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的一生

朱棣1360年出生於應天（今南京），朱元璋第四子，被稱作“永樂大帝”。

朱棣透過“靖難之役”奪取皇位。在位時，政治上設定內閣；對外五次親征蒙古，收復安南，並於邊境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設立特殊管理機構。多次派鄭和下西洋，命人編修《永樂大典》，疏浚大運河，締造永樂盛世。1424年駕崩，諡號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後明世宗改諡為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廟號為成祖。

朱棣兼備文武大才，既善治軍，又善治國；既是能征善戰的軍事統帥，又是中國歷史上奮發有為的帝王之一。

朱棣從1390年到1424年，前後三十四年時間內，親自統軍作戰，運籌帷幄，身先士卒，馳騁中原和漠北，指揮了數十次的重大戰役戰鬥，所向披靡，無堅不摧。其武功之盛和軍事指揮藝術之高超，在明代乃至帝王中，都稱得上是出類拔萃的一個。

一、注重先發制人，積極殲敵。

朱棣在北平舉兵之初，主力不足千人，到中期也不過十餘萬人。他面對的敵人是建文帝的傾國之兵，其中耿炳文率軍三十餘萬，李景隆率軍五十餘萬，盛庸率軍也超過五十萬。力量對比，敵佔絕對優勢。就地盤而言，朱棣最初只有燕王府一個據點而已，中期也只佔據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建文帝掌握著全國政權，對朱棣形成戰略包圍態勢。

在這種敵眾己寡、敵強己弱的極端困難情況下，朱棣既不是被動挨打，也不是孤注一擲、而是巧選戰機，主動出擊，先發制人，把部隊拉到外線去，透過大量殲滅敵軍有生力量，來扭轉被動挨打的局面。

在戰法上，他堅持

“水無常形，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

的原則。偷襲，是歷來兵家之憤技，但朱棣不拘泥成法，運用得十分巧妙而成功。他趁敵軍過中秋節歡宴無備之時，一面偷襲雄縣城，全殲駐軍；一面又設伏城南大量殲敵，取得攻城打援的雙勝利。他揚己長，擊敵短，乘風縱火奮勇衝擊，在白溝河、夾河、滹沱河兩岸，三戰皆捷，殲滅敵軍近三十萬。他聲東擊西，先聲後實，分別在滄州和真定打了兩個漂亮的殲滅戰。他以虛城作誘餌，待敵上鉤，突然殺敵一個回馬槍，致有鄭村壩大捷。他乘敵之危，連續作戰，才有靈璧之戰的重大勝利。

總之，朱棣在作戰中，千方百計把強敵變成弱敵，把養精蓄銳之敵變成殘破疲憊之旅，把有依託的集結之敵變成移動、分散之敵，然後料敵甲兵，各個擊破。朱棣這種先發制人、主動出擊、揚長擊短、積極殲敵的思想，貫穿於“靖難之役”的全過程。所以在很短時間內，便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終於打敗了數十倍於己的敵軍、取得了最後勝利。

在遠征漠北作戰中，也同樣體現出他的上述思想，第一次親征中，先擊敗本雅失裡。再擊敗阿魯臺；第二次親征則將依託有利地形的馬哈木誘出，然後給以重創；第三次親征還師途中，突龔兀良哈部，取得重大勝利。但朱棣到了晚年，指揮過於謹，特別是受丘福失敗的教訓影響，穩紮穩打有餘，出奇制勝不足，這是五徵漠北戰果不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注重建作戰基地，鞏固後方。

朱棣所以能夠迅速戰勝建文帝，除了主動出擊，積極殲敵之外，再一個重要因素是，從戰爭一開始就重視建立作戰基地。他首先奪佔北平九門，進而向北平附近各州縣擴大根據地。他接受張玉關於

“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

的建議，奪佔薊州，為向東取遵化、永乎，北取密雲和大寧等地創造了條件。對於居庸關的戰略地位，史載朱棣曾有過正確的評價，他說：

“居膚關路隘而險，北平之襟唳，百人守之萬夫莫窺，據此可元北顧之憂”。

朱棣奪取居庸關後，為西取懷來，北取開平、龍門等地打開了大門。後來，這裡又成了建文帝軍隊不可逾越的鋼鐵防線。

朱棣為了把北平變成攻不破、摧不垮的堅固後方，在興兵之初，就抓緊清除內奸，安定民心，派親信指揮守城、他每次率軍離城作戰，對北平的防務都作出具體部署。因此，建文帝雖曾多次遣兵進攻北平，但沒有一次能攻入城內。

朱棣正是由於建立了以北平為中心的鞏固的根據地，有了軍事行動的重要依託和向南方進軍的重要立足點，所以，進可攻遐可守，回師休整，特別是東昌之戰損兵數萬，大將陣亡，處於極其危難之時，朱棣率餘部返回北平，總結經驗，悼死醫傷，招驀勇士，擴軍備戰。不久，便取得夾河、滹沱河大戰的勝利，繼而又有遠襲濟寧、沛縣的巨大聲威。

正因為北平根據地，在“靖難之役”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所以當朱棣稱帝不久，便決定將北平改為北京，把全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遷移北京。

三、善於知己知彼，巧擇戰機。

朱棣對孫子所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真諦，是最為心領神會、運用自如的。僅以打敗李景隆五十萬大軍為例，朱棣不僅對李景隆個人的性格、氣質、閱歷等等一清二楚，而且對其所部的上下關係、給養供應、指揮弱點、將士素質、部隊紀律以及兵力數量等等，全部瞭如指掌。

《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記載朱棣曾經說過：

“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一是“為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二是“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三是“不量

險易，深入趨利”；四是“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五是“部曲喧譁，金鼓無節”。

在作戰中，朱棣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李景隆的弱點，才有鄭村壩、白溝河大捷以及大同之行中李軍的大批減員，在選取戰機方面，朱棣尤為機智，巧妙而果斷。三次粉碎建文帝的大舉討伐，都與他善觀風色，把握戰機，適時進退，有著直接的關係。特別是到了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冬，建文帝的主力屢遭重創，京師兵力空虛，朱棣適時果斷地作出

“臨江一決，不復返顧”

急的重要決策，充分顯示出一個戰略家的高瞻遠矚和雄偉膽略。

當朱棣率軍進抵揚州，準備渡江時，建文帝特派慶成郡主到朱棣軍中，以割地為條件談和。朱棣敏銳地識破其緩兵之計，斷然予以拒絕，不給對方以喘息機會，迅速揮軍渡江舉進佔京師。這裡充分顯示出，朱棣善於通觀戰爭全域性，正確把握戰機，和指揮卓越的特點。

四、注重文武並用，政治與軍事密切配合。

這也是朱棣戰勝強大敵人的一個重要因素和特點。在古代社會中，凡是反對皇帝的言論、行動，都屬於嚴禁之列。朱棣起兵反對建文帝，在封建正統觀念佔統治地位的古代，被視為以臣叛君，圖危宗社，大逆不道和義不容赦的行為。但朱棣深知

“行師以得人心為本”

的極端重要性，所以，為了使自己的興師之舉“名正言順”，他首先打出“祖訓”的旗號。

他興“靖難”之師，是討伐“好惡”，是為了“清君側”。即使在自己當了皇帝之後他仍然宣傳：

“朕遵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

這樣，他便由政治上的被動轉入主動。所以，無論是“靖難”之初，還是“靖難”之後，建文帝所屬的官吏和將領，一批批地不戰而降或倒戈歸附朱棣，這是不奇怪的朱棣同建文帝交戰，不只侷限於兵刃相見，而且文武並用。

當建文帝在夾河滹沱河失敗後，一面詔赦燕王罪，罷齊、黃職，一面發兵截燕師糧道，這時，朱棣則將計就計，一面致書誇獎建文帝罷齊、黃職是有“日月之明”，又說：

“奸臣之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

又拉又打；一面遣精騎突襲建文帝的後方糧船，終於使建文帝的計策成為泡影。朱棣對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的策略，也是把通好、安撫與軍事打擊配使用的。所以，牢牢掌握了主動權，使矛盾日趨緩和。

五、善於治軍。

這是所有傑出軍事統帥共同具備的優點。朱棣在治軍上，除了建立“靖難”之師、改革軍制等外，其獨到之處還有四個方面：

一是既善聽取部屬的正確建議，尤善糾正部屬的錯誤意見。

在小河、齊眉山之戰後，部隊傷亡甚眾、水士不服，

“燕諸將皆懼”，請求“休息士馬，觀釁而動”，

這種意見，從區域性看有一定遒理，但從全域性看，則是一種紿敵方以喘息機會和使自身“解體”的錯誤之見。朱棣看清問題的實質，毅然予以否定，決意指揮部隊苦戰，結果轉危為安，獲得大勝。

二是善於納賢用人。

他主張：

“用人之道，各隨所長”。

在“靖難之役”中，不僅重用了原來的親通道衍、張玉、朱能、丘福等，而且還重用了一大批降將、如房勝、徐忠、鄭亨、陳亨、陳旭、火真、李遠等人。在淝河之戰中，敵將火耳灰曾舉長矛直刺朱棣，因馬蹶被俘。朱棣對他不計舊仇，於以重用。火耳灰便以身掩護朱埭安全，殺退敵軍，衝出重圍。朱棣對待少數民族的官兵尤為重用。大寧三衛蒙古騎兵，在合併以後，

“入關作戰，數有功”。

韃靼王子也先土幹歸降後，朱棣立即封其為忠勇王，並賜名金忠，當下次親征時，便命其為先鋒。

三是賞罰嚴明。

朱棣說：

“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

每次作戰後，他都賞功罰敗，後來，還制訂了評定戰功的三個等級：“奇功”、“頭功”、“次功”。使獎賞逐漸規範化。

四是愛兵。

他不論為王、為帝、均能與將士同戰鬥、共甘苦。如第一次出征漠北，師出四個月，軍中糧食吃光，朱棣立即下令把專供皇帝的儲糧散發給士兵吃。他知道士兵很少吃糧，自己便每天直到傍晩也不進一餐。隨從再三勸其進膳，朱棣說：

“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

正因為他能與將士同甘同苦，所以將士也多甘心為之效命，勇敢作戰。

朱棣轟轟烈烈的一生，是一個傑出軍事統帥的一生、是著名軍事家的一生，也是很有作為的一生。他在軍事領域中的重大建樹，為中華民族的戰爭史，增添了光彩奪目的一頁。但他一生中也有不少政治劣跡和汙點，如“靖難”後、發生了世人熟知的“壬午之難”，殘酷地殺戮了反對者數千人。他在稱帝期間，剝削壓迫沉重，曾爆發了唐賽兒等起義，都進行了殘酷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