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和他的七月王朝（奧爾良王朝）？

何楚之2020-07-27 11:35:26

先說結論：奧爾良王朝是法國近代以來唯一一個典型的“英式”政權，並進一步證明了“英國式”政權無法在法國立足。

很多人都知道大革命是左右派的起源，但是對於其具體經過卻並不熟悉。在公佈《人權宣言》後，愛國英雄的共識達到頂峰，這也意味著此前一致對抗王權的革命者內部即將出現分歧，在1789年9月10日關於國家體制的憲法辯論中，這種分歧被明確的展現了出來，穆尼耶、米拉波、馬盧埃等王政派想要效仿英國式體制，即以設立上下兩個議院，並賦予國王否定性否決權以維繫立法與行政機構的平衡，然而這一提議被代表們以490比89的絕對比例否決，在迪波爾、拉梅特、巴納夫看來，將好不容易整合起來的統一立法機構分離毫無意義，並且最終只給路易十六留下了擱置性否決權，而西耶斯、羅伯斯庇爾甚至反對給予國王否決權。正是在這場辯論中，穆尼耶等王政派坐到了會場的右邊，而巴納夫等之後的斐揚派則坐在了左邊，從此在現代政治中，左意味著激進，右代表了保守，而關於在法國建立英式政體的可能性，則在大革命的第一次辯論中夭折了。

何謂英國式政體呢？對於18、19世紀的法國人而言它至少包括以下兩個特徵：第一，注重政治上的平衡，它包括不同政黨之間的平衡、上下兩院之間的平衡、議會與國王之間的平衡，而平衡的前提，則是承認不同主體之間利益的不一致，並且給予其正當性，換句話說則是認可存在一個“合法的反對派”；第二，為了維持這種平衡，政權需要由那些資產階級精英掌握，因為他們恰好處於社會結構的中間位置，因此能夠最好的把握不同利益的平衡。這種政治理念一定程度上在美國得到了繼承，尤其是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美國的國父們充分肯定了黨爭對於政治的重要意義。

在法國，對於英國式政體的討論由來已久，18世紀前半葉由於伏爾泰、孟德斯鳩等親英派的影響，法國人對於英國的認識相對理性，然而隨著七年戰爭的爆發，反英情緒在法國高漲起來，並進而影響了法國人對英國式政體的看法，法國人認為英國充滿著貪婪和私利，維持黨派和利益平衡的英國憲法不過是派系之爭和暴力的來源，在法國人眼中，英國在經濟上是貿易公司和僱傭兵的犧牲品，政治上則被派系和政黨撕裂，他們甚至嘲笑道：“什麼樣的體制會如此輕易地就飽受民眾之害，甚至犯下不可想象的弒君之罪？”（很快你們就會知道了）從這個角度而言，王政派在制憲議會中的挫敗，只是長期以來對英國式政體敵視的縮影，在大多數革命者眼中，無論他們將在之後被劃歸於斐揚派、吉倫特派還是雅各賓派，一個神聖而不可分裂的法國都是無可爭議的。

然而奧爾良王朝卻成為了一個例外，他身上體現出典型的英國式政治風格，這也成為近代以來極為罕見的英法關係相對融洽的時期。奧爾良王朝是當時歐洲唯一一個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君主制的國家，當然這裡的資產階級指的是廣義的富裕階層，而非馬克思意義上以生產關係為標準的資產階級，後者直到1850年代才在法國出現。這種政治風格集中體現在路易·菲利普本人身上，路易菲利普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樸素的形象：在下議院低調的加冕、經營自己重視家庭的形象、他走路上班，手裡還拿著現代人勤儉的標誌——雨傘，而拿傘的國王這一形象幾乎成為資產階級君主制的標誌。在他的統治下，基佐領導的自由派掌握了權力，他們立即擴大了選民名額，宣稱自己是理智而穩定的中間派。

然而當奧爾良王朝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君主制時，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是中間性質的，卻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誠然，奧爾良王朝將選民資格的財產要求從300法郎下降到200法郎，候選人從則1000法郎下降到500法郎，從而使得選民人數從10萬人擴大到25萬人，然而這樣的數字也只是使得選民人數佔全國人口的比例從復辟王朝時期的0。2%擴張到0。7%。這25萬人有55%以土地為主要收入來源，另外45%來自於地產和其他行政或職業活動，投票仍然是有教養精英階層的特權，而非真正位於中間位置的民眾。

誠然，上議院不再是貴族的專有權利，並且取消了爵位世襲，然而整體而言，立法結構中的人員變化並不劇烈，下議院的地主比例從31%下降到23%，貴族比例則從40%下降到30%，但是商人的比例仍然很低，從1829年的14%上升到1831年的17%，再到1840的13%。而在政府機構中，基佐領導的新政府更換了83%的省級官員，88%以的省級以下官員，只有7名波旁王朝的省級官員得到了留任，軍隊和司法部門同樣如此，但是這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復原，在83名省級官員中有53名新官員曾在拿破崙時期任職，他們大多出身顯赫並且世代從政。

因此，儘管路易菲利普反覆強調自己參加過瓦爾米戰役，到過熱馬普，以此強調自己與大革命的延續性，但是奧爾良王朝與復辟王朝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將統治者從全國人口0。2%的精英轉換成了0。7%的精英，法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被佔有土地的名流統治，只是人數略有增長，路易·菲利普用拿破崙時代的“自由與秩序”取代了大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並試圖用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巴黎女人》取代《馬賽曲》，所以最終他也將在1848年響徹巴黎的《馬賽曲》中走向覆滅。從這個角度而言，奧爾良王朝之所以被視為資產階級政權，更多是因為他們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政權，而這種宣稱則進一步導致英國式政權在法國的徹底失敗。

接受聖西門思想的法國左翼重拾起西耶斯的第三等級論，將資產階級視為新時代的貴族，激進共和主義者米永寫道：“貴族制的遺骸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又重新復甦了，讓我們繼續推翻它吧！”甚至連天主教也成為左派的思想資源，聖西門主義者從基督教中提煉意識形態，他們在1848年宣稱只有民主共和主義才能在資本與信貸帶來的惡行，實踐福音的承諾。就像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者將兩院制、聯邦制以及權力平衡視為對祖國的分裂一樣，法國人再一次否決了英國式政體。換句話說，1848年的革命者不僅反對奧爾良王朝本身，更反對作為奧爾良王朝政治基礎的英式政治理念。

為什麼法國始終無法建立一個自由的、中間階級的英國式政權？薩拉·梅薩認為這涉及到法國政治文化中的一些關鍵因素，比如不可分裂的人民和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因素。英國式政體立足於少部分精英的統治，然而奧爾良王朝的反對者始終高舉著普世主義和精神性原則，即使面對著19世紀的階級分化，法國人也從未將其視為一種客觀事實，而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礙，而國家則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從這個角度而言，在法國的語境中，“資產階級君主制”這個詞就像“人民富豪”一樣，本身就是矛盾的，因為君主制必須代表整個民族，而不能僅僅是某個階級，即使他是中間的那個。

福音書只承認兩種形式的偉大，權力和貧困，前者演變為整合並超越左、中、右三個派別利益的波拿巴主義，後者則演變為代表整體性人民的共和主義，從這個角度而言，近代法國的政治鬥爭不是在左派與右派之間進行，而是在左翼的共和主義與統合左中右的波拿巴主義之間進行，在那些聲稱自己代表（represent）人民的一方與就是（embody）人民的一方之間進行，介於兩者之間的奧爾良式中間道路的探索只能走向失敗，他沒有任何超越性，他就像路易菲利普本人那樣世俗而平凡——一個拿著傘的國王。

奧爾良王朝在近代法國的尷尬地位，進一步促使我們對一些傳統的概念進行反思，比如——西方。當我們在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時，首先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於：西方真的是一個整體麼？今日我們所說的西方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只是“英美”，而不能涵蓋歐洲大陸，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國人是如何反對、抵制英國式的政治理念，他們始終相信國家與民族的神聖與不可分割，而英國式的平衡在這種普世主義觀念下，在實際上被等同於分裂，因此他從未在法國生根發芽。也正是因此，薩拉·梅薩在《法國資產階級》的結尾中提及：英美模式或許並非式西方文化的典型，而只是一種“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