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與感悟：《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書評與感悟：《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書名：《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王亞南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版本：1981年6月第1版

最近汪丁丁老師在《官僚政治是企業家精神的死敵》一文中提到“我始終不相信中國能繞過“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我始終不相信中國經濟能避免全社會的普遍官僚化結局。”這個問題只能留給歷史和時間去解答，至少我們的歷史傳統需要認真分析，揚長避短，有利於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完善。突然想起來多年前讀到的一本書，王亞南先生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市面上這樣主題的著作少之又少，也只好再翻出來仔細研讀一番。

著名的《資本論》中譯者就是王亞南和郭大力翻譯的。在那樣顛沛流離的時代和境遇中，兩位失業青年尚不能餬口，卻有這樣的崇高精神和毅力來追求現代思想之精神，令我等欽佩和汗顏。斗轉星移，時間跨越近百年，思想的力量始終推動著社會的前行。

序言開篇便提到了受到李約瑟教授的提問，引出中國官僚政治的話題。他說“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問題，官民對立問題，舊士大夫的階級性問題，封建剝削性問題，儒家學說長期作為代表意識形態問題，中國民主政治與土地改革的必然關聯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在唯物史觀的系統說明中，都直接間接地要聯絡到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問題，並由是明確規定了中國今後歷史的發展道路。”王亞南先生的學生孫越生先生在再版序言中提到，“官僚政治上基本上沒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統治來維持。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徵或規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壞全繫於官吏一身，甚至國家安危、民族興亡、人民榮枯，最後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則對之無可奈何。這就是官僚政治從官的方面來看的規律。”再版序言中還提到，“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反對官僚政治，其規律不在於根本否定官吏制度，而在於分權制。廣義的分權原則的要害，它的核心，在於儘可能使行政與經濟、行政官吏與企業保持一定距離……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舊中國主要是農民）的貧困無知、孤立無援、經濟上與小生產聯絡等落後因素作為其條件的……如果農民到了受教育的時候，就是她的統治垮臺的時候。”等等，提到的這些問題，都是重大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全書第一篇主要從英國的政治傳統中尋找官僚政治的概念闡釋。他引用Laski的說明，官僚政治一語，通常是應用在政府權力把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透過對西方尤其是歐洲官僚政治歷史的梳理，他認為在專制政治出現的瞬間，就必然會使政治權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會相伴而帶來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專制政治的副產物和補充物。

在第二篇透過總結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最近幾百年的現狀，提出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歷史階段的產物，某一個國家的傳統封建關係愈強固，它的自由經濟發展愈困難，它在此過渡階段的官僚主義政治，就愈加要混合著專制主義封建主義，而表現得更持續、更露骨。

在第三篇中，總結到中國古典官僚政治形態的諸特殊表象分為三種性格：延續性、包容性和貫徹性。正所謂譚復生（譚嗣同）的二千年之政，秦政也。兩千年的官僚政治創造出配合它的其他社會事象和體制，如中國以父家長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組織，法律和政治的密切關聯，人治和禮治對法治的替代，學術與政治的統一……學術、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變為政治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滲透力就會達到政治本身活動所不能達到的一切領域了。

本書第四篇主要分析了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作者認定中國秦漢以來直到現代（本書成書於1948年解放前）以前的政治支配形態是專制的。這個易中天在其諸多歷史著作中也將封建和專制進行明顯的區分，認為中國2000年來的歷史主要是專制的現象。而官僚政治是專制體制的配合物。書中總結，中國二千餘年的專制官僚政治局面其所以是由秦國開其端緒，乃因中國二千餘年的地主經濟制度，是由秦國立下基礎。這種政治經濟形態的配合，不但改變了中國封建性質，改變了中國官僚政治形態，且也改變了中國專制君主與官僚間，乃至官僚相互間的社會階級厲害關係。我們這樣看來，2000年的中國政治經濟問題，著實發源於中國的房地產和三農問題，秦代以來發揚的井田制等等，這是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制度基礎。

本書第六篇討論了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的關係，開篇便闡述了一個道理，即在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里面，把握著社會物質基本生產手段的階級，同時必定要佔有或支配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產手段。這已經很明顯的表現為一個法則。這個道理放眼當今世界，更多地體現了現代國家治理層面了，如果缺少必要的平衡，經濟社會制度很容易演化為統治優勢階級利益的工具。作者認為儒家思想對於古代統治階級維護官僚制度上有三個手段：天道觀念、大一統觀念和綱常教義。

第七篇關於官僚貴族與門閥，他認為任何開明的專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書中認為忠實是最大的用人法則。我們引以為傲的大漢王朝，作者說漢末崛起的群雄，幾乎沒有幾個不是出身豪族、郡望或“世官”的。他又舉例，整個晉代乃至以後各王朝，豪族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各方面，都分別立下了深刻的基礎。最後作者總結，結束中古封建變局問題，就統治者內部來說，在一方面是圍繞物質生產手段爭奪戰而展開的田制稅法的變革，在另一方面是圍繞著精神生產手段爭奪戰而展開的科舉制的採行，而這兩方面的大成就，就是中國古典封建官僚制向著更高階段的發展。

在第八、九、十篇，分別從田制稅法、科舉制和士宦生活的角度，分別闡述了中國古代獨有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基礎，作為維護官僚政治的重要作用。作者認為，士宦的政治生活與他們的經濟生活的特殊聯絡，對於中國官僚政治的長期延續，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歷史上的中國，他們無論是“達則兼濟天下”地把持朝政，抑是“窮則獨善其身”地武斷鄉曲，始終在把政治作為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中國士宦的做官發財思想是中國特殊的官僚封建社會的產物。

在十一篇農民問題上，作者說以農立國的官僚社會是不能讓商業、高利貸的活動過於猖獗的。商人、高利貸者吞併農民，而使那種社會的根基發生動搖。一切綱常教義、社會安定都是在以農民為主的土地上發揮作用的。

第十二篇進行了總結，認為官僚政治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主要原因。士宦與農民的社會經濟關係構成了中國古代主要的生產關係。歷史是政治的延續，中國的專制官僚體制，是把農民的無知、孤立、被束縛於宗法社會組織和對政治的不關心作為其存在的前提條件的。他認為鴉片戰役成為中國社會實現現代化或打破傳統停滯性的第一步。世界任何一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殆都與對外發生戰爭有關。

第十三篇中國官僚政治的現代轉型問題，他看到了農工商形成的新生產方式的進步作用，在清代中葉已經凸顯。明末清初出現了反專制和強調民主的市民思想。鴉片戰爭成為歷史轉折的誘發因素。他援引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國鐵道的敷設，表現中國小農及家庭工業的一切基礎的破壞。商品經濟關係的逐漸增加，瓦解了傳統的綱常教義和宗法秩序。

在幾篇透過對官僚政治的覆滅、轉移轉化、成長的動態分析，作者提出了中國官僚政治的前途問題，他認為傳統的官僚政治用於管制和奴役人民，從而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目的的制度基礎越來越不復存在，官僚政治存在的基本前提（封建體制、人民愚昧無知、落後的生產關係）已經逐漸瓦解，一個加速的新的人民的時代正在到來。但作者同樣認為，官僚政治不會輕易地退出歷史舞臺，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它的延續性、包容性和貫徹性的影響還會存在。最重要的是，在科學的時代要相信科學、在人民的時代要還政於民。讓一般的工農大眾普遍自覺自動起來，參與並主導政治革新運動，才是官僚政治壽終正寢的時候。

從這本書能夠引入思考的地方是未來中國能否實現偉大復興，需要解決幾個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一是解決民主政治與官僚傳統的關係、二是土地改革與三農問題的關係、三是市民社會與中產階級的培育、四是市場化（農工商的新生產方式）的擴大和深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