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是怎樣的一個政權？

燕濁流2019-01-23 17:38:14

天平天國諸人並未創立拜上帝教，而僅是拜上帝、信耶穌，至於怎麼拜、怎麼信的內容都很少，因為洪秀全到底是個中國傳統的鄉村士子，對基督教了解不多，只是借殼上市。清朝稱洪楊黨羽為“天主邪教”“其人拜上帝”等等，洪秀全等人也並未自稱什麼“拜上帝教”“上帝會”，拜上帝教是後人概括的一個名稱。

從乾隆時代晚期開始，中國各省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動輒幾十萬規模在各省邊界的山林中流竄，官方不打算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只是單純的汙名化和驅趕，這就導致了乾嘉大起義的浪潮。起義大潮被鎮壓下去以後，到鴉片戰爭後白銀外流，政府愈加腐敗，苛捐雜稅紛至沓來，人民貧窮到了極點，一些人將這種衰敗歸罪為異族統治，幾十年來積蓄的力量在這種絕望境地下再次選擇起義搏命，在斷斷續續的大小起義發生之後，最大規模的太平天國起義出現了。

帶有民族主義的特色，洪仁玕釋出的檄文痛斥滿洲對中國的壓迫，“使天下豪傑困於絕路”，並且提出改變衰敗的辦法，即資政新篇和天朝田畝制度。

也帶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幻想的大同世界希望，均貧富，在土地分配問題上致力於保持公平和均衡，以豐賑荒，無處不均勻、無處不保暖。

使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太平天國設立了孤兒院和養老院等福利設施，由官方出資經營。並提出男女平等，在分田地上面也規定男女每人可以分到相同數量的土地，軍隊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女性士兵。

太平軍以這種理想主義的作為和宣傳導致許多人參與他們，並且據傳教士麥杜思的記載稱太平軍中軍官與最卑賤計程車兵吃的飯菜也是相同的，這在當時腐朽無恥的清朝價值觀對比下足以讓人戰不旋踵。

太平軍沒有簽訂什麼賣國條約，也不承認清朝簽訂的賣國條約，有記載稱太平軍射擊了寧波的英法炮船，拒絕承認清朝出賣的中國領土租界的合法性。

太平軍反對腐朽的孔孟儒學，但後來刪改了其中迷信的部分仍然選擇了接受。太平軍在管轄之處禁絕了鴉片，並且使治下的商業出口空前絕後（僅清朝）的繁榮。

洪秀全據稱有八十八個老婆，楊秀清傳聞十分好色並且刻薄，而且出行的儀仗隊很壯大，李秀成的王府極其豪華壯麗。

太平軍嚴禁剃髮，要求恢復漢族衣冠，不少將領激進的選擇誅殺留辮者，導致剃髮的為太平軍所殺，不剃髮的被清軍所殺。

陳玉成據說長得十分俊美，李秀成則性格懷柔而理性，對投降的清朝士兵以禮相待，戰死的清朝將領他也有過出資厚葬的記載。

一些學者認為太平天國打碎了舊中國的生產關係，在南方進行土地改革的結果使大量農民脫離了地主的控制，這導致農業生產力愈發繁榮，也導致了地主階級“視田業為惡途”，選擇將資金投入商業，促進了民主資本主義的繁榮。

也有人認為太平天國打碎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從清初就開始被壓迫的地主士紳階級重出江湖，這個反動的階級直接導致了朝代的滅亡和國家的衰弱。

中國的大起義並不是孤立的，在當時印度也發生了民族大起義來反對異族統治，這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剝削自十九世紀中期達到了一個讓人無法忍受的強度。

有人認為太平天國十分迷信，但它發生在十九世紀，列國都還未脫離宗教的束縛，西班牙的宗教審判所也方才停審。

有人認為太平天國均平富等思想無法實現，因此是幼稚的，但就在這個世紀發生了巴黎公社運動，和追求人性、真理、公義到極端的法國大革命。

有人認為太平天國的領導者腐化墮落，但北方滿人朝廷養活著數十萬名旗人吃鐵桿莊稼，數十名親王婚喪嫁娶極盡奢華。道光皇帝更是染上毒癮，據稱未登大位時就已經喜好鴉片，北京皇宮中豢養著兩千餘名宮女，每一個都不得拒絕皇帝的性慾，乾隆時甚至數字達到三千餘人。與李秀成等人豪華的宮殿相比，清朝擁有佔地五千畝的圓明園、佔地四千四百畝的頤和園等，根本雲泥之別。

討論十九世紀政權領導者的私德，進而以此否定這個政權，建議多去看幾集《情深深雨濛濛》學習一下民國史。

白馬嘯西風2019-03-25 15:50:21

咸豐元年（1851年）歲次辛亥，洪秀全在這一年稱天王，建號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稱其宗教為“天教”、“天道”、“真道”等。

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源於《勸世良言》。該書是梁發編寫的通俗佈道書，由英籍傳教士馬禮遜校訂印行。梁發是新教第一個中國籍傳教人，俗稱阿發。他不顧清政府禁令，在廣州私自為馬禮遜刻印漢字聖經。1815年受僱於英國傳教士米憐，並隨其去馬六甲。次年從米憐受洗入教。米憐去世後，梁發以福音傳道師和漢語教習的身分，為英國新教倫敦傳道會工作，他的薪水由該會支付。1828年奉倫敦會指示回國傳教，在廣州居住期間曾多次散發《聖經日課》及自編的佈道書。《勸世良言》便是梁發編寫的一本佈道書，並請懂漢語的西方傳教士糾正了書中涉及神學的錯誤。

據洪仁玕回憶，洪秀全在廣州府應試時，

“偶遇一長髮道袍者，另有一人隨侍，手持書一部九卷，未號書名，敬賚遞獻，面囑雲：‘功名二字，爾應大受，切勿憂，憂必病。’言罷，飄然而去。”（《幹王洪仁玕自述》）

洪仁玕寫給瑞典傳教士韓山文的《洪秀全來歷》則說，洪秀全在廣州“逢一異人，著大袖衣，梳髻，傳書一部，名曰《勸世良言》。書中所言，教人信實上帝、耶穌，遵守十誡，不可拜魔鬼。”那個贈書給洪秀全的“異人”便是梁發。

1834年8月廣州官府派兵搜捕梁發，梁逃往新加坡，途經伶仃島時寫道：“三、四年以來，我常在廣州城附近鄉村及其他各地派送聖經日課，人人皆歡喜接受，拒絕不受者人數卻甚少也。”

美國傳教士衛三畏1833年抵廣州後，曾與梁發相見，說

“他現在盡力從事於著書，而且已經派送過很多本書了。不久以前，廣州舉行府試，有兩萬五千個童生從各縣到廣州來。梁發僱苦力數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貢院面前去，他在那裡盡力把生命之道傳播與這些知識階級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個儀容可敬的老人，年紀在五十歲左右。”（麥霑恩《梁發傳》）

洪秀全當年得到《勸世良言》後，只是“草覽其目錄”，並沒有細讀。1843年春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引起了洪秀全對這部書的強烈興趣。其時洪秀全正在蓮花塘教村學。此處乃其繼母李氏的孃家。李氏的內侄叫李敬芳，有一天到村塾閒坐，無意中把這本書借回去瀏覽。不久，李把書還給了洪秀全，並對他說，這本書內容實在新奇，所講的道理與經書全然不同，你不妨看看。

洪秀全

《勸世良言》全書約11萬字，其中一半文字系從《新舊約全書》（即《聖經》）抄下來的，另一半則是梁髮結閤中國風土人情闡發的基督教（新教派）的基本教義。《勸世良言》的篇幅只及《聖經》的九分之一，卻完整保留了它的主要的神學原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勸世良言》實為《聖經》的縮寫本、普及本。

《勸世良言》雖是梁發幾年前寫的，但他對科舉制度的抨擊卻十分切合洪秀全此時失落的心態。梁發開篇就說參加科舉考試實為蹉跎歲月，毫無意義可言：“即儒教亦有偏向虛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廣開，快進才能，考試聯捷高中之意。然中國之人，大率為儒教讀書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舉，中進士，點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兩像，而有些自少年讀書考試，乃至七十、八十歲，尚不能進黌門為秀才呢？還講什麼高中乎。難道他不是年年亦拜這兩個神像嗎？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論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感而拜這兩個神像，而不以虛靈之志，追想尊敬天地之大志，管理全世界富貴榮華之神，乃合正經。大道之聖理也。”

那時的洪秀全正第四次沉浸在科場失意的苦痛之中。梁發的話酷似一把尖刀，一下子刺中了他的要害。從此以後，洪秀全再也沒有踏進試場大門。

《勸世良言》不僅抨擊科舉制度，也貶損傳統中國的多神信仰。書中寫道：易於受惑而不能省察自知之人，都沉湎於祈求保佑，佛道徒眾是如此，士農工商百工之人亦然。古人僅供奉山川社稷神位或忠臣聖賢的神像；而今人則無所不拜：或用泥塑之像，或木雕之像，或石琢之像，或以紅紙寫神銜之字，或以紙畫之像，或三尖之石，或四方之石等。

《勸世良言》還寫道：四處都可以見到這種愚行的例證。行商大戶之人家，內廳堂長奉觀音及財帛星君、招財童子、地主財神、門官土地、五方五土地主之神、井神……人們朝夕燒香點燈，以三牲酒醴，拜跪向各神之位，幾無斷時。農耕之人則奉拜社稷谷王眾神，求其保護風雨調勻，多賜生長五穀，驅除剿滅鼠耗傷禾之蟲，但卻沒人知道去拜那造化生長萬物之真主。

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便是《勸世良言》所寫的創造天地萬物的獨一真神。換言之，基督教是一神教。洪秀全發動的太平天國運動，與歷代農民起義假借多神教——-道教或佛教不同，而利用外來基督教崇拜的上帝作為發動農民起義的一面旗幟。洪秀全明白，象徵集權的一神教比象徵分權的多神教更利於發動和組織群眾。因此，太平天國把《勸世良言》稱為《天書》。太平軍餐前曾唱道：“金田村，拜上帝，得天書，起旗倡義。”

洪秀全從《勸世良言》中借用了一個權威，即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的上帝，又給他披上了一襲龍袍，以“原始造化天地人萬物之大主宰”的名義，去壓倒現存社會的一切權威，包括孔夫子和清朝皇帝。獨尊上帝乃基督教所固有的排他性的一種表現，洪秀全借用基督教某些神秘莫測的語言，用以發動宣傳群眾，闡發革命道理。

洪秀全又利用基督教關於天國降臨世上的教義，與中國農民追求太平盛世的願望結合起來，從而構建了一個沒有剝削與壓迫，“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國願景。《勸世良言》所說的“天下一家”，是“不拘貴賤尊卑”的，“自君王至庶民”均包括在內。洪秀全的天下一家則是天下凡間的兄弟姊妹，不包括閻羅妖魔等，他們是“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的敵人。

洪秀全所說的“天堂”或“天國”，乃是一個“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也是太平一統的光明世界。進入天堂或天國不靠懺悔、贖罪和祈禱，而靠兄弟姊妹“同心放膽同殺妖”。

“大概傳教士及其助手等所編著及傳佈的書籍，給予他們（指太平天國起義者—引者）以最原始的衝動。苛無此，則所給予這大革命之催迫力量——-宗教的堅固信仰，斷不致發生。在整個事件中，西方的基督教於不知不覺及無意間協助鼓動了革命的力量，而為自己的能力所不能管制的。”（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

洪秀全建立的宗教組織稱“拜上帝會”。

1843年夏天，洪秀全在煩亂苦悶中讀了《勸世良言》，認為“內容奇極，大異於中國經書”。後與馮雲山等“潛心細讀”，將書中內容與六年前”一次大病中幻覺相比附，以為幻覺中所見老者即上帝，自己即上帝派來拯救中國以使人們回到信拜上帝之路的使者，並按書中所言自行施洗，加入基督教。次年，洪秀全偕友馮雲山等往廣州及附近各縣和廣西貴縣開展傳教活動，宣傳拜上帝、不拜仙佛邪神的道理。此後兩年間仿效梁發，自行編寫散發《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多篇作品，譴責當時社會的腐敗、墮落，籲請人們淨化思想，信拜上帝，以回覆到古代“天下為公”的盛世。

1847年春天，洪秀全到廣州向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習基督教教義，得讀郭士立所譯《聖經》，並申請加入教會。羅孝全因洪的見解與傳統基督教頗多不同，拒絕為他施洗。同年7月，洪再赴廣西與馮雲山等會合。時馮在桂平紫荊山區傳教獲得成功，信徒增至三千多，加入拜上帝會的，有桂平人楊秀清、韋昌輝，武宣人蕭朝貴，貴縣人石達開、秦日綱，平南人胡以晃等。

洪秀全遂在紫荊山設立該會總機關，制定宗教儀式，並根據舊約所記“十誡”制定《十款天條》作為會規，以組織和約束諸會眾。

拜上帝會雖從基督教汲取了教義和思想資料，但在很多方面與傳統基督教大相徑庭，並增添了不少從未見之於基督教，甚至主旨與之相反的內容。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發展，，這種傾向愈益明顯。

1861年羅孝全應洪秀全召前往天京（即南京），居住一年餘便不辭而別。羅在致教會的報告中吐露心跡說：“天王所熱心宣傳的宗教意旨，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惡的。實際我相信他是一個精神錯亂者，特別在宗教事務上。我也不相信他對於任何事件確有理性……他稱他的兒子為世界少年教主，他自己則為耶穌基督真兄弟……但他卻把自己放縱於‘三位一體’之外去，而毫不慮及他自己是要感化世人的。他們的政治系統與他們的神學同樣薄弱可憐。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的政治組織，並且不知道要組織一個政府。一切要務好像完全存在於軍法。從最上級到最下級的當權者都在殺人這條路上行走。”

初創拜上帝會時，因為有人說他教人拜上帝是“從番”，洪秀全特意從儒家經典中引證《大學》、《孟子》、《詩經》、《書經》、《易經》，以證明中國“自盤古至三代，君民皆敬拜皇上帝”。妄說拜上帝是從番，

“難道周武敢袛承皇上帝，周文昭事皇上帝，商湯皇上帝是袛，顓頊敬事皇上帝，盡是從番乎？”（參見《天條書》）

接著，洪秀全又指出，

“拜上帝會這條大路，考中國番國鑑史，當初數千年中國番囯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各番國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囯行這條大路到秦、漢以下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孟軻雲‘夫道一而已矣’，世人有能知一者乎？便能知中囯番囯皆當同行當初這條大路矣。”（《天條書》）

《天條書》是拜上帝會最重要的一部經典。它集禍福大權在皇上帝一個人身上，也就是隻承認人民自己的權力，對於組織群眾無疑起了很大作用。在廣西時，《天條書》只限於鈔寫傳習，到太平軍出廣西后，就大量刋刻傳佈，人手一冊。

1851年金田起義後，太平天囯以恢復上帝綱常為號召，聲討清朝統治者不敬上帝的罪行，舉凡軍政大事、日常行政，莫不以上帝的名義而行，拜上帝會教義愈益與政治密切相關。

拜上帝會形成後，以紫荊山區為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陸川以至廣東信宜，在廣大農村宣傳反清思想，“從者具（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參加拜上帝會的農民與日俱增，到1849年和1850年間已達萬餘人。

拜上帝會搗毀神佛，教人只聽上帝的命令，而“不從清朝法律”，與滿清統治者壁壘分明，與當地士紳衝突日趨激烈。

“各教徒已感覺到有聯合一體共御公敵之必要。彼等已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為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產製度，人數愈為加增，而人人亦準備隨時可棄家集合。”（《太平天國起義記》）

1850年夏天，由於天地會千百為伍、攻城略地達於高潮，清朝在廣西的統治陷於癱瘓，洪秀全趁機通知各地會眾到桂平金田村“團營。”。在向金田村會集的過程中，各地會眾與官軍、團練多次發生戰鬥。半年間會集萬人，按軍事編制組成一支軍隊，即太平軍。所謂“團營”，就是把會眾編組成軍，並進行軍事訓練，作行軍打仗的準備。

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領導的武裝起義，並不是發生於某一天的事件。1850年夏洪秀全釋出金田團營令後，就同馮雲山移居平南縣花洲村胡以晃家。12月初，官軍進犯花洲村，並不知道洪秀全乃拜上帝會之首，甚至不知道廣西有拜上帝會，只得到含糊的訊息，說鬧事者藏匿在此。

由於金田起義前，拜上帝會的活動只限於宣傳、組織和為起義作準備，即使在團營期間也只是操練兵馬，並沒有主動出擊官軍，不像天地會那樣攻城掠地，控制交通，給地方政權以嚴重威脅。1850年當地士紳代表進京告狀，所列舉的例項都是天地會幹的，並沒有涉及拜上帝會。朝廷陳兵廣西，其矛頭直指天地會，而不是洪秀全為首的拜上帝會。直到1851年10月20日，咸豐帝還在追問：“再據單開，獲犯供詞，有太平王坐轎進城，大頭目俱在城內之語。究竟系何頭目，是否系韋正（昌輝）？”

此次官軍進犯花洲險些抓到洪秀全及其家眷。洪秀全派人走山路繞道回金田村告急，楊秀清派蒙得恩率兵從背後襲擊官軍並將其擊潰，將洪秀全、馮雲山等接回金田村。

1850年12月31日，官軍連同當地團練分三路從桂平縣出發，穿過潯江的支流，在距金田村不遠的地方安營。太平軍則在官軍營地與金田村之間分三路設防：楊秀清統兵左翼，蕭朝貴率右翼軍，洪秀全、馮雲山則統中路。

次日戰鬥展開。官軍突破太平軍中央陣地，楊秀清、蕭朝貴從兩翼包抄，斷了官軍的後路，將官軍圍於鰲嶺，官軍遂四散逃遁，大敗而去。是役官軍將弁十餘名被斬、士卒三百餘被殲。1月2日桂平總兵所派增援亦被擊敗，其餘官軍渡江撤回。

楊秀清

太平軍雖然首戰告捷，部隊卻再度陷入混亂。各路天地會與太平軍多有衝突，太平軍的紀律過於嚴格，他們不願受其約束。大頭羊、邱二嫂等和一些會黨頭目不僅棄太平軍而去，還投靠了官府，加上新來的會眾太多，金田村顯得越發擁擠而混亂。到12月初“糧草暫時短少”，楊秀清、蕭朝貴“誥諭眾弟妹概行食粥，以示節省”。

太平軍“自為乏食而來”，如今飯也吃不飽，難免軍心動搖，何況戰役過後將士亟需休整，而太平軍又面臨官軍清剿和物資匱乏的雙重壓迫，於是洪秀全和諸首領決計放棄金田，將部隊轉移到易守難攻的地方。

1851年1月13日，太平軍順大湟江東下，佔據商業重鎮江口圩。江口圩位於大湟江入潯江處的江汊，既便於控制商貿又利於物資供給。到3月10日撤離，洪秀全率全軍在江口圩集結近兩個月。

江口圩地處要衝，對潯州構成了直接威脅，官府自然不允許太平軍在此地生根。新任廣西提督向榮，會同雲南、貴州兩路總兵分三路直撲江口圩，又命兩路水師策應。期間，欽差大臣李星沅抵達廣西。他很快意識到太平軍才是官軍的主要敵手，遂決定撇下天地會，“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太平軍，進而把正在各地同天地會周旋的綠營兵全部調集到江口，對太平軍構築了包圍的陣勢。

3月8日夜間，洪秀全率全軍從江口西撤，溯水西上，越紫荊山，入武宣縣境。太平軍倉皇突圍之際，以及官軍開進之時，江口鎮夷為平地，雙方互指對方焚燒了這塊寶地。

3月15日太平軍前鋒抵三里圩，大軍隨後開到。洪秀全設大本營於東鄉。3月23日洪秀全在東鄉稱天王。當日，洪以天王名義立軍師、封主將：楊秀清為左輔正軍師，領中軍主將；蕭朝貴為右弼又正軍師，領前軍主將；馮雲山為前導副軍師，領後軍主將；韋昌輝為後護又副軍師，領右軍主將；石達開為左軍主將。上述四軍師五主將，皆歸天王統率。

太平天國的建立沒有舉行隆重儀式，也沒有確定在那一天，或許是在3月下旬。太平天國也從不慶祝這個日子，太平天國官書中也沒有發現建國的明確記載。或許洪秀全“災病”推遲了登基的日期。但太平軍定咸豐元年（辛亥年），也就是1851年為太平天國元年。

太平軍與官軍在武宣城郊相持兩個多月。5月14日趁李星沅病故，官軍失去主帥，軍心動搖之機，太平軍由武宣突圍北上，直驅象州。結束了兩軍對壘相持的局面，也粉碎了咸豐帝的如意算盤，一怒之下，革去周天爵總督銜，拔去向榮花翎，降三級留用，並交刑部議處。

太平軍在象州同敵軍相持一個多月後，決計折回金田一帶，設重兵於紫荊山後之雙髻山，以阻擊追兵。官軍兵分兩路，置太平軍於東西兩翼的夾擊之中。陣勢對太平軍極為不利。敵軍已集結三萬多，而太平軍包括老弱婦孺不到兩萬，能作戰的僅幾千，又被壓縮在平原上，受困於狹小的地帶，無迴旋之餘地，亦無險可守。9月11日太平軍趁夜突圍。15日在官村大敗追兵，向榮、巴清德所部幾乎全軍覆滅。

官村之戰太平軍在廣西戰場的被動局勢。此前為了打出廣西，太平軍由東到西，再由西到東，轉戰8個多月，始終未能擺脫追兵，特別是向榮所率楚兵的困擾。官村一戰消滅了楚兵，把敵軍的精銳部隊砍去一半，戰場的主動權落到了太平軍的手中。

官村大捷後，洪秀全分水陸兩路揮師北上，直撲永州。官軍分兩路追擊，一路偏西，一路偏西，結果都沒攔住太平軍。永州城雖城牆堅固，但太平軍有備而來。先鋒羅大綱曾率天地會襲擊過永州城，熟悉這一帶的地形，在當地不乏群眾基礎。9月25日中午，太平軍對東門發動佯攻，幾十門松木大炮齊射，城內多處中炮起火，烈焰騰空。敵軍見東城危急，忙抽調馬援救。埋伏在西南近城處的攻城主力乘機突破城防，殺散城上守軍。太平軍攻入州城後激戰2小時，殲敵近千。下午6時太平軍攻克永安州城。

10月1日，由水路北上的太平軍指揮中樞進入永安城。洪秀全一進城就詔令眾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取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

洪秀全進駐州署，設立臨時“天朝”，加封五軍主將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王爵：楊為東王、蕭為西王、馮為南王、韋為北王、石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封王后，即分設王府，配備相應輔佐人員。

洪秀全在永安封王后，天王與諸王的關係發生了重要變動。此前，洪秀全既是最高領袖，又是全軍最高統帥。五軍主將都由他直接統率。封王詔令釋出後，洪秀全把軍隊指揮權交到楊秀清手裡。

太平天國在武宣東鄉建立時，實際上以“主”（即天王）為國家元首，以“軍師”為政府首腦，天王“臨朝而不理政”，軍政權力由諸軍師行使，但天王對君位具有絕對權力。永安封王前，正軍師楊秀清的威望尚在培植之間，所以軍令權由天王暫時執掌。永州封王后始將軍令權交歸楊秀清。洪秀全釋出詔令說：“繼自今，眾兵將呼稱朕為主即止，不宜稱上，至冒犯天父也。”“軍師”乃天國“朝綱之首領”，也就是政府的首腦。

作為太平天國元首的天王，具有無上的尊嚴，但卻沒有執掌實權。太平天國的實權由軍師執掌。金田起義後頒佈的三篇檄文，即《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救一切天生天養中國人民諭》，都是由左輔正軍師楊秀清、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的名義頒佈的。這三篇檄文是太平天國初期最重要的文獻，不僅到處佈告，而且曾彙刻成書，叫做《頒行詔書》。文中楊、蕭二人開口就以真天命自居，儼然以國家的名義佈告天下。

太平天國前期的一切號令，上自軍國大事，以至刑賞生殺，職官升遷降調，皆由正軍師楊秀清裁決。楊秀清的東殿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十二員，共七十二員，主分掌國務；承宣二十四員，主發號施令。國務活動由各方向正軍師楊秀清稟奏，又從東殿發出誥諭指令。凡軍國大事都由楊秀清決定，然後由他率韋昌輝、石達開上奏天王取旨。凡“議定奏上”，天王“無不準者，每批准旨二字”，“從無駁者”。就是說，從來沒有否決過。群臣“概不準奏事”，只有與政事無關的請安、賀喜謝恩之類可向天王上本章，但也必須由楊秀清蓋印，經楊審查，否則天王不閱。

以往由皇帝降詔處理國家政務，稱上諭，而天王洪秀全卻沒有頒佈上諭的權力。來天京探訪的外國人未見天王頒佈上諭，曾提出詢問，有的甚至懷疑是否實有其人，

“或雲系刻木偶偽之”。（參見羅爾綱《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

封王之後不久，經馮雲山等奏陳，洪秀全旨準，頒行太平天國曆法—“天曆”。天曆是太平天國創造的一種新曆法，又稱“太平新曆”。它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分為12月，單月31日，雙月30日，不置閏月，不計朔望。以咸豐元年（1851年）為太平天國元年。1852年起施行。

從1851年9月25日太平軍攻克永安（今廣西蒙山），到1852年4月5日從永安突圍，全軍集結長達六個多月。期間洪秀全等設官封王，建立制度，粗具開國規模，為日後的發展打下了比較穩固的基礎。

太平軍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連續轉戰八個多月，飢疲勞頓，難以盡言。佔領永安，在相對安全的環境裡休整補給，著手政權建設是必要的。但此後隨著敵軍圍困的加緊，太平軍糧草殆盡，孤城難守，於是洪秀全釋出詔令，楊秀清具體部署：突圍北上，進攻桂林。從4月22日起太平軍開始攻城，發動了多次進攻。但由於桂林城高牆厚，“城根多堅石”，架雲梯或掘地道都難以奏效，加上敵援日增，遂於5月19日主動撤圍，揮師北出湖南。

洪秀全敗在人才。

洪秀全是廣東人。1844年偕馮雲山等往廣州和附近各縣開展傳教活動，宣傳拜上帝、不拜仙佛邪神的道理。一個多月的傳教活動以失敗告終。於是洪秀全和馮雲山進入廣西境內，經過半個月的跋涉，抵達貴縣賜谷村，受聘為村塾教師。洪秀全白天教書，晚上傳教，教人真心拜上帝有福享，迷信鬼神落地獄。村民把洪秀全的傳教活動叫做“拜會”，就是讓多人集合在一起，先集體跪拜，再聽演講。洪秀全站著講，會眾跪著拜。這種傳教方式始於賜谷村，後廣為推行，金田起義後成為太平天國的一項制度。

廣西地處邊陲，貴縣又是山區。外國侵略勢力尚未涉足這些地方，這裡的居民也沒有同洋人接觸過，因而仇視洋人的情緒不如廣東沿海那般強烈，所以洪秀全在此地的傳教活動，就不像在廣東那樣引起人們的普遍反感。

1847年秋洪秀全再赴廣西。時馮雲山在桂平縣紫荊山區傳教獲得成功，洪秀全以傳教為掩護，在紫荊山區建立根據地，向農民宣傳反清思想，吸收農民參加拜上帝會。到1849年和1850年間會眾已有萬餘人。

1850年夏洪秀全通知各地會眾到紫荊山前的金田村集合。到年底抵達金田的有：

“金田村附近一帶入伍者千餘人；紫荊山區內山民三百家共二三千人；貴縣石達開所領一支約四千人；桂平、貴縣、平南、武宣、象州等處教徒當有二三千人；陸川賴九所率一支數千人。博白黃文金一支教徒二千餘人，貴縣秦日綱一支龍山礦工千餘人，桂平蘇十九一支饑民客家人一二千人，貴縣戰敗之客家難民一支三千餘人：四支會合為一大隊同到金田者約萬人弱。”（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

廣西人（包括原籍不在廣西的客家人），既是金田起義的主幹，也是太平軍轉戰廣西的主力。廣西人在太平天國前期的領導集團亦佔多數席位，即四席：楊秀清（桂平人）、蕭朝貴（武宣人）、韋昌輝（桂平人）、石達開（貴縣客家人），而廣東人僅兩席：洪秀全、馮雲山（花縣人）。

馮雲山、蕭朝貴陣亡後，領導集團內部形成了天王（廣東人）與東王、北王、翼王（廣西人）共同執掌軍政大權的格局。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由於敵人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無法解決的內部矛盾，俗稱“內訌”。未能正確處理領導集團內部矛盾，乃是洪秀全一生最大的失誤。

作為一把手，洪秀全未能處理好與東王楊秀清的關係，未能處理好與北王韋昌輝的關係，也未能處理好與翼王石達開的關係。

楊秀清是馮雲山在廣西傳教時發現的一個人才。他是在紫荊山長大的，家裡貧窮，父母又死得早，由伯父撫養成人，靠種田燒炭為生。他沒上過學，一字不識，到天京總攬朝綱後，一應檔案須別人讀給他聽。他曾說道：“五歲喪父母，養於伯，失學不識字，兄弟莫笑，但緩讀給我聽，我自懂得。”

就是這樣一個與外界極少接觸，從未與聞兵政時事的貧苦山民，因閱歷較廣，足智多謀，為馮雲山賞識，邀入拜上帝會。不幾年就迅速成長為指揮百萬大軍的統帥。忠王李秀成曾感嘆說：

“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為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李秀成自述》）

洪秀全族弟、幹王洪仁玕也說：“東王蒙上帝降託，能知過去未來，令人欽服之至。”

時人陳徵言曾親見太平軍在武昌活動，對楊秀清作了這樣的評述：

“外似端緒紛亂，而實總攬大綱，一無所紊，尤善撫愛夥黨，有事傳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賊所倚賴者，秀清一人而已。”（《武昌紀事》）

敵人方面則眾口一詞說楊秀清“心計奸深”、“奸譎異常”、“叵測奸心”、“譎詐多謀”、“權詐百出”、“詭計極多”、“最為狡猾”等。

太平天國革命又稱“洪、楊革命”。所以洪秀全與楊秀清的關係是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部最重要的人際關係。洪、楊矛盾給領導集團後來的分裂埋下了導火索。洪、楊矛盾發展到極致，終釀成“天京事變”，造成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由盛而衰的局面。

洪、楊矛盾從實質看屬體制性矛盾，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洪家天下楊家將”。俗話說“天無二日”，而天朝卻有二日，一為洪，一為楊。從這個意義上說，天朝實乃二元體制。

洪、楊矛盾早在金田起義前就已存在。楊秀清從會眾中嶄露頭角，成為拜上帝會首領不是偶然的。作為當地人，楊秀清具有較紮實的群眾基礎。楊秀清平時結交廣泛，更能取得群眾的支援，在會眾中擁有眾多追隨者。1847年冬，馮雲山被捕入獄，洪秀全返廣州設法營救，拜上帝會無人主持，楊秀清假託天父附體，取得代天父傳言的資格，並與洪秀全、馮雲山等結為異姓兄弟，稱天父第四子（洪秀全為天父次子），從此躋身於領導核心。

太平天國以“主”（即天王）為國家元首，以“軍師”為政府首腦。天王臨朝而不理政，軍師總理國務。太平天國的官階區別並不分明。王雖為最高階官階，但軍師始終存在，為“朝綱之首領”，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宣稱天王奉天命下凡救世，君位由天所授。軍師朝見天王時須站在陛下，他所決定的軍政要務，形式上還要奏請天王取旨。在天王與軍師之間依然橫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洪秀全是君，楊秀清為臣。楊雖掌握實權，依然要恪守臣道，不能逾越這道界線。

定都南京後，領導集團內的矛盾日益尖銳。洪秀全著意強化王權，要集大權於一身，強調“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逞”。楊秀清執掌軍政實權，並常以天父名義挾制洪秀全。只是大敵當前，彼此還隱忍著。

1856年春，太平軍擊潰屯兵天京城下三年之久的清軍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其萬歲。傳統中國自東漢以後，視“萬歲”為君主至尊的專稱。太平天國定製，天王洪秀全稱萬歲，正軍師東王楊秀清稱九千歲。楊逼洪封萬歲，有去洪而自稱天王意。於是，楊詭為天父下凡，召洪至，謂曰：

“爾與東王均為我子，東王有咁大功勞，何止稱九千歲？”洪曰：“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楊又曰“東世子豈止是千歲？”洪曰：“東王既萬歲，世子亦便是萬歲，且世代皆萬歲。”楊偽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參見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洪秀全“佯許之，期以遠日，密詔江西北王韋昌輝、湖北翼王石達開還江寧（即南京），共圖之。”（李濱《中興別記》）韋即帶兵三千多人於9月1日深夜趕到天京，包圍東王府，次晨殺楊秀清及其家眷，後株連楊秀清大批部屬，共殺害太平天國官兵二萬餘人。

關於天京事變，事後洪秀全在《賜西洋番弟詔》中有一段說明：“爺遣東王來贖病，眼蒙耳聾口無聲，受了無盡的辛苦，戰妖損破頸跌橫。爺爺預先降聖旨，師由外出苦難清，期至朝觀遭陷害，爺爺聖旨總成行。”後半段四句說楊被殺事，其中“朝觀”指天王宮殿。“遭陷害”就是遭別人誣告。四句詩連起來就是說，楊秀清到了天父預定的死期，便在天朝宮殿遭人誣告而死。說楊遭陷害，不說遭殺害，說明洪秀全未曾否認其下詔殺楊之事，也說明洪、楊矛盾確已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楊秀清必是洪秀全所殺。

洪、楊矛盾以如此方式解決，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了無以復加的損失。對此，楊秀清應負主要責任，洪秀全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楊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是洪造成的。服從楊代天父傳言”的特殊權威乃洪秀全莫大的失誤。

洪秀全前期所封諸王分四級，東王楊秀清為一級，北王韋昌輝為二級，翼王石達開為三級，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晃為四級。級別甚為分明。1853年文翰訪問天京，會見北王、翼王時，翻譯麥多士發現，與文翰交談的是北王，翼王只注視恭聽，不與文翰直接談話。“北王向其注視或攀談時始開口，然亦不過寥寥一兩句耳。”

北王韋昌輝，又名韋正。廣西桂平縣金田村人。曾以僭妄罪被官府拘捕。納銀獲釋後，積憤不已。1848年在馮雲山的影響下，加入拜上帝會。入會後以家產資助起事，與洪秀全、馮雲山等結為異姓兄弟，稱天父第五子。參加金田起義後，任後護又副軍師，領右軍主將，後封北王。定都天京（今南京）後，協助楊秀清處理軍國要務，並一度負責天京城防。在領導集團中的地位僅次於洪秀全、楊秀清。楊具有代天父代言的特權，又自恃功高，與洪秀全和其他同僚的矛盾與日俱增。韋對楊“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楊對韋也嚴加防範，並借代天父傳言的機會多方羞辱韋。

天父一下凡，楊秀清的女侍就擊鼓傳喚北王。韋若來得遲，便由女侍轉達天父旨意。楊代天父傳言時，韋昌輝必須俯伏在楊面前，叩頭聆聽。楊若坐在轎裡，韋須隨侍轎側，不得騎行。秦日綱也得忍受類似的羞辱。

韋表面上事楊甚諂，

“輿至則扶以迎。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語，猶言學問淺也。”（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

韋部下張子朋“激怒水師，群相鼓譟。秀清召昌輝至水師營，敕其罪，杖責數百。昌輝至，不能杖，舁而歸，部下皆憤。有裨將揚言於眾曰：‘東王北王，同起草澤，與共患難。今天京甫奠，即奴馭而杖辱之，其後將可堪！’昌輝聞之，怒。斥裨將曰：‘東王替天行道，罪責無不公，汝豈敢怨恨乎？’因殺之以謝秀清。”

當楊秀清假代天父傳言要“杖責”洪秀全時，韋昌輝“哭求天父開恩赦宥我主，願代天王受杖”，“二弟無差錯，總是我們為弟之錯”。

韋對楊的忍辱、退讓與恭維並非出於他的真心實意，代洪秀全受杖也不是邀嬖取寵，而是防止洪、楊矛盾激化，維護領導核心的團結。後來事情鬧得如此之大，原因是多方面的。洪秀全對諸王失去駕馭能力，楊秀清的權威凌駕於他之上，韋昌輝、石達開也不完全受他節制，而楊秀清獨斷專橫，處處袒護“東府集團”，對異己濫施淫威，造成了領導集團內部的裂痕。韋昌輝本人以及秦日綱、胡以晃等及其部屬，平日對楊的作為敢怒不敢言，稍有不慎便遭殺身之禍。積怨日深，眼看就要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洪降詔誅楊，濫殺楊部將士豈是韋昌輝所能制約的？韋所率三千人馬焉能左右京城事態的發展？沒有天王的命令韋部豈敢直搗東王府？

認為天京事變是韋昌輝策劃的反革命政變旨在取洪秀全而代之，缺乏過硬的證據。誅殺楊秀清後，韋昌輝獨攬軍政大權兩個多月，尚未發現他改變政權性質的史實，也未發現他通敵叛變的證據，更沒有向朝廷投誠乞降的跡象。

韋昌輝被處死後，太平天國頒行的文書，東王、西王、南王的爵銜照列，北王的名字卻一筆勾銷，。洪秀全借韋昌輝之刀除掉了楊秀清，卻把罪責推到韋昌輝一個人頭上。

石達開是廣西貴縣客家人，1847年洪秀全赴廣西密謀起義，聞其年輕有為，親自造訪招致，石遂加入拜上帝會，與洪秀全、馮雲山等結為異姓兄弟，稱天父第七子。1851年參加金田起義後，任左軍主將，後又封翼王。時年20歲，是太平天國前期諸王中最年輕的一個。比天王小17歲，比東王小11歲，比北王小8歲。儘管如此，還是要把洪、楊、韋、石作為太平天國前期的領導核心來認知。

石達開

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分兵北伐、西征。石達開被派往安慶，經略安徽並節制西征軍事。半年間肅清境內殘敵，以本地人為鄉官，出示安民，發展農商，使安徽成為太平天國較穩固的基地。1854年春回到天京，與韋昌輝一起協助楊秀清處理軍國要務，並負責天京防務。同年秋，太平軍西征受挫，再度奉命出京指揮軍事。次年初在江西大敗曾國藩所率湘軍水師，扭轉了戰局。1855年11月至次年4月，石達開轉戰江西各地，克復五十餘州縣，困曾國藩於南昌，後率師回援天京，6月間會同他部太平軍擊潰清軍江南大營。

石達開在軍事上的卓越才能，使曾國藩倍感畏懼，認為他“狡悍為諸賊之冠”。左宗棠也說石“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智出諸賊之上”。左宗棠又說：“觀其所為，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為急，不甚附會邪教俚說”。

天京9月初發生內訌後，石達開10月初從武昌回到天京。此時事變已塵埃落地，韋昌輝取楊秀清的地位而代之。石達開當面責備韋昌輝濫殺危及天國。韋“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縋城由小南門而出，走上安省，計議報仇”。韋昌輝即將其妻兒全家殺盡，並派秦日綱率軍沿江追擊石達開。途中獲悉石調集人馬東下討韋，遂轉移目標攻打清軍。

石達開被迫出逃後，在安徽起兵討韋。洪秀全在朝臣協力下，處死韋昌輝、秦日綱，任石達開為通軍主將，提連政務。

其時武昌又失，皖中江北淮南州縣也連片失陷，東線清軍江南大營又重犯天京外圍。石達開部署謹守東西線而命陳玉成、李秀成在江北淮南展開反擊，連戰告捷，使局勢得以穩定。但洪秀全卻對石達開心存疑忌，多方牽制，使其受到排擠而不安於位，迫使石達開於次年帶兵二十多萬單獨行動，與洪秀全分裂。後仍使用太平天國紀年和洪秀全所封職銜，宣佈為天王開疆拓土，天京方面也與石達開維持名義上的關係。

石達開率部出走後，太平天國前期所封諸王，西王、南王陣亡，東王被殺，北王、燕王被處死，豫王病故，悉數凋謝殆盡。洪秀全儼然成了名符其實的孤家寡人。

真命天子實乃洪氏畢生之追求。稱天王時，他就在詩中流露：“一人首出正，萬國定咸寧。王獨操威柄，饞邪遁九淵。”定都天京後，他的皇權思想日趨膨脹，但受軍師負責制的制約。天京事變後，洪秀全並沒有把軍師的職權賦予石達開，而是把它抓歸自己手中，宣稱“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1859年族弟洪仁玕從香港到天京，封為幹王，“晉位軍師”，仍抓住其實權不放。作為軍師，洪仁玕名為“總理國務”，實為一個空架子。幹王府處理政務的只有三個書手，與當年東王府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廢除軍師負責制之後，洪秀全設立六部，把國務分歸六部掌管，而六部則向他負責。太平天國後期

“分設各部衙門一如清廷，由各王分掌之。但所有權柄集中於天王。如不經其裁可，一切要務俱不得執行”。（吳士禮《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

與此同時，調遣軍隊、派官鎮守、減徵錢糧，乃至安民，無不按天王詔旨施行。甚至給外國專使的文書也由天王頒給。洪秀全在皇權主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致於與清朝皇帝難分伯仲，成為南方新王朝的一個皇帝。

作為皇帝，洪秀全當然不可能處心積慮地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拔擢人才，使人才揚長避短，人盡其才。石達開尊重洪秀全的領袖地位，勤勉任事，決無謀篡之心。戰場上出生入死，與清廷勢不兩立。作風亦比較正派，不搞陰謀詭計。但洪氏兄弟卻對他“疑多將圖害”，致使洪、石矛盾漸趨激化，最終迫使他走上率部出走的道路。不然的話，天京事變就有重演的可能。再說，石達開出走後，並沒有打出分裂的旗號，與太平軍交戰，而是堅持與清軍作戰，最終被俘，慷慨就義。總之，石達開率部出走，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看無可非議。其責任不應由他負，而應由洪秀全負。

在責任歸屬問題上，國人受傳統觀念束縛，誤以為“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殊不知“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何況出走後石達開始終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太平天國文書亦稱之為“遠征”。

“遠征是石達開當時唯一可走的道路”。（史式《試論石達開遠征的是非得失》）

身為廣東人，洪秀全未能有意識地妥善處理與上述三個廣西人與其他廣西派的人際關係。

范文瀾在分析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把宗派思想放在首位：“洪秀全領導的廣東派與楊秀清為首的廣西派發生裂痕，廣西派壓迫廣東派。”羅大綱是廣東揭陽人，“嘗謂人曰：吾與秦日綱、胡以晃同起兵，功亦不相下，二人以廣西老兄弟故，皆封王，我以粵籍乃不得一侯，天下之事未有不平於此者，天王亦自忘其為花縣籍乎？秀清聞之，疑其有異志，由是不敢以重軍付之。”（參見《中國近代史》上冊）

1856年秋，

“廣東派聯合廣西別派韋昌輝殘殺楊派，韋派又壓迫廣東派，廣東派聯合殘餘的楊派屠殺韋派，造成極大的內訌”。（同上）

實際上天京城內的自相殘殺是在洪秀全的掌控之下進行的，並非韋昌輝擴大事態所致。

那天深夜，韋昌輝率部由南門進城，“在幾個鐘點之內，他的隊伍已按預定計劃分佈各要害地方，所有通達東王府的街道都為韋部所佔據”。首先襲殺門衛，隨即衝進東王臥室，殺了他本人，接著見人便殺。全府四千餘口無一倖免。

東王府是天朝官階爵位最高的王府。東王府的職權亦超越於其他王府之上。一般軍政事務大多在東王府處理。重大事項也在此地議定，而“議定奏上，無不準者”。事變前的東王府實為太平天國的中央政府。一切軍政要務俱在東王府處理。建都初期，東王每天到天王府朝見天王，後是隔幾天朝見一次，再往後東王朝見天王的次數越來越少，天王府的地位也就越來越不重要了。

當時城內的衛戍部隊近三萬，都是東王的部屬，歸東殿尚書傅學賢統率。從9月3日始，衛戍部隊同韋部在城內展開激戰。韋的部隊人數較少，兵力單薄，對衛戍部隊的反攻難以招架，死傷甚眾，眼看就要瓦解了。正在這個時候，事態發生了有利於韋昌輝的轉機。燕王秦日綱率部回京城，支援韋昌輝誅殺楊秀清，韋部得這支生力軍之助，氣焰頓張，對傅部展開反撲，雙方互有傷亡，戰鬥陷於膠著狀態。內訌雙方集結全部兵力，“閉城月餘，互相自殺”。

座鎮天王府的洪秀全密切注視著戰況的進展。見燕王與北王聯袂，便降詔懲辦事變的禍首。據記載：

“一班女宣詔使在天王宮殿之前欄杆內宣佈韋氏罪狀，因有好些人無辜被殺，天王特下詔懲罰其罪，令受鞭刑四百。楊氏部下軍官之得留性命者，皆被召往觀北王受罪行刑。”（參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

降詔罪韋實乃洪一箭雙鵰之計。據《清史稿·洪秀全傳》說，“秀全妻賴氏曰：‘除惡不盡，必留後患’。因說秀全詭罪昌輝酷殺，予杖慰謝東黨，召之來觀，可聚殲焉。秀全用其策，而突以甲圍殺觀者，東黨殆盡。”

行刑之日指定在降詔的第二天。韋昌輝同秦日綱被帶到天王宮前，

“依照天王聖諭，北王及頂天侯（即秦日綱）罰受笞刑。施刑之際，兩人的隨從都高聲痛哭，而兩人則伸手足受刑”，“行刑者盡力一擊，響聲可聞，木棍當場折斷”。（參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

刑場外，“當有東王黨五千餘人被誘卸下軍械而被監視。有兩座大房是特別指定為收容他們之用。等到全部進去之後，外兵即圍攻，屠殺。在一個房內者毫無抵抗束手待斃，而其他一房者則奮鬥至死。東王的帶甲部兵既芟除淨盡，其餘黨隨被大規模的屠殺，其殘酷慘狀，無以過之。他們雖見有煌煌聖詔，允許受保護，而男女老幼被斬首者無數。”（同上）

天京事變的策劃者是洪秀全，韋昌輝充其量是執行者。

孫中山曾指出，太平天國失敗

“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門來自相殘殺”。（《三民主義》）

范文瀾也指出，太平天國領導集團

“因互相猜忌以至於殘殺，陷於分崩離析不可挽救的慘境，因此太平軍失敗。”（《中國近代史》上冊）

作為一把手，洪秀全對太平天國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而不僅僅是韋昌輝一個人的罪咎。

誅韋后，石達開回到天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眾人歡悅”。但洪秀全對他心存疑忌，遂封長兄洪仁發為安王，次兄洪仁達為福王，以牽制石達開。當時石達開每議政發令，眾皆環繞而聽命，而洪氏兄弟議政發令，則沒有人聽從，使洪秀全越發疑忌。

石達開出走，“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去”之後，朝臣認為禍由洪仁發、洪仁達而起，不服他倆管束。洪秀全不得不讓步，革掉兩人王爵，任命蒙得恩為正掌率。蒙得恩是廣西人，參加金田起義，曾任御林侍衛、殿右二指揮，“是天王愛臣”，但他沒有建立過重大功績，“永不出京門”，難以服眾。所以，“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

面臨十分險惡的局勢，洪秀全1858年重建領導核心，提拔後起之秀陳玉成、孿秀成、李世賢（均為廣西藤縣人）等為方面軍統帥，自己兼任軍師。但鑑於楊、韋、石事件，洪秀全家天下思想加重，多任用年幼無知或才幹不足的兄弟子侄（均為廣東花縣人），使領導機構的能力大為降低。1859年族弟洪仁玕從香港抵天京僅19天，洪秀全便任命他分為“精忠軍師幹王”，隨後陸續封了英、忠、贊、侍、輔、章六王與洪氏親屬諸王。1862年以後，為分散統兵諸王權力，洪秀全擴大封王，達2700餘人之多。同時，高階官爵越來越多，屬官級別越來越高。龐大的官僚隊伍日趨腐化，軍心民心愈益渙散，加速了太平天國的失敗。

知乎使用者2019-04-24 12:04:26

沒有太平天國就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民國就沒有新中國，這都是一脈相承下來的，太平天國動搖了滿清的統治，漢人趁勢再次掌權，否則接下來，後果不堪設想。

曹彥士2019-12-16 10:11:42

29日（4月）甲板上又擠滿了來訪問的人，有些太平軍跑到水兵中間，見到水兵在仰光拾得的小佛象，就用手勢表示這是毫無用處的壞東西。他們以坦白友好的態度對待所有的人，我們的人全都說，他們的舉止行為跟我們所見過的中國人完全不同。要是十天之前有人告訴我們說，船上有成千上百個中國人上來而不遭到偷竊，我們是決不會相信的。

見天王臨朝而不理政，就指為“尸位而已”〔五〕，甚至說“洪秀全實無其人”〔六〕，“或雲系刻木偶為之，實無其人”〔七〕。來天京探訪太平天國的外國侵略分子見天王沒有上諭，也向太平天國提出了詢問〔一〕，回去又作了“以東王名義對我們的詢問所作的答覆，根本不能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對南京太平王這個人的存在和他是否在南京這樣疑問”的彙報〔二〕。至於對正軍師楊秀清行使權力，以賊情彙纂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統治者和反革命分子指為“一切專擅”，“自攪大權”〔三〕。英國侵略分子麥華陀和鮑林也指為“東王極其狡猾地僭取這個位置，使他的主公成了一個純粹愧儡國王

鹽選科普2020-08-12 13:10:34

在中國歷史上，太平天國是將宗教力量運用到極致的一次大型農民起義，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場起義，成於信仰，也敗於信仰。

時人對太平軍的這種精神狀態記述頗多。

比如《武昌紀事》說：

太平軍「或臨陣，或患病，舉凡一切事，皆對天祈禱，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謀遂意』，祝畢，赴湯蹈火在所不顧」。（《太平天國》）《金陵紀事》則說：「其膽皆潑，心多入魔，目直視若痰迷者。」（《叢編簡輯》，第 2 冊）

這種精神力量顯然來自對宗教的虔信。

太平軍堅信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因為這也是上帝的事業，「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金田起兵以來，那些看似強大的清朝正規軍在他們這些裝備落後的泥腿子面前一觸即潰的事實，更加強化了他們這種信念。

史書記載，太平軍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這樣做的：

「萬事皆由天父排定，爾等都要練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一面飛一面變，都難逃天父手內過。……務要放膽放草，自有天父看顧，天父自然大顯權能。爾想在永安時尚蒙天父救出，此時還怕妖魔何事？」（張德堅《賊情彙纂》）

在宗教力量的驅動下，前期太平軍士氣高漲，豪情滿懷。

1853 年 6 月，美國人戴作士來到鎮江考察了太平軍的營地。

他印象最深的是太平軍「對事業的正義性和最終贏得勝利充滿信心」。

二

自從黃巾起義之後，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大的農民起義都與民間宗教緊密相連。

這是因為除了宗教外，很少有力量能把中國農民發動起來。

除了動員作用外，宗教還能提供起義所必須的組織紀律性。

傳統農民通常眼光狹隘，又一盤散沙，不習慣組織和紀律的約束。

一般來說，只有宗教能克服農民的散漫性。

民間宗教通常都是權威主義的，強調對教主的絕對服從，宗教組織內部一般都採取等級分明的專制體系，這為將中國農民團結成磐石般堅強提供了最便捷的路徑。

而拜上帝教的一神教性質又使它較那些土產的多神教更有利於建立絕對的專制秩序。

在明清歷次起義中，我們通常會看到各地起義者各奉一神，甚至孫悟空鐵柺李等紛紛下凡，形成無數個小山頭，相互難以統屬。

而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內，只有洪秀全這「獨一真神」，其他所有「邪神」一律銷聲匿跡，這是太平軍超越明清諸農民起義形成如此巨大規模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歷史上，太平天國是將宗教力量運用到極致的一次大型農民起義。

洪秀全們深知宗教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重要性。

太平天國規定，加入太平軍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義：「凡兄弟俱要熟讀讚美天條，如過三個禮拜不能熟記者，斬首不留。」

雖然戰事倥傯，但是他們堅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舉行一次集體禮拜。

禮拜之時一定要虔誠鄭重，「凡聞鑼不至或稍涉嬉戲者杖責數百，無故缺席三次則斬首示眾。」

太平天國還建立了「講道理」制度，即定期將軍隊召集在一起訓話，以通俗的語言，「理論聯絡實際」，來進行深入淺出的思想動員，要求他們放棄雜念為天國事業忘我犧牲。

張德堅這樣記載太平天國的「講道理」儀式：他們在空曠之處搭起高臺，宣講人上臺，講天父上帝生出天王東王來給我們做領導，這是我們多大的福氣！我們只要好好幹，將來都會享福無窮……

宣讀了一通革命的好處後，又告誡士兵不得開小差：

「切不可反草變妖逃走。天父曾說，任爾三更逃黑夜，難逃天父眼睜睜。……現立卡房多處，諒爾等難逃，一經捉獲，五馬分屍，爾等放著天福不享，自尋死路，真是被鬼迷被鬼捉，真下賤矣！」

宗教的魅力在於它神秘主義的本質。

它可以針對種種現實需要，隨機應變地給出各種「解釋」。

它許諾戰士們，因為有上帝的關照，刀槍傷不到他們。

及至有人陣亡，它又可以解釋說，這是上帝接這個人提前上天享福。

出發之前，它鼓勵大家，上帝承諾這場戰役一定勝利。

及至失敗，它又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的隊伍中有「不肯真心頂天之人」，惹得上帝生了氣。

「眾兄弟切不要慌，兄弟們昇天乃是好事，勝敗常事，總是兄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頂天之人，才被妖魔侵害，此是天父磨鍊我們的。」

中國農民有著強烈的合群從眾心理。無論成敗順逆，這些頻繁的、深入淺出的、集體催眠的思想政治工作，都能起到安撫人心，維持士氣的作用。

三

宗教作為一種精神資源，成本極低而效用極大。

它的成本只是教主的大腦，功用卻像一顆精神原子彈，可以在短時間內激發出一個群體的極大狂熱。

然而，宗教宣傳畢竟是一種虛幻而非真實，它提供的是迷幻劑、興奮劑乃至安慰劑，可收一時之效，卻不能長久依恃。

更何況「上帝教」有著嚴重的先天不足：它的理論漏洞太多。

說到底，「拜上帝教」是一種欺騙性宣傳。

要長久地對信徒進行精神控制，需要教主具有超乎一般的理論構建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而這些能力洪秀全並不具備。

所以，在他構建的上帝教理論中，矛盾之處比比皆是。

按洪秀全的說法，他出生過兩回。

第一回是在天上，由上帝和天媽所生：「未有天地之先，既蒙天父上帝元配即是天媽肚腸生出。」

第二回，則「由天上另一位亞媽肚腸而生，以便入世」。

就是說，他鑽回另一個人的子宮又出生了一回，不論哪一次出生，都與他的生父洪鏡揚毫無關係。

這不免讓洪氏族人感覺有點喪氣。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龍是神聖、威嚴的象徵，而在西方文化中，龍卻是邪惡的魔鬼。

《聖經》中就提到過一條可怕的七頭十角的紅眼睛大紅龍。

在創立拜上帝教時，洪秀全也依照《聖經》記載，宣佈龍是眾多妖魔之一。

然而定都天京後，天王宮中卻依照中國傳統處處用龍來點綴天王的威儀：金璽上鑄有龍頭，宮殿中建有金龍殿，黃袍上繡有九龍，洪秀全所頒詔書上也都繪有龍鳳圖案。

不久之後，有人提醒洪秀全，以妖為飾似乎不太合適，洪秀全這才驚覺這一矛盾。

想來想去，洪秀全獨出心裁地命令匠人們在所用之龍的雙眼上各插一箭，名曰「射眼」。

他說，射過眼的龍，就被鎮住邪性，不再是妖魔了。

不過過了些日子，眼看著金碧輝煌的大殿頂上盤踞著殘疾的龍，畢竟讓人心裡彆扭，洪秀全乾脆又下詔宣佈，太平天國所用之龍是「寶貝龍」，不是聖經中所說的妖，不用再射眼了。

於是又派人爬到殿頂，拔下箭頭……這樣改來改去，眾人皆知，形同兒戲，不免也讓廣大太平軍心生懷疑。

甚至對於「拜上帝教」的立教之基《聖經》，洪秀全也隨心所欲，任意更改。

與我們想象的不同，洪秀全在創立上帝教之初，並沒有讀過《聖經》。

如前所述，他是透過一本叫《勸世良言》的傳教小冊子來了解基督教和《聖經》的。

這本《勸世良言》問題很大：

它的作者梁阿發是一個只讀過四年私塾的工匠，這本書是他寫的佈道用的相當蹩腳的通俗小冊子。

它用語俚白粗陋，結構雜亂無章，其中既有基督教義，又包含了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所以洪秀全對《聖經》的瞭解一開始就有許多偏差。

在讀到《勸世良言》四年之後的 1847 年 3 月，洪秀全去廣州試圖加入基督教會，才第一次讀到真正的《聖經》。《聖經》的西方文化特質與中國文化傳統格格不入，只有對西方歷史文化背景有著深入瞭解的人才能真正領會其中的微言大義。

洪秀全對西方文化一竅不通，讀書又缺乏耐心和毅力，這次閱讀只是囫圇吞棗，並無太多心得。

從後來發生的刪改《聖經》一事來看，洪秀全這次讀《聖經》連許多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清楚：

傳說鑑於異教徒將豬作為獻祭的聖物，上帝命以色列人不吃豬肉。

因此，在猶太人眼裡，豬是不潔的。

然而「拜上帝教」教徒卻不知道這一點，公然用豬肉祭拜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個無形無體的「純靈」，而洪秀全卻告訴大家，上帝是一個老男人，滿口金須。

基督教的上帝與基督是一體，均非世俗的存在。

在洪秀全構建的上帝教裡，上帝卻是典型的中國大家長，不光有妻，還有許多妾。

洪秀全說，上帝不光生了耶穌和他兩個兒子，還生了許多女兒，也就是他的「眾小妹」。

兒子都娶了媳婦，小妹們有些也成了親。

洪秀全信誓旦旦地說，上帝的大兒子耶穌在天上給上帝生下了第三代，而且性別都說得有鼻子有眼：三女二男。

基督教認為，天堂是上帝、天使和信徒們靈魂的居所，大家熙熙和樂住在一起。

洪秀全卻認為，天堂也是等級分明的，共分三十三層，「其中上帝居住在頭頂重天，那裡風景獨好，是一個威風快活、享福無邊的所在」。（《天國的隕落》）

這三十三層天的概念，顯然是來自佛教的「三十三天」。

不過，凡事不求甚解的洪秀全誤讀了佛教經典：佛教的三十三天並不是指三十三層。

佛教認為，輪迴五道分為地獄、餓鬼、畜生、人、天。天又分為三界諸天，即欲界六天，色界十七天，無色界四天。

而「三十三天」是欲界六天之一。

佛教認為，這些天均處於「迷界」，並非解脫，只有涅槃才是最高境界。

洪秀全望文生義，才鬧出了這樣的笑話。

四

定都天京後，為了統一思想，洪秀全焚燬所有中國經典，大力印行《聖經》：「計有四百人不間斷地從事複製郭士立《聖經》譯本的工作，並免費散發《聖經》。」（《天國的隕落》）

然而這種轟轟烈烈的印行工作卻因為一次洋人的偶然來訪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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