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疾病與文化表徵和內涵

當人感覺到自己機體的某個部位不舒服或表現出不正常時，從生物醫學角度，即病理生理或微生物學方面來理解，不論是先天性的還是獲得性的，都屬於生物體正常狀態的受損和生物學的異常。因為這些症狀都是由於人體結構或機能發生變化，才使人的本身或人體的特徵，與健康相比成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東西，最終導致人處於痛苦或者失能等改變了的狀態。若是從現象角度看，作為生活體驗的病情和作為某種疾病狀態的概念化之間，也有本質的區別：“生病”、“疾病”和“疾病狀態”這三個層面，代表的是患者理解疾病的方式，而疾病狀態則代表醫生對疾病的概念化。

成千上萬的人都會患病了，是什麼原因呢？這是人們千百年來都在思索和追究的一個疑問。

“泛靈論”曾統治了人類一個漫長的時代。由於對夢境、幻象和疾病、死亡等現象無法解釋，便輕易地將它歸之於是虛無飄渺的神靈，相信精靈存在，認為一切事物和現象，都由這些世外的神祗和惡魔所控制，相信不但每一棵樹木，每一口河塘都有精靈寄寓，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和人的生老病死，也都由精靈所主宰。“潘多拉的盒子”這一著名的希臘神話，就凝聚了較早時代的人類對人間一切“災難”和“禍患”的來源的認識。

神話是對自然、社會、文化的象徵性的述說。旅行家和人類學家的記述和研究可以為“潘多拉的盒子”的神話佐證。神魔和祖先鬼魂致病的觀念是全球性的，世界上無論哪一個民族都有這一類傳說和故事。法國社會學家路先·列維－布留爾曾引用大量有關的親歷材料，說明原始人的意識天生就是以神靈的觀點來看待一切的，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由一個神對另一個神發生作用的結果才發生的”；患病也一樣，不管是損害男人、女人或者兒童以至牲畜的病，“只要是病，都想象成是惡魔或受辱的神”，或是“不滿意的死人”造成的。蘇格蘭人類學家詹姆斯·弗雷澤在其經典著作《金枝：對巫術與宗教的研究》中也提到這樣的觀念，例如“在奴隸海岸，幼兒的媽媽常常相信邪惡的病魔侵佔在孩子身上”。

中國古代神話，同樣不但認為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花神、樹神的存在，也相信每一種疾病都有一種神魔主宰著。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西王母可能是最早的疾病之神，也是一位主神。《山海經》說她“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司天之厲及五殘”，郭璞註釋“厲及五殘”為“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厲”即疫厲，也就是疾患；至於“五刑殘殺”，也許可以看成是病體的受損有如遭受了墨、劓、腓、宮、大辟等極端殘酷的刑罰。此外還有許多如“五瘟神”或者天花娘娘、瘧疾娘娘等等名目繁多、幾乎每一種都有其所屬的致病的或者護病的神魔。《搜神記》就記述：稱傳說是古代部落的首領“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為小鬼。”

神魔致病理論最有力的傳播者是迷信。迷信使中國百姓自古以來相信病患是“上天註定”對自己前世或今生作孽犯罪的報應。佛教書籍《玉曆寶鈔》，寫盡了因果報應的故事。佛教經文中有“不殺生”、“不偷盜”、“不淫”等的“十戒”，相信違者會受懲罰。因此，得病之後，唯一可做的只有祈求和禮拜菩薩。所以中國各地都有地方保護神“土地廟”，還建有保佑免受天花傳染的“蠶花娘娘”的廟宇和其他疾病保護神的廟宇。

西方人一樣也有類似的“天譴”之說，認為疾病是神對人類的罪惡的懲罰。史詩《伊利亞特》一開頭就描寫，說是因為阿伽門農搶走了阿波羅神廟祭司的女兒，觸怒了天神，於是阿波羅降下瘟疫，以示懲罰。基督教經典《聖經》不但明白宣稱，人若不敬上帝耶和華神，違反“十誡”中的第一條“崇拜唯一上帝而不可拜別神”，耶和華便會將“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後裔的身上”，甚至強調這懲罰就直接來自於上帝的意志，“必用埃及人的瘡，並痔瘡、牛皮癬，與疥攻擊你，使你不能醫治。”。其它如“不可姦淫”、“不可偷盜”等等，也要受到類似的懲罰。在大規模的瘟疫蔓延時期，情況尤其如此。1348年，當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黑死病從義大利傳到英格蘭時，具有很高威望的溫切斯特主教威廉·伊登頓在10月24日的佈道中就依據《聖經》的教導把瘟疫的發生解釋為是由於人類的罪惡引起神的憤怒，“於是透過天譴來報復”。另外，義大利多個城市建造起聖·塞巴斯蒂昂和聖·羅奇教堂，隆重祭儀其作為黑死病保護神成為傳統；還有“鞭笞派”群體性殘酷地以荊棘抽打自己赤裸的軀體，說是在替人受罪，希冀藉此來消除上帝的憤怒，平息瘟疫的流行；他們不停地從一個地區游到另一個地區，途中不斷有人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即是這種普遍信仰的產物，都是同樣出於迷信神魔治病的觀念。

迷信的神魔觀念在化學發展、顯微鏡發明、細菌學誕生之後，才開始慢慢消除，但它直到今天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現代人的心理。

等到義大利生理學家拉扎羅·斯帕蘭札尼透過實驗，證明肉湯煮沸封存於閉瓶之後便不能孳生微生物，有力反駁了約翰·圖伯爾維勒·尼達姆和喬治·路易·布豐這兩位英、法博物學家共同所作的偽證實驗；特別是法國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從懷疑酪乳和啤酒變酸開始引發的1860年著名實驗，作為他“認識腐敗和傳染病的原因”的組成部分，才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食物不可能自發地產生出新的生物，腐敗乃是細菌造成的；啟發了英國外科醫生約瑟夫·李斯特應用“巴斯德滅菌法”，以石炭酸來消毒外科醫師的手和器械，大大減少了外科手術中由細菌傳染的疾病和死亡。這才使人不得不相信，傳染病的發生並非因為有什麼世外的神魔主使，而是細菌的作用，並進而有可能從本質上真正認識多數疾病發生的複雜原因，包括其與種種社會文化現象的關係。

作為人體疾病主要標誌的生物學改變，需得透過人體的正常生理和異常生理即病理上的比較，才能得以正確理解。但是傳統的思想，嚴重影響了人們的認識。中國儒家遵從孔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損，孝之始也”的教導，勸勉人子自重自愛、以答親恩，一盡孝心，阻礙了中國醫學透過人體解剖來了解疾病對人體造成的病理改變。

在歐洲，基督教在這方面設定的障礙則更加嚴酷。

基督教在建立醫院，提倡以仁愛的精神關懷病人、護理病人、無私地為病人服務，主要是祈禱等一些具體做法上，曾對醫學有過一些歷史貢獻。但是基督教的醫學思想起的卻是相反的作用。

基督教認為靈魂是不朽的，身體則是產生原罪的墮落的軀殼；疾病引發的痛苦是隨原罪而來的對這墮落軀殼的懲罰。因此，上帝的臣民理應虔誠地接受這種懲罰，對待疾病，需要的是忍耐，或者透過祈禱來平息神的憤怒以減輕痛苦，而不是積極的醫治。但是每個人的身體都屬於上帝，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除了上帝，任何人都無權處置自己和他人的身體。基於這樣的觀念，基督教既反對透過人體解剖來了解人的生理和病理變化，也反對除了祈禱上帝治療靈魂之外的一切醫治肉體的手段。就是根據這一醫學思想，羅馬教廷禁止人體解剖，並在西班牙醫生米凱爾·塞爾維特透過人體解剖，即將發現人體血液迴圈的真理之時，以解剖人體之罪將他送上火刑柱；致使羅馬醫生加侖的錯誤理論一直統治了生理學一千多年。經由成千上萬獻身於科學的醫學家付出高昂代價的研究，使科學的生理病理學得以確立，對人體的生理和病理才一步一步獲得比較正確的認識。

總之，人的疾病，不論從疾病的本質或是從疾病的產生來看，或者從人們對待病體的認識和態度看，各種不同疾病，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背景之下，都具有豐富而深厚的文化表徵和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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