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為什麼棄用八思巴文？

1。八思巴字到底難不難學？

答案：一點不難學。

首先，很多人都指出了一點，八思巴文字的字元，本身實際上是藏文字母的一種變體（有人認為是楷體，有人認為是隸書，我認為是藏文篆書的一種——因為藏文有自己的篆書），凡是同時學過藏文字母和八思巴文字母的人，都能發現兩個文字之間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比如我，先學的八思巴文，後學的藏文，之後八思巴文隔著挺長時間不用，有點忘記了，但只要一聯想到藏文的字形，絕對能蒙對個八九不離十。所以說，在“八思巴文約等於藏文”這個前提下，考慮到世界上掌握藏文拼讀能力的人，咋也應該有個大一百萬了，那麼，一種字母能被數以百萬計的人學會，我想但凡一個人他不是智障的話，給兩個禮拜的時間，咋著也能學會了。

再加上一點，眾所周知，蒙古族歷史上曾經有過全民信仰佛教的經歷，大量的男丁出家當喇嘛，這裡面出過不少專門用藏文進行寫作的蒙古族高僧大德，甚至出過不少蒙古族的藏語語法學大師，至於其他小師傅們，一輩子就算學不會藏語的語法，不知道佛經講的什麼意思，但至少能學會藏文拼讀，這是沒有問題的，畢竟當喇嘛的主要工作就是念經。說這一點是為了證明，蒙古民族裡頭既然能有大量的受教育群體學會了藏文拼讀，那他們理論上一定有充分的智力去學會八思巴文。

與蒙古人當時接觸到的其他文字系統相比，八思巴文有三大優點——第一，與回鶻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相比，每一個八思巴文字母都沒有詞頭、中、尾這三種變形；第二，與回鶻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相比，八思巴文的字元設定原則是“一字一音”，個別情況下允許“多字共表一音”，只要當時梵語文明圈能碰到的音素，都能與八思巴文基本建立一一對應的對映關係，極個別母音和子音會由多個字母組合表示，但除了軟硬i之外，不存在“一字多音”的情況，用八思巴文拼寫“多鐸”，是不會念出來“杜度”的讀法的。第三，與藏文拼讀相比，八思巴文至少在拼寫蒙古語和漢語上，沒有藏文那種“基字+母音附加符號+前上下後加字”這種複雜的拼讀方法，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的智商能夠支援他學會藏文的拼讀方法，那麼他絕不可能學不會八思巴文的拼讀法，這就好比一個能讀準任意一個英文單詞的人，他不可能學不會漢語拼音。

2。八思巴文字形複雜麼？

答案：縱觀全人類的文字，八思巴文不算複雜，比它字形複雜的文字，那真是數不勝數，比如說喬治亞文、高棉文、泰文、亞美尼亞文，梵文悉曇體，我覺得在觀感上簡直就像是蝌蚪文一樣，阿姆哈拉文，彝文，因紐特文，我感覺簡直就像是一種象形文字，字喃和方體壯字，那更像是火星文了。這裡面每一個文字，都比八思巴文更復雜，但只要學，總是能學會，無非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要是一個人連日文都能學會，卻說八思巴文字形複雜難認，那隻能說明學習的時候沒沉下心。如果一個人連八思巴文也總也記不住，這樣的人可能也只能在漢語拼音這個圈裡玩耍了。

3。八思巴文在蒙古人當中失傳了麼？

答案：並沒有，而且從來就沒有。元朝結束之後，退守草原重返遊牧生活的蒙古社會，並沒有徹底中斷對文化教育的傳承。目前我們還暫時不能獲知這種教育具體是如何運作的，但種種文獻資料表明，這個教育活動是真實存在的。

最有力的證據，是著名的“擺腰臺吉碑銘”，這通石碑鐫刻於1580年，其上有回鶻體蒙古文、漢文、藏文烏金體、梵文蘭札體和八思巴文這五種文字，我曾經想釋讀上面的八思巴文，結果發現這個工作早在2005年之前就被內蒙古大學著名八思巴文專家正月教授給做完了。按照正月教授的釋讀，該碑的八思巴文銘文，分別用來記錄蒙古語和梵語兩種語言所表述的內容。這就說明，蒙古人直到退出中原之後，仍然沒有忘記用八思巴文拼寫蒙古語的方法，因為蒙古人就算隨著16世紀藏傳佛教的再次傳入而重新認識了八思巴文，但是理論上藏族僧侶只熟悉如何用八思巴文拼寫藏語，我不太相信藏族喇嘛在那個年代還能記住八思巴蒙古文的正字法。

除此以外，八思巴文在蒙藏兩地的藏傳佛教社會當中一直沒有失傳，八思巴文廣泛出現在活佛的印章及寺院的裝飾物上，一般用來拼寫梵語的經咒。依我來看，八思巴文，實際上是對應了蘭札體梵文的宗教職能，所以只要是藏傳佛教寺院，無論藏地還是蒙地，理論上都有需要用到八思巴文的地方，就看大和尚覺得哪個美術字體更殊（la）勝（hung）了。

4。為什麼我們會有一種“八思巴文在元朝滅亡之後就失傳了”這麼一種錯覺？

答案：要解釋這個問題，首先得知道忽必烈如此大費周章的意圖——眾所周知，忽必烈推廣八思巴文，並不是要代替某種已有的文字，那麼他實際的動機是什麼呢？我認為可能有以下兩點：

第一，忽必烈打算搞一套“簡易版的東方IPA”。之前的“東方IPA”一共有兩套，一套是號稱能表示人類一切語音的梵文字母，二是藏傳佛教在譯寫經咒時，以每一個梵文字母為基準，重新搞出來的一套藏文字母。之所以要搞新的IPA，是因為梵文的筆畫複雜，藏文的拼讀複雜，學習成本都不低。事實來看，八思巴文比這兩個老文字都清新簡明瞭不要太多。

當然，這個IPA只是相對意義上的，目前來看，無論是拼寫漢語還是拼寫蒙古語，八思巴文仍然無法做到百分之百地無損還原所有的語音訊號，畢竟目前能見到的字母數量也不過是四十到五十個之間，而且之所以只有這麼多字元，很可能是因為八思巴只活了四十五歲，因為英年早逝，沒法繼續創造新字元，我們只能推斷，八思巴似乎有把它IPA化的意願。

八思巴文號稱耗時八年才發明出來，這應該只是“毛”時間，因為它有現成的藏文字型檔，無非就是變一套字型罷了。這種“東方IPA”，八思巴文不是最後一個，之後阿尤希固什搞了一套阿里嘎裡蒙古文，清代又另搞了一套阿里嘎裡滿文，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扎那巴扎爾分別搞了一套索永布文和方體蒙古文，其實，原始碼一直在用梵文那一套，它們不過是梵文的面板或者mod罷了，這就好比，你就算用黃金AK47，它子彈的物理屬性仍然是AK47，你去打日本戰國的瀨戶海賊，它們跟你說的話仍然是“我要把你的頭蓋骨當碗使”，而且用的是英語。

第二，忽必烈同時需要一套“簡易版的蘭札體”。目前來看，元代八思巴文在世俗領域裡使用的場合，大多數也都是需要體現莊重威嚴氣象的場合，譬如政府公文、官私印信簽押等等。唐代西北人曾拿藏文字母拼寫漢語詩詞，但在元代，我印象裡，似乎沒有用八思巴文拼寫底層的流俗文字的例項。所以說，八思巴文可能要像蘭札體一樣，需要在記載有效資訊之餘，還要承擔一些額外的神秘職能，忽必烈皇帝為了這個職能，對這種文字施加了一種能夠彰顯權威色彩的“魔法”。在過去，東亞地區承擔這種職能的文字字型，放在佛教世界則為梵文蘭札體，放在漢文文明圈則為漢文的篆體，然而顯而易見，這兩種文字都過於複雜，難以勝任對大量資訊的高效記錄，而八思巴文的出現，則使得“以相對高效的方式表現莊重意象”成為了可能。

之所以要搞這套IPA，或許是因為，一個謀求控馭各大文明的帝國，天然地要在政治上追求這樣一種“同文之盛”，在這種多元一體的族際互動生態下，藏人可以透過八思巴文加深對漢語的接觸，漢人可以透過八思巴文加深對蒙古語的接觸，蒙古人可以透過八思巴文增加對藏語的接觸。事實上，這個目標確實部分地實現了。

而忽必烈之所以要搞這套“山寨蘭札體”，或許也是因為，帝國天然地具有抬高某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將其作為一種“超然”的社會共識、並以此書寫自己的政權合法性的動機。忽必烈接受了大國師的灌頂，他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即使表面上出於現實需要而不得不去製造一個“宗教多元”、“因俗而治”的表象，但不可避免地會有一種“以教治政”的衝動。

也就是說，“八思巴文”是帝國的產物，如果蒙古政權的帝國屬性不復存在（無論它的國號到底變不變），那麼八思巴文縱使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但它的使用領域一定會出現極大的萎縮。這就好比，元帝國如果是馬車的話，那麼八思巴文及其所承載的那個意識形態，就是馬車上的韁繩，統治者是馬車伕，需要用這個韁繩去協調驅動來自不同地區、不同脾氣的馬。一旦這個車翻了，馬跑散了，車伕需要步行了，那麼，車伕可能會帶上這個繩子，但不一定會繼續拿它當做韁繩來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