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聖母院--此刻倒黴的驕傲
時間退回到1160年，正處在史稱黑暗的中世紀的時代。越是在生產力落後而文明黑暗的年代，大城市的虹吸效應就越明顯，因為那樣的時代小城連生活必需的很多條件都無法滿足。更何況這是巴黎，此時的巴黎已經頗有些歐洲中心的意思，大量人口彙集在此，而在宗教統治歐洲的中世紀，禱告就像喝水一樣必要。此時在巴黎聖母院這方土地上的教堂，是一個古羅馬時期就存在的小神廟，完全無法滿足巴黎人宗教活動的需求，於是主教決定：拆了舊教堂，建造一個新教堂！至於建一個什麼樣的教堂，主教宣稱在夢中得到了上帝的指示，要建一個寬敞又明亮的！
寬敞明亮，今天聽來也許不存在任何問題，但在中世紀卻不是一件易事。那時的歐洲建築技術已經退步到遠不如700年前的古羅馬，他們無法修建萬神廟那樣宏大的場所了，長期以來存在的宗教場所盡是一些地處城市邊緣的修道院，儘管沒有太多古羅馬的技術流傳下來，但這一時期，一種後世定義為
哥特式
的建築風格已經開始漸漸成型。
這裡多聊兩句，實際上“哥特”這個詞不是一直像今天這樣代表著一種美麗的風格。很長時間裡，它甚至不是一個好詞。在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藝術家們視黑暗時期的哥特藝術為未開化的，野蠻的文化。在建築方面，哥特式建築的另一種翻譯——高直式建築倒也是貼切，哥特建築確實又高又直。
哥特式建築並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中世紀歐洲各種風格的大融合：拉丁十字平面、圓拱和高窗；拜占庭的裝飾；阿拉伯世界的尖形拱和束柱……可為什麼哥特式建築會誕生在法國？而非，那時最為富裕的支援了幾次十字軍東征的義大利呢？
簡單說來，義大利雖然富裕，但財富過於分化，而且那時候還沒有一個叫做義大利的國家。反倒是法國，在“奧古斯都”菲利普時代，皇家的權力變得集中，凌駕於分裂的封侯之上。財富與權力都彙集在國王自己的領域之內。沿著塞納河畔商業活動也日夜不停地進行著，產生的財富被用於巴黎的教堂建築上，
金錢的滋育為藝術的生長準備了沃土，上帝也愛金子。
1163年巴黎聖母院在老神廟的原址上開始修建了，這一建就是百年，大教堂完成於1250 年左右。巴黎聖母院的平面圖仍舊是修道院傳承而來的拉丁十字平面：東西方向是長向的中堂，按照基督教堂的傳統，禱告要朝向耶路撒冷所在的方向，因此東部尾端有神殿和半圓形室，西面為入口。南北向的耳堂將中堂貫穿，在平面圖形成一個拉丁十字樣的形狀。
巴黎聖母院最為著名的就是它的西立面，就是人們最常拍攝的那面，因為哥特式大教堂的西面通常不是水平的，但因為聖母院到達塔頂的塔尖從未被建立，建築物的正面不像科隆大教堂有著直插入雲的氣勢，反而有堅定簡單的莊嚴感，後來有建築學者將其列為“人類最高貴的建築學概念”。
多說兩句高塔吧，因為朋友圈人人都在說“卡西莫多沒有家了”。在羅馬式和哥特式建築中，這些塔不僅用來安置大鐘，而且用來支援西正面的側壓力和翼廊的縱壓力。在諾曼底和英國，三分之一的塔有許多視窗，使自然光線能照進教堂中央。因為哥特式的建築師偏愛垂直線，他們就特意在每一座塔上豎立一個塔尖；可這些塔尖卻不是很“穩重”，經常容易掉落，故而像聖母院、亞眠及蘭斯大教堂就沒有塔尖，沙特爾大教堂的3 箇中只有2個，拉昂則5箇中只有1個塔尖。不過法國北部倒是塔尖林立。當哥特傳入義大利時，義大利也佈滿了鐘塔或鐘樓。不過義大利的鐘塔通常是和教堂本身分開的，最著名的就當數比薩斜塔了。
哥特式建築的中心問題，在於如何支援屋頂。早期羅馬式教堂的屋頂是木頭造的，這種構造的缺點是易遭火災，一經燃燒，便不易施救。到了中世紀，所有的主要教堂都有石造的天花板。這種屋頂的重量決定了中世紀歐洲建築必然要有極其厚重的柱墩來支援這份重量。粗壯的柱子上要加上一塊拱基，以便有較大的空間承受來自上面的重量。其上再置尖拱承受屋頂重量。哥特最大的藝術特色也來源於此，層次分明，不斷向上的結構經過雕刻裝飾將尖拱、拱基、柱子連為一體，好像一根根柱子拔地而起，在教堂內張成昂揚向上的森林。
提了尖拱就不得不提一下飛扶壁。尖拱除了向下傳遞重力，還會產生極大的側推力，故而建築的側面就需要加固。聖母院本堂部分每個六分式高拱頂佔兩跨間，由雙跨飛扶壁支撐，這常被認為是最早的飛扶壁。
令人扼腕的是本次燒燬的交叉處尖塔，儘管此處的尖塔是後來增建的，但無疑，它已然成為了聖母院的一部分，我還記得兩次默畫聖母院西立面時漏畫了中間的尖塔被扣分。現在，我還記得西立面怎麼畫，只是不知道中間那個尖塔，還要畫嗎？
僅僅從建築上講，聖母院的價值並非獨一無二的瑰寶，它是哥特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但並非最早的哥特教堂，亦非哥特教堂的巔峰之作，哥特盛期的代表作亞眠大教堂的藝術成就就高於巴黎聖母院。但聖母院的意義遠不止其建築藝術（
其實建築本就是社會存在的一個反應，它的本身並無太大意義
）。
巴黎的教堂何止聖母院，聖心大教堂、巴黎萬神廟，其瑰麗並不輸聖母院，只是從雨果的《巴黎聖母院》開始，拿破崙的興盛，戴高樂的復國，所有巴黎與法國的榮耀這裡一一見證，它見證著歷史，也逐漸成為歷史的一部分，直至最後，它與凱旋門，埃菲爾鐵塔這些與它同樣的見證者成為巴黎乃至歐洲的名片，成了文明的一部分。
建築總是會遭受一些倒黴的厄運，即便驕傲如聖母院也逃不脫。我們為聖母院的大火而惋惜時，有時是對文明本身的哀悼。
一場大火所損毀的，不只是停留在歷史上的人類文明遺產，更是人類未來的某種可能。
有時讓人害怕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從羅馬找答案，而我們也許不能從聖母院那裡再找到答案。但也許，能在那裡找到的答案，已經都找完了……
願，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