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大饑荒的慘相和原因

小編的家，是三世同堂。

父母年逾八旬，本可不在一起生活。

但最終，還是覺得在一起更好。

和家裡老人在一起生活，說實在，有得有失。

得意之處在於，老人時刻在身邊，無需牽掛。且老人是個寶，許多生活經驗，人生道理，他們總有讓人意想不到的金句。

不好的是，彼此生活習慣難以接受。

比如，老人總不太講究飲食衛生，饅頭、菜蔬、剩飯，哪怕是發黴了，也要處理處理繼續吃掉。

說他們多遍了，都無法說到心裡。

天下哪個家庭沒矛盾……

最後，遂意算了，各人有各人無法改變的東西，彼此堅守，互不干涉過多，就好。

直到近來看了蘇聯的歷史，瞭解到烏克蘭大饑荒的真實一面，我才由衷地理解了父母的節儉，是人生不可抹去的烙印。

他們沒有經歷過蘇聯那樣的大饑荒，但饑荒在他們的前半生裡，一直困擾著他們的人生。

從歷史走來的人，不要企圖改變他們的歷史基因。

一、駭人的歷史

有些歷史，你不讀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慘，

你不讀，永遠不知道人性有多殘酷，

你不知，也不會體會到現代的歲月靜好，日出日落，多麼難得。

有些事情，殘酷得不忍直書，但如果不書，權且掩耳盜鈴，空眼漠視，只會讓自己一天天走向巨嬰。

我覺得，真實的歷史，以及歷史背後的真知，還是早早地讓孩子知道為好。

多些真正的知識，只會增加正常的常識，而不需擔心人性的汙染。

以下場景有點駭人聽聞，請心理素質低的玻璃心們，注意打幾個防。

“我看到一個可怖的景象。這個婦女正把一個親生孩子的屍體放在臺子上宰割。”

這是蘇聯時期大饑荒發生時，一個人在烏克蘭農村看的駭人一幕。

“她邊幹邊嘮叨著說，我已經吃掉瑪涅奇卡了，現在我要把瓦涅奇卡醃製起來。這將夠我們吃一些時候……”

另一個農民在信中說：

“我們全家在捱餓，小傢伙們已經8個晝夜在要吃的了，可是沒有。我今天就準備要弄死他們，可還是把手放下了，我決定再希望一次：您能幫幫我，我求您了，如果給不了的話，看來就得餓死了。”

還有一封出自某官員的：

“不久，關於餓死人的信件及官方報告紛紛向我寄來。然後，人吃人的慘事開始了。我接獲的一份報告說，在基輔郊外瓦西爾科沃鎮附近的一座小橋下，發現了一個人頭和兩隻腳底。顯然，這屍體是被吃掉了……”

烏克蘭，蘇聯最主要的產糧地，有著不需要化肥，就能讓莊稼地野蠻生長的黑土地，糧食產量，一向令全國其他地方望其項背。

然而，就在這裡，歷史上卻發生多次餓死人的慘劇。

其中，以1932-1933年的那次為最重。

彼時烏克蘭，餓殍遍地，慘絕人寰。死亡人數各方說法不一，大概在300——750萬人之間。

梅科拉恩科，烏克蘭詩人和劇作家，1933年時，他13歲。

他回憶，飢餓的感覺，像毒蛇一般吞噬著內心，促使他做出了別人不敢做的事——到附近一家工廠的幹部餐廳裡，偷竊廢棄的魚頭，帶回家讓母親煮湯。

人在餓死之前，想盡一切辦法充飢。

他們把枯草和碾碎的稻草碾碎，煮熟，然後做成餡餅。

乾草，和其他可以吃的植物，可以搗碎、碾碎，同樣做出餡餅——雖然裡面沒有一點麵粉。

此外，他們去河床上收集貝類、在田野捉蛇和老鼠吃。

樹皮也是能吃的——把它們扒下來，放到水裡煮，然後弄成粉末，這樣就可以吞嚥下去了。

隨著能吃的東西越來越少，吃人肉的傳聞，在村裡傳開了。

村裡議論說，有一家人殺死了家裡排行老小的孩子，給大一點的孩子充飢。

梅科拉恩科的母親，讓他出來偷魚頭時小心，不要讓那些餓得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人，給盯上。

為了活命，梅科拉恩科冒險混進幹部餐廳，靠此躲過了生命中最艱難、最恐怖的時刻。

二、大饑荒的原因

梅科拉恩科的回憶，其實告訴我們了歷史的另一鏡頭：除了農民，幹部餐廳的條件還是不錯的。

那麼，為什麼種糧食的人會被餓死呢？

原來，這是因為蘇聯正在激進地進行農業集體化。

農業集體化，就是透過農村集體合作社，把個體的小農私有經濟，劃分為集體經濟。

說白了，就是把富農的家產給拉出來充公，變成村裡的集體的了。

在這一過程中，富農作為一個被批判的階級，要透過集體化，消滅於歷史。

富農當然不願意，消極抵抗中，全村的糧食產量都降低了。

為使集體化迅速推進，蘇聯管理者們，對富農的鎮壓和剝奪，就必須更加硬起手腕。

糟糕的是，從1932年秋天算起，烏克蘭地區幾乎所有的農民，都被劃為了“富農”，成為對抗國家的敵人。

如此，大規模的災難，就難以避免了。

糧食產量低，但國家徵收的糧食比例，卻相對地在升高。

因為，每個蘇聯人都知道，烏克蘭是東歐糧倉、產糧重地。

國家正在工業化、集體化火熱推進中，需要大量的糧食徵購，且隨著工業化指標的推進，徵糧比例也必須跟得上時代，增加，是必須的。

如果烏克蘭地方徵糧不力，要不就是地方官員執行不力，要不就是富農從中作祟，總之，應該強力完成。

據當時的倖存者回憶：

徵糧隊來了，他們拿走了所有的小麥，家裡可以吃的東西，幾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時不怎麼吃，只是用來以防萬一的豆子。

“很多人家裡被搜得一點食物都沒有，只能坐以待斃。”

全副武裝的徵糧隊，闖入富農家中，把牆角、床底下、屋頂等可能藏匿糧食的地方，都搜了一個遍。

甚至，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農民事先埋好的糧食。

就這樣，除了糧食，土豆、甜菜、捲心菜等，凡是可以吃的，幾乎都被運走了。

剩下的，只有饑饉，以及人們身體抵抗力下降後，必然如期而至的瘟疫。

災難就這樣大規模發生了。

三、身份證的用途

我們現在看這段歷史，難免會這樣想：

家裡缺吃的，完全可以在饑荒災難發生前，有預見性地予以防範。比如外出打工，遷移他地謀生等。

不能坐以待斃。

活人還能讓尿憋死？

現在看是這樣，但歷史不能用現在的思維來打量。

你須記得，蘇聯當時的國家目標，是奮力推進農業集體化，要集中精力消滅富農階級。

所以，針對富農的逃避手段，他們已經早早地出臺了預案。

1932年12月，蘇聯頒佈一項國家法令，規定農村集體農莊的農民，只有持有身份證明的人，才可以外出，進城打工。

實際上是說，沒有特殊證明的人，沒有身份證，不能外出。

這裡有個身份證的背景。

身份證，並非蘇聯時期的首創，它早在沙俄時期就從西歐引進了，但蘇聯時期的身份證制度，特別之處在於，它只對16歲以上的、城市的居民發放，農村人是沒有身份證的。

領取身份證，是在國家政治保安總局下屬警察機關登記的，凡是沒有參加社會主義勞動、在機關工作，在學校上學的人，都不予發證。

同時，非城市居民也沒有身份證。

這樣做的好處，是把所有可疑的敵對分子、不合格的流民，以及富農等隱患人員，全部排除在了城鎮之外，清理出了工人階級。

但同時，這張身份證，也永久性地把農民鎖在了農村土地上了。

所以，想在徵糧任務沒有完成的情況下，逃離黑土地，那是不可能的。

1933年1月，發現端倪後，國家就發出命令，絕對禁止北高加索和烏克蘭的饑民，逃亡至白俄羅斯、中央黑土地區等地。

這一行動，同樣是由武裝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負責執行。

命令釋出3個月，他們就在各個鐵路、公路沿途，逮捕、遣返了22萬逃荒的饑民。

所以，許多人不是直接餓死在家裡，而是餓死、病死在了路上。

“我可以給你一個大致的概念。”基輔（烏克蘭的首府）第一書記曾對莫斯科高官米高揚說，

“新近有一列火車開進了基輔，上面裝滿了餓死者的屍體，這列火車，一直從波爾塔瓦到基輔沿路收集屍體……”

四、歷史的反思

大饑荒是事實，但在當時的蘇聯，尤其在高層領導人中，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

他們都喜歡用高大上的資料，來向領導人表功，數字造假，擄奪百姓，成了那時見怪不怪的不正之風。

赫魯曉夫，是生於烏克蘭、發跡於烏克蘭，對烏克蘭大饑荒有較深刻了解的高官。

儘管如此，他也睜隻眼閉隻眼，在現實情境和政治目標之間遊弋、平衡。

據說後來有一次，他還因直言請求降低徵糧數量，而遭到了從未有過的懲罰和處理。

歷史不會因為一時的沉默，而永久不見天日。

多年後，該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呢？

我想，對待任何事情，都不應該一味地“黑”。

人們只知道蘇聯在二戰時的強大，只看到二戰後能對弈美國的，只有蘇聯，但很少人知道，從1921年到1939年，這段20年的短短時間裡，為啥蘇聯會從一個落後的“泥腿子巨人”，變成工業強國、軍事厲害國。

羅馬並非一日建成，所有偉大的背後，都有難以想象的流血犧牲。

蘇聯接連推行的5年發展計劃，迅速、堅定而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農業集體化，這是蘇聯全體人民偉大犧牲換來的。

從殘酷的歷史中，既要看到人性的可怕，也要看到歷史的意義。

這是我們評價歷史的一貫態度。

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卻焚書坑儒；

武則天殺人無數，改變人倫天理，卻中興了佛教；

哪一個是正確的呢？

歷史的東西，最好留給歷史。仇恨是另一種無知。銘記歷史，汲取教訓，才是歷史的唯一意義。

1991年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獨立，大饑荒慘相才逐漸解密，為世人所知。

2002年，烏克蘭總統簽署法令，把11月22日定為饑荒紀念日，每年此時，烏克蘭人都會在基輔舉行全國性紀念活動，悼念幾十年前的不幸罹難者。

紀念現場的橫幅上，寫道：

“但願你的屋子裡，總是有夠吃的麵包”。

現場，教堂的主持人說，當下重要的是：

“要提醒每一個人，尤其是年輕人，我們的前輩在大饑荒的日子裡，曾經有過怎樣可怕的經歷。這些事件在提醒我們珍惜麵包，記得我們中間還有捱餓的人。”

——飛春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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