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是外國人馴化的？中國有自己的“家羊之路”，今天依舊羊肉飄香

提示：這就是中國人的“家羊之路”——羌人馴化了羊，並伴隨著他們的遷徙讓家羊遍佈中國各地，在亦農亦牧的地方既種植也放牧，在適合放牧而不適合於種植的地方遊牧，在適合種植的地方理所當然地圈養。家羊，從中國西部的高地上緩緩而下，走遍中國各地，與神羊阿蒙和牧神潘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商代晚期青銅禮器四羊方尊

所謂“家羊之路”，就是羊被馴化和傳播之路，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被馴化的羊（家羊）是從哪裡來的。

家羊分為兩種，即山羊和綿羊。今天，很多歷史學家都認為，在1萬多年前，人類的農業文明開始從西南亞興起時，當地的野山羊和野綿羊分別被馴化，然後隨著人類的遷徙被傳播到了世界各地，這就是山羊和綿羊的起源。

《羊年談羊》是中國林業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李湘濤綜合了這種觀點的種種言說，認為家羊的馴化以亞洲西南部為最早，家畜綿羊和家畜山羊幾乎是同時期馴化的。並說：早在公元前9000年，伊拉克北部的若瓦舍密和沙立打山洞就出現了家化的羊。約旦的傑里科地區，大約在公元前8500年開始馴養羊，在伊朗北部的裡海沿岸也在公元前6000年開始馴養羊，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後，山羊已經遍及西南亞地區。

如此，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家羊之路”也便被人們沿著絲綢之路定調了，即家羊是沿著亞洲西部的約旦一帶傳入中國的。我們暫不說這種說法對還是不對，先來看看另一本書——《羊圖騰》（廣東南方日報出版社，2010年），這本書全名叫《羊圖騰：中國人也是羊的傳人》，在挖掘、整合中華羊圖騰的歷史、文化的同時，展示了中國人羊圖騰文化內涵的精髓和博大精深的羊文化。但是，在一些寫家的引用裡，卻總是拿古代埃及太陽神的前身就是神羊阿蒙、古代羅馬傳說中的畜牧之神潘（又名福納斯，頭上長著一對山羊角，下半身長著一條羊尾巴與二條羊腿）的形態是半人半羊等等說事，進而信誓旦旦地認為，羊的馴化從西南亞開始。

西周時期青銅羊尊

怎麼馴化的？傳言中是那裡的人們首先發明瞭網，要比石器或一些其他工具捕捉野羊容易多了，漫山遍野地，人們佈網捉羊，捉來得多了，吃不完怎麼辦？那就把它養起來吧，而長時間地養起來，就意味著野羊被馴化，成了家羊。所以，是誰先馴化了羊，還有一個誰先發明瞭網或者率先把網用於捕獵的問題，是亞洲西南部的先民嗎？傳言中沒有答案。

我們要說的是，今天一些所謂的學者，在研究所謂的歷史的時候，總有一種崇洋媚外的心理，總喜歡拿西方或者國外的歷史來拿捏我們的歷史和文化，以至於在關鍵時候間歇性地忘記我們的歷史和文化。伏羲，華夏民族人文先始，是中國古籍中記載的最早的“王”，楚帛書記載其為創世神，是中國最早的有文獻記載的創世神。“伏羲”二字含有將野畜降服成為家畜以供吃用、犧牲之意，“羲”字又以羊為部首，與羊的馴化不無關係。羊，因為相對於牛和豬而言，其性格溫順，比較容易馴化，從我國古籍的記載來看，中華先民早在夏王朝之前就學會了養羊，或者說是把羊給馴化了。《楚辭•天問》中說，夏啟在征服了有扈氏後，把俘虜罰作“牧豎”，強迫他們成為從事放牧牛羊的奴隸。這就是說，我國早在夏朝就有了為社會上層飼養牛羊的奴隸了，牛羊不但在當時已經被馴化，而且，養牛養羊在當時已經是一種創富的手段，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了。

青瓷羊

古羌族是我國古代民族中極其重要的群體，分佈範圍廣，部落支系繁多，對中國歷史和民族發展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羌人就是“羊”和“人”，他們就是我國曆史上最早學會了養羊的人，或者說是馴化了羊的人。同時，他們也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早成功馴養動物的族群，至少亞洲牛、羊、犬均由他們馴化而來。這個族群是以羊為圖騰的，而其崇拜的羊圖騰，甚至影響到了中華民族的主圖騰是龍圖騰。所以，今天的學者一般都認為，龍羊一體、龍中有羊，羊圖騰與龍圖騰一起形成了完整的中華和諧文化形象。甚至認為我們“與人為善”、“和而不同”、“中和”、“祥和”等等民族文化，均來自於羊圖騰和羊文化（楊冠豐《羊圖騰》）。

所以，我們看到的還應該有這些，而不僅僅是神羊阿蒙和半人半羊的牧神潘。應該看到，在人類之初，羊這種動物就是與人類相生相伴的，至於由野羊到時家羊，當然存在著各處的人們各自的馴化，而不應該是單一馴化，再由某地向各處傳播。道理是很簡單的，如同孩子出生後，即使家長們不讓他們去上學，他們到了一定的年齡，也都會一些簡單的數字加減，其中就是環境的使然。馴化羊在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應該不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不存在單一馴化的問題。所以，“家羊之路”從西亞沿著絲綢之路至古代中國，完全就是一個偽命題，不存在。

陶羊

如果說，在古中國境內還存在“家羊之路”，那也一定和古羌族的遷徙有關。相傳，古羌族最早分佈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州（今甘肅臨潭）、岷州（今甘肅岷縣）之西的廣大地區。先秦時期，他們大規模的遷徙有三次：

第一次是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的虞夏之際，一部分羌先民因佐大禹治水有功而留居黃河以南，被封為許多方國；第二次是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周幽王廢申後，申侯發動包括羌民在內的西戎人攻入鎬京殺死周幽王，一部分關中的羌民東遷到洛陽附近；第三次是秦襄王五十五年（公元前638年），秦國與晉國協議，將今甘肅隴山一帶的羌民遷至今晉南、河南嵩山一帶。

東漢後，古羌族遷徙更加頻繁，於是便有了“東羌”、“西羌”之說。西羌人仍是原來意義上居甘肅隴右地區、青海湟水河谷、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廣大地區的羌人；東羌人則指內遷到安定（今陝北榆林）、上郡（今寧夏固原）、北地（今內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帶的羌人，乃至於以後逐漸融入當地及其周邊名民族當中。

應該看到，無論是古羌族還是“東羌”、“西羌”，他們生活和遷徙的路線，均處於亦農亦牧的地帶，他們在這一帶既可以放羊也可以種地，或者說是可以定居下來養羊，而不是一直居無定所的遊牧。這是地理和氣候的結果，也是中國人的“家羊之路”——羌人馴化了羊，並伴隨著他們的遷徙讓家羊遍佈中國各地，在亦農亦牧的地方既種植也放牧，在適合放牧而不適合於種植的地方遊牧，在適合種植的地方理所當然地圈養。家羊，從中國西部的高地上緩緩而下，走遍中國各地，與神羊阿蒙和牧神潘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源於古代羌人的現代羌族

和古羌族對我們的歷史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一樣，家羊也對我們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了文化上的，羊作為重要的家畜，羊毛和羊皮在我國古代貿易中就有著重要的地位，過去我們打匈奴、古匈奴，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防止他們搶奪我們的糧食，而我們的進攻也不能說沒有想要得到他們的羊毛和羊皮的因素，因為在還沒有棉花的年代裡，再沒有比羊毛和羊皮更便捷和更容易擁有的衣料了。

西漢時期，賢人卜式在養羊致富後，願意捐出一半家財，支援對匈奴的征伐，當然不是為了得到更多的羊毛和羊皮，但同樣有羊毛和羊皮的我們可以用它來幹一些更高階的事情，比如，春秋時代秦國的著名宰相百里奚，從前就是用5張羊皮換回來的。羊在這裡作為一種財富，推動了我們對於人才的利用，這背後是中華各民族相互的發展和融合。

然而，對於老百姓而言，羊更多代表著我們的財富榮耀。《後漢書•西羌傳》中說，西北地區“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的興旺景象隨處可見，養羊事關國計民生，是西北地區甚至超過了農業生產的一種重要產業，唐代更在這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漢代的基礎上培育出了河西羊、河東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蠻羊等許多優良品種。社會上層不僅吃著羊肉，流行以肥為美，還把陶羊、青瓷羊及羊圈作為高貴陪葬品隨葬。時至今日，在古羌族當年遷徙而過的那個亦農亦牧的區域，人們還把養羊當成一項最重要的副業，更別說由這個區域延伸至那些只能遊牧的區域的人們了。

可以說，自中國“家羊之路”是這樣的：自甘肅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的廣大地區向周邊不斷延伸和擴散，可以深入到每一個村莊，每一戶人家，還包括著每一座帳房。一句話：只要是羊能活的地方，都有“家羊之路”的存在，就像羊肉可以被運送到每一個地方。歷史，在這裡是一個極其廣闊和深厚的概念，事實也是這樣的，而它，更需要那些研究歷史的人有著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更高層次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