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詞話》多次高度評價後主詞，王國維為何如此偏愛李煜？

李煜、李清照向來被奉為“詞壇二李”，然而在

王國維

的《

人間詞話

》中這二位卻有不同的分量，相比較於對李清照的置若罔聞（詳情見上一篇推文），王國維對李煜表現了特別的喜愛。

李煜詞歷來受到好評，作品因率真自然、哀婉感人而備受喜愛，而以王國維的評價最高。《人間詞話》一共六十四則，其中從第［十四］到第［十八］則五則的篇幅都是用來高度評價李煜詞的：

［十四］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

李重光

之詞，神秀也。

［十五］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金荃

》《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十六］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

［十七］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

李後主

是也。

［十八］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

宋道君

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而在《人間詞話》未刊稿第［四十一］中有：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唯李後主之作及永叔、少遊、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王國維為何如此偏愛李煜？簡單來說，後主詞作可謂是與王國維《人間詞話》的詞論最相契合的一位詞人。而李煜詞也的確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

變俗為雅的“士大夫詞”

“士大夫詞”的反面就是“伶工之詞”。詞依燕樂（即“宴樂”）而生，中唐代文人詞自然、流暢、活潑，生活氣息濃郁，到了五代作為在筵前花間歌唱的一種曲子詞，很容易便具備了綺麗香豔的特點，即伶工之詞。

從五代詞集《

花間集

》中就可窺見當時詞的面貌：多是一些鏤玉雕瓊、裁花剪葉的豔情詞，以女性的容貌體態為描寫物件，浮豔輕薄，談不上什麼深刻的內容和思想。

從

溫庭筠

到韋莊再到馮延已，不斷的使詞趨於雅化，馮延已詞已經有從伶工之詞到士大夫之詞轉變的趨勢。（關於詳細的

馮延巳

詞的情況，下一篇展開討論。）

而李煜則徹底將伶工之詞轉變為士大夫之詞，以極高的藝術修養促進詞的典雅化。他對詞的雅化不僅體現在語言上，更體現在內容和意境上的典雅化。

在他筆下，很難找到那種俗豔的鄙詞，其詞真實自然、情真意切而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所以

龍榆生

先生評論後主詞“乃一掃浮豔，以自抒身世之感與悲憫之懷，詞體之尊，乃上躋於風騷之列。”

而在意境上看，正如李清照在《詞論》中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五代時期干戈離亂、四分五裂，

儒家道統

以及倫理綱鬆懈，唯有南唐君臣尚文雅。尤其是李煜，將詞作為自我抒情的工具，以詞來抒寫自我感受、描寫自我的情感世界，毫不掩飾自我真性情的真率表達，使得詞有可能成為士大夫文人的抒情載體。從而使詞的發展走向正軌。

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李煜詞以亡國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詞多是延續花間傳統，奢靡富貴的宮廷生活，美豔照人的宮娥與歡宵達旦的歌舞構成詞的主要內容，雖然格調歡快明朗，但是總的來說內容較為空泛，缺乏深刻的意義。

但李煜的後期詞完全突破花間詞多寫男女戀情以及傷春悲秋等內容的傳統，他以詞抒寫自我內心感受，抒發家國之恨，身世之悲，以及人生的感悟，以毫無雕飾的

白描

手法將內心豐富而強烈的情感藉詞噴湧而出，將自身的感情全身心而毫無保留的投注於詞作中。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李煜之前的五代詞的抒情主體多以女性自比，常借男女戀情抒發自己的人生感受，風格偏於婉媚陰柔，而李煜詞雖然也有此類創作，不過他更多是以自己為抒情主體，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的豪壯美。

以上兩方面都可以說李煜詞“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詞在李煜這裡就具備了主體精神。

但是正如

葉嘉瑩

先生認為李煜並不是五代詞意境演進上的一個必經階段，而是一種“天才的突現”。從後來北宋初期詞壇的狀況就可以印證此觀點，北宋初期晏殊、歐陽修等人的小令卻是延續花間路數而在境界上稍微有所發展，還是多寫留連光景的閒愁以及人生苦短好景難再的哀傷，並沒有延續李煜所開拓的抒寫自我襟抱的路子。真正繼承李煜這種寫法的，是與之相去約一百年的蘇軾。

所以說李煜在詞境的開拓是具有相當的超前性的。

赤子之心，以血書者。

李煜詞除了典雅以及境界闊大之外，最重要的特點一定不能忽視——“真”。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反而成了作為詞人的優勢，因為他閱世極淺而性情極真。擁有一顆不為世俗侵染“赤子之心”，在創作中可以不計功利、專注審美表現，因而取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

這顆“赤子之心”不因環境而改變：前期他盡情書寫在沉溺於奢靡生活中的快樂，毫不掩飾對富貴生活以及如花宮娥的眷戀；作為亡國後的階下囚，他也沒有掩飾對故國的思念以及對往昔夜夜笙歌的宮廷生活的留戀。一曲《

虞美人

》將他的藝術生命終結，真純的性情終於將他年輕的生命推向萬劫不復。

李煜短暫的四十二歲生命中，經歷了兄長、父親、皇后與母親等重要親人的去世，以及亡國之傷、被俘之辱、直至最後被毒死，對人生苦痛和悲涼有著深刻的體驗。尤其是後期的創作幾乎篇篇都凝注著李煜的悔恨和淚水，正所謂“以血書者”。這類作品經常能以一己之悲痛而引起人們強烈的感觸，使人即便沒有這番經歷也能在其詞中找到共鳴。

所以說，“李煜的身世之感融匯了人類生存中的失意悲傷，是他個人的，也是人人的，所以一發而為名句，流傳千古。”（劉峰傑，

章池

《人間詞話百年解評》）

但是客觀地看，王國維認為李煜詞“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不免有過譽之嫌。這一點可以視為是由於李煜特殊的身世以及高超的創作水平所達到的客觀效果，而並非作者本人的主觀創作意圖，他是否有為世人受難擔荷罪責的精神實際上是不得而知的。

總之，王國維對李煜的偏愛，一來因為李煜詞很大程度上契合他的詞學理論，二來李煜憑藉高超的創作才華的確是詞史上無法繞開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