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我精神導論》披露傅雷——夫婦雙雙自殺真相！

傅雷真相

傅雷是中國翻譯大家，可提及他總有濃重的悲劇色彩。資料介紹，傅雷1931年秋回國後，致力於法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工作，譯作豐富，行文流暢，文筆傳神，翻譯態度嚴謹。在1966年的一個孟秋之夜，9月3日夜晚，58歲的翻譯大師因不堪忍受紅衛兵的毆打、凌辱，與他的夫人朱梅馥上吊身亡。

傅雷譯作多為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名著，《傅雷譯文集》十五卷共五百多萬字，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鉅著。評價說：“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他譯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作為音樂鑑賞家，他寫下了對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賞析；他寫給長子傅聰的家書《傅雷家書》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經感動了數百萬讀者。在《貝多芬傳》裡，傅雷以一位音樂鑑賞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筆與貝多芬心靈相通，在與命運的搏鬥中彼此呼應”。

話說，這樣一位貨真價實的學貫中西學者，為何如此選擇自己命運歸宿？以下是好友們對傅雷的評說——“傅雷滿頭稜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園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傅雷是個有個性、有思想的鐵漢子、硬漢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麼都重”。“傅雷這個人，我覺得是，在反右裡面，應該講是最沒有反黨情緒的，最想我們的黨變得好一點的人。結果後來，在反右以後被批判的是最厲害。這個我想傅雷的理想的頭，碰了一個那麼大的釘子，碰到的頭破血流，跟他後來不斷地失望，到最後走上自殺的道路，是應該有關係的”。

妻子朱梅馥說“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瞭解他。他一貫的秉性乖戾、嫉惡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苟，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畫家黃苗子說：“傅雷非常愛這個國家，所以對這個國家的要求也很嚴格。他愛他自己的文章，愛他所翻譯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對它們非常認真。”於此，傅雷在他所翻譯的作品中，對《約翰•克利斯朵夫》可謂最傾情、最鍾情。

一九三七年傅雷為這部譯作的獻辭這樣寫道：《約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說，——應當說：不止是一部小說，而是人類一部偉大的史詩。它所描繪歌詠的不是人類在物質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經歷的艱險，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內界的戰跡。它是千萬生靈的一面鏡子，是古今中外英雄聖哲的一部歷險記，是貝多芬式的一闋大交響樂。願讀者以虔敬的心情來開啟這部寶典罷！戰士啊，當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個時，你定會減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將永遠在絕望中再生了罷！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先得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

儘管如此，傅雷在現實面前還是沒“戰勝內在的敵人”，而這與約翰的命運也有諸多的相似。《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透過主人公一生經歷去反映現實社會一系列矛盾衝突，宣揚人道主義和英雄主義的長篇小說。小說描寫了主人公奮鬥的一生，從兒時音樂才能的覺醒、到青年時代對權貴的蔑視和反抗、再到成年後在事業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後達到精神寧靜的崇高境界。羅蘭經過10年的勞動才完成這部史詩體小說，在結束最後一卷的序言時說：克利斯朵夫，我們必須滅亡，為了得到新生。因為他已經耗盡了自己的力量，走到了人生旅程的盡頭；如果再要前進，他就必須克服使他停頓的障礙物。“現在要輪到你們了，當代的人們，青年們！前進，把我們的身體當做階梯，向前挺進吧。比我們更偉大、更幸福吧。”

故事的結局這樣描述——在患病中，約翰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顧。他認為“我的目的達到了”，“青年時期拼命的努力……頑強奮鬥，為了要跟別人爭取自己生存的權利，為了要在種族的妖魔手裡救出他的個性。便是勝利後，還得夙夜警惕，守護他的戰利品……友誼的快樂與考驗，使孤獨的心和全人類有了溝通。然後是藝術的成功，生命的高峰……不料峰迴路轉……遇到了喪事、情慾、羞恥——上帝的先鋒隊，他倒下了……劈面遇到上帝……努力在主替我們指定的範圍內完成主的意志。”最後，他死了。聖者克利斯朵夫背一個小孩過河。這孩子很重，他便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於此，這個孩子在傅雷的心裡，其實就是大兒子傅聰，正是有了這個孩子的存在，所以傅雷死而無憾！直至，死得決絕和慘烈。傅聰1934年生於上海，8歲半開始學習鋼琴，9歲師從義大利鋼琴家梅百器。1954年赴波蘭留學，1955年3月獲“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名和“瑪祖卡”最優獎。1959年起為了藝術背井離鄉，轟動一時，此後浪跡五大洲，隻身馳騁於國際音樂舞臺，獲得“鋼琴詩人”之美名。

眾所周知，對文學作品的翻譯，也是一個再理解、再創作過程，從傅雷獻辭所謂“願讀者以虔敬的心情來開啟這部寶典罷”，可見傅雷對該作品傾注的心力之深，可以說約翰的影子和命運已經融化到傅雷的精神骨髓，傅雷對約翰由理解、同情到認同，經歷醞釀了近三十年之久。也可以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之命運結局在傅雷精神世界裡感應並演繹了多年。

據講，在一個沉悶、恐怖的夏天的某一個晚上，傅雷的老朋友周煦良來看他。傅雷對他說：如果再來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在經歷“反右以後被批判的是最厲害”之後，傅雷早就在思維深處種下了與約翰命運“同病相憐”的伏筆——約翰的路就是自己的路，約翰的結局也就是自己的結局。傅雷在家書裡講過：只有事實才能證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動才能表明你的心跡。

可以說，傅雷的譯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為傅雷之死之自殺打下了思維與邏輯基礎，在紅衛兵凌辱等芝麻大誘因作用之下，之我絕然割斷理智，傅雷任由思維所設計的“約翰程式”演繹下去，結果自殺便發生了。實事求是來講，文革中因紅衛兵凌辱而自殺的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還都賴活著。史料記載，1932年傅雷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朱梅馥結婚，朱把一切獻給了丈夫和孩子。按照他們的朋友楊絳女士的評價，朱梅馥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能幹的主婦”，還是傅雷的“秘書”。

1954年，傅雷譯畢了巴爾扎克的《夏倍上校》（附《奧諾麗納》、《禁治產》），三個中篇都以夫婦之間的悲劇為題材。三個品德卓越，人格超群的男子，卻遭遇了慘酷的命運。奧諾麗納是三個女性中最純潔最嚴肅的一個，但因為追求想入非非的愛情，對人生抱著不可能的奢望，終於造成了無可挽救的悲劇，與丈夫同歸於盡。作為傅雷妻子兼秘書，朱梅馥不可能不受到奧諾麗納的洗禮，況且“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我愛他，我原諒他。”傅雷自己曾說：“自從我圓滿的婚姻締結以來，因為梅馥那麼溫婉，那麼暖和的空氣，一向把我養在花房裡。”在這裡可以說，翻譯成就了傅雷，可譯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卻促使傅雷選擇了一條異樣的通往天堂之旅，而“圓滿的婚姻締結”又加重了悲情色彩的顏料分量。顯見，天堂之路的編排程式傅雷夫婦早就在腦海演繹多年了；借文革風暴，雙雙之我與思維跳閘短路，於是譯著情節在人間復活重演了。

話說，在人間看來的悲慘，演繹在陰間也許就是浪漫。對於傅雷夫婦而言，實則以自殺在實踐之我的浪漫，由此點燃了之我熊熊巨火，並用此行動觸動世人——“願讀者以虔敬的心情來開啟這部寶典罷”。在世俗的眼光裡，死對活著的人來說可怕的，而對求死者來講則可能僅是打了個噴嚏。如此看，傅雷的話題也就沒先前那般沉重了。對傅雷夫婦而言，選擇死才是他們彼時人生可選擇方案中最完滿的結局，因為他們共同譯著的“寶典”已經浸透了他們的思維和精神。他們用非凡之舉，擊響了“寶典”之鼓，用之我之火演繹“寶典”的神聖——“戰士啊，當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個時，你定會減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將永遠在絕望中再生了罷！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先得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實則，傅雷夫婦在用生命的絕唱演繹“寶典”，實踐並實現戰士的誓言，遺憾的在於世人一直都沒有讀懂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