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如何長成：對1970年代以來監控體系的量化分析

本文首發於“量化歷史研究”。

天眼，如空氣般無處不在。如此重要的題目，自然會引起量化方法的研究。之前相關文章，仍以“線人”為主［1］，少了幾分科技氣息。Burke剛剛刊出成果，彌補了這一缺憾。簡言之，藉助1970年代以來的美國監控體系網路資料，他有以下發現：首先，監控規模持續擴大；其次，監控網路內部的聯結愈發緊密；最後，“公”和“私”的界限越發模糊。

圖1 2000年代，以國家安全域性（一般簡稱NSA）為中心的監控體系網路主要節點

文章主要著眼有二。一，監控在擴張。這一點，既有成果很多。二則更加獨特，瞄準監控的“聚合體”［2］特性。簡言之，監控體系之所以駭人、棘手［3］，在於“無邊無際而無定型”：體系無須藉助中樞，即可不斷消化新的節點、技術和人，最終籠罩生活每一側面。（修辭上的）“公”“私”分界看似存在。不過，這一浮飾，反而導致個體難以感知聚合體的全貌。

圖2 1970年代時的監控網路。藍色：公有主體；紅色，私有主體；紅藍圓圈大小，對外連線的數量；紫色，公私之間的關聯；灰色；公私主體各自內部的關聯。左下角是不同節點的度（連線其它節點的數量）的分佈

原文致力勾勒“監控聚合體”形貌。資料來自ICWatch，涵蓋數萬從事監控產業的實體，主要由“稜鏡”等專案流出資料核查、蒐集、整理而成［4］。從數萬實體，又可搜出數十萬從事監控產業的個體。當個體由一家監控實體轉入另一監控實體［5］，即可在兩家實體間聯結一條邊［6］。聯點、聚邊而成圖，監控體系圖拓撲結構的歷時變化，即為主要結論。

圖3 2000年代時的監控網路。圖例同上

圖2、3展示了1970和2000年代的監控體系網路［7］。可見，相比30年前，“吃監控飯”的數目顯著增加，

網路節點

數，增加約40倍。同時，“公”“私”體系內部，各節點（對應於監控實體）的相互聯絡均顯著增加。“公”“私”之間的勾連，尤其突出：2000年代之前，大部分聯結髮生在“公”、“私”體系內部；2000年代後，跨部門的聯結佔到了多數。

表1 1970-2000年代間，監控體系網路主要指標的變化。縱向各指標：節點數目、連線數目、連通組分數目、集聚程度、網路直徑、網路中心度、節點間路徑平均長度

對資料的進一步分析，印證了上述觀察。首先，節點和聯結數顯著增加。其次，從連通部分的數量看，如果說，2000年代之前，體系還有“孤島”，2000年代後，“聚合”已然完成。最後，對應於上述變化，監控體系網路的集聚程度和中心化程度，均有顯著上升。增速隨時代不同存在差異。這初步佐證了“聚合體”概念：大網之下，並不存在有意義的分界。

圖4 2016年，世界監控產業內部分企業的分佈［8］

文章留有少許缺憾：資料質量可以改進［9］，對網路變化原因的分析不夠深入，未能納入國際層面情況［10］，等等。儘管如此，文章無疑是監控研究上相當精彩的進展之一。除開繼續挖掘現有資料，無論是探索“公”“私”之間“水”“乳”交融的具體機制、實踐和效果［11］，還是透過“監控監控者”［12］的方法維護隱私，都是正在湧現成果、又值得思考的方向。

［1］ 例如，可以參見之前推文《透明世界裡的漫長陰影——斯塔西監控的長期負面影響》和《大災來襲，如何獲取地方資訊：來自東德的證據》。

［2］ 有關“聚合體（Assemblage）”的原始涵義，一般地，請見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 Bloomsbury Publishing， 1988。對有關概念的深入分析，見於Haggerty， Kevin D。， and Richard V。 Ericson。 “The surveillant assemblag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4 （2000）： 605-622。這一概念在

人文地理

等相關領域亦有應用，例如，可參見McFarlane， Colin。 “The city as assemblage： Dwelling and urban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9。4 （2011）： 649-671。

［3］ 與此處討論相關、又可帶來些許直觀感受的文章之一，見Walter Kirn短文“If You‘re Not Paranoid， You’re Crazy”。

［4］ 對此述監控體系的直觀敘述，不妨參見當事人之一的自述，Snowden， Edward。

Permanent Record

。 Metropolitan Books， 2019，又見於Gellman， Barton。

Dark Mirror： Edward Snowden and the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

。 Penguin， 2020。

［5］ 此處資料主要來自領英，顯然會有許多偏誤。原文有所討論。

［6］ 此處資料顯然無法完整勾勒監控實體間的關聯，原文有所討論。

［7］ 1980-1990年代之間，監控體系亦有發展，但遠不及2001年以後的增速。

［8］ 資料來自Privacy International。 “The Global Surveillance Industry。” （2016）。相應資料已有大量更新。原文與更新資料，尚涵蓋監控企業與各國政府交易監控技術或工具的記錄，亦可為此處佐證之一。

［9］ 當然，這確實是個非常吹毛求疵的挑刺。

［10］ 監控國境內外國人，再國際互換資訊，是繞過本國法律的妙招之一，也是歐美多國大半個世紀來始終貫徹的技巧。相關分析，例如，見於Milanovic， Marko。 “Human rights treaties and foreign surveillance：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

Harv。 Int‘l LJ

56 （2015）： 81。

［11］ 例如，可見Beraja， Martin， David Y。 Yang， and Noam Yuchtman。 Data-intensive Innovation and the State： Evidence from AI Firms in China。

No。 w2772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2020。

［12］ 有關“監控監控者（Sousveillance）”的闡述和絕佳應用，請見Mann， Steve， Jason Nolan， and Barry Wellman。 “Sousveillance： Inventing and using wearable computing devices for data collection in surveillance environments。”

Surveillance & Society

1。3 （2003）： 331-355。利用與本文相近資料開展的嘗試，例如，可參見Van der Vlist， Fernando N。 “

Counter-mapping surveillance

： A critical cartography of mass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after Snowden。”

Surveillance & Society

15。1 （2017）： 137-157。

文獻來源：Burke， Colin。 “Digital Sousveillance： 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US Surveillant Assemblage。”

Surveillance & Society

18。1 （2020）： 7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