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費舍爾爭論的思考——寫在前面的導讀

到了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超過了100年了。針對大戰的爆發，德意志帝國尤其是威廉二世時代的德國與大戰爆發的關係，始終是焦點所在。在關於德意志帝國的研究中，幾乎沒有什麼其他的議題能夠比它更具熱度。

直到今天，當代學者對真正導向大戰的國際危機——“七月危機（Julikrise）”當中德意志帝國當局對大戰的態度認識是不盡一致的，這種區別繼而決定了學者們在關於德意志帝國為戰爭的爆發所負有責任這一問題中的觀點和立場的不同。有的學者相信，德意志帝國當局決心必須發動一場大戰，最好是一場沒有英國捲入其中的歐陸大戰；但更多的學者，也就是當今的主流認識，趨於認為就皇帝和帝國的宰相而言，德國帝國政府更希望見到一場哈布斯堡君主國和塞爾維亞王國之間的區域性戰爭，而對於一場歐陸大戰的態度則在前一共識之下仍多有分歧，他們部分相信德國對一場歐陸大戰很可能是不能接受的，當然也有認為德國難言希望但不願意刻意迴避，甚至有部分學者相信德國對一場遍及歐陸的整體戰是能接受的；至於英國的參與雖然十分擔憂但可能並非堅決抵制。而且上面提到的主流觀念相信，鑑於德國政府在七月危機爆發前的那種表露無疑的新帝國主義爭霸傾向，以及德國在危機中鼓勵奧匈帝國對塞開戰而且消極對待國際調停的態度，由此得出德國應當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負有首要的責任，因為德國的官方相對於英、法、俄三國對大戰表現出了最多的接受。

本系列意在說明自己閱讀中產生對

弗裡茨·費舍爾（Fritz Fischer）

的諸多著述中，關於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應當負有的戰爭罪責的敘述和論證中產生的思考。考慮到部分讀者本身對“

費舍爾爭論

”並不瞭解，或者說了解的不夠充分（因為費舍爾本人的著述在國內只有一本中文出版了），所以才會有這樣一篇先導總結了他的著述中

對德國接受或者說沒有刻意迴避大戰的主要動機

（當然還有其他的動機），他把那些動機分成了三類：

（1）20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德國國內的左翼民主力量的崛起（尤其是社會民主黨）以及自由主義社團不斷壯大的背景下，德國當局企圖將內部矛盾向外轉移，透過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謀求國內的政治團結，從而壓制國內的社會主義威脅，鞏固保守主義秩序；

（2）德國的對手，尤其是俄國和法國的軍事力量有所上升，再加上德國本身的外交逐漸孤立，有礙於德國將會遭到俄法的主動進攻，不如在自己尚且有機會取得勝利的時候及早開戰，先發制人，打一場預防性的防禦戰爭，並且把這種缺乏把握賭國運式的戰爭寄託於速勝上；

（3）德國當局尋求透過戰爭去推行帝國主義的擴張，以獲得與其實力相符合的國際地位或者說國家霸權，這也是中國國內最傳統和被接受最多的認識，仔細來說就是為了滿足那個時代德國對市場、原料、投資機遇等殖民經濟利益的追求，進而推動了大戰的爆發。

就德意志國或者說魏瑪政府來說，在含下凡爾賽和會的苦果之前，為了應對戰勝各國對德國的追責，德國的外交部專門成立了一個被稱為“Kriegsschuldreferat（戰爭罪責司）”的機構；在1922年-1927年這五年間，外交部還安排了數位知名學者（漢斯·德爾布呂克、馬克思·韋伯、阿爾布雷希特·門德爾松-巴託迪、馬克思·馮·孟特格拉斯4位）根據戰前的外交檔案集編撰了一部多達40多卷的《歐洲各內閣的重大政策》①出版。可以說在戰後，德國人從官方到民間在一戰進行了一場空前的“

愛國主義的自我審查（Patriotische Selbstzensur）

”，上文提到的四位學者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

對於一戰的發生，德國的對手們應該負有更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責任，德國本身絕非蓄意挑起這場戰爭

；與此相對的是民間的態度：當初是英國、法國、俄國在謀求著擴張並發動了日耳曼兄弟的戰爭。面臨包圍和侵略威脅的德國只能被迫應戰，如果一定要追究責任，即便不去討論哪一國要對這場大戰負有主要責任，德國必然是無責或者是最小責任者。根據露絲·海尼格的《一次大戰的源起》（這本書檯北的麥田出版社有出版中文版）所提到的，20年代的德國通用中學教材是這樣評述《凡爾賽和約》的：“在這所謂的和平條約中，聞所未聞的賠款要求和史無前例的對德國主權的剝奪是以德國的戰爭罪責的謊言為基礎的。是德國想要戰爭嗎？是其在惡毒地為它做準備並肆無忌憚地發動它嗎？今天，德國內外的每個知情者都知道，德國對戰爭的爆發絕對是無辜的。是俄國、法國和英國想要這場戰爭並發動了它。”

而相對的與此同時，世界的其他國家，尤其是英語國家，在二次大戰之前產生了一種針對前一次大戰爆發原因的主流觀點：列強們在事先都缺乏開戰慾望的背景下，因為國際機制的缺失、秘密外交、錯綜複雜的同盟體系、桓鸞的動員時間表、國內的緊張局勢、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對殖民地財富的貪慾等因素的刺激，加上錯誤的認知、過度反應，完全沒有意識到大戰正在到來而且對這樣的一場大戰尚無心理準備的基礎上，

“滑入（Slither to/Slide to）”

了這場戰爭。為此，德國並不需要比其他大國承擔更多的責任。至於二戰結束，德國本身對二次大戰的爆發的反思是充分的，德國無疑是這場空前災難的罪魁禍首。

但即便在50年代，對於一戰發生原因及戰爭責任的上述認識仍然長期存在的。這也為後來的一個固有敘事埋下了伏筆，即納粹德國的出現是一戰後德國政治建構的失敗、凡爾賽和會對德國民族主義的過分刺激、1929年大蕭條的發生和希特勒的發跡混合在一起，發生的一場事故性的突變。這種敘事在1950年煤鋼共同體成立之年，德法歷史學家不知道是出於政治上彌合兩國曆史仇恨還是對上文敘述的一種復讀，他們宣佈不宜認可在1914年有某個政府或者說某人對於戰爭有著預謀的企圖，兩國的學校教科書都應該依此進行修訂。

這也就不難理解當1961年弗裡茨·費舍爾的那本

《爭雄世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目標和政策（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1914-1918）》

一出版就引起了軒然大波，費舍爾在這本書中直球否定了上述盛行的觀點。他就此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國帝國政府蓄意發動的，他們確實希望英國政府可以置身事外，但是他們並沒有做到。德國對大戰的爆發是應當負主要責任的，以

世界政策（Weltpolitik）

為代表的帝國外交政策中對世界性的權力慾望，包括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和殖民地擴張渴求，主導著帝國的對外政策，並推動了帝國發動了世界大戰；而且因此，在討論任何有關納粹德國的崛起的時候，德意志帝國在一戰中對其的推動作用是不可無視的；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對於德國的外交策略而言是一樣性質的存在，都是掌權者的擴張性慾望，希特勒不過是威廉皇帝的延續罷了，而且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迫害在一戰中不是沒有出現過。作為第一本描述“兩個德國（德意志第二帝國和第三帝國）”之間繼承性的，充滿了對德國現代歷史程序批判的著作，尤其是出自一個德國曆史學家之手，確實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關注和極大的爭議。因為到了二次大戰戰後，實際上上文提到的愛國主義的自我審查仍然潛移默化的影響德國人。承認二次大戰的全部罪責，沒問題，但是第一次大戰的問題，不好意思，我還是原來那套看法。

為了迴應對他的攻擊，費舍爾在1969年再次出版了一本

《虛幻的戰爭：1911-1914年的德國政策（Krieg der Illusionen：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 bis 1914）》

（我是直接在德國買的原版，我發現好像沒有中譯本。）去完善他之前那本書裡的觀點，他提到“將維護保守主義的傳統秩序的這種國內需要才是德國統治者推行擴張性政策並發動了這場大戰的首要動機”，可以說，他在本書中第一次強調了“國內政治的首要性”，也就是所謂的國內矛盾向外轉移的論調。工業化、經濟增長和社會傳統變化的同時，德國本質上還是原來那個保守主義的封建帝國，舊容克和新興的重工業家形成了一種維護現狀的統治聯合，也就是“鐵麥聯姻”，也正因為如此，社民黨的崛起成為了這些統治者眼裡的肉刺，他們為了轉移國內矛盾並促進國家在愛國主義的號召下團結起來，並藉此維護自己的舊有秩序。

費舍爾和他的擁躉們，尤其是漢斯-烏爾裡希·維勒（Hans-Ulrich Wehler）透過他的作品②強化了費舍爾觀點的說服力，他們把焦點從原來舊有敘事方式中，大戰爆發的

首要外部因素（Primat der außenpolitik）

，那些秘密外交、錯綜複雜的同盟關係，轉到了德國的

國內政策（Innenpolitik）

上來，他們把德意志帝國的上層描繪成了一種，寧願犧牲一切也要去抵制那個年代世界不斷上升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洪流，他們指出德國的現代化工業和軍事水平同其本身的社會和政治體系是相互對立的。結合了戰前的德國國內形勢，他們世界政策（Weltpolitik）本身是誘使資產階級同保守階層聯手打擊工人階級的工具，而保守的統治階層為了能夠一勞永逸的轉移資產階級的注意力，也為了永久的把持權力，他們透過民族主義和戰爭最後把德國綁上了那輛火車，奔向索姆河。

從費舍爾學說的角度來看，德意志帝國本身是先天不足的，對於一個後起的歐陸列強（相比於英法俄而言），德國自從1871年之後就飽受內外壓力的折磨，這樣的背景使得德意志這個新生的國家“從小”走上了一條具有悲劇色彩的道路，直至納粹上臺並引發世界大戰。威廉二世時代德國對世界霸權的追求其最主要的動因應該被考慮為傳統政治秩序受到了快速發展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帶來的挑戰，維護秩序的需要迫使德國當權者推進並支援擴張性政策（當然事實上可能這句話有待商榷），一戰對於當權者而言確實可能是一場“預防性的戰爭”，但是這場“預防性的戰爭”勢必同當權者所推進的擴張性政策有密不可分的聯絡，它應當可以被認為是擴張性政策的延續，為此可以說明德國是蓄意發動的世界大戰，並應當為這場大戰的爆發負有最重要的責任，也正因為如此，考慮到對內對外政策的目標和驅使掌權者制定這一目標的動因，費舍爾學說認為德意志帝國不過是納粹德國的前奏。這與

“特殊道路（Sonderweg）”

學說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就像後者強調德意志帝國的政治遺產對魏瑪時期和納粹時期德國的影響一樣，1871年的聯邦制二元君主立憲國家的建立就開創了不同於西方民主與東方專制（沙皇專制）之間的“特殊道路”，德國的威權體制在一戰之前並不像我們後來形容的那樣不堪，相反無數學者對其充滿了溢美之詞，包括馬克吐溫，德意志帝國的威權體系被認為有較強的國家主義傳統、高效的官僚機構、積極有效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意識和較強的君主行政權威。這樣一條中間道路的提出，一方面反應了德國社會本身在現代性和非現代性中的對立，更反應了這個“尚需構建國家認同的。‘遲到的民族國家’”面臨多元主義表現出來的恐慌並急於“標新立異”，為了印證這句話，在特殊道路學說中，德國也被描述為了一個面臨不同程度離心傾向的新神聖羅馬帝國，他對國內的多元主義進行了打壓和限制，並大力推動民族主義以謀取國內政治上的收益，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不自信和這樣的威權體系從未消失（魏瑪則是被認為不過是披上了民主的皮罷了），德國國內的矛盾嚴重妨礙了應當繼續的民主發展，從而為納粹的誕生提供了鋪墊。

在戰後的反思過程中，由於“特殊道路”理論的影響，部分德國人將這場悲劇的發生轉變成為了對德意志政治、文化環境中的特殊性的思考，是德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滋養了激進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同時也是舊有的德國政治生態環境培育了一幫懦弱的自由主義者，更是原來的德國的政治態勢決定了保守派在面對國內矛盾的時候，將危機轉嫁到地緣政治爭端上去（一如前文所述的費舍爾學派的看法了，當然追根溯源，從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觀點裡就已經有這種看法的影子了），正是在這種批判反思的精神下，20世紀70年代，上文提到的漢斯-烏爾裡希·維勒透過他的

《德意志帝國》

一書，建構了一種新特殊道路併成功成為了解釋現代德國命運為何如此的主要正規化。

以上內容為這個系列的導讀作品，就目前而言，我對費舍爾學說持有保留意見，可能是因為我讀的太少，想的太多。

簡單的談一下懷疑的原因

，之後會在這個系列的其他文章中，進行提問，並嘗試論證：因為從很多地方來說，他老及維勒的論述是說不通的，比如說，從我的個人角度而言，德國的傳統統治階層對德國的政治現代化的阻礙被高估了，德國的傳統統治階層對擴張性策略真的有那麼歡迎嗎？而且在此之前早有論述認為，國內的政治動機和經濟需求難以被視為德國走上大戰之路的首要需求，同時我們知道保守黨人雖然對於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感到擔憂，但未必寢食難安，相反，對他們而言，保持長期的和平更有利於容克政權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繁榮。正如澳大利亞學者岡特爾·羅森伯格（Gunther Rothenberg）所言：

Much of the recent writing departs from the earlier and still influential Fritz Fischer thesis regarding the “primacy of internal policy。” Instead it stresses the combination of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concerns， power politics as they have been called。

近期的諸多論述已經脫離了早先並且仍具有影響力的弗裡茨·費舍爾的關於國內政策首要性的觀點，他們開始強調另一種外交和軍事關切的結合，他們管這種叫做權力政治。

註釋：

①Johannes Lepsius， Albrecht Mendelssohn-Bartholdy， Friedrich Thimme， Max Weber， eds。， Die Große Politik der Europä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40 vols。

關於魏瑪時期，德國政府如何處理戰爭責任問題，比較細緻的論述可能是：

Holger Herwig，”Cilo Deceived： Patriotic Self-Censorship in Germany After the Great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2， No。2， 1987。

②維勒的書是《德意志帝國：1871-1914》，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