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諸葛亮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見《三國志》本傳）。讀史者以為美談。
其實當時能為此者，非亮一人也。夏侯惇“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徐邈“賞賜皆散與將士，無人家者”。嘉平六年，詔與田豫並褒之（以上均見《三國志》本傳）。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呂岱“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其所為皆與亮同。
陳表“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朱桓“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見《三國志》本傳）。則尤有進焉者矣。
君子行不貴苟難，不以公家之財自私則可矣；祿盡於外，而妻子飢寒則過矣。要之治生自治生，廉潔自廉潔，二者各不相妨也。
袁渙“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嗷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見《三國志》本傳）。有袁渙之行則可也。無之，則有借通財之名，行貪取之實者矣。隨身用度，悉仰於官，而無節度，亦不能保貪奢者之不恣取也。為之權衡鬥斛，則並權衡鬥斛而竊之，於私產之世而求清廉，終無正本之策也。是故督責之術之不可以少弛也，於財計尤然。
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詣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祇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劉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均見《後漢書》本傳）。步騭“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見《三國志》本傳）。夫虞與騭非必其為偽也，和洽曰：“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見《三國志》本傳）儉者之家人，不必其皆好儉也。身安於儉焉，習於儉焉，勉於儉焉，皆無不可，必欲強其家人以同好，則難矣。迫其家人為一概難堪之行，以立己名，尤非真率平易者所能為。故居官者攜家室以俱行，未為失也，必欲使之絕父子之恩，忘室家之好，如世所稱妻子不入官舍者，亦非中庸之行矣。然身儉素而家人奢泰，以此累其清節者，亦非無之。妻子不入官舍，亦有時足為苞苴濫取之防，以此自厲，究為賢者，較之以家自累者，則遠勝矣（《三國志》載：蔣欽，“權嘗入其堂內，母疏帳縹被，婦妾布裙。權嘆其在貴守約”。則家人能俱安於儉者，亦有之，然非可概諸人人也）。
治生之道，循分為難。何謂循分？曰：“耕而食，織而衣，有益於己，無害於人者是已。”然在交易既興之後則難矣。無已，其廉賈乎？然身處之中，為操奇計贏之事，而猶能不失其清者，非有道者不能，凡人未足以語此也。士大夫之家，既不能手胼足胝，躬耕耘之業，又不能持籌握算，博蠅頭之利；使為農商，必將倚勢陵人，滯財役貧矣。陳化敕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見《三國志·孫權傳》黃武四年注引《吳書》），以此也。若其財果出於廩祿，雖治產亦何傷？所以必絕之者，正以士大夫而治生，易有妨於百姓故也。諸葛亮之不別治生，其以此歟？
《三國志·孫休傳》注引《襄陽記》言：“（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恆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鹹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患無德義而不憂貧，衡之妻何其賢也！然勤樹藝之利，而不剝削於人，衡之治生，亦可謂賢矣。然自吳末至鹹康，五十年耳，木已枯矣，信乎樹木之利，不如樹人也。
士之能厲清節者寡矣，亂世尤甚，以法紀蕩然，便於貪取也。《三國志·王修傳》言：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此袁氏所由亡歟？（《郭嘉傳》注引《傅子》，謂嘉言紹有十敗，曹公有十勝，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公糾之以猛。然則紹之寬，非寬於人民，乃寬於虐民者耳。）然雖太祖，亦未能使其下皆厲廉節也。太祖為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資。於時譙令平曹洪資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資那得如子廉耶？”（《三國志·曹洪傳》注引《魏略》）洪之多財可知矣。諸葛瑾及其子恪並質素，雖在軍旅，身無彩飾；而恪弟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均見《三國志》本傳）其不法如此。然非獨武人也，曹爽等實不世之才，而卒以奢敗。魏之何夔，蜀之劉琰，吳之呂範，並以豪汰稱，而其風且傳於奕世（何曾，夔之子也）。晉治之不善，王、石等之奢汰實為之，而其風則仍諸魏末者也。以魏武帝、諸葛武侯之嚴，吳大帝之暴，而不能絕，亦難矣。
太祖父嵩之死，《武帝紀》注引《世語》、《吳書》，其說不同。《世語》雲：“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裝置。謙兵至……闔門皆死。”《吳書》言：“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將騎二百衛送，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謙雖背道任情，謂其與闕宣合從寇鈔，似失之誣，當以《吳書》之言為是。然無論其為謙遣騎掩捕，抑衛送之將所為，嵩之慢藏誨盜則一也。處亂世者，可不戒歟？
魯肅指囷，讀史者亦久傳為美談，然亦非獨肅也。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糜竺進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匱，賴以復振，亦肅指囷之類也。知《管子》謂丁氏之粟足食三軍之師，為不誣矣。然用財貴得其當，劉備、周瑜，皆末世好亂之士，助之果何為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