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折色與折收（上）

西出折多在哪裡

2018-8-3

@菱形社會主義路燈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折色，即折收本色。本色指的是明政府徵收的米、麥、絲等實物。折色指的是將原本應按額徵收的糧食，摺合成銀兩、絲絹等實物。折色可以說是明中後期一條鞭法的先聲，或者說，一條鞭法是明代長期以來折收措施的深化與發展。

一、折色推行的初衷

折色的推行有因地制宜、各盡地產的考慮。以下幾條史料可以作證：“（洪武）十七年，雲南以 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永樂中，既得交趾，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1］筆者以為這些上貢貢品屬於折色。它們應該是“替代稅收”，不然前述引文中也不會有“代秋租”“代租賦”的說法。

明成祖朱棣

永樂4年 明朝遠征安南

折色有時也具有民生的考量。“帝（明太祖）曰：‘折收逋賦，蓋欲蘇民困也。’”［2］又，明成化年間章懋在《兩浙鹽法利弊》中建議：“（鹽戶）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即生死骨肉之恩也。”［3］又如，嘉靖年間馬卿在《攢運糧儲疏》中建議：“本色加耗甚重，比之折色所費幾倍。兩年全徵，東南之民力竭矣。運軍往年糧有折色，則船有減存，得以休息。今兩年全運，而軍士之疲勞甚矣，乃復遇此數省全災，軍民困苦，若不量改折色，其何以堪？”［4］可見，對於民眾而言，糧草等本色徵收壓力頗大，力役也使得許多小民生活苦不堪言。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在遇到災荒的情況下，本色折收成為了官府緩解民眾負擔的一項臨時措施。

章懋

但是明政府推行折色的動機，或許更多是減輕行政成本的需要。“越二年，又令戶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並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5］可以看出，洪武年間的折色，是在滿足倉儲的需求後才推行的。邊軍和倉儲仍需要糧食應對軍餉和災荒，明政府依然選擇徵收本色。也就是說，民生或者因地制宜，只是折色政策推行的次要影響因素，而倉儲壓力、行政成本以及各方面的需求才是明政府推行這個政策更重要的因素。這一點在馬文升的一條有關開中法的上疏中體現的尤為明顯，“俱要本色，不許折收銀兩。”［6］這句話反映了折收在當時可能已相當普遍，連最重要的邊軍儲糧也有許多折收銀兩。同時也說明，折色更多仍是為了政府自身利益。一旦折色過於擴大，使得鹽法崩壞，反而危及到明政府的利益，便會遭人反對。

馬文升

二、折色的發展背後推因——財政危機

在折色的演變歷程中，白銀折色逐漸佔據主流。在永樂年間，“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雖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7］這兩條文獻反映了兩個方面的情況：其一，明初銀兩折收實際相當之稀少，和本色乃至其他折色相比實在是過於稀少；其二，儘管允許使用銀兩折收，但明政府對於白銀進入流通領域仍有相當強的戒備心。這和明中後期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潘潢《理財十議》載：“查得戶部先年歲入太倉銀庫折色夏稅銀一十五萬五百兩，秋糧八十七萬四千八百兩”；“隨後邊方多事，前項歲糧陸續改派宣大等倉上納，雲南閘辦，亦久停閣至今。嘉靖二十八年，歲入止有夏稅銀一十二萬一千兩，秋糧三十三萬九千六百兩”［8］可以看見，到明中後期，本色折收相當多，單是嘉靖二十八年秋糧折色便已抵得上永樂年間的一年折色銀額。

明政府的態度和方法為何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隨著明中後期以來西方對美洲的殖民開發，加上日本對石見銀山的開發和中日白銀貿易，使得大量白銀湧入中國，有力地促進了明朝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使得白銀成為中國的流通物成為可能。但這隻能解釋明政府具備了更大規模的折收白銀的有利條件，並不能解釋為何明朝最後甘願放棄“祖宗正法”，逐漸放下對白銀的戒備，進而在明中後期，折色反而成為一種更常用也更重要的手段。

明政府的轉向實則與明朝財政的逐漸惡化及崩壞大有干係。“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 ‘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宮吏之冗，內官之眾，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又，“世宗中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幫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增兵設戍，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9］。可見當時明政府的財政狀況，實已崩壞到了極點。這種情況下，明朝只能採取各種措施增加收入。“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為一切之法，其冀斂財賄，題增派、括贓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 ［10］以上的種種措施，均是加派、提前徵收的手段。然而一年內的糧食、力役均不大可能強徵多次。不然即使不民怨沸騰，恐怕對於以後的生產也大有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加徵加派的大多數只可能是銀兩。

金花銀 原意是成色足的銀子 和荒銀相對

軍事壓力也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明中後葉的倭亂和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侵，給明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軍事壓力，由此造成軍餉和軍事工程用銀籌備的壓力加大。“辛丑詔浙江溫、臺、處三府稅糧俱復徵本色。三府稅糧舊徵本色，近歲以海警繕理海防，乃改令本折兼半徵納供軍興費。”［11］這一則，充分說明了軍事壓力是折色的重要動因。一旦緊急狀態結束，稅糧折收馬上回到以前的軌道上來。也可以看得出明政府的本色與折色政策實乃是一種彈性很大的政策，根據實際情況而做出改變，並不像人們所認為的，折色就處於一個確定下來就不變的政策。折色與本色之間的關係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複雜。

明世宗嘉靖皇帝

［1］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食貨二》（簡體字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264頁。

［2］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食貨二》（簡體字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264頁。

［3］ 陳子龍等：《皇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卷九十五。

［4］ 陳子龍等：《皇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卷一百六十九。

［5］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食貨二》（簡體字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264頁

［6］ 陳子龍等：《皇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六十四。

［7］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食貨二》（簡體字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264頁。

［8］ 陳子龍等：《皇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卷一百九十八。

［9］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食貨二》（簡體字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266頁。

［10］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食貨二》（簡體字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269頁。

［11］ 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世宗實錄·卷109》，臺北：“中研院”歷史院研究所，1962 年，第 2560 頁，轉引自丁亮：《明代浙江地方財政結構變遷》，博士學位論文，東北師範大學，2014年，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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