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桃花源記並詩》

桃花源記並詩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鹹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

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

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

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

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

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

諄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

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作品系年

這篇作品作於晉亡以後，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左右，永初三年陶淵明七十一歲。

釋義

這是陶淵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篇經典之作。它的影響是如此廣泛。現實生活總是不能夠符合人的理想，期望遠方別處能有一塊全新的土地、一個真正的樂土可讓我們前往，是多少時代以來無數人們的夢想。

一個美妙而歡樂

像人一樣純樸的所在

——亞歷山大·勃洛克

這篇作品裡的桃花源詩現在往往被人們多少有些忽略了，但這首桃花源詩寫得也是非常好的。王夫之在他的《古詩選評》裡是選進了此詩，稱讚它“一往靜密，百六十字殆無懈筆”。

這篇作品是陶淵明晚年最具代表性、也是他非常用心創作的作品。這篇作品的詩和記是一個整體，是絕對不可分的，以往人們選這篇作品常常忽略了這一點。

大概桃花源中的情形，往往都是當時的鄉村生活以及現實社會的反對，它的光明、寧靜、仁愛，它的平等、無階級性、自治性，等等。

《桃花源記並詩》應該可以算是陶淵明理想的烏托邦。它是一個相對中國來說非常小的地方，後來北宋那位王安石很看重的大氣磅礴、英年早逝的詩人王令便曾經把它改造擴充了一番，成為有些類似於時下的網路小說中常常會有的那種神奇廣闊的地域。是不是後來的王令就後來居上，比早先的陶淵明意見更加高明瞭呢？或者也未必。

春秋時的老子曾經理想天下都是“小邦寡民”，現代西方的有些學者也是說，小的國家中人的活動更有效率、也更符合人性。

陶淵明的一生也曾去過當時一些很大的城市，並且在一些大的城市任過職。暮年的他是說，他最渴望生活於其中的就是桃花源這樣一個比較小的地方。既然這是他作為一個傑出的思想家說出來的，這之中應該還是很有些意味的。

為什麼在中國古代，只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有過百家爭鳴這樣的思想發展情形？我想，這是和當時中國事實上已經分為諸多中小國家是有很大關係的。所以我們在後來的大一統時期再也見不到中國文化有類似這樣的發展情形。

古代中國作為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農業社會的大一統國家，它的思想文化的發展有得益於此的一面，也有受限於此的一面。作為這樣的大一統的古代農業社會國家，它必然要尋求思想文化上的強大連續性，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出於這一動機。

漢以後的這樣整個社會趨於一致的正統思想文化氛圍，一方面給社會帶來穩定性，帶來某些有利於文化發展的好處，另一方面也易於造成思想文化的保守、缺乏敏感，新的思想難於產生，產生了也難於得到認可。像朱熹和王陽明的思想都遇到了這一類的情形，其實朱熹王陽明的思想還只是屬於儒學思想內部的變革。陶淵明思想上的那些創見在他之後一千多年中不能夠得到人們的理解，這也許正是原因之一。

以烏托邦思想著稱的現代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如是而言：

世界是不真實的，但它想透過人和透過真理而回到家園。

只是在我們心中，那光還亮著，因此我們現在要開始這通向它的奇妙的旅程，該旅程通向對我們的正在覺醒的夢的解讀，通向對烏托邦的核心概念的實施。

在此我們明確不過地發現，陶淵明是一個世界級的思想家，因為幾乎所有近代和近代以前能夠設想出這樣的烏托邦的思想家都是世界思想史上能夠佔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陶淵明這裡設想出的烏托邦應該是基本上符合烏托邦這一語詞本來定義的烏托邦，合乎理想，幾乎完美，看起來不可能實現。

暮年的陶淵明認識到，在現實世界中他不可能尋找到真正的家園。於是他虛構、幻想出了這樣一個合於他內心期望的美麗寧靜的家園。這裡再也明顯不過地說明，陶淵明對現實中的一個美好寧靜的田園的尋求根本上是失敗的，能夠讓他感覺美好的時光總是一些片斷，遠非整體。

所以《桃花源記並詩》具有一種抒情的性質，就是說這個桃花源深深打上了陶淵明情感的烙印。卡夫卡說：“文學力圖給事情蒙上一層舒適的、令人高興的光，而詩人卻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實、純潔、永恆的領域。文學尋找舒適安逸，而詩人卻是尋求幸福的人”。依照卡夫卡這話，我們就可以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並詩》是地道的詩人的作品。

雖然想在現實中實現烏托邦式的理想是極其危險並且常常根本錯誤的事情，但是“烏托邦中也存有真理”（別爾嘉耶夫）。陶淵明在這篇作品中表現出的烏托邦思想，應該是繼承了阮籍的烏托邦思想，而有些發展也有些不同。

陶淵明這篇作品是對所謂田園詩人和田園詩歌的徹底揚棄，它充滿理想主義的光輝，它的理想有多光明，現實（包括現實的田園）也就有多黑暗。它創造了一種真正光明美好寧靜的田園生活的景象，雖然只是在幻想中。

這篇作品也是對於一切君主專制政治的徹底否定，它很可能已經是在說——只有在國家消亡的地方，人才能真正生活。許多年後，大思想家尼采亦如是而言——只有在國家消亡的地方，人才能真正生活。另一位大思想家馬克思則預言說，國家的凋萎，就是人類真正歷史的開始。至於日本著名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則是未免有些荒謬。

陶淵明曾經的理想社會是上古的黃唐時期，這一次他是把自己理想的社會以一種富於詩意的方式寫到了桃花源裡。

社會主義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人的奴役和自由》中說：“這個世界的客觀現實是最後一個堅固的冥頑的現實，我常常從思想和情感上否棄它。”“我否棄現代社會的全部根基。”這一次陶淵明也是在說，對於這個他生活其中的現實社會，他是從思想和情感上根本否棄它。

別爾嘉耶夫說：“就我的哲學生存來說，它不僅企盼認識世界，也企盼變革世界。”作為思想家和詩人的陶淵明顯然也企盼變革世界，不過他並沒有別爾嘉耶夫的思想那樣深刻而清晰，也沒有別爾嘉耶夫那樣積極的革命精神。

北島說，“革命和詩歌共享幻想和激情”。為什麼？因為這個世界本來是極為缺乏詩意的，黑暗、殘酷、荒謬、混亂，而人實際是這個世界的異己者。雖然早期的人類生活苦難深重，矇昧而艱難，沒有多點詩意可言。但他們還是漸漸地想要詩意地棲居在這天空下和大地上。所以對於這個真實世界，詩意常常會是表現出革命的性質。做為真正的詩人，陶淵明於此展現出他的“幻想和激情”：一個光明美好的世界，沒有壓迫和苦難，所有的人都能夠幸福寧靜地生活。所以這是一篇小說，但卻是一篇充滿詩意的小說。

這是陶淵明最後一個時期的作品，應該寫於東晉滅亡之後。袁行霈先生曾以為，既然桃花源的形成是距秦末五百年，則文中所敘之事應該是西晉太康年間的事情，如果說是在東晉太元中，距秦末就有六百年了。這種看法顯然是不合適的。這終究是一篇完全虛構的作品，五百年不過是大概的約數，沒有必要糾結在這種比較瑣屑的地方，我想陶淵明寫桃花源的時候大概是沒有很算清楚。

就作品的具體內容而言，故事發生的時間只能是在東晉，而不是西晉，否則它的感發力量便減少了很多，想想西晉之後中國又經歷了一次慘酷的戰亂就可以想到這一點。看文中那句“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雖是說桃花源中人們的情形，實際卻也暗含陶淵明自己內心之深慨。戰國以來，多少王朝興替，究竟有幾次是真正必須的？它們是帶來了那麼多的災難困苦。所以這個故事一定是要發生在又經歷了很多社會動亂民生疾苦的東晉，才能使這句話更富於感興的力量。對於作為一個優秀的思想家和傑出詩人的陶淵明，處理這種問題自然是他的當行本色。

從這篇作品中，我們也能看出陶淵明對於東晉的態度是矛盾的。因為其出身經歷，陶淵明對東晉是有一些感情的，所以他在有時候必然會有一些矛盾，一些深刻而無從釋去的糾結矛盾。他是一個優秀的思想家，但卻不會僅僅是一個優秀的思想家，在某些方面他和常人其實一樣，對曾經的那些歲月多少總有些割捨不下的思戀。也許在一切人的人生裡，是多多少少總有一些曾經的歲月是深深融入到了他們的生命和靈魂裡。

一方面桃花源的故事是發生在東晉，這顯然是有些意味的，當時已是劉宋的時候了，陶淵明潛意識裡還是有些思念故國之情。另一方面，這個故事中的東晉顯然又是令人失望的，它被桃花源反襯得沉悶無聊而且黑暗。

“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裡也讓我們再一次看到漸近垂暮之年的陶淵明的哲學思想：從秦以來到這時的劉宋，所有的時代都是黑暗的，人和制度從未成功過，從道德理想的一面而言，也都是隻能被否定的。

也許東晉要不是在陶淵明暮年之時亡於劉宋，而是在陶淵明死後才亡國，世間就沒有《桃花源記並詩》這篇偉大的作品。也許這樣來想，《桃花源記並詩》就是含有了一種救贖的意味，陶淵明終於是使東晉之亡於劉宋並非毫無意義，使先前秦漢魏晉的種種悲慘黑暗冷酷的王朝變換並非毫無意義。他現在以一種光輝溫暖的抒寫從它們開始而創造出了一種意義。

比爾·波特的《一念桃花源》中說：“在現實世界裡，在每個人住的地方，在不同的生活環境裡，我們是否可以在心裡營造自己的世外桃源？”

可凡是以為桃花源可以營造在自己一個人的內心裡的，那都是沒有完全看懂陶淵明的這篇作品，都是多少誤解了這篇作品。可能每個人都會在自己的心中漸漸造出一個美麗的夢想，可陶淵明這篇作品中的桃花源並非僅僅是這樣的夢想。這篇作品中已經明確地告訴我們，現實中沒有幾個人去追求這個桃花源，而這種追求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絕不是可有可無的。

有的解釋說這篇作品是針對劉宋的，秦就也暗指劉宋，陶淵明是在表示自己決心不仕劉宋，這未免是小看了陶淵明，也高看了劉宋。

也許就是因為陶淵明親身經歷過很多封建專制政治的黑暗現實，陶淵明才對一切舊時代的黑暗專制政治表示了徹底的反省和拒斥。作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和傑出的思想家，他必然要努力去設想如何能夠超出這種黑暗的封建專制政治。

在陶淵明創造出來的桃花源這個理想的境界裡，沒有任何專制政府的存在。這一點上陶淵明和阮籍何其相仿，我們在阮籍的那個美好的烏托邦式的理想裡也一樣看得到這些：“明者不以智勝，暗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陶淵明的詩歌創作是這樣明顯地學習阮籍，也許很大程度上就因為——他們有比較接近的經歷和思想歷程。

當然，也如有的學者說的，在這桃花源裡也明顯看得到《禮運》中孔子說的大同世界的影子。老年陶淵明的思想發展到《桃花源》，一個明顯的重要改變是——儒家的“聖王”思想終於消失了。這是有些像阮籍。當然阮籍提出的更像是一個烏托邦，他考慮了其中的人們仍然會有強弱明暗的不同，而陶淵明的桃花源則更富於一種抒情的詩意，裡面的人們全都是近乎純然的光明喜樂。阮籍和陶淵明作為魏晉時期優秀的思想家，他們都從中國本有的思想，都從對他們的時代以及先前的歷史的深思中，發展出他們的烏托邦式理想。

桃花源這樣美好的境界大概是存在於陶淵明的想象中已經比較久了，只不過這一次陶淵明終於是把它如此直接而清楚地抒寫出來。這是一篇非常純粹的文學作品，一篇充滿詩意和富於趣味的小說。可惜陶淵明這時候已是他人生的暮年了，如果他能夠再多活些年，沒準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偉大的文言小說家的誕生。

《桃花源記》是一篇寫得非常好的小說。“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南陽劉子驥是真有其人，可是這裡的事情卻純屬虛構，很熟練的小說筆法。“後遂無問津者”，簡單幹脆自然而又意味深長的小說結尾。

就一個人聽說了桃花源的事情而要去尋找桃花源，而這個人還是沒有去尋找就病故了。這篇作品的最後，陶淵明說自己也要去尋找。算是又有一個。

“自雲先世避秦時亂”，陶淵明豈非也是生活在一個和“秦時亂”一樣的亂世，只不過陶淵明想避開卻是無法避開，而只能幻想出一個如此寧靜美好而又遠離俗世的桃花源。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而後面的詩又云“衣裳無新制”，這裡是不是相互矛盾，是不是如有的學者猜想，陶淵明的原文被後人改動成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文字，從而產生了矛盾？

不過我以為這裡並不存在矛盾，“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是就大致而言，是說桃花源裡的人們穿的衣服和外面鄉村的人們大致上都差不多，而且從故事的情節發展來說也應該是這樣的，不然桃花源中的人們的服裝和外面的人們截然有異，從故事的效果上來說就比較失敗了。我們知道，在古代農業社會的農村往往是非常封閉的，其中人們的生活狀況包括衣服的樣式往往是很長時間裡都沒有一點改變的。“衣裳無新制”則是言其古風猶存，服裝並不追逐時下新穎的樣式。所以可以說，兩處算不上有矛盾。也許這裡我們還是應該把這篇作品當作一篇虛構的小說來看，不必過於在這樣的細節處太過認真計較，我們不能夠要求晉宋之際的文學作品具有現代專門研究者那樣的關於歷代服飾史的知識。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這裡的“曖”，是“模糊不清”的意思，或者也有“掩蔽”的意思。

陶淵明在這裡制定了他們往來的“度”，一個小規模的農業社會中人們往來的合理的“度”：

不是頻繁的，不是常常人來人往很熱鬧的，像稍大的城市集鎮裡那樣，而是時常也有來往，是總是合於情理，歸於寧靜。雖然他們居住的地方相隔是比較近的，是能夠相互聽到雞犬鳴叫的聲音。

這樣桃花源就成為一個寧靜和平明朗的地方，人們的心靈也總是趨於寧靜和平。

於是這桃花源裡一般的道路總是看起來有一些荒蕪的，不是很清晰，就是說從路兩邊到路上面總是零零落落長著一些野草，似乎有些遮蔽了人們來往的痕跡。總之很像現在的我們在某些風景秀麗偏僻寧靜的鄉村裡看到的道路那樣。

這樣的情形也是意味著桃花源中這個小型社會系統的複雜化趨勢是得到了有效的制衡，桃花源中人們的純樸和平等、生活的簡單與寧靜等等都在制衡著系統複雜化的趨勢。

“俎豆猶古法”。這一句也是很重要的，它意味著桃花源的人們在根本上的一種非內閉的性質，一個時間上能夠趨於無限的性質。如果這祭祀除了祖先們也包括天地神靈之類，那麼也是一個空間上非內閉的性質。

“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顯然和人們塑造的那個淡遠靜逸的陶淵明印象截然不同，陶淵明是在如此明白表現出他內心的熱情。正因為他是這樣地熱情，他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哲人，他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偉大的詩人。人們往往有些誤會，以為不少哲人都是從來都相當冷靜的樣子，其實這樣的哲人倒幾乎是沒有的。就是人們印象裡總是很冷靜的偏於退忍的老子、總是遠遠逸出塵俗凡世的莊周，在他們的內心裡其實也一樣有深厚的熱情。不然，老子怎麼會毅然決然獨自西出函谷關遠逸而去，離鄉背井冒著一些不可知的風險遠往那麼偏僻的地方？莊周據說只擔任過小吏，可是後來有個諸侯國要委之以高官，他卻是斷然拒絕了，難道按照他的哲學，他就不能混跡其中，和光同塵明哲保身？就算他不去，至少他也可以把話說得謙虛婉轉稀裡糊塗的吧，用得著把話說得那麼憤世嫉俗、那麼激烈？而後來多少持道家思想的人，說起話來沖虛玄遠、四平八穩，然後在實際中名利雙收。

明末的黃宗羲在明亡後寫的《兩異人傳》雲：

昔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古今想望其高風，如三神山之不可及。然亦寓言，以見秦之暴耳。秦雖暴，何至人不能保有其身體髮膚。即無桃花源，亦何往不可避乎？故是時之避地易，而無有真避者。

“古今想望其高風，如三神山之不可及”一語大概含有很多的意思。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是多美好啊，可惜離黑暗的現實相差太遠了，是和遙不可及的三神山差不多一樣的遙不可及。我想黃宗羲大概對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並詩》沒有看得太懂，黃宗羲到底是一個學者，陶淵明歷來隱逸詩人的名氣還是很大影響了他。所以他會說，“然亦寓言，以見秦之暴耳”。

“秦雖暴，何至人不能保有其身體髮膚”一語，瞭解明亡於清那一段歷史的人們都知道，那真是一個極慘烈而又極黑暗的時代。黃宗羲此語隱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意。

至於他說“即無桃花源，亦何往不可避乎？故是時之避地易，而無有真避者”，是他說得不對的地方。真正可以供人們去躲避的地方其實也很難找到的，豈不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況且敢於冒著生命危險向從來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中建造家園的，又能有幾個？留下來多數總能活著，而去了那樣的深山老林恐怕是想活下去也不容易了。

當然，黃宗羲的話裡是有對當時人們冷漠不滿的意思，這我也知道。可是問題也許不是躲避而是起來反抗。黃宗羲只能稱讚兩個積極躲避的人，這是他和他的時代的悲哀。

大概明亡之後，一些明代文人因為身遭亡國之痛，就對一直以來由於人們誤解造成的那個陶淵明的形象忽然明確表示不再認同。像顧炎武、王夫之，都是如此。他們在明亡以前可能都並非這樣的態度，比如顧炎武明亡以前曾有一首《陶彭澤歸裡》詩，是對避去世俗官場去做隱士的陶淵明明確地表示讚賞。

他們的事情對於陶淵明來說是富於某種意味的，雖然針對的只是人們塑造的那個並不夠真實的陶淵明，但它仍然能夠多少證明陶淵明的歸隱選擇其實具有一種不合理的悲劇的性質。在明亡這樣慘烈沉重的災難面前，真實忽然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鮮明起來。於是顧炎武、王夫之這兩個明末清初時期優秀的思想家，關於陶淵明說出了比以往許多時代裡的人們也許都要更為深刻的話語，雖然這些意見對於真實的陶淵明來說往往是不夠公正的。

真實的陶淵明在東晉亡國之時，事實上一樣無法內心保持寧靜，他在東晉亡國前後的幾年間寫出了他一生中許多最重要最有分量的作品，這篇寫於東晉亡後的《桃花源記並詩》正是其中之一。

在陶淵明這篇作品裡，我們仍然能夠看到陶淵明的性格。就像他曾經因為仕途的險難選擇了避開世俗官場，而歸隱躬耕於鄉村田園一樣，這一次陶淵明在自己幻想性質的作品裡又一次選擇了避開。而這也許是中國本有文明的一種一直以來潛在的傾向，這種行為最有名而又最早的一次大概是伯夷、叔齊。他們面對周武王的滅商，選擇了規避，隱居到首陽山采薇而食，最後是義不食周粟而亡。孔子稱讚他們是“聖之清者也”。他們確實清楚地意識到武王伐紂這種暴力革命的不合理的一面。但是不能不承認的是，這一類行為從來都沒有對現實社會起到多大的作用。伯夷、叔齊這樣餓死了，在不少人看來，他們不過是不識時務的傻子。直到1949年以後的二十幾年裡，他們在大陸也一直是被人們常常用來批判的靶子，一般是被說成，是在阻止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迂腐而又不自量力。

儒家和道家思想可能都是從古代中國人固有的人性裡自然地發展出的，儒家的積極進取、道家的消極避世，兩種態度也許從來都潛伏於中國人的內心，隨著不同的境遇而各自顯現出來。

對於陶淵明的棄官歸隱，雖然我們不能夠說，陶淵明肯定沒有受到道家思想的任何影響，但是應該說陶淵明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影響即使有也是相當少的，而且這種影響甚至很可能是陶淵明自己不大自覺到的。

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認為：《桃花源記》不僅是寓意之文，也是紀實之文。就紀實而言，桃花源的原型是西晉末年以後北方人民的某些據險自守的堡塢，以及東漢末年田疇據山中之地而自治之事。

此說論者多有言其誤者。陳寅恪所言北方之事，較之陶淵明筆下超然世外之桃花源相差未免過大，當然陶淵明大概是知道陳寅恪說的這些事情的。此外，陶淵明事實上也無需向北方尋找原型，南方實有更好的原型，如宋代李綱《桃源詩》雲：

我觀閩境多如此，峻谿絕嶺難攀緣。其間往往有居者，自富水竹饒田園。耄倪不復識官府，豈憚黠吏催租錢。養生送死良自得，終歲飽食仍安眠。何須更論神仙事，只此便是桃花源。

從陳寅恪至今，不少學者之所以在關於這篇作品的問題上都犯了些錯誤，我以為主要是因為都多少忽略了陶淵明這篇作品高度理想的性質。正因為這種高度理想的性質，現實中根本不可能找到可以算作桃花源真正原型的地方。正因為如此，陶淵明才絕不讓代表俗世中專制政權的太守等人和代表俗世中尋求世俗名利的普通人的漁人，找到進桃花源的道路。因為那樣的後果是不用說的，肯定是美好的桃花源迅速消亡。因為很明顯，桃花源對於現實世界其實是怎樣的脆弱，所以桃花源中的人們才看到漁人時是“大驚”，而不是從容自若、或是隻帶著點好奇。

在《桃花源記》中，漁人和太守這類現實社會中的實實在在的人物，他們被陶淵明賦予了和具有高度空想性質的桃花源相對立的性質。漁人的背棄承諾、太守的派人尋訪，都明顯帶有不惜破壞掉桃花源以尋求自己私利的目的。他們的行為可以說是相當冷酷甚至有些殘忍的，他們其實是都知道他們的行為會根本毀掉這樣美好的一個桃花源的。他們這樣的行為和桃花源中人們的淳樸善良熱情真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陶淵明似乎是在告訴我們，只有揚棄了這個從太守直到漁人組成的這樣的現實社會，才有到達桃花源那樣美好境界的希望。

可是太守和漁人的行為，也並不是找不到理由。對於他們生存其中的社會，他們同樣可以是出自公私兼利的目的，他們同樣可以說自己的行為是符合國家和民眾的利益的，這就是這一事情的悲劇性質所在。

陶淵明在記和詩的最後，情緒是如此沉鬱和滿是孤獨悵惘，讓我們不能不想到，從那時以來一個極為漫長的時期，我們的民族其實是怎樣常常受困於一個困境。這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對於自己民族深刻的瞭解和對它的未來的憂慮和迷惘。他雖然那麼長的時間裡為人們所推重，可其實人們往往並不真的很瞭解他。

哦！你徒勞地搜尋——但那天國

早已沉落——沒有一個必死者

知道去路，路已被

不可企及的大海永遠掩埋。

——諾瓦利斯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界”，就是“境”，是“地方”的意思。“神”，神奇的意思。桃花源在身處這樣俗世的人們看來自然是感到神奇的，需要什麼樣的一群人遇到什麼樣的大好機緣才能建成這樣美好的桃花源啊？不應該以為，隨便一群人只要找到一個這樣與世隔絕的美好的環境，就能夠建成這樣美好的桃花源。就像沒有制度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一樣，沒有人的制度也是不可想象的，新的制度只能隨著一批新人的產生而一起產生。陶淵明之所以沒有就此展開詳細的描述，因為他也是根本不知道建成這樣美好的桃花源具體需要怎樣的方法。他只能提供給我們這樣高明而美好的空想，而對於這樣的空想是連他自己也覺得神奇的。

桃花源的美好之一：民風的善良純樸熱情。桃花源中的人們在見到漁人後，不是表現出防範的心理，把漁人永遠扣下，或者編些假話欺騙恐嚇一下漁人，甚至乾脆是殺人滅口，以保衛桃花源的安全。要知道，桃花源中的人們是很清楚的，一旦外面的人找到進入桃花源的道路，就意味著桃花源中的人們將陷入外面黑暗殘酷的世俗社會之中，美好的桃花源也就不復存在。可是事實上桃花源中的人們對待漁人的表現是：

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鹹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這是何等的善良、淳厚、美好、合於理想。顯然，要是漁人願意，漁人是可以永遠留下來的。只不過漁人呆了一些天后，自己要離去了。再看那個漁人——這個漁人顯然是一個典型的世俗社會中比較常見的那種帶著不少自私自利的人——的表現：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這是怎樣令人悲哀的事情。人家那麼友愛地招待你，那麼真誠地對待你，你當時也是答應了，信誓旦旦地說，出去了絕不對其他任何人說。而且你也大致知道這樣的桃花源一旦被外面的人找到，將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可你才從桃花源出去就立刻表現為如此，是去找太守，真是把桃花源的人當成奇貨可居了，準備做一票大的。這位漁人顯然是把桃花源中的人當成異類了。更可悲的是，這位漁人可能從來也沒有怎麼真心對待過桃花源中這些善良純樸熱情的人們，而是差不多一直把他們當成異類的。對於異類可以怎樣，那時代的世俗社會自然會有不少實際的教導，這位漁人顯然是大致接受了這類教導。

當然讓人感到高興和安慰的是，漁人太守他們並沒有能夠找到桃花源。他們沿著漁人留下的標誌走，結果卻是迷路了，漁人留下的標誌沒有起到作用。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可以猜想這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比較平常的：

桃花源中有些人還是很有些警惕性的，漁人離開桃花源時，他們暗暗跟著漁人，看到漁人一路做了標誌，就把漁人的標誌修改了，好讓漁人再來時，沿著標誌只能走到另外的地方。

第二種則是比較神奇的：

桃花源被一種神秘的力量護佑著，這種神秘的力量總是把桃花源與紛擾的人間俗世隔絕開來，漁人的誤入桃花源只不過是由於它一次小小的失誤。

可是陶淵明的本意究竟是哪種情形呢？第一種情節曲折巧妙，彷彿傳奇小說，卻未免俗氣了些。第二種也讓人不能不感到些悲哀，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樣神秘神奇的力量一般是有多大的幻想性質。陶淵明的本意究竟是怎樣我們不能夠肯定，因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總是這樣處理小說中的這類問題，讓他的讀者無從獲得這類問題的明確答案常常是他始終肩負的責任。

薩特說，“人是逃往未來的生物”。

我忽然想到，桃花源中的人們內心深處潛在著一種對外面的人類社會已然徹底的絕望，所以他們從未想起要去外面看一下情形怎麼樣了。這也許意味著這時候的陶淵明對於當時的社會已然徹底地失望。希望幾乎總是破滅，最後就有了桃花源這個夢想。

與《桃花源記》比，《桃花源詩》寫得也是非常好，所以王夫之《古詩評選》稱讚此詩說：

紀事詩一往靜密，百六十字殆無懈筆，向令此詩亡而題傳，後之學陶者仿陶體補作，不知其輕薄狷急描邈為蕭散之言也，當復何似古人涯際！非淺人所知，豈一端已哉？

陶詩每有深意，王夫之雖然於陶淵明猶有未能理解之處，卻也很意識到一些。

大詩人蘇軾稱讚陶淵明的詩是“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過也”，“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這就是說他認為，僅就詩藝而言，陶淵明的詩比起李白杜甫的詩也是毫不遜色的。

關於《桃花源記並詩》強烈的虛構性質，我們也可以引唐代著名田園詩人王維年輕時的那首名作《桃源行》一詩為證：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

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

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

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

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

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

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

峽裡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

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

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

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變。

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王維顯然意識到陶淵明所虛構的桃花源這一故事的高度傳奇性，即桃花源這樣的地方在現實世界中幾乎不能夠成為一個真實，於是他巧妙地由此生髮，敷衍而成此詩，桃花源成為了仙境。王詩使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變得更為美好和令人歎賞，可惜同時卻也成為更加虛幻縹緲和不切實際，更加可望而不可即。不過對於這位出身世家盛族正當盛唐時期的年輕著名詩人，桃花源或者也就應該是這樣了。這種視桃花源為仙境或者差不多算是仙境的看法，可能也是一些不很認真的讀者的一種典型的常見的誤讀。他們大概看到陶淵明《桃花源詩》中有“一朝敞神界”、“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就不再多想。

把桃花源當成仙境的還有劉禹錫一首很好的詩作《桃源行》，詩的最後是“桃花滿溪水似鏡，塵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雖然劉禹錫的《桃源行》整首詩流暢自如不及王維，但這最後幾句卻是極好，語言之美固然毫不遜色於王維，富於意味更是在年輕的王維之上。

只不過到王維到五十幾歲時，遇到安史之亂，被叛軍先是關押到洛陽後又被軟禁在洛陽菩提寺，他給趕到洛陽來看望他的好友裴迪做了一首詩，桃花源不再被看做仙境，而只是一個逃離了凡俗世間種種塵網和羈絆的地方。王維給裴迪的詩是：

菩提寺禁口號又示裴迪

安得舍羅網，拂衣辭世喧。

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北宋的優秀詩人和著名書法家蔡襄則把對桃花源的追想寫得空靈蘊藉：

桃花溪

隱隱飛橋隔野煙，

石磯西畔問漁船。

桃花盡日隨流水，

洞在清溪何處邊？

他其實知道桃花源這不過只是一個虛構出來的故事而已，他怎麼會不知道？但是他還是這樣地問了——其實他（還有我們讀者）也都知道漁人的回答將大致是怎樣的。不過這或者也是由於當前的景緻已是如此的秀麗和幽美，讓詩人一時有了一種錯覺，產生了一種衝動，於是就這麼問了。這一問一答該是怎樣的優美而富於詩意啊。一問一答中，笑語聲漸漸淡去，最後是成為無盡而無限的悵惘，對一切現實中不可能存在的美好事物的追尋常常會帶來的那種深深悵惘。這位傑出的藝術家和優秀的詩人，就這樣把一種思緒輕揚飄逸無盡的悵惘書寫進人的心靈裡，一直到如今。

李白這位一身都是清澈俊逸飛揚的詩意的大詩人，忍不住要替陶淵明再補上一聯帶著些悵恨迷惘而詩意無限的絕唱：

“（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古風·三十一》）

可以和李白這首詩合觀的是王安石的《桃源行》：

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

避時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

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

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

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因相問。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

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沾巾。

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亦從陶淵明的故事發展而來。“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一聯恐怕是王安石得意之筆。陶淵明原來的故事是說，“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到了王安石的詩裡，終於變得更徹底，那些朝代鼎革天下興亡的歷史在桃花源裡被徹底終結了，連桃花源開始於其時的秦國也被全然遺忘了。不過王安石卻又寫得很自然，因為詩中一開始就描述了秦朝的政治是何等殘酷黑暗，桃花源的創始的那些人們要徹底忘記這個他們遭遇過的噩夢般的國家，要徹底忘記外面那個他們曾經身歷其中的苦難深重的黑暗國度，也就成為合於情理的事情。

單以詩而論，李白的詩還是比王安石的好。就是意思，王安石詩中的大多數意思李白的詩裡也有，我們仔細地看李白的這最後一聯詩，就會看出它裡面一樣也包含有避往桃花源的人對外面世界的堅決的棄絕。

程千帆先生認為王安石此詩是對陶淵明原詩的“復歸和深化”，我以為或者也算不上，應該只是王安石從自己的角度對桃花源故事的重寫而已。雖有比陶淵明原詩好一點的地方，卻也有不如陶淵明原詩的地方。“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沾巾”兩句便不夠自然，為之嘆息是差不多的，回首沾巾就不大可能，畢竟桃花源中的人們是多少代人下來了，對外面的世界應該是已經忘記很久了。

王安石另有一首詩也提到桃花源，也是宋詩裡非常好的作品：

即 事

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

縱橫一川水，高下數家村。

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

歸來向人說，疑是武陵源。

杜甫於安史之亂後所寫《北征》長詩中感慨其時世亂之情形，亦曰：“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一向心態積極的杜甫竟然也會這麼說，可見那時候是怎樣世亂的情形。或者經此之後，杜甫對陶淵明的看法開始改變。

另一位唐代著名的詩人錢起《藍田溪雜詠二十二首·洞仙謠》：

幾轉到青山，數重度流水。秦人入雲去，知向桃源裡。

這是將陶淵明原來的故事的源始部分重寫。陶淵明是說“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只是簡單說過，而錢起則是把陶淵明的桃花源人故事的開頭展開，將這些避世亂的人們的行動寫得很美，而且富於一種詩意。“秦人入雲去，知向桃源裡”寫得極好，“入雲去”可以想象這征途是怎樣漫長而艱難，“知向桃源裡”既是說這些人有明確的理想，也是寫出這些人毫不猶疑一往無前英勇決絕的那種風采。

宋代詩人趙汝淳所作《桃源行》則是把桃花源故事寫得富於蕭散飄逸之美：

武陵溪上栽桃花，兒童笑語成生涯。

當初避地不知遠，漁郎驚問疑仙家。

年深忘卻來時路，流水春風等閒度。

龍翔鹿走自興亡，不到花開花落處。

江邊雨暗蠻蓑溼，父老欲留留不得。

隔林雞犬漸蕭然，啼鳥一聲溪水碧。

桃花源這篇作品顯然比歸去來兮辭更富於意味，所以影響也大的多。桃花源的故事比歸去來兮辭的事情也更吸引人，是合於很普遍的人性。詩經裡不是就有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當人漸經憂患，知道了這個現實世界的黑暗嚴酷，一般也就很自然會有這樣的想往。陶淵明寫桃花源的時候，距離他寫歸去來兮辭大概有十七八年了吧。

傳為陶淵明所作的《搜神後記》中也收錄了桃花源這篇作品，僅僅憑此點就非常可疑了，因為陶淵明自己絕不會把桃花源這篇作品放在《搜神後記》這樣的搜奇誌異的作品集裡的。而我們從前面對陶淵明作品的分析也已經知道，陶淵明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持儒家信仰的優秀思想家，他是喜歡看包括《山海經》這樣的異書，可是你看他寫讀《山海經十首》，何嘗有一點神神怪怪的氣息？他在詩文裡是那樣認真、有時候甚至幾乎是不惜耗費自己的生命來思索人的生死問題，他會去寫一部這麼把人的生死問題常常變得有些輕鬆、輕飄和虛幻的作品？

就算他是一時出於興趣寫了這樣的遊戲筆墨性質的一部書，又怎麼會學幹寶用《搜神後記》這樣的名字？別人幾乎不知道他是一個非常認真非常優秀的詩人和文學家、一個非常認真非常優秀的思想家，難道他自己也一點不知道？這部他的詩文選集《陶淵明集》裡，除了《擬古九首》，之前的東晉袁宏有過《擬古》一首二十字的短詩，還有哪一篇是用了某個前人用過的題目？而且不排除他沒有見過袁宏這首詩的可能性，袁宏的時代只比他早了二十四年左右，袁宏這首詩也相當平庸。陶淵明的《飲酒》組詩題材明顯是很近於阮籍的《詠懷》組詩的，可是他用了近似《詠懷》的題目嗎？而阮籍之後，歷代詩人多少人都用過近似《詠懷》的題目的。

而且陶淵明的時間是寶貴的，他花費不少時間來寫這樣一部書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如果他有時間，我想他大概會去寫一些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作品。事實上他也常常具有一種使命感，尤其是五十歲左右以後。從少年時代起，他的家就常常是清貧的，勤奮學習的同時經常需要他去地裡做一些農活，後來老年時有一些時候家中甚至是飢寒交迫，他的一生很多時候是以務農為生。即使務農為生的同時，他也需要堅持看書、思想和寫作，因為他是一個很認真勤奮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做官的時候需要認真做事，需要抵擋那時候官場相當普遍的墮落風氣做一個讓許多同僚討厭的清廉的官員，因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從來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成年後的陶淵明空閒的時間是不會太多的。人們曾經有一個印象，好像陶淵明總是很清閒，總是端著酒陶然自得的樣子，但那只是誤解。他很窮困的時候是一連多少天都沒有酒喝，就是經濟條件好的時候，他的飲酒一般也是比較節制的。

至於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序裡說到“宋臨川劉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臺《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那也不過是說明這部偽作在慧皎的時候已經流行了，一個僧人一般也不會對這樣一本書的作者有認真研究的興趣，而且不必以為古代的學術水平有多高，現代人並不比古代人蠢，古代能夠投入到學術裡的人力物力能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