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獻]《罷工的策略》（威廉·福斯特 1926） 第一章 罷工

第一章 罷工

哪怕是一場規模小、力量弱的罷工，都能促使工人同資本主義決裂。罷工生動地駁斥了那句腐朽的、保守的工會口號“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罷工是工人與老闆不可調和的矛盾的體現，這種矛盾存在於任何一個行當裡。罷工是大規模階級戰爭中的小規模遭遇戰，它們是消滅資本主義的最後鬥爭的前兆。

在罷工中，工人的情緒是很特殊的，他們被好鬥的、反叛的氛圍籠罩著。此時他們很能接受革命思想。此時，教育他們，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鬥爭的全部意義，是最重要的事。在罷工策略中，第一件要考慮的事，永遠都是喚醒工人的階級覺悟、讓他們理解階級鬥爭、掌握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

罷工有多種型別、每種都各有其特點。洛佐夫斯基列出了13種：自發（spontaneous）罷工、有組織（organized）罷工、進攻性（offensive）罷工、防禦性（defensive）罷工、團結（solidarity）罷工、間歇（intermittent）罷工、區域性（local）罷工、區域（district）罷工、產業（industrial）罷工、總（general）罷工、國際（international）罷工、經濟性（economic）罷工、政治性（political）罷工。可能還提到了其他一些。在某一國家或某一時期，罷工的特點是由該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狀態決定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有三大類罷工值得一提。第一類是由一系列絕望的、不顧一切的騷動形成的，推動罷工的目標是模糊的，這種罷工一般發生在資本主義剛開始發展的國家裡，比如英國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法國早期的罷工，以及現代殖民地國家裡的罷工等。

第二類就是有組織的行業或產業罷工，一般發生在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的時期裡（比如一戰以前的歐洲和現在的美國），在這一時期裡，工人所進行的罷工，只是為了滿足他們微不足道的要求。他們還對資本主義制度抱有幻想，以為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永久地改善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

第三類就是革命性的群眾罷工，一般發生在衰落中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比如一戰後德國所發生的罷工和英國總罷工，此時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清楚，要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無產階級社會秩序。第一個時期裡產生了半革命的工會，第二個時期裡產生了改良主義的工會，第三個時期裡就產生了革命的工會。

1、經濟性罷工與政治性罷工

馬克思說過：“每一次經濟鬥爭都是政治鬥爭”［1］。這話真是對得不能再對了。因為哪怕是最小的罷工都會有其政治原因及政治結果。不過每次罷工的政治程度都不一樣。在資本主義衰落時期，罷工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比如卡普叛亂［2］時期中的德國總罷工）；而美國現在的罷工儘管都有種種政治色彩，但主要還是經濟性的。

老闆們對罷工的政治性質越來越重視［3］，當關鍵性的產業中發生罷工時，以及老闆們的政權處於危機之中、不得不動用國家政權的所有部門來對付工人時更是如此。因此，在我們的罷工策略之中，必須把在鬥爭中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增強工人的政治行動，放在至關重要的地位。

我們的罷工策略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把目前分散、盲目的罷工中所提出的目的提純出來，使罷工的目的超出單純的經濟要求，然後把罷工聯合成為一個廣泛的政治攻勢，向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發起進攻。為此，我們必須進行鬥爭，同舊的資產階級政黨決裂，利用每一次罷工，把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工人黨——的運動進一步深入下去。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與保守的工會官僚階層發生激烈衝突，他們拒絕承認罷工的政治性質越來越強；並且還要為了這場鬥爭，以必要的覺悟和政治組織來武裝工人群眾。工會右翼領導的政策，是把罷工侷限於經濟性質，這種政策解除了工人的武裝，這種政策指導下的鬥爭是必敗無疑的。

在英國總罷工［4］中，工會領導頑固地拒絕承認罷工的政治性，甚至當資本家利用整個政府的力量來對付工人時仍是冥頑不化，這個教訓已經充分地顯示了這種政策的危險，並說明了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政治行動和組織水平的必要性。

2、總罷工

最近這次英國總罷工的苦澀教訓，使得工人群眾再次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在工人階級的罷工策略中，總罷工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無恥地出賣了英國總罷工的反動派聲嘶力竭地叫喊，說總罷工是沒用的，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是無法有效地使用的。

但這些理由都是騙人的鬼話。這幫改良主義者反對直接向資本主義進攻的原則，他們一直拒絕使用總罷工這個強大的武器，不惜用最微不足道的藉口來汙衊總罷工。其實總罷工是工人最強大的武器之一。但這件武器必須要明智、勇敢地使用。

要想正確使用這件武器，首先得理解它的徹底革命性。當某個處於深刻危機中的國家——比如英國——裡的工人宣佈進行在一切產業中進行總罷工時，他們就等於向統治階級及其政權發出了直截了當的挑戰。統治階級肯定會利用其一切武裝力量——軍隊、警察和法西斯組織等——來對付工人，這是不可避免的。

總罷工的領導者必須預先認識到：資本家將會使用一切暴力手段來對付罷工，所以他們必須動員起工人的全部政治力量進行鬥爭，做好對付這些手段的準備。他們尤其應當設法戰勝軍隊，或使軍隊保持中立。

總罷工中的危險

改良主義工會領袖們拒絕承認總罷工的政治性，而工團主義幻想家們又以為只要罷工工人停下手來不幹活，總罷工就能勝利，要是讓這兩類人來領導總罷工，那就太可悲了，資本家將徹底粉碎罷工，把工人打得落花流水。總罷工不是玩具，它是最最重要的革命武器。

工人階級的戰略家們，包括最勇敢的戰略家在內，都應該學會理智、慎重地使用總罷工這個武器。由保守派來領導總罷工的危險在於：他們起初會盡量把總罷工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當總罷工超出他們的控制時，他們就會出賣總罷工；當左翼領導人使用總罷工這個武器時，危險在於：他們太想同資本主義戰鬥了，結果在工人群眾還不能理解迫在眉睫的問題時，或是當工人群眾還沒做好戰鬥到底的準備時，就號召工人起來戰鬥。

關於第二種傾向，有許多教訓值得一提。比方說，在法國工團主義運動的鼎盛時期（1910年至1914年），各獨立工會之間為了彼此支援，曾舉行過多次總罷工。起初工人罷工非常積極，他們不單單是出於遵守紀律才舉行罷工的，但反覆幾次之後，他們變得“罷工疲勞”了，拒絕響應進行週期性總罷工的號召，結果對各工會都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在美國，世界產業工會［5］也犯了相同的錯誤——他們號召工人群眾去支援那些群眾自己還不理解或興趣不大的要求。

左翼犯的另外一種錯誤，是在應該舉行期限固定的罷工時，卻號召舉行無限期總罷工。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西雅圖總罷工［6］和爭取釋放湯姆·穆尼［7］的全國罷工。這兩次罷工中，如果只舉行期限固定的抗議性或示威性總罷工，那麼就有可能取得極大的成功；但錯就錯在（罷工領袖）號召舉行無限期罷工，而工人群眾並沒有足夠的興趣進行持久鬥爭，結果罷工垮了。

3、行業罷工和產業罷工

在罷工策略中，有一個方面特別需要多加考慮，那就是拓寬罷工與工會的範圍，把傳統的行業罷工發展成產業罷工，把傳統的行業工會發展成產業工會。應該把工人（鬥爭）從純經濟性的、機會主義的鬥爭，提升到政治性的、革命性的鬥爭上來，即使是從這個概念出發，工人的組織和鬥爭都必須進一步擴大、深入發展下去。

行業工會主義與行業罷工已經對付不了美國資本主義了。工人鬥爭的戰線，必須擴充套件到整個產業，或整個產業群。1922年鐵路車間機械工罷工中，十六個鐵路行業工會中，竟然有九個仍然上工，甚至還幫助（資本家）破壞其他七個工會的罷工，這種行為，是對工人階級的犯罪。

當產業內部的競爭性比較強時，工人既可以、也能有效地利用行業罷工，至少在那些技術性比較強的行業裡是這樣的。但隨著資本和產業的集中，工人技術水平的提升［8］，行業罷工就不靈了，就連熟練工人的利益都保護不好。根據產業把工人組織起來——非熟練工人和尚未參加工會的工人正越來越迫切地向工會提出這個要求——已經是燃眉之急，無論對熟練工人還是非熟練工人來說都是如此。在美國工業中，行業罷工已經幾乎沒用了。美帝國主義發展過程中，老闆們的腰包越來越鼓、老闆們的拳頭越來越硬，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行業罷工的無能。

在成衣行業裡，競爭性仍然很強；在建築和印刷之類的區域性行業中，幾乎所有的工作都必須當場完成，這個特點使得這些行業的工會具有了特殊的優勢，（這些行業裡的）行業罷工有時還是有點用的。但在這些產業中，行業罷工很快也會失效。當各產業的規模都發展得很大、各產業的組織度都已經很高的時候，行業罷工就幾乎是個古董了。

現代化的、有效的罷工，就是全國性產業罷工。就連保守的工會領袖，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至少是部分地承認），他們也會以拼湊幾個聯合會的方式，來組織某種形式的產業性工會組織。最近的幾次全國性產業罷工的例子，就有1919年鋼鐵工人罷工、1920年和1922年的礦工罷工，和1921年的罐頭工人罷工。許多鐵路罷工和漲工資運動中也顯示出了這一傾向。

這種廣泛的鬥爭方式，取代了以前在各自產業中佔據主流的狹隘的、區域性的罷工。在所有產業中，老闆們的力量正在不斷增強，全國性產業罷工的傾向，就是要儘可能多地動員各行業、儘可能多地發動工人，號召他們參加統一的、反抗老闆的鬥爭，以此打退老闆們的進攻。

圍繞著工會教育同盟組織起來的左翼，必須堅決地深入發展這個傾向，反動的工會領袖正企圖用他們那套階級合作、不同老闆作鬥爭的綱領來阻礙這個傾向的發展。消除行業罷工，發展全國性產業罷工，是我們的罷工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點。

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把工會從行業工會發展成產業工會，還需要把千百萬沒有參加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動員他們組建和參加工會。在美國目前的條件下，得先實現左翼的兩個口號——“聯合起來”和“把沒參加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才談得上成功的罷工策略。

［1］：未能查明具體出處。

［2］：卡普叛亂（Kapp Putsch）：1920年3月，東普魯士長官、極端民族主義者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夥同瓦爾特·馮·呂特維茨（Walther von Luettwitz）將軍發動政變，企圖推翻魏瑪共和國，復辟帝制。德國工人舉行總罷工，反對這次叛亂，總罷工獲得了全國廣泛支援，極大地打擊了叛亂分子。3月17日，叛亂被鎮壓下去。

［3］：原文直譯為：老闆們對罷工賦予越來越多的政治性質。

［4］：即1926年5月3日至5月13日的英國總罷工。1925年7月1日，英國煤礦資本家強迫礦工工會接受減少工資、延長勞動時間的條件，7月4日，大不列顛礦工聯合會（Miners’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宣佈拒絕接受資本家的條件，7月17日，煤礦、鐵路、運輸、機械製造四大產業工會組成“四業工會同盟”，7月26日，鐵路工人工會和運輸工人工會宣佈支援礦工的鬥爭。7月30日，被保守的工會官僚控制的英國工會大會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 Congress）也不得不宣佈支援礦工的鬥爭。1926年5月3日，工會大會總理事會宣佈總罷工。5月13日，工會大會總理事會揹著工人群眾同資產階級政府妥協，宣佈停止總罷工，至此總罷工失敗了。礦工的罷工則繼續堅持到了1926年11月。

［5］：世界產業工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World），簡稱IWW，又稱Wobblies。1905年6月成立於美國芝加哥。它的目標是建立產業工會，反對主宰美國勞聯的行業工會主義。世界產業工會長期受工團主義影響，主張建立革命性的產業工會，透過總罷工來推翻資本主義。在它的巔峰時期（1923年前後），它曾經擁有十萬名會員和三十萬支持者。如今它只有約九百名的積極分子。

［6］：即1919年西雅圖（Seattle）總罷工。1919年2月6日，六萬五千名西雅圖工人為了提高工資發動總罷工，使整個城市陷入癱瘓，罷工的領導機關——總罷工委員會——發揮了政權的作用，形成了工人政權的雛形，形成了雙重政權狀態。美國政府急忙動用大批軍警準備鎮壓，總罷工委員會害怕遭到武力鎮壓，於2月11日投票通過了停止罷工的決定，罷工就此結束。

［7］：湯姆·穆尼（Tom Mooney），全名托馬斯·約瑟夫·穆尼（Thomas Joseph Mooney，1882年12月8日——1942年3月6日），美國工人運動領袖。1916年7月22日，舊金山舉行了備戰節（The Preparedness Day）遊行，遊行中發生炸彈爆炸，十人死亡 ，四十人受傷。湯姆·穆尼和另一位工人運動領袖沃倫·比林斯（Warren Billings）被誣告策劃和實施了這次爆炸案，後被判絞刑。1918年兩人被改判為終生監禁。1939年，偽證被推翻後，兩人終於獲釋。

［8］：原文直譯為“熟練工人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