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宮闈第一案——浮華案
談起三國，很多時候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赤壁江邊的折戟沉沙、夷陵山中的烽火狼煙和子午谷前的那一聲不甘長嘯。但是，相較於歷朝歷代必不可少掀起人們窺探慾望的宮闈秘史，在這個金戈鐵馬的時代中就顯得異常蒼白了。
事實上，在魏蜀吳百年的混戰中，總有些人不甘於內庭的默默無聞希望在這頁歷史上劃上濃厚的一筆，於是，浮華案，這個三國宮闈第一案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魏明帝曹叡太和年間，一些剛剛步入仕途的貴族子弟雲集於京師洛陽；聚眾交遊、品評人物、清談名理，風靡於上流社會的青年知識群體中。這在朝中當權的建安老臣眼裡，無疑屬於危害社會穩定而應當取締的非法結社活動，按當時的罪名叫作“浮華交會”或“浮華朋黨”，因此最終導致了鎮壓這種活動的“太和浮華案”發生。
其實，這次“浮華交會”風潮的發生並非偶然，它是魏晉玄學思潮即將到來的前兆，正始之音的序曲。遺憾的是，學術界一直未對這一事件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而這對揭示曹魏前期社會政治勢力的變化、士人文化心態的動向與正始玄學思潮形成的內在聯絡，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早在魏明帝剛剛登上帝位的太和初年（公元227年）， 青年知識分子互相交遊清談的風氣就已見端倪。“（荀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1〕有些學者認為，文中“善名理”的傅嘏與“尚玄遠”的荀粲之間的爭論是禮法之士與玄學家的爭論。這種看法很難成立。《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轉載上述事件時，稱傅嘏為“善言虛勝。”可見，名理與虛勝含義相似，都指用形名方法探求事物的道理，即有形事物中的“道”。而荀粲的“尚玄遠”大概是喜歡研究天地之外的“道”。總之，兩人並無根本不同，僅是認識角度有差異。正因為雙方“宗致”相同，所以裴徽才能調合雙方觀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我俱暢。”〔2〕達成一致見解，最終成了思想上的好朋友。 荀粲和裴徽都是著名的玄學人物，對他們的思想事蹟，後面還要涉及。在太和時期，這種交遊清談中最著名的領袖人物還不是他們，而是何晏、夏侯玄、鄧颺。
： 〔1〕《三國志·魏書·卷十·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
： 〔2〕《世說新語·文學第四》。
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
——《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一·傅嘏傳》注引《傅子》。
從《傅子》以上評述看，何晏、鄧颺和夏侯玄三位活躍人物的特點和作用各不相同。何晏似乎以思想家形象出現，以其突出的“材辯”——對人材問題的雄辯而馳名于思想界。鄧颺善於聯絡交際，打通各種人事關係，“好交通、合徒黨。”夏侯玄則以其人格的內在力量居於“宗主”地位。對照他們後來在歷史舞臺上的角色，《傅子》的說法儘管帶有貶意，但基本上是可信的。
何晏本是漢末大將軍何進的孫子，後隨母尹氏入魏宮，成為曹操寵愛的養子。由於何晏與曹丕之間關係緊張，所以於曹丕在位的黃初時代未被錄用。曹丕死後，何晏的境遇有所改善，但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僅僅從“無所事任”的處境變為“冗官”——大概因為與沛王曹林的妹妹金鄉公主結婚而被封為關內侯，並加上了“駙馬都尉”這個當時皇親國戚一般都能得到的閒散虛職。
如果說魏明帝有時也欣賞何晏才幹的話，那麼也只是讓他陪同遊宴，為吾皇的豐功偉績吟詩作賦以歌功頌德。例如，何晏就曾遵命為新建的景福殿作賦，為曹叡粉飾太平。雖然何晏在該賦中也藉機躲躲閃閃地闡述自己的政治見解，要求實施無為而治的政治方針，但這觀點除了現代研究者們由之而發現何晏此時的玄學思想萌芽之外，在當時朝中沒有引起什麼思想波瀾。在歷史記載中，除文賦之外，何晏引起魏明帝注意的並不是其思想見解，而是其漂亮的儀表。“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3〕很明顯， 何晏的地位只是一個文學侍從或名為“駙馬都尉”的高階文化倡優。
： 〔3〕《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
對於一個年僅二十多歲的普通青年來說，魏明帝賜與的政治待遇也不能算太低，但何晏出身魏王室，又是個才華橫溢並且有政治抱負的思想家，所以這種境遇與他的期望值之間則有天淵之別。在何晏的主觀感覺中，此時的他與被打入冷宮的曹丕時代相比，也只能算從第十八層地獄升入第十七層而已。當時，在何晏的朋友中和他一樣自認為受到魏明帝不公正待遇的青年官員，有曾“為尚書郎，除洛陽令， 坐事免”〔4〕，被一度罷官的鄧颺，還有著名的青年士人領袖夏侯玄。
： 〔4〕《三國志·魏書·卷九·曹爽傳》注引《魏略》。
夏侯玄，字太初，出身於為曹魏帝國的建立而立下汗馬功勞的著名的夏侯氏家族。他的族祖父夏侯惇、從祖父夏侯淵，都是著名的軍事將領；父親夏侯尚，與曹丕私交甚密，位至徵南將軍。夏侯氏家族不僅是軍事世家，同時也有良好的文化傳統。黃初六年（公元226年）， 夏侯尚去世，年僅17歲的夏侯玄繼承父親的爵位，太和初年便“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5〕自曹丕時開始，散騎黃門侍郎多由傑出的青年才子充任，作為高層次政治人材的鍛鍊、儲備機構。“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6〕曹丕曾專門下詔解釋散騎侍郎的政治意義“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7〕
： 〔5〕《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玄傳》。
： 〔6〕《三國志·魏書·卷十六·杜恕傳》注引《魏略》。
： 〔7〕《三國志·魏書·卷二十四·崔林傳》注引《魏名臣奏》。
但是有時皇親國戚中平庸之輩依靠裙帶關係也會進入散騎顯職，這往往引起社會輿論的不滿。曹丕時，有位叫孟康的官員靠郭皇后的關係居該職，被時人所譏笑，“號為阿九。”〔8〕夏侯玄太和初任散騎時也遇到同樣的問題：魏明帝所寵愛的毛皇后出身於低賤的“典虞車工”家庭，其弟毛曾愚笨而粗俗，卻借皇后勢力躋入散騎侍郎行列，與夏侯玄“朗朗如日月入懷”〔9〕的高貴氣質形成鮮明的對比。“魏明帝使後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 時人謂‘蒹葭倚玉樹。’”〔10〕蒹葭，即蘆葦。時人況且如此，夏侯玄本人當然更不滿，這位以氣量弘大著稱的人物也失去了自制力，憤憤之色溢於言表。“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11〕
： 〔8〕《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
： 〔9〕《三國志·魏書·卷十六·杜恕傳》注引《魏略》。
： 〔10〕《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
： 〔11〕《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玄傳》。
何晏、夏侯玄、鄧颺等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物結合在一起，成為洛陽上層青年士人交遊清談活動的活躍人物。當時，儘管直接遭受政府當權派貶抑的青年官員並非多數，但像何晏、夏侯玄之類自我感覺懷才不遇的政治心態，在青年士人中卻不是孤立現象。這時一大批出身豪門，年齡在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士人正步入仕途，在洛陽中央政府任職，他們的才華、個人期望與實際可能有一定差距。同時在這些青年人中萌生的新的政治哲學思想，又使他們看不起父輩名法治國的政績，而那些建安功臣們正年富力強地佔據政府各種要職。
魏明帝曹叡此時雖然也是20餘歲的青年，但他是個守成之君，透過依靠父輩的建安老臣來維持已形成的政治格局。在這種形勢下，京師洛陽的上層青年知識分子中萌發了一種新風氣。這些青年士人是一些人格獨立性較強的新派人物，他們並不像傳統官僚機器中的“零件”那樣在各自的部位老老實實地聽天由命，而是自發地聯合起來，互相交遊、建立政治關係網路；品評人物，形成自己的人材輿論；探討社會政治和宇宙人生哲理，以渲瀉過盛的思想能量。
這種活動對青年士人的巨大吸引力，一方面來自新思想的感召，但更重要的卻是其人物品評內容。作為薦舉制選官制度的人材依據，漢魏之際人物品評活動十分活躍，來自“民間”的人材清議輿論所形成的聲價，直接影響著未來的仕途通塞。而引起清議注意的最佳方法，是加入人物品評中心，結交人材鑑識權威。如果在人物批評活動中獲得“知人”美名，意義更為重大，因為，有了“知人”能力，才具備參與高層政治活動的資格。
從史書記載看，漢魏之際的重要政治家大都被認為有這種政治資本。比如曹操、荀彧、荀攸、諸葛亮等人都以“知人”聞名。一旦被輿論界定為“知人”，則聲價倍增。參與人物品評活動，則是獲得此項殊榮的唯一途徑。例如夏侯玄、何晏的朋友李豐早在黃初時期，“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12〕以至聲名遠揚至孫吳。
： 〔12〕《三國志·魏書·卷九·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
另外，何晏等人也非守株待兔，而是四處伸出觸角，十分積極地與一切有才能的青年名士交朋友。很少有人願意遊離於這個團體之外，據說只有傅嘏例外：
（何晏、夏侯玄、鄧颺）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暱之乎？”
——《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一·傅嘏傳》注引《傅子》。
《傅子》的作者傅玄，是傅嘏的從弟。二人在正始時期都是何晏的政敵，高平陵政變後又都是司馬氏的死黨。所以歷代史家都懷疑《傅子》的上段文字的真實性，認為是傅玄用了曲筆故意貶低何晏、夏侯玄，以烘托傅嘏的知人之明。如裴松之在《三國志·傅嘏傳》中注引了《傅子》的這段文字後即指出其不可信，認為傅嘏不可能知道“夏侯之必危……《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13〕
： 〔13〕《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一·傅嘏傳》裴松之案。
近代著名學者餘嘉錫在其力作《世說新語·箋疏·識鑑第七》中，旁證博引寫了二千餘字的考辨文章，以何劭《荀粲傳》為據，指出：“觀其載荀粲評論夏侯玄與傅嘏之言，一則曰子等，再則曰子等，是必三人覿面之所談也。夫促膝抵掌，相與論心，其交情之密可知。嘏之答粲，第謂識為功名之本，而不言己與玄志局不同。是於粲之所評，固已默許之矣。其意氣之相合，又可知也。而謂玄欲求交，而嘏不許，此矯誣之言，但欲以欺天下後世，而無如同時之何劭已載筆而從其後。何也？蓋嘏為司馬氏之死黨，而玄則司馬師之仇敵也。二人之交，遂始合而終睽。抑或玄敗之後，嘏始諱之，飾為此言以自解免。傅玄著書，為其從兄門戶計，又從而傅會之耳。”〔14〕
： 〔14〕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識鑑第七》，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86頁。
先賢的考辨，實屬不刊之論，但是退一步講，即使《傅子》所言是事實，也可證明當時絕大多數青年士人十分願意與何晏、夏侯玄交往。正因為傅嘏的行為不合常情，所以才引起荀粲的詫異“猶怪之”。
二
何晏、夏侯玄等人的交遊清談，直接影響了政府的選官活動，引起了習慣於“一元化”社會控制的統治者惶恐不安。漢末黨錮之禍還記憶猶新，殷鑑不遠。於是作為當權派的魏初名士集團本能地作出了反應。建安老臣董昭首先出場，上書魏明帝，要求予以嚴厲制裁：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
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遊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三國志·魏書·董昭傳》
魏明帝對董昭的建議迅速地作出了反應。他下詔要求嚴辦“浮華”案。“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15〕關於這次案件發生的時間，史料記載有所差異。據董昭本傳記載，其上疏一事發生在太和六年之後，魏明帝下詔也應在此年之後。但是《資治通鑑》卻將此事繫於太和四年下面，這是不對的。
： 〔15〕《三國志·魏書·卷十四·董昭傳》。
不錯，魏明帝是於太和四年發表過一道反“浮華”的詔書，其內容如下：
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弟（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細觀詔書內容，則不難發現其主旨是要求知識分子以儒學為本，加強對六經的學習，對浮華現象發出警告。這與充滿了逮捕、禁錮等嚴厲制裁措施的“浮華案“顯然不是一回事。
再者，時間上也與其它史料所載不同。《魏略》說，李勝因此案被“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16〕太和四年（公元230年）， 距魏明帝逝世的景初三年（公元239年），相距整十年，《魏略》不可能將十年記載為“數歲”。 那麼，它發生在哪一年呢？《三國志·魏書·卷十四·董昭傳》將上疏一事置於太和六年董昭任司徒一職後：“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董昭任司徒的時間為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七月， 青龍四年（公元236年）五月死於該職位上。
： 〔16〕《三國志·魏書·卷九·曹爽傳》注引《魏略》。
不能否認， 浮華案也有發生在青龍年間的可能性。例如景福殿於太和六年九月落成，何晏受魏明帝之命寫了《景福殿賦》，可見浮華案只能在其作賦之後發生。又如史書明確記載畢軌因浮華案與何晏、鄧颺等人一起罷了官“皆抑黜之”。〔17〕至少青龍元年，他仍任幷州刺史，與鮮卑軻比能作戰。〔18〕然而畢軌系皇親，與明帝交情較深，不排除被特殊對待的可能性。
： 〔17〕《三國志·魏書·卷九·曹爽傳》。
： 〔18〕《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所以在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不妨仍將案發生時間暫定為太和六年，並作如下合理推測：“浮華交會”之風由來已久，魏明帝太和四年曾下詔，力圖以崇尚儒術來遏制這股風潮，沒有收效，因而於太和六年，在董昭的建議下斷然採取了鎮壓措施。
史料中有關這一事件內容方面的記載比較簡略，最詳細的一條資料如下：
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中書
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鹹不及此，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
——《三國志·魏書·諸葛誕傳》注引《世語》
《資治通鑑》引上段文字時，“玄、疇”為“玄等”，指夏侯玄等人；“誕、備”為“誕輩”指諸葛誕等輩，文義較通。此句大意是說，他們在互相品題時，將夏侯玄等四人稱為“四聰”，將諸葛誕等八人稱為“八達”。聰，指聰明；達，指通達；豫，指參與，分屬三個人材層次。四聰最高，八達次之，三豫僅具參與資格。這種品評方法是漢末以來經常使用的，容易產生較強的人材輿論。
“三豫”屬於隨從，因父輩權勢而參與，可以不預考慮，那麼，這個號稱“四聰、八達”集團究竟由哪些人組成呢？除上文列舉的夏侯玄、諸葛誕之外，《三國志·魏書·卷九·曹爽傳》也提供了一個名單：“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鹹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綜合一下，可整理出如下核心人物：何晏、夏侯玄、諸葛誕、鄧颺、李勝、丁謐、畢軌等七人。熟悉曹魏歷史者一眼即可看出，這些人物亦是正始時期曹爽政治改制集團的主要領袖人物和骨幹分子，也是司馬懿高平陵政變時作為曹爽死黨而屠殺的目標。顯而易見，這個組織在太和時期就已經形成，它構成了後來正始名士的政治核心。
除上述“四聰八達”的核心人物外，其他有據可查的在太和時期即參與其活動的青年名士還有荀粲、裴徽、李豐、劉陶等人。傅嘏、司馬師此時大概也介入了這類活動，政治利益使他們產生分歧，是後來的變化。在此，我們將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浮華案發的歷史瞬間定格，考查這時上述人物的年齡、職務及家族歷史和父兄官職，請看下錶：
姓名 字 生卒年 太和時職務 東漢家世 父兄名及在曹魏官職
何晏 平叔 ？—249 駙馬騎都尉 祖父大將軍何進 養父曹操
夏侯玄 太初 209—254 羽林監 父夏侯尚、徵南將軍
諸葛誕 公休 ？ 尚書 諸葛豐後代
鄧颺 玄茂 ？—249 中書郎
丁謐 彥靖 ？—249 度支郎中 畢軌 父丁斐、典軍校尉
畢軌 昭先 ？—249 黃門郎 李勝 父畢子禮、典農校尉
李勝 公昭 ？—249 父李休、太守
劉熙 漢王室後代 父劉放、中書監
孫密 父孫資、中書令
衛烈 祖父衛茲 漢末名士
裴徽 文季 世為著姓 父裴茂、封列候 兄裴潛、尚書令
荀粲 奉倩 曾祖父荀淑 父荀彧，尚書令
李豐 安國 ？—254 給事中 父李義、衛尉
劉陶 季治 ？—255 漢王室後代 父劉曄、大鴻臚
傅嘏 蘭石 209—255 司空掾 祖父傅睿 父傅充、黃門侍郎、東漢太守
司馬師 子元 208—255 世為二千石 父司馬懿、大將軍
據上表內容，我們可以得知如下情況：
其一，他們的年齡約30歲左右。一般在20——30歲之間。夏侯玄和傅嘏時年23歲，司馬師24歲。其他人物的年齡已難詳考，但從各種跡象看，相互間差距不會太大。
其二，浮華案時，這些人物均在洛陽，有些人於中央機關任職。其中無明確任職記載者，並非閒散人員，按一般慣例，亦應在職，只是史書未做記載。
其三，漢末家世多樣化。有些人物為東漢以來的名門，如世為著姓的裴徽、諸葛誕、傅嘏、司馬師、鄧颺、荀粲、劉熙、劉陶等。家世史籍無載者，大概屬父輩在漢末動亂中隨曹操征戰而白手起家的暴發戶。如夏侯玄、丁謐、孫密、李豐、李勝等人。不過其共同點都是十分明顯的，即這些人的父兄輩都是曹魏帝國的新貴。這種由漢末士人與土豪融合而成的曹魏新貴，才是魏晉南北朝士族社會的真正開先河者，其子弟彼此之間在社會身份和文化上已相互認同，共同的閱歷和所面臨的時代課題，使他們於太和時期走到了一起，融為一體。
面對貴族青年士人的結社現象和保守派大臣的抗議，魏明帝本來決心嚴辦一次“浮華案”，下令逮捕了李勝等人。“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聰）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19〕很明顯，由於該案涉及人太多，而且這些人的父輩都是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所以，魏明帝感到很棘手，只得釋放了李勝，再將案中的李勝、何晏、鄧颺等人免官禁錮，匆匆收場。
： 〔19〕《三國志·魏書·卷九·曹爽傳》注引《魏略》。
在浮華案結束後的明帝青龍、景初時期，儘管史籍上已不見何晏、夏侯玄等人的活動，但其影響似乎並未消除。魏明帝對此可謂念念不忘。直至青龍四年盧毓出任吏部尚書時，曹叡仍下詔提醒要抵制“浮華”分子造成人才輿論。“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其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20〕盧毓向曹叡建議，應建立考試製度來檢驗人才，這是對付浮華輿論的最好辦法。曹叡接受了盧毓的建議，下令劉邵起草《考課法》以遏制“浮華交會”的潛在威脅。
： 〔20〕《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二·盧毓傳》。
但是，《考課法》於一年後出臺不久，就隨魏明帝的個人生命的結束而一同夭折了。直至魏明帝離開人世，他一直沒有鬆懈對“浮華”風死灰復燃的警惕。然而這是徒勞的。在魏明帝死後不久的正始年間，當年的浮華分子捲土重來並控制了政府，以著名的正始名士再現於歷史舞臺。
三
太和浮華之風實質上是魏晉玄學思潮的萌動，儘管這時它還很不成熟，但是那些士族社會的思想先驅們已經透過他們的活動向社會昭示了新思潮的即將到來。他們的人格行為、清談名理和文章詩賦無一不閃爍著玄理的光耀。
正始名士在當時和後世最受崇拜的人物是夏侯玄。早在太和時期，他的名聲就不同凡響。荀粲說：“夏侯太初一時之傑。”〔21〕正始時期，更是“盛有名勢。”〔22〕在正始六年司空趙儼的送葬會上，“賓客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鹹越席而迎。”〔23〕即使在高平陵政變之後的嘉平六年，夏侯玄東窗事發被捕入獄必死無疑時，負責審訊夏侯玄的鐘毓、鍾會兄弟還向他表示敬意。當時，夏侯玄拒不“認罪”，而其罪名早已“欽定”，廷尉鍾毓不忍用刑索取口供，便親自連夜替他寫了一份供詞，“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24〕鍾毓的弟弟鍾會企圖利用這個機會與夏侯玄交朋友，被正色拒絕。夏侯玄死後，其聲望更是與日俱增，成為晉朝士大夫心中的楷模。
： 〔21〕《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一·傅嘏傳》注引《傅子》。
： 〔22〕《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一·王粲傳》注引《文章敘錄》。
： 〔23〕《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玄傳》注引《魏氏春秋》。
： 〔24〕《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玄傳》注引《世語》。
夏侯玄獲得如此盛譽，似乎很費解。論文采和理論貢獻，他不如何晏、王弼；論事功政績，他不如司馬氏兄弟。除在武官選舉方面知人善任外，並無它長，而且又是駱谷之役的敗軍之將。那麼，他成功的奧秘在哪裡呢？從各種史書讚譽的焦點看，是他人格的內在力量，如“玄格量弘濟”〔25〕，“邈哉太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26〕“風格高朗，弘辯博暢。”〔27〕
： 〔25〕《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玄傳》。
： 〔26〕《晉書·卷九十二，袁宏傳》引袁宏《三國名臣頌》。
： 〔27〕《世說新語·方正第五》注引《魏氏春秋》。
那麼，透過上述抽象的讚美詞彙，其高貴人格的本質特徵是什麼呢？應當說，是一種不為外物所累的博大氣量，達到了超越生死的境界。請看以下為玄學家們津津樂道的兩個具體事例：
其一，“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28〕
其二，“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29〕
： 〔28〕《世說新語·雅量第六》。
： 〔29〕《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玄傳》。
引起魏晉士族知識分子肅然起敬的並不僅僅是上述風度舉止等外在表象，而是這些表象中所蘊含的那種無聲的巨大精神力量。衝鋒陷陣易，猝然臨之而不驚難；慷慨悲歌就義易，而面臨死亡臉不變色心不跳難。夏侯玄所表現的，正是這種不被外物所累置生死於度外的物我兩忘之境。這種境界是魏晉玄學家所可望而不可及的，留在了他們的理論幻想中，如王弼的“應物而無累於物”〔30〕，郭象的“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31〕，支道林的“物物而不物於物”〔32〕，其歸一也。
： 〔30〕《三國志·魏書·卷二十八·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
： 〔31〕郭象：《莊子注·德充符》。
： 〔32〕《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注引支道林《逍遙遊》。
從歷史實際看，夏侯玄儘管威望很高，但似乎是名義上的領袖，而實際的智囊人物或思想家，卻非何晏莫屬，何晏是這個新派名士集團的靈魂。正因為他的這種潛在的巨大作用，所以正始名士的對立面，從魏明帝到司馬氏以及爾後的禮法之士都將其作為主要攻擊物件。
漢魏之際最重要的時代課題是人才問題，何晏傑出的“材辯”說明了他的理論家地位。關於他於太和時“以材辯顯於貴戚間”，即在貴族青年中從事人物品評活動的具體事例，史書僅存一條：
初，夏侯玄，何晏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
——《三國志·魏書·卷九·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
何晏品評人物所用典故出自《易·繫辭上》，原文為：“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態；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顯然，何晏對夏侯玄和司馬師的評語都甚高，韓康伯對“深”和“幾”的註釋為“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33〕都接近通玄體道的境界，但仍不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神”，神才達到了與“道”合一的境界。何晏大意是說：夏侯玄思想深刻，能通曉天下的道理；司馬師洞察隱微，明能見機，所以能完成天下的事功。而何晏自己則達到了出神入化與宇宙大道一體的最高境界。： 〔33〕《王弼集校釋·附韓康伯繫辭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51頁。
從總體上看，何晏品評人物的顯著特徵是注意人的內在氣質和精神，尤其是以人們的認識能力“識”體悟“道”的水平為人材高低的標準，而不甚注意外在形跡及具體事功。這種人材標準，在荀粲那裡也有類似表現。荀粲“常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 ’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34〕很明顯，在荀粲看來，人間再偉大的功業也不過是無限宇宙中有限的一物而已，而人類的智慧“識”，既決定有形有限事功的成敗，又可與無形無限的宇宙大道為一體，因此，“識”的意義最大。
： 〔34〕《三國志·魏書·卷十·荀彧傳》注引《荀粲別傳》。
上述人物品評活動以及新的人材品評標準的出現，並不是孤立的，它是太和時期正在萌動的玄學新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融儒、道，調合名教與自然，注重形而上哲理探索的新思潮，此時正以人物品評為中心，以清談論辯為學術交流形式，向政治哲學等各個學術領域拓展。遺憾的是，能揭示這一時期玄學思潮萌芽狀態的思想資料太少了。對現存何晏、夏侯玄等人的著作，很難分清哪些是太和早期，哪些是正始晚期的。目前，能反映太和時期玄學家的思想狀況的資料，只有荀粲關於《易經》言意之辯的高論和何晏的《景福殿賦》。
荀粲是著名的潁川荀氏家族成員。他經常發表怪論，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對儒家六經的直接批判，引起諸位兄弟的震驚、不滿和反擊。
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
——《三國志·魏書·卷十·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
上述辯論肯定發生於太和時期，因為荀粲太和初（227 年）與傅嘏清談時已成年，他死時28歲，未活到正始時代，所以其激烈言論大概發表於太和六年浮華案發之前。荀粲的話大意為：六經是關於治國方面的書籍，聖人沒有在其中討論人性與天道之類玄遠的哲理，因為宇宙根本的大道，是超言絕象，無法用言象表述的。儘管荀粲並沒有否定六經在政治人事方面表達了聖人之意，但他畢竟將六經視為“聖人之糠秕”，表現了激進青年士人反傳統態度和準備建立新哲學的衝動。
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大變動時期，總會出現一些貌似激烈的人物，這些人物的意義恰如魯迅所言：在中國進行改革，主張必須激烈，欲開窗戶則宣佈拆屋頂，才能使保守派接受開窗戶的建議。其實，這類激烈人物的骨子裡卻往往是舊傳統的忠實奴隸。荀粲本人就是典型之一。比如，禮教宣揚婦女價值在於“四德”，而荀粲大唱反調，說：“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35〕並娶了曹洪的漂亮女兒。但荀粲實際是個十分重感情的人，妻子生病高熱，他冬天於室外凍透身體再上床用身體給妻子降溫。妻子死後，他“不哭而神傷”。前來弔喪的傅嘏開導他：“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36〕這位自稱好色而實際感情專一的口頭革新家，因“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37〕，“是以獲譏於世。”〔38〕連幾百年後的南朝顏之推也在《顏氏家訓·勉學》中譏笑荀粲因喪妻而悲痛身亡，無莊子喪婦鼓缶而歌的胸懷，以此證明玄學家言行不一。
： 〔35〕《世說新語·惑溺第三十五》注引《荀粲別傳》。
： 〔36〕〔37〕《三國志·魏書·卷十·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
： 〔38〕《世說新語·惑溺第三十五》。
與荀粲的激烈言論相比，何晏顯得平和得多。也許與自幼寄人籬下有關，何晏公開闡述政治哲學觀點時比較謹慎。他於太和六年作遵命文學《景福殿賦》，在歌頌象徵曹叡盛大帝業的景福殿之宏偉壯麗的主旋律中，時時出現幾個樂句的玄學不協合伴奏。
其一，何晏首先將魏明帝美化為玄學思想中集名教與自然合一的理想君主。“至於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39〕此句大意為：曹魏帝國傳至明帝時，變得更加繁榮昌盛了，原因在於明帝政策既順應宇宙變化的自然規律，又符合人類的自然本性；既繼承了古代聖王的治國大法，又為後世樹立榜樣。總之，明帝有為的禮教法術都是與自然之道相一致的。餘敦康先生認為：“這就是後來玄學家所服膺的名教本於自然思想的最早表述。”〔40〕所言極是。
： 〔39〕《文選·何晏〈景福殿賦〉》。
： 〔40〕餘敦康：《何晏王弼玄學新探》，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80頁。
其二，在回憶景福殿的修建原因及過程後，文章進入了對宮殿建築裝飾的描述。在介紹各個建築部分時，只要有可能，何晏都借題發揮，不時地插入政論。例如在介紹宮室壁畫功能時說：“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命共工使作繢，明五彩之彰施。圖象古昔，以當箴規。”重華即傳說中無為而治的聖王虞舜，按五德終始說，舜與曹魏同為土德，故當時格外受曹氏尊重。共工指畫工，繢通“繪”，指繪畫。很明顯，何晏於獻媚中藉機表述自己君主無為的玄學思想。
其三，在文章的結束處，何晏首先表達了他理想的社會政治狀態是：“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近似老子筆下“其政悶悶，其民淳淳”〔41〕的社會。這種狀態可以稱之為上德，也可以稱為“樸”，也是下文的“太素”——天地人剛剛形成的淳樸狀態。但是，要達到這種無為之境，必須進行政治改良，“招中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通之繁亂，反民情於太素。”這些觀點，十幾年後部分轉化為正始改制的內容〔42〕。
： 〔41〕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1 頁。
： 〔42〕拙作《正始改制與高平陵政變》，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四期。
太和時期玄學思潮的萌動是無可置疑的。雖然此時它還很幼稚，以致看不到系統的理論體系，然而，時代思潮的興起猶如自然界的浪潮，它往往開始於一個微弱的浪花，但它將一浪高過一浪，最終變成驚天動地的思想巨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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