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從“廣場協議”得到什麼教訓

親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多重要的國際金融事件，而且，正是在他們職業生涯的高峰時，發生了美國和日本就貨幣及貿易問題的談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議，此後，日元大幅升值。很多人都認為，廣場協議是導致日本之後經濟低迷的重要原因。

這本書在今天被很多人重新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今天的處境，跟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處境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比如：和日本當年一樣，中國今天已經成為了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日本當年一樣，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非常仰仗出口，因此創造了巨大的貿易順差；和日本當年面對的情況一樣，貿易失衡給美國帶來了很大的國內壓力；同樣，和當年的日本一樣，中國今天面對著來自國際關係上的壓力。

書裡面有幾個細節，今天讀到，會讓人覺得很熟悉。

第一個細節是：1985年，美國國會里的保護主義情緒上升，僅僅1985年，就提出了400項保護美國產品的議案，包括徵收進口附加稅。其中，因為存在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日本首當其衝被批評。那一年9月，里根總統認為，日本對菸草進口實行限制，是貿易不公平，於是，授權美國政府部門對日本進行報復。

第二個細節是：日本政府內部對於同美國發生摩擦的擔憂日漸增加，於是想要努力增加進口，以降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了一個有意思的建議：每一個日本人都應該購買價值100美元的進口商品。中曾根康弘帶著電視臺的記者，到一家百貨商店訪問，買了兩三條高檔領帶。不過，後來發現，這些領帶是法國進口的。

第三個細節是：日本銀行總裁前川春雄卸任之後，撰寫了一份報告，呼籲日本經濟政策重新定位，以內需驅動經濟增長。這份報告在日本國內廣為傳閱。報告內容強調，要充分抓住日本國內的巨大市場和基礎建設的機會，大幅提高國內需求。同時，也要減少進口商品的正式和非正式壁壘。行天豐雄評論說：“他明確的結論在今天和在當時一樣中肯。但有一點也是確定的：把那些觀念轉變為現實，是一個緩慢和煎熬的過程。”

1985年9月，發生了那個後來被很多人視為是日本經濟轉折點的事件。當時，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和日本五個國家在廣場飯店簽訂了廣場協議。兩個新興經濟大國德國和日本，根據協議，調整馬克和日元對美元的匯率。

廣場協議之所以那麼有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認為，這是日本經濟由盛轉衰的起點。不過，行天豐雄和沃爾克都斷然否定這一點。

行天豐雄作為當時日本經濟政策的親歷者，在《時運變遷》裡對這個問題有他的論述。在他看來，產業界和公眾其實並不擔心日元的升值，當然，很多意見領袖表示了自己的反對。

而且，從1986年底開始，對日元升值的抵制聲音開始減少。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一個強勢日元，其實也有很多好處。比如，在依賴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的行業，強勢日元意味著更低的成本。強勢日元還意味著，進口商品的價格更便宜因此消費者更滿意。日本企業在海外投資併購時，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強勢日元帶來出口成本上升，可以倒逼出口型企業最佳化業務削減成本。

從GDP的增長資料來看，1986年，日本GDP增長了3。33%，1987年增長了4。73%，1988年甚至達到6。79%。與此同時，國內需求對經濟的增長超過了出口對經濟的增長，增長模式開始從出口拉動轉到內需拉動。

在行天豐雄看來，真正的問題其實出現在兩國各自的決策過程裡。

幾次的日元升值，以及跟貿易相關的財政決策，都跟受到外部壓力有很大關係。日本甚至專門出現了一個詞叫“外壓”。它指的是，“日本的政治體系可以在外部政治壓力下行動得更快”。

如果單純從結果來看，日本在外壓下采取的大部分措施，無論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對多個產業的解除管制，結果都是好的。行天豐雄說：“在這個意義上，日本不能抱怨發生過的一切。”

但是，在他看來，這種決策模式，從根本上破壞了日本和美國的長期關係，以及兩個國家內部的情緒。

在日本這一邊，政策制定者養成了濫用“外壓”的惡習。他們習慣於藉助海外壓力，“實施棘手卻不可避免的改革，卻沒有同時付出艱鉅且關鍵的努力，在全體國民中間形成一種心態，去接納通常是一劑苦藥的經濟改革。”

而在美國那一邊，政策制定者開始相信，對付日本唯一的途徑就是施壓，“他們用美元貶值和貿易保護主義威逼利誘，卻忽視了部分問題恰恰源於美國沒有在改善自身的財政超支方面盡到本分。”

結果就是，“頻繁地求助外壓，很不幸地傷害了兩國的國民心理。互信與合作意願沒能建立起來，挫折感和不信任的糟糕情緒得以滋生 。”

以上就是在《時運變遷》這本書裡，廣場協議的親歷者對廣場協議的評價。他們不認為是廣場協議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的低迷，真正出現問題的是，美國和日本兩國的決策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