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舊不是純歷史學的……

《逃避統治的藝術》讀書報告

摘要：《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無政府主義高地的歷史》一書，以“贊米亞山地”為研究物件。此書的主題，在於重新審視國家的形成機制與運作邏輯，解構民族國家文明歷史中對於“野蠻”“原始”的論述，從而嘗試重建山地人民在“無歷史敘事”的狀態下，非國家化的歷史程序與社會存在方式。斯科特的研究批判吸收了以往山地政治學的研究成果，並透過迴應了線性研究所帶來的問題。不僅為觀察山地社會與谷地國家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國家建設與現代性思考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時，斯科特的觀點也不免受到簡單化處理社會結構以及資料不足的批評。本文意在簡要總結作者本書中所展現的理論模型，並對其理論構建的脈絡以及方法論意義，做簡要評述。

關鍵詞：贊米亞 逃避統治 國家 非國家空間

一、論從何處：斯科特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模型構建的脈絡

我認為整本書的問題意識，不妨可以概括做：遊離於王朝權力範圍邊緣的人民，是否擁有“文明”。按照斯科特的理解，國家與山地族群之間的政治對抗與文化對抗，造成了山民遊離的生活狀態和汙名化的歷史描述。國家的文明構想與政治實踐時常使邊緣地區遭受諸如“原始”、“落後”的批評。而在國家掌握歷史話語權的情況下，人們對“非國家空間”自主性的認識，也產生了障礙。歷史中以谷地國家為核心的劃分文明區域，以及當下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知識認知結構，使人們忽略了山地族群在逃離國家役使中所體現出的自主性。在“國家主義”的敘事框架下，早先學人們對於人類的歷史發展的認識呈現出一種“文明進化”的線性狀。

而作者認為，贊米亞地區所實行的生活方式與組織結構，應被當做是精心設計出來以逃避國家統治的“自我蠻夷”程序。他們的社會組織結構反映了對平等、自主與流動的需求。製造與統一國家差異性，從而與之保持距離，是贊米亞能作為一個區域被研究的模式基礎。

所以我認為應從三個角度來窺視斯科特本書在學術史中的位置。1、分析書中所提到的線性社會進化論觀點。2、斯科特的觀點繼承了怎樣的山地政治學成果。3、在斯科特的研究領域中，本書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英法殖民國家為證明對權力控制區域人口與資源徵役的合法性，常會把自己的殖民地描述為理想的文明帝國，而把邊緣地區人民的生存狀態想當然的放在“前文明”的地位。所以伴隨著殖民統治而進入邊緣地區的早期人類學家，十分熱衷於將該地區人民的生活狀態簡單歸類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早期資料。他們普遍持有西方中心主義下“文化同源的自信”，這種普遍存在的歷史規律觀無疑強化了線性的思維，並以否認差異性為前提。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會》就是一個典型。他所構建出的一套由婚姻、家庭、氏族、部落、國家的文明發展脈絡，被廣泛的用於從北美至歐洲大陸的歷史空間。其中所分析的易洛魁人就被當做是前階級社會的人類狀態。簡單的說，他們認為，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人類擁有類似的需求。這樣的研究思維，意在把處於不同空間的文明國家與部落，進行時間上的排列。以空間差異來討論的時間差異。這也在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eski）等人以田野調查為支點的人類學研究方式中延續了下來。叢林、山野中部落的生存狀態，無疑為線性的規律觀，提供了更為豐實的證據，關於建立中心與邊緣地帶關係的結構訴求，並未在20世紀前得到重視。

但進化論下的歷史規律，逐漸被更為複雜的歷史現象消解。隨著人類學對於各地社群和小型社會的研究成果的展開，區域間的差異便難以為單一的規律所接納，線性的規律論開始被結構觀念所代替。這使得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具有了多元層次與總體觀察的視角。例如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模式研究，以長時段的構造史為視角，十分關注自然地理環境與社會心態的影響，要求按照生態構造的角度對歷史進行敘述。這種思考能超越孤立的區位、社會，族群的限制，以對模式與關係關注，提煉出新的研究正規化。具體到山地政治觀點，布羅代爾引用德·托特（Baron de Toot）“最陡峭的地區是自由的庇護所”，肯定了山地的政治自主性，提出了文明難以跨越垂直障礙而不能上山的模式，但仍堅信兩者之間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山地所擁有的政治與文化影響也得到了保羅·慕斯（Paul Mus）、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認同。在此基礎上，關於邊緣區域尤其是東南亞山地的研究，開始轉向對建立歷史結構模式的興趣

斯科特在接納布羅代爾等學人關於山地具有政治自主性得觀點的同時，修正了文明對低地與高地的割裂觀點，認為山地與谷底國家之間存在共生的模式。這樣的切入點直接繼承自愛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一書。此書討論了緬北高地與河谷低地所共同構成的克欽山區的政治結構。這樣的研究意義在於開放了諸如“山地”“低地”之間界限，試圖以歷時的，動態的視角來看待他們之間的模式構成。利奇認為，克欽社會制度的的政治狀態搖擺在緬北高地河谷撣人的階序體制與平等型的貢龍體制之間。而斯科特則擴大了討論範圍，將這種搖擺的觀點擴散至了河谷國家主義者與逃離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克欽社會研究中階級序列與貢龍體制之間的族群界限具有流動性與開放性。高地與低地的認同關係同樣如此。如果不認識到“贊米亞在谷地國家形成與消亡”中的作用，便無法認識東南亞國家歷史發展的基礎。所謂多樣的山地生態景觀與多樣的民族認同，經濟活動，都體現了山地社會結構的靈活與平等，這是他們積極抵禦被統合入國家框架內的努力結果。

但簡單的將東南亞山地政治的研究物件籠統的定義為“山民”或“遠離國家的山地”等是不夠的，對歷史結構模式的研究需要依託明確的區域。依此，斯科特將自己對東南亞山地政治與歷史結構的模式，定位做對“贊米亞”的研究。“贊米亞”這一概念由維利姆·範·申爾德（Willem van Schendel）命名，地區範圍大概包含了越南、緬甸的中部山地、印度東北部、中國西南地區所有海拔200或300米到4000米的山地，橫跨了九個國家，擁有數以百計的族群以及至少五個語系和近千萬的少數民族人口。zo為 山 地 或 遙 遠 的 地 方 之 意， mia為 人 的 意 思， zomia

就是“ 山民” 或“ 居住在遙遠地方的人”。它被當地人用來專門指稱那個山地區域以及生活在那個區域的山地人的名稱。他以東南亞為例，認為可以從三種主要方式來理解一個學術區域： 作為一個地方的區域、 作為一個知識生產點的區域以及作為一個跨國學術研究的專業群體。無論把東南亞看作一個社會空間還是把它看作是一個物理空間（ physical space）。 這個區域的地理界限仍然存在極大爭議。因為一個地理上的區域被稱為地區，往往需要“同一”的文化特徵與交流機制，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區域共性”的研究，並與其他區域相別。而贊米亞地區割裂的地形走勢，卻造就了密集而複雜，不同於平地空間以距離為基本劃分特徵的景觀差異。但作者卻認為，複雜的遷徙與混亂的認同，體現出共同的生存模式以及超越距離的文化連續性與強烈認同。這種相似的模式常表現為“多樣的山地農業，分散的居住與遷徙，貧困的平均主義”。製造與統一國家區別的差異性從而與之保持距離，是贊米亞能作為一個區域被研究的結構模式。

事實上，關注國家的政治執行邏輯對處於政治權力結構邊緣群體的影響，一直是斯科特的研究話題，國家在其中一般處於一個被批判的狀態。他早先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就展示了國家權力機器的一般行為：力圖將社會組織與經濟生產朝著統一而條理清晰的方向進行整合，減小組織與管理的行政成本。這使得國家的政治行動可以更加便捷的接觸到社會秩序的塑造，使國家依照自我意志對社會秩序進行規範。但以便利為思路的政治行動經常難以體現民眾真實生活狀態，忽視了社會生產細節的不可控制性。最終導致各種行政管理與制度建設的失敗。

儘管《國家的視角》一書是從現代國家的角度審視規訓性權力關係的問題。但從時間脈絡講，贊米亞山地社會與古典谷地國家的關係，某種程度上就是現代國家的一個前現代社會正規化。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國家權力對於個體與社會的干預，古典國家中政府與國家的宏觀權威在現代國家並沒有被移除，而是愈發的以一種關係策略深入到微觀的生活實踐中。這是社會結構在國家權力的作用下，朝著集中與規範思路發展的結果。

面對處於自身對立面且佔據中心地位的國家，人民的策略不是反抗便是逃離。如果說《農民的道義經濟學》討論的是如何組織反抗，那麼《逃避統治的藝術》，則完善了後一種模式。所以，在本書中，論證理想的國家空間是如何透過控制與集中人力和資源維護統治，以及人民如何從解決生計和自我進行政治、文化上的組織設計，成為本書所必須解釋的

二、非國家空間的形成過程與策略

筆者認為，作者在本書中主要解決了兩個問題。其一是透過國家建設的一般原理，推知谷地國家對於統治空間的基本要求是集中、統一與避免差異性，以最小的代價得到大量和穩定的人力和糧食剩餘。其二，是將山地人民的“自我蠻夷”與谷地國家的政治建設對應起來，並論述贊米亞地區人民脫離國家而進行自我建設的措施。這直接指向對於線性社會進化論的批評，並關係到對贊米亞是否擁有自主的結構性社會狀態的論證。而所謂“贊米亞”式的山地社會建設，雖然是逃離者們為保持與谷地國家之間的距離並從中獲益的自我調整，卻並非山民直接的主觀制度性建設。也就是說，這些舉措必然不會像谷地國家所常有的政策與法律那樣，明確、穩定且具有指向性。此外，山地的政治自主性在歷史記敘中確實處於被動與失語的狀態，無政府主義在政治話語中常代表著無序與烏托邦，現存可窺視的資料也大都是缺乏歷史過程的結果表現。所以，重新梳理歷史的順序，解釋山地政治何以產生並論證其可行性，成為本書的主要任務。

首先，逃離（遊離）是山地非國家社會建設的動因。作者在書中反覆強調谷地國家歷史觀的錯誤在於打亂了山地人民的在文明中的歷史順序。山地人民在谷地文明眼中的低質量社會生活，常被當做谷地社會發展的前階段狀態。而作者如果要將山民的社會形態描述為自我建設的社會景觀，就必須證明山地社會的人口成分，是與谷地國家存在於同一時期，乃至是後國家與後文明的。

存在於東南亞歷史上的人口遊離便使得這種預設成為可能。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的逃離或遊離並不只以反抗徭役賦稅和避免成為人口資源的逃亡形式而存在。我們對於這種現象的理解至少應該從兩個層次上做深入探討。第一，作為谷地國家基本經濟形態的水稻種植人口，是否也具有遊動性？因為在傳統的觀念中，土地與農業人口潛在的依附關係往往是限制人口流動的重要根據。第二，作者建立的“辯證共生”山地與谷地關係中，人口在遷移中體現出的相互滲透的模式值得關注。

按照作者對於國家建設過程中對理想農業的推論，“富裕的水稻耕作中心條件適合所謂前現代國家理想臣民的發展”。因為水稻種植收入穩定而可見的特點，會使得農民與土地在空間上被固定，且清晰可見。但具體的耕作實踐並不像國家建設所構想的那樣。作者透過資料證明，“農民生活的主旋律是移動而非固定的”。許多人口遊動，是內因或非國家直接奴役的外因作用（而這些動因如戰爭，疫病往往會國家所在的人口集中區深化）而形成的結果，這造成了農民生產條件的不滿。也就是說，所謂非政治受迫式的遷移是存在的，農業人口具有遷移的意向是符合農業人口性質的。這與“根植於某地農民家庭”的刻板印象產生了差距。農民以資源為意向的遷移往往大於穩定的需求。以土地為根本的種植農業，看似在空間上對於農業人口有空間限制的作用，但也可能轉而變成尋求適宜土地而造成的流動。東南亞人口本身所具有的遊動性，與國家對於統治空間人口的管控與可徵收經濟的持續關注形成了矛盾，這是東南亞人口流向贊米亞的根本動因。

其次，山地的空間區位條件使得靈活的調節與國家的距離成為可能。山地所能提供的最直接的逃離條件便是空間阻力。正如作者引用蓋納爾邊際部落主義觀點所論述的那樣，“臣服的痛苦使他們願意從政治統治中分離出來”，而山地或沙漠地帶的特徵使得分離成為可能。作者透過一種計量阻力距離的模式，說明了急劇的高度變化與地形的崎嶇給國家徵收資源與集中人力資源帶來的麻煩。20世紀以前，國家消除距離的技術手段尚未成熟，國家的形成與延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形因素的影響。王國實際控制的人力與穀物範圍，也往往小於其經濟勢力範圍，國家可獲得生產總值少於生產總值。因而經濟範圍大於可集中統治政治區域，這使得山地的經濟價值對谷地國家的吸引力進一步削弱。但山地本身並非不具有資料生產的價值，分散的農業種植區與多種作物的混合種植對於山民來說就是逃離國家控制的有效資源。例如，輪耕的經濟形態在山地的空間中便是適宜且更具有更高勞動回報的方式，而山地的空間阻力恰好提供消解國家強制行動的避難所。

最後，作者解構了“文明”話語，以及國家主義對於邊緣人民建構主義的描述。但作者在解構國家主義敘事方式的同時，必須論證無政府狀態下的“贊米亞”人民何以能夠有序生存，他們所建立的社會秩序的狀態是怎樣。即，敘述贊米亞有哪些反抗國家的農業技術與作物結構，有哪些抵制監督與管理的社會組織結構。

贊米亞人作為逃離者，必然要計算與谷地國家的阻力距離，還要考慮生存地點的可移動性，這使得他們需要重新對自己的農業生產方式作出定位。在谷地國家的農業結構中，集中作業被看做高效的出產方式，而遊耕則相對應的被視為資源浪費。但作者認為，“不同農業生產技術的相對效率並非僅僅因人口情況而不同，而且也取決於農業生態條件”。在地廣人稀的東南亞地區採取輪耕的策略，不僅能夠節省灌溉工程所需要消耗的勞動力成本，而且也符合逃避來自國家徵奴與奪產的生產需求，從而使單位勞動出產達到最大。遊耕不僅帶來了經濟收益，也常作為爭取政治權力的手段。這使得人們“擁有相對的自主與自由權力，並可以自由的的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和享用勞動成果”。多樣的山地作物進一步提升了山民的可移動性，塊莖植物與玉米不僅能提供更高的單位產量，且能在更高海拔種植，且對於國家不具有徵收價值。這為山民逃離國家的徵收提供了進一步的農業技術支援。

作者認為，社會結構從某種程度上與農業技術一樣，是政治選擇的結果。所謂的社會結構，“不應該被看做特定社會的持久社會特點，而應該作為變數，其目的之一是調整與周邊權力區域的關係”。山地人民調整與谷地國家關係的方式往往有三種策略：1結為有間接統治而鬆散的納貢體系。2選擇逃跑和遷移到更為偏遠的地區。3、自我解體為更小的社會單元。以上三種策略體現出了山民平等、自主、移動的歷史記敘主題，而這樣的主題對應政府的國家性和持久的需求。迫於谷地國家需求而臨時推舉的名義領袖，往往沒有權威，且不具有固定的臣民、可以維護納貢的暴力機器、固定的統治區域。而逃散的人口與分散的社會組織，會使得國家改變山地社會結構，進行穩定管理的企圖無從著力。總之，流動多樣且不斷變化的社會組織策略，某種程度上就是“贊米亞”地區的社會結構。鬆散而遊離的方式使得山民的群體認同可以輕易的解體與組合。這樣的政治策略一方面抵禦了外在的國家統治，同時也避免了內部部落的“自我國家化”。在這樣的環境下，文化策略也向著可塑的方向調整。文字與宗教信仰變得可以被攫擇或放棄，用以靈活的調整族群認同。

三、再論去國家化與重建非國家空間的創新意義——兼論本書理論模式的問題

1、無國家歷史的產生

本書直接指向了對國家化歷史程序的批判，斯科特認為，如果不能達到便捷地集中統治的目的，政府權力就往往會以犧牲邊緣區域所呈現出的多元生產狀態作為代價，來強迫它們達到主體策略所需要的生產方式。同樣的思路還體現在殖民國家中殖民者對於族群認同等文化實踐中。有關於中心主義的論述也隨著國家權力的歷史實踐，作用在了對於歷史書寫中。國家權力的歷史實踐，要求建立一個文明的觀念，把在國家主體之外的邊緣山民描述與文明對應的未開化狀態。並以穩定、統一作為文明的標識。隨著歷史的發展，國家作為聚集的中心留下了大量的活動證據以證明其曾經自我標榜的先進性。而以“贊米亞”為代表的那些採取分散與流動策略的邊緣族群，因其流動與分散的社會結構而失去了話語權。在贊米亞的歷史中，山地社會與谷地國家的共生關係，以及山地人民有意識的自我蠻夷，無疑是在國家歷史敘事框架下被掩飾與修飾的。低地統治者書寫的歷史充滿自我中心觀。作者本書對於“無歷史族群”所處的“非國家空間”的重建，意義便在於而復原逃離者的動因，透過論述農業生產模式、社會結構的政治選擇、來說明這種逃離何以可能。這為我們理解無文字人群的文化與歷史，提供了有別於線性進化論的創新思路。這對於打破國家敘事框架的偏頗，具有重要的意義

2、去中心化對中國田野研究的借鑑意義

作者認為，關於東南亞的歷史爭論，完全沒有涉及到這些國家是否應該被置於關注的中心。所以此書理論模式的創新意義，在於呼籲學人重拾以往被忽視的，存在於國家“硬”實力範圍之外的非國家空間和王朝統治力下降時漫長的無國家時段。關於是否將國家置於關注的中心，同樣的也適用於中國歷史的研究，這樣的關懷對於我國的田野調查邊疆族群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曾在書的序言中談到，他也曾參與到與一些中國學術界關於中國邊界與邊民的研討中。而贊米亞這個區域從地理上包含了橫斷山脈所跨連的滇桂川等省。這不僅與華南學派的研究產生了地理上的重疊也在研究方法上產生了呼應。顧頡剛創辦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以來，楊成志以及後來師承梁方仲，傅衣凌的劉志偉、陳春生等人，開始以華南地區作為考察目標，提倡眼光向下，廣泛蒐集為傳統中心研究所拋棄的非文字材料以及賬本、契約等民俗材料以拓寬研究範圍。他們堅持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査並重的研究理念，力圖在田野中展開中國式歷史人類學研究。但我們看到，華南研究中仍存在著國家主義的基本思考方向。如劉志偉就十分關心邊緣人群進入國家體系的過程：“如果國家建造的過程是包含著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辦法去將自己同中心聯絡起來，我們與其將邊疆視為一個承受國家制度擴張的開放空間不如更多地關注地方上的人們如何運他們的創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而斯科特的贊米亞研究卻認為山地人群大部分是 為逃避國家建設計劃而遷來的。而斯科特式的贊米亞研究未必會將這兩種關於人口流向的問題對立起來，他所創立的山地與國家的共生模式強調動態與歷時的研究，將山民塑造成了一個遊離的狀態，時常以資源為導向，在國家的邊緣保持著與王朝頻繁的接觸，不斷試圖調節自身與國家的距離。這對我們關注王朝擴張過程中，人口遷徙的兩面性，提供了方法指導。

長期以來，隨著中央王朝統治區域邊界的擴張，我們經常從國家建設的視角，關注非漢族核心地理區域的進入國家中心的過程，這一點在明清的邊疆研究中尤甚。但對於漢族逃避戰爭中所存在的“蠻化”的現象，尤其是缺乏相關的認識成果。如何突破“區域的研究”與“國家的研究”之間的限制，應是一個被長期關注的問題。

3、批評與理論模式的不足

但非國家化的視角的人口流動模式與華南研究中“人口如何被歸納到國家”的研究取向之間並非沒有矛盾。如果進一步思考兩種研究取向之間的矛盾，我們互可管窺那些批評斯科特的聲音的深層意向。

斯德哥爾摩大學的 Bengt。G。Karlsson 教授，就曾用印度東北部少數族群的歷史資料說明，許多少數族群並不逃離國家。他指出，一些少數族群試圖逃離國家，但是也有許多少數族群積極加入到印度的國家體制中，不僅希望在困難時期得到政府的援助，而且希望透過國家的幫助推動發展。這樣的考量同樣的適用於對於滇緬等地的研究。人口在山地與國家之間的移動，是國家擴張中一個一體兩面的過程。而且對於是否進入國家不同的文化群體的傾向是存在差異的。而斯科特對於國家的建設過程的描述，是一個學理式的建構，而非證據式的闡述。這就必然會遭到“結構處理簡單化”的指責。作者對於國家的一般性描述，不是間接的通過後來古典國家，殖民國家的形態做同理性的推測，就是借用政治理論進行存在結構的構想。國家一方面藉由權力關係集中人口與食物資源，行事其管理職責另一方面，也一般會設定限制與規範權力的邊界的制度與法律。這使得穩定的政府對權力具有相當明確的限制。那些積極加入國家體制的族群，未必不是因為國家所顯示出的這一優勢而選擇進入國家。因此人們進入山地，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山地資源的吸引而非來自國家的壓迫。所以密西根大學歷史學教授Victor Lieberman認為，認為斯科特所說的人口大規模向山地遷移也缺少歷史資料支援。山地和谷地的人口是雙向流動的，如果將這些所有的農業生計方式與部落組織策略，都歸因於對國家統治的逃避，可能過於簡單化，因為山地的生存方式在很多時候只是為適應地理條件而存在

除此之外，山地文明流動且複雜的文化認同更加具有隨意性。鬆散的社會組成與文化認同。一方面代表著可能的自由與免於壓迫，但同時也意味著人身權利有可能處於不被保護的狀態。我上文曾經提到，斯科特繼承了利奇《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中所描述的高地與低地之間的共生模式兩位作者都體現出了構建對歷史結構模式的關懷。但利奇所倡導的模式，本身也構成了對斯科特的質疑。利奇調個人追求權力、地位的動機促成他們或是模仿撣人的統治模式，或是追求民主的平權模式而發動貢龍革命，以此勾勒出克欽歷史的結構模式。也就是說調階序與平等兩種社會結構理念間的搖擺是緬北高地社會的特性。

斯科特的觀點更為強調的是高地社會不同於谷地國家的那種平等、自主、流動的訴求。所以說利奇書中克欽既有的貢薩體系中表達出的等級式的民族誌事實，也構成了對於斯科特的批評。而一旦山地間的社會結構也存在明顯的等級壓迫，斯科特的逃避模式所展現的解釋力，便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