來自哪裡？我要去哪裡？”的問題，就必須要把眼睛放在“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裡？我們要去哪裡？”的問題上，甚至是“我們身處的宇宙是什麼？宇宙來自哪裡？宇宙將會去向哪裡？”的問題。

從“主義”的角度來說，“我”是一種個人主義，而“我們”是一種集體主義。無法否認，個人主義思想的誕生和發展，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將會是推動人自身解放和發展的巨大動力。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集體主義基於個人主義將所有這些解放和發展，凝聚成了一股洪流，讓個人主義解放朝著人類社會需要的方向發展，從而促進了整個人類歷史和社會整體的解放和發展。

馬克思從社會學角度提出“人是所有社會關係的總和”，即“我”生活在社會中，就是處在無數個“我與我”（即“我們”）之中，而正是這種無數個“我與我”之間的關係決定了“我”在“我們”中所處的地位、所擁有的身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承擔的責任。

簡言之，從社會學角度而言“我們”是“我”存在的前提，而並非“我”是“我們”的前提，個體的“我”是整體的“我們”所賦予的一種概念，“我們”的缺失，也就意味著“我”這個概念的消失。

所以，對於生活在兔子毛深處的我們而言，那些將眼睛掛在了兔子毛中端“我們”位置上的人，往往要比只把眼睛留在了兔子毛底端“我”上的人，會處在更高的地位、擁有更好的身份、扮演更強的角色，以及對無數個“我”承擔起更大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