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香港•秋拍】書藝高超，爐火純青！董其昌《臨諸家帖冊》驚豔亮相！

作者：由小易愛收藏發表于書法時間：2021-12-04

中國嘉德香港2021秋季拍賣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丨展覽廳5BC

觀想—中國古代書畫

拍賣

10月13日 | 8pm

預展

10月9-11日 | 10am-8pm

10月12日 | 10am-6pm

本季中國嘉德香港將隆重呈現，

董其昌《臨諸家帖冊》

。此冊為董氏晚歲之書，臨顏、蘇、黃、米、蔡，計十開。

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中，被列為上等

。此冊書藝高超，爐火純青。不僅反映了董其昌的書學觀念，而且可以探討收藏家的鑑藏觀念。同時，此冊經

名家遞藏，

曾是高士奇、張照等人的心愛之物，並經乾隆帝摩挲賞玩，也成為清宮收藏聚散的見證者。

冬日的揚州江上，泊著一艘北上京師的客船。舟中逾七十高齡的董其昌，被來客所持的《寶賢堂帖》引發了興致。取“

烏絲欄朝鮮箋

”，臨顏、蘇、黃、米、蔡諸家。筆勢飛行入化，雖一波一磔之徵，無不入聖。那來客若仍在一旁，應當也忍不住嘖嘖讚歎，在這江南的隆冬，忽然有了“落花遍地”之感。

1673年，四十餘年，時移世易。清代書法家沈荃，在翻閱是冊時，興奮地感嘆道：

“如大士化身，無不具神明之觀！”

他未曾記錄是冊當時為誰所藏，但在二十年後，高士奇成為了此冊的擁有者，他不但工整地題跋，且並沒有將此作進呈給鍾愛董字的康熙帝，而是批註道：

“永藏。真跡、神品。”

珍愛的藏品，成為了更為珍愛的孫女的陪嫁

。從是冊冊尾娟秀的“奩廿三號”，和清人筆下同為高祥陪嫁的西溪別業，大抵可以想象，高家對於張照這位女婿的滿意程度。

此冊很有可能是由張照進呈給乾隆帝，時間當不會早於乾隆七年（1742）他復任刑部尚書前後。本冊於《石渠寶笈•初編》中，被列為上等。

乾隆帝鈐蓋石渠璽印，並養心殿的殿座章。還有“乾隆御賞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兩個朱文方印較少見，是乾隆早年用印。後來他常用的是“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故可知此時的乾隆尚未固定“五璽”的鈐蓋方式。

晚清，此冊自清宮流散後，入藏

著名藏家吳普心之思學齋

。逾半世紀消聲匿跡。

今日有幸，能與諸君，再度一睹此“神明之觀”。

Lot 616

董其昌

臨諸家帖冊

冊頁十開

26。0×31。5 cm（每幅）

水墨紙本

鈐印：

宗伯學士、董氏玄宰

題識：

廣陵舟次，客有持《寶賢堂帖》見示，遂為臨此。董其昌。

題跋：

1、沈荃題後紙：諸名家書皆盡態極妍，至思翁遂不覺有觀止之嘆。總縁天骨秀逸，造詣深至。如大士化身，無不具神明之觀也。是在善鑑，豈曰阿私。癸丑（1673）仲春之朔，充齋荃力疾漫識。鈐印：充齋 2、高士奇題後紙：此文敏公得意書，前後凡十紙八十一行。臨諸家，各盡奧妙。有明一代書家自公出而盡掩，前人即元之松雪翁亦當退避三舍，所謂“山川靈氣萃於筆端也”。康熙癸酉（1693年）十一月十日，書於簡靜齋，江村高士奇。鈐印：高士奇印、柏堂3、高祥（？-1715）標註：奩廿三號。鈐印：高祥鑑藏印：石渠寶笈、養心殿鑑藏寶、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嘉慶御覽之寶、肇錫餘以嘉名、觀雅（半印）、樵（半印）、松雪山房、袌甕翁、清河郡記、高岱、高祥、得天、張長卿、思學齋鑑藏印、南通吳氏收藏書畫印

估價：HKD 30,000,000-40,000,000 (10)

（一）肅宗答顏真卿雲：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阮。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裒贈崇班，且旌善於義方，俾揚名於有後。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

（二）秪益憂煎，惠及少米，實濟艱勤。故令陳告也。右顏魯公《借米帖》。陰寒，不審太保所苦已損為慰。病妻服藥，要少鹿脯。惠及數片。《文殊贊》未獲，望於簏中更檢發也。尋馳謁。不次。右顏魯公《鹿脯帖》。北樓西望滿晴空，積水連山勝

（三）畫中。灘上急流聲若箭，城頭殘月勢如弓。逃名已謝磻溪老，體道猶思塞上翁。為問邊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無窮。其昌仿顏魯公《八關齋會帖》。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

（四）已在太行之麓矣。十七日，東坡居士書。庭堅頓首。兩辱垂顧，甚惠。放逐不齒，因廢人事。不能奉詣，甚愧來辱之意。所須拙字，天涼意適，或能三二紙，門下生輒又取去。六十老人，五月揮汗，今

（五）實不能辦此，想聰明可照察也。承晚涼遂行，千萬珍愛。象江皆親舊，但盛暑非近筆研時，未能作書，見為道此意。齊君足下，庭堅頓首。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隣子。且吟

（六）白紵停綠水，長袖拂西為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絃歌興罷拂衣還，棄米何嘗有俸錢。恩自大鈞能遂物

（七）只應訪藥是優賢。中嶽外史米元章致爽軒書。黃帝以聖德治天下，景星現。其星如半月於中天。自曉沒於南極。帝堯百獸舞，鳳皇翔，廷生五色瑞

（八）芝。民之子，八九老人，擊壤而歌之。帝舜，慶雲現，壽星在弧南極。常以秋分之際現於景，春分之旦沒於丁。天下承平，萬姓樂業，四海晏清。

（九）十一月廿八日，襄頓首。別已經年，每疏馳問，但極瞻歧之懷。人至承書，窺攬辭意，益勝感著。夏，聞郡事清閒，總適神情，自有高趣，仰羨！仰羨！郊燔甫，近天氣變寒，唯眠食受攝，副此遠想，不具。

（十）襄再頓首。

著錄

1。《石渠寶笈初編·養心殿》，《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第一冊，第479、480頁，上海書店，1988年版。

2。高士奇《江村書畫目》，第20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朱啟鈐《存素堂絲繡錄》，卷一，存素堂，1928年版。

《石渠寶笈》書影

說明

1。此冊共十開，以“朝鮮箋”臨顏、蘇、黃、米、蔡諸家帖。書藝高絕，爐火純青，應作於董其昌七十到八十歲之間，北上京師，駐舟揚州之時。

2。此冊經高士奇、沈荃題鑑，高士奇於《江村書畫目》中注稱“永藏，真跡，神品”。後陪嫁高士奇孫女高祥，後或經高祥之夫張照進呈乾隆帝。收錄於《石渠寶笈•初編》中，定為上等。晚清自宮廷流散後，由藏家吳普心之思學齋收藏。

3。沈荃（1624-1684），字貞蕤，號繹堂，別號充齋，華亭（今上海松江）人。順治九年（1652）探花，授編修，累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禮部侍郎，卒諡文恪。學行醇潔，書法尤有名。他工書法，宗法米芾、董其昌，是康熙年間最重要的書法家之一。

4。高士奇（1645-1703），字澹人，號江村，諡文恪，清初文人，浙江錢塘縣（今屬杭州）人。祖居餘姚（今浙江省餘姚）。以諸生供奉內廷，為清聖祖賞識，官詹事府詹事，任“南書房行走”差使。康熙二十八年（1689），解職歸裡。高士奇備受康熙帝信任，康熙自言“得士奇，始知學問門徑。初見士奇得古人詩文，一覽即知其時代，心以為異，未幾，朕亦能之。士奇無戰陣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學問者大也。”著有《春秋地名考》、《左傳紀事本末》、《江村銷夏錄》等。

5。張照（1691-1745），原名默，字得天，號涇南、天瓶居士，江南婁縣人（今屬上海市）人。清朝政治人物、書法家。史稱其“性穎敏，博學多識，精通音律”，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康熙五十四年（1715）入直南書房。諡文敏。康熙五十年（1711），娶高士奇孫女高祥（？-1715）為妻。

6。吳普心（1897-1987），號庭香，江蘇南通人，富藏書畫，其室名為思學齋，所藏書畫常鈐“南通吳氏收藏書畫印”、“崇川吳氏”、“吳氏珍藏”、“吳庭香印”、“普心”、“思學齋”、“思學齋鑑藏印”等印。

董其昌臨諸家書法冊考釋

文 / 於肅羽

董其昌行書《臨諸家帖冊》，前後共九段、十項內容。分別是：一、節錄顏真卿《顏家廟碑》；二、顏真卿《借米帖》；三、顏真卿《鹿脯帖》；四、仿顏真卿《八關齋會帖》書高適《金城北樓》；五、蘇軾《書贈柳仲矩帖》；六、黃庭堅《齊君帖》；七、李白《白紵辭》、米芾《雜詠》；八、米芾《祥瑞帖》；九、蔡襄《郊燔帖》。據冊後董其昌自署“廣陵舟次，客有持《寶賢堂帖》見示，遂為臨此”，可知其書寫原由乃朋友持《寶賢堂帖》見示。又鈐印有“宗伯學士”白文方印，此印乃其晚年所常用。天啟三年（1623）董其昌因《光宗實錄》修成，進禮部右侍郎，才能稱“宗伯”。崇禎四年（1631）冬，董其昌受召掌詹事府事。次年（1632）春，董其昌北上京師，一月途經揚州。如《董華亭書畫錄·仿董北苑筆意》款署“壬申正月十九日”，舟次寶應，已在揚州北部。故此冊應該書於此日之前，駐舟揚州的時候。其後，於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夏乞休致仕南歸，五月舟過揚州。然此冊整體書風尚未達到八十及之後的那種老辣狀態，仍有豐腴飽滿之貌，所以仍將此冊定於北上時書。透過此冊，不僅可以探討董其昌的書學觀點，而且可以考鑑一些作品的流傳情況。

一、帖考

參考容庚《叢帖目》，再細核《寶賢堂法帖》所收顏真卿書，僅卷十有《太子太師顏真卿奉辭帖》一件。並無《顏家廟碑》《借米帖》《鹿脯帖》《八關齋會碑》這些。卷十一收有蘇軾《柳十九帖（書贈柳仲矩）》，依次還有黃庭堅《與齊君書（齊君帖）》、米芾《揚清歌（白紵辭）》《雜詠》《祥瑞帖（符命帖）》、蔡襄《與知郡司門書（郊燔帖）》。以下逐件加以說明，以考察董其昌書寫的狀態。由於董其昌書古帖、古詩、古文經常有錯漏之處，此冊也不例外。故在括弧中標註原文。

一、顏真卿《顏家廟碑》（與碑拓校對）：肅宗答顏真卿（批答）雲：“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阮。（既而壽乖華髮，器紆青雲。）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班（斑），且旌善於義方，俾揚名於有後。”

《顏家廟碑》原文“肅宗批答”，董書改為“肅宗答顏真卿”，似為書寫標題而改原文。其後又缺“既而壽乖華髮，器紆青雲”一句。若非一時看串列遺漏，則董氏為選擇性節臨。從此句內容看，意思是“壽命達不到華髮年紀就去世了，器宇未能達於青雲”，即“死得早，未能展現才華”。或許從高齡董其昌的角度來看，這句內容不太吉利，故省略不書。

董其昌學書之初從顏真卿入手，一生提及多本顏書碑帖，所遺史料唯不見《顏家廟碑（顏惟貞碑）》。目前或有材料尚未公開發現，或是存世材料蒐集不夠全面。而此冊所書，文字與《顏家廟碑》高度吻合。尤其是如下數例：“藝”寫作竹字頭；“科”的“鬥”部兩點橫寫；“升”起筆點劃與豎撇相連；“追”字沒有首筆撇點；“盛”字“成部”中間的橫折鉤劃寫作“丁”狀；同有“羋”部的“美”“善”“義”三字，中間寫作“工”字狀；“揚”字的“昜”部長橫貫穿兩豎。這些都是《顏家廟碑》特有的寫法。雖然如“優”“慶”“傳”“褒”“後”等字，董其昌完全採取了自己的寫法，還將“斑”寫成了“班”，但是上述多種保留《顏家廟碑》特徵的寫法，仍然指明瞭此段系臨摹自碑拓。這也說明了董其昌應該是臨習過此碑的。（圖一）

圖一唐顏真卿顏家廟碑

二、顏真卿《乞米帖》（與《忠義堂帖》本校對）：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只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故令陳吿也。（真卿狀。）

右顏魯公借米帖。

三、顏真卿《鹿脯帖》（與《戲鴻堂帖》本校對）：陰寒，不審太保所苦（復何如）？（承渴）已損，為（深）慰（馳仰）。病妻服藥，要少鹿脯，（有新好者，）惠及數片（惠少許）。文殊贊（猶）未獲，望於簏（文書）中，更（細）撿發也。尋馳謁不次。（十一月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右顏魯公鹿脯帖。

此處二帖也是節臨並有改動。顏真卿《乞米帖》又稱《借米帖》，與《鹿脯帖》都是董其昌非常喜歡的顏帖。如董其昌《容臺別集》論書曾說：

唐人行書歐、虞、褚、薛輩，皆有蹊徑，學之輒易肖似。惟顏魯公正書易學，行書難摹，如《爭坐位》《祭侄文》《乞米帖》《鹿脯帖》《馬病帖》《送明遠》《送太沖》《贈裴將軍帖》，皆宗右軍而風神絕類，立於不測，令人轉遠。

又說：

東坡雲：“詩至於杜，書至於顏，能事畢矣。”……即顏書最傳為《祭侄》《爭坐位稿》《乞米帖》，皆無矜莊，天真爛熳。故楊少師、李西臺、蘇、黃、蔡君謨，皆宗之也。

對《乞米帖》和《鹿脯帖》，董其昌認為都是神接王羲之的。由於顏真卿的楷書以正面取勢，四平八穩，學習起來相對容易掌握其結體和位置。但是，也容易因此而陷入“如布運算元”的僵硬板刻狀態。顏真卿的行書就不同了，有如王羲之書法那樣有龍跳虎臥之姿，變化無窮，極盡自然，天真爛漫，想要臨摹並學到真髓是很有難度的。

董其昌所見《乞米帖》與《鹿脯帖》應該是後世摹本。《乞米帖》據宋歐陽修《集古錄》記雲：“此本墨跡在餘亡友王子野家。子野生於相家，而清苦甚寒士，嘗模帖刻石遺於朋友。”米芾《寶章待訪錄》記雲：“右真跡，楮紙，在朝請郎蘇澥處，度支郎中舜元子也。得於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榻本。此卷古玉軸，縫有‘舜元‘ 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可見北宋時，已有多個臨榻本傳世。後真跡遺失，帖刻於《忠義堂帖》，然不見“舜元”字印及題跋，應是以模本入石。（圖二）

圖二唐顏真卿乞米帖（忠義堂帖本）

《鹿脯帖》情況比較複雜，歷代也多有摹刻。著錄首見宋米芾《書史》，刻本存《忠義堂帖》。《戲鴻堂帖》也刻有兩個版本，並有《鹿脯後帖》。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記道：“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行家，今為辰玉所藏。”辰玉即王衡（王錫爵子、王時敏父），其藏本很可能就是《戲鴻堂帖》刻二種《鹿脯帖》之一。（圖三）刻帖後有董氏跋，亦收於《畫禪室隨筆》，雲：“鹿脯帖真跡與宋榻本，不唯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榻，政自不足據也。” （圖四）董氏所說的“真跡”是墨跡，很有可能就是指王衡所藏本。而“宋榻”則很有可能是《忠義堂帖》刻本，與《戲鴻堂帖》第二件《鹿脯帖》同。（圖五·一、圖五·二）他已經意識到所謂“宋榻”與“真跡”的書寫、字形、內容都是有差異的。他將“宋榻”本放於次要位置，可見他相信第一件是更好的，或許就是源出於王衡所藏。兩種《鹿脯帖》最大的文辭差異在於“（文殊）贊猶未獲”這件事情，“宋榻”是置於求鹿脯前面的，且無“文殊”二字。以此為參照，雖然此冊董其昌所書脫漏文字多處，但“文殊贊”出現在求鹿脯之後，顯然與《戲鴻堂帖》第一件相似，也符合他推崇“真跡”的觀點。

圖三唐顏真卿鹿脯帖（第一本）戲鴻堂帖本

圖四唐顏真卿鹿脯帖、鹿脯後帖

董其昌題跋戲鴻堂帖本

圖五 · 一唐顏真卿鹿脯帖（第二本）戲鴻堂帖本

圖五 · 二唐顏真卿鹿脯帖（忠義堂帖本）

實際上，董其昌之後，世人對《鹿脯帖》又有了更深的研究。張醜《清河書畫舫》記載了王衡藏《鹿脯帖》：“《鹿脯帖》，今在王辰玉家，非真跡。與《祭伯父濠州刺史文》並屬一手書雲。”他將王衡藏本鑑定為“非真跡”。

汪砢玉《珊瑚網》記載：“帖有三本，字形大小不倫，其文亦小異。一云為天台謝玉所藏。一雲有王衝隱題跋。王名持，字正叔，長安人。惜辰玉有帖而無跋。崇禎癸酉（1633）春三月二十五日，餘獲觀《鹿脯帖》於金閶旅舍。無題跋。”汪砢玉見到的版本更多，他說的第一個版本或許就是元代周密《煙雲過眼錄》所載的“天台謝奕修養浩齋藏顏魯公《鹿脯帖》”。第三個即王衡藏本，其特點就是他說的“無題跋”，顯然有異於第二個有題跋本。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道：“宋搨《鹿脯帖》與三稿稍異，而沉毅激昂，力透紙背。書至此神矣。”則提出了與董其昌完全相反的鑑賞結論，他更欣賞“宋搨”本，而非墨跡本。

此二帖於董其昌毫無疑問是非常推崇的，並對其書風產生過影響。上海博物館藏董其昌《臨顏蘇書卷》，也書有《借米帖》《鹿脯帖》。（圖六）款署為“己酉（1609年，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七日”，董氏五十五歲，書風更為豐腴飽滿。而此冊更為蒼勁渾穆，確為老年書之佳者。二者《鹿脯帖》節錄文字亦不相同，但都是《戲鴻堂帖》的第一件版本。臺北故宮藏《雜書冊》也書有《乞米帖》，約書於天啟六年（1626）丙寅之後，是七十二歲後的作品。

圖六明董其昌臨顏蘇書卷上海博物館藏

《乞米帖》後來應該是與他人交換或者出售了，但是他一直掛念在心：“餘既失顏魯公《送蔡明遠帖》《借米帖》及楊少師《合浦散帖》《乞花帖》《洛陽帖》，遂欲焚硯。”以至於達到了擱筆不書，意欲焚硯的程度。

又云：

顏魯公碑，書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凜不可犯也”。然世所重惟其行書，如《爭坐位》《祭侄》《蔡明遠》《劉太沖》《馬病》《鹿脯》《乞米》諸帖，最為烜赫有名，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磊磊砢砢，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痴人前不得說夢，說著如端人正士，便作運算元書，安能使木佛放光，照諸天世界耶。

可見，相較於顏真卿的楷書，他對其行書更為推重。因為顏氏楷書容易橫平豎直，如布運算元，失於板刻之弊。世人學顏楷，又特意強調這種平正體勢與顏真卿“端人正士”品行之間的關係，故更加僵硬，不得顏書氣格。而《鹿脯》《乞米》二帖正是董其昌所推崇的顏體行書，他譽之為“磊磊砢砢，不受繩束”，所以能夠“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容臺別集》中，他還讚美顏真卿行書雲：“魯公書惟行體最佳，絕去唐人纖媚之氣，餘好之不減二王。”又云：“魯公行書，在唐賢中獨脫去習氣，蓋歐、虞、褚、薛皆有門庭。平淡天真，顏行第一。”可謂推崇備至。

四、仿顏真卿《八關齋會帖》書高適《金城北樓》詩：北樓西望滿晴空，積水連山勝畫中。湍上急流聲若箭，城頭殘月勢如弓。垂竿已羨磻溪老，體道猶思塞上翁。為問邊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無窮。

其昌仿顏魯公八關齋會帖。

此段系董其昌仿書，內容為唐代高適《金城北樓》詩。其自述書法風格系仿顏真卿《八關齋會帖》。《八關齋會帖》是董其昌推崇的顏楷之一，但是文獻記載中他的評價較少。《容臺別集》載：“因觀顏魯公《田神功八關齋會記》，擬其筆意書此經。米元章重顏行，而不許顏真書，故無楷行世，亦是缺陷。張長史《郎官壁記》，乃狂草之築基也。”由這段董氏自述可知，他在創作書作前經常會追摹《八關齋會帖》的筆意。並舉出米芾只推崇顏真卿行書，而批判顏楷，導致了米芾本人沒有楷書作品傳世。他將此碑對顏真卿的地位比作《郎官石柱記》對於張旭的地位，意即此碑是顏真卿行草書的築基之作。此冊所書，內容雖是唐詩，但與文獻中所記那樣，都是模仿《八關齋會帖》的筆意所書，正可相互印證。

以上四段，均不見於《寶賢堂帖》。考《寶賢堂帖》僅第十卷收《太子太師顏真卿奉辭帖》一件而已。故此四段仿顏書不在冊末款署所說的“客有持《寶賢堂帖》見示，遂為臨此”之列。

五、蘇軾《柳十九帖》（與《寶賢堂帖》校對）：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十七日，東坡居士書。

此帖內容見於蘇軾《東坡志林》卷九，其年月為元佑三年（1088）九月。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二記載此帖，萬曆三十八年（1610）庚戌二月十二日：“雷雨如注，方丈室攜捲來，乃坡公跡也……”並載淮南馬玉麟、醉竹生項汝玉二跋。其中馬玉麟跋雲：“此東坡先生真筆，濃穎積墨，揮灑神奇。”定為蘇軾真跡。項汝玉跋則說：“當時不摹勒於石而竟以墨跡流傳後世，摹者豈遂無匠巧之工邪？”李日華遂駁斥道：“此書已刻晉府《寶賢堂法帖》中，而此跋云云何也？”李日華記載還有虞集、華亭管時敏二跋，但是“俱浪語非真”。他還說此卷印章極多，摘記了一些，如“陳深”“寧極齋”“華皋”“海虞吳思庵圖書印”“巴西鄧氏善之”“白玉堂史”“奉華堂印”“高麗物”“越袁桷氏”“松寥閣”“楊氏家藏”“真實居士家藏”“快雪堂”。從這些印章可知，此帖在元代曾經鄧文原、袁桷等名家收藏，下至與李日華同時期的馮夢禎（號真實居士、快雪堂）遞藏。李日華知《寶賢堂帖》所刻，故見此卷便得知為何物。馮夢禎為董其昌好友，其藏品多經董氏過目。

其後，孫鳳《孫氏書畫抄》亦記載此帖，名為《蘇黃米蔡真跡》。在蘇軾帖中，此帖的著錄不算多。但從《寶賢堂帖》刻制，到李日華、孫鳳的鑑定，應該是一件真跡。此冊董其昌臨摹全篇，無一字錯訛。（圖七）

圖七北宋蘇軾柳十九帖寶賢堂帖本

六、黃庭堅《齊君帖》（與《寶賢堂帖》校對）：庭堅頓首，兩辱垂顧，甚惠。放逐不齒，因廢人事。不能奉詣，甚愧來辱之意。所須拙字，天涼意適，或能三二紙，門下生輒又取去。六十老人，五月揮汗，今實不能辦此，想聰明可照察也。承晚涼遂行，千萬珍愛。象江皆親舊，但盛暑非近筆研時，未能作書，見者為道此意。齊君足下，庭堅頓首。

此帖今仍存臺北故宮，為《宋四家書卷》之一幅。（圖八）有明代“景父項氏韞韇圖書”朱文墨印、“紹勳”朱文葫蘆印，清初曹溶、安岐、毛九疇、張鏐等人藏印。著錄於《孫氏書畫抄》《墨緣匯觀》《大觀錄》《石渠寶笈三編》等。並刻入《寶賢堂集古法帖》《潑墨齋法帖》《渤海藏真帖》《翰香館法書》《唐宋名人書》《平遠山房法帖》等。此冊中董其昌臨摹全篇，無一字錯訛。（圖九）

圖八北宋黃庭堅致齊君尺牘臺北故宮藏

圖九北宋黃庭堅齊君帖寶賢堂帖本

七、米芾《李白< 白紵辭>》與《雜詠》（與《寶賢堂帖》校對）：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西（面）為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

絃歌興罷拂衣還，棄米何嘗有俸錢。恩自大鈞能遂物，只應訪藥是優賢。

此段內容共兩首詩，向有當做米芾《雜詠》詩的。如明代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清陳焯《宋元詩會》等。其實前首是李白《白紵辭》，即《子夜歌》。多個李白詩歌集都有收錄，米芾只是書寫而已，遂被後世誤以為米芾詩。包括容庚《叢帖目》載《寶賢堂帖》也名為《前無為軍米芾揚清歌七古》。董其昌此冊臨寫自《寶賢堂帖》，將“面”誤為“西”字。董其昌曾不止一次臨寫此段，如清代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五記載《董文敏臨蔡蘇黃米帖冊》與《董文敏雜書禪偈歌詩卷》均有。陸時化校對仔細，指出前者將“大鈞”的“鈞”字誤書為“均”字。這些董書應該都出自對《寶賢堂帖》的臨摹，說明董其昌手頭是有這套刻帖的。（圖一〇）

八、米芾《祥瑞帖》（或稱《符命帖》）（與《寶賢堂帖》校對）：（祥瑞。）中嶽外史米元章致爽軒書。

黃帝以聖德治天下，景星見。其星如半月於中天，自曉沒於南極。帝堯，百獸舞，鳳凰翔，廷生五色瑞芝。民之子八九老人，擊壤而歌之。帝舜，慶雲現，壽星在弧南極，常以秋分之際現於景，春分之旦沒於丁。天下承平，萬姓樂業，四海晏清。

此段內容稱為《祥瑞帖》（或稱《符命帖》），收於米芾《寶晉英光集》中。董其昌此冊臨自《寶賢堂帖》，省去“祥瑞”二字。其餘書寫均無錯漏之處。（圖一一）

圖一一北宋米芾祥瑞帖寶賢堂帖本

九、蔡襄《郊燔帖》（與《寶賢堂帖》校對）：十一月廿八日，襄頓首。別已經年，每疏馳問，但極瞻歧（跂）之懷。人至承書，窺攬辭意，益勝感著。夏聞郡事清閒，總適神情，自有高趣，仰羨仰羨！郊燔甫，近天氣變寒，唯眠食受（愛）攝，副此遠想，不具。襄再頓首（拜）。（知郡司門足下。）

按：一〇五三年，故宮博物院藏。

蔡襄《郊燔帖》（又稱《司門札》），今藏故宮博物院。（圖一二）有清初安岐藏印，其《墨緣匯觀》卷一著錄為《八帖冊》其四。鈐有“王延世印”，王延世是晚明一位將軍，與董其昌為書畫鑑藏好友。

圖一二北宋蔡襄郊燔帖故宮博物院藏

此帖不僅刻入《寶賢堂帖》，而且刻入董其昌友人馮銓的《快雪堂帖》。按理，董其昌應該見過此帖。此帖後又經《大觀錄》等著錄。此段系董其昌臨自《寶賢堂帖》，他將“跂”寫作“歧”，“愛”字寫法特別，導致董氏寫為“受”字。而將“拜”字寫作“頓首”，且略去最後一行上款文字。（圖一三）

圖一三北宋蔡襄郊燔帖寶賢堂帖本

以上臨仿蘇、黃、米、蔡四家帖，俱出自《寶賢堂帖》卷十一，則符合冊尾款識所說。

二、董其昌的書學觀點

董其昌學書，在選擇臨習物件方面是很講究的。他的學書過程，《畫禪室隨筆》曾有論述：

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傳緒，與餘同試於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餘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舎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喆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遊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許。譬如香巖和尚一經洞山問倒，願一生做粥飯僧。餘亦願焚筆研矣。然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何況學道乎？

董其昌開始發憤臨池，是由於十七歲那年書法不佳而使考試名次屈列第二。他十七歲從臨習顏真卿《多寶塔碑》入手，二十三歲前應該還學過顏氏《麻姑仙壇記》。董其昌以顏真卿作為書法入門，是晚明人品和書品的品評時風所定的，尤其以項穆《書法雅言》論“心相”為代表。初學書法要以端莊渾厚之審美來培養忠義直亮之品格。如董氏論顏書：“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世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以其人掩書，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又如：“顏常山兄弟忠義大節，惟褚河南不愧。而魯公書法鬱勃奇宕，不似登善瑤臺嬋娟，姿媚自喜。蓋書法本同工力，但魯公以艱危增其氣耳，又不知河南入長沙後，書更如何也？”都是強調了顏真卿書法與他的人格魅力之間的關係。

董氏學習的顏帖很多，上文已有列舉。其他如《宋廣平碑》《大唐中興頌》《書朱巨川告身》《自書告身》等作品。他認為“惟顏魯公行書了無定法”，又能“險絕為奇”，是直入王羲之門庭堂奧的。顏體結體寬博方正，正面取勢，飽滿渾厚。董其昌天生氣質秀潤，學習顏體對其腕弱的缺點可加以矯正。董其昌將顏體的敦實厚重與飄逸華美結合，結體以多變偏欹來減少板刻面目，從而創造了自己的書風。如董其昌《臨顏蘇書卷》，書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五十五歲時，是其中年力作。而此冊學顏體已入老年化境，既能行書，又能楷書。筆法輕鬆，墨色濃淡自然，在變化中愈顯爐火純青。

宋四家也是董其昌專注學習的物件。其中學蘇、黃兩家，不僅因為兩家的書法魅力，而且兩家都屬“唐宋八大家”之列。而董其昌是晚明“唐宋派”的有力支持者，對蘇、黃的人格、文章都有強力的欣賞。他將蘇軾的人格與顏真卿相提並論，如：“蘇子瞻嘗恨顏魯公忠義大節，唐世偉人，而與書畫者流同置評論。此自有識。然子瞻書法妙絕當代，墨竹一派，出文湖州。五百年來稱為獨步，文章氣節，不以書畫掩。”又如：“黃山谷評東坡先生書，謂其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當為宋朝第一。東坡先生謂顏魯公忠孝大節，乃令人與書畫小人並稱，可為一恨。”都是這方面的評價，亦可謂推崇備至。

對蘇書，董其昌認為其姿媚似徐浩，其原因是早年學習王羲之《蘭亭序》的緣故。透過蘇軾，董其昌也是可以連線王羲之的。他說：“今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東坡書時有態，特用偃筆，不能提筆，故有墨肥之誚。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吳興受病處者，自餘始發其膏肓，在守法不變耳。”可見董其昌的書學觀念裡，對直接學習王羲之而得其表面模樣的人是批判的。他認為蘇軾學習王羲之是得其神髓的，唯有用“單苞”法造成的“偃筆”（即如今人執硬筆的欹側姿勢）造成了結體“左秀右枯”，字形偏扁而用墨豐肥，被譏誚為“墨豬”。而趙孟俯雖然形似王羲之，但是“守法不變”，反而成為一種缺點。對蘇書的缺點，董其昌也有清楚的認知：“東坡偃筆，雖形類顏，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亦然。”在學蘇書這點上，蘇軾的肥厚也能補足董其昌秀弱之氣，併為他脫離學二王帶來的束縛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他學蘇書絕不學其側臥的筆法和寬扁的結體，而是用中鋒運筆來補足。

對黃庭堅其人其書，董其昌也持有差不多的看法。他曾論蘇、黃二人道：“今日偶讀山谷老人題跋，隨意書數則。其推挹東坡，千古交誼可想。李伯時、米元章皆叛公於追論元佑黨籍之日。當時物論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世人以須臾富貴而賣友排賢，至有助之羽翅而反戈相向者，其於忠孝大節何有也？”他論黃庭堅的品格，即以二人師生情誼，始終不背叛為判斷標準。就書法而言，黃庭堅能在老師蘇軾的籠罩下另闢蹊徑，也顯示了非凡的卓識與創造力。董氏還論雲：“‘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山谷語與東坡同意，正在離合之間。守法不變，即為書家奴耳。”守法不變的“書家奴”得到批判，董其昌再次強調了學古思變的重要性。對二家的書風，董氏論其差異雲：“至東坡之書，學者獨易為近傍。魯直如食橄欖，回甘自喜，猶偏至之技耳。”他對黃書的缺點也是非常明瞭的，認為黃書主要是靠技法取勝。因此，他學習黃書很少取其形似，而是取其意趣。此冊中臨黃書的部分，距離黃庭堅的本來面目也是最遠的。

“宋四家”中對董其昌影響最深的當然非米芾莫屬，討論的古今學者已經非常多。

米芾書法最大的特點就是富於變化，如董氏就曾將其與趙孟俯相比突出這點：“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視，餘為臨此。大都米家書與趙吳興各有門庭，吳興臨米，輒不能似，有以也。吳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二公書品，於此辯矣。”趙孟俯書法雖然中規中矩，但是有法可循，是很容易學習的物件。而米芾書法如風檣陣馬，變化莫測，是很難學到精髓的。董氏又評論道：“然自唐以來，未有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曰：‘今人去古遠矣。’餘嘗見趙文敏作米書一冊，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內能為襄陽書者絕少。”這段書評猶見董其昌對米書的讚賞之情。言下之意，米芾不僅是宋代第一人，更是紹武唐人，超越趙孟俯的大師。

董氏曾坦言：“餘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山谷、趙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似。又及蘇文忠，亦餘所習也。元人作書，徑以蘇文忠、趙文敏為得二王法，不及米漫仕，其持論如此，必有知其解者。”其論頗為米芾抱不平，他曾將米芾的風格描述為：“元章當緣匠心巧思，鑽研晉唐真跡，奪其神情，不拘格轍，故為獨步，漸可議者，每一下筆，雲花滿眼。”而董氏領悟米芾書法的優點是“在無一實筆”，“以勢為主”，其缺點在於“欠淡”，而“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淡”作為董其昌最重要的審美觀點，貫通於書畫各方面。他正是用“淡”來化解米書變化過多帶來的的矯揉做作，並將之與二王書法熔鑄一爐。他所想達到的目標，也是要和米芾那樣“沉著痛快，直奪晉人之神”。

蔡襄是“宋四家”中董其昌學習最少的。他曾論蔡襄與蘇軾為人的差別雲：“蔡忠惠公進小團荼，至為蘇文忠所譏。謂與錢思公進姚黃花，同失士氣。然宋時君臣之際，情意藹然，猶見於此。且君謨未嘗以貢茶幹寵，第點綴太平世界一段清事而已。東坡書歐陽公滁州二記，知其不肯書《茶錄》，餘以蘇法書之，為公懺悔。”這裡牽涉到蔡襄進貢福建小團茶的故事。蘇軾以此事論蔡襄有媚上的行為。因此，蘇軾願意書寫歐陽修的文章，卻不願意書寫蔡襄的《茶錄》。蔡襄書法在“宋四家”中最乏個人風格，董氏一般都是捎帶學習，作為學顏體的階梯，而更多自我發揮。由此冊學蔡書部分也可看出這種傾向。

另外，上海博物館藏萬曆丁巳（1617）董其昌《行書臨宋四家書卷》（圖一四），也書有蔡襄《郊燔帖》、黃庭堅《垂顧帖》。臺北故宮藏《臨宋四家書卷》，先後兩次書寫米芾書《李白< 白紵辭>》與《雜詠》。可知《寶賢堂帖》所刻的這幾件帖，對董其昌的影響是很重要的。

圖一四明董其昌行書臨宋四家書卷上海博物館藏

三、歷代鑑藏

此冊後有沈荃（1624-1684）、高士奇（1645-1703）二人題跋。沈荃跋言：“諸名家書，皆盡態極妍，至思翁遂不覺有觀止之嘆。總緣天骨秀逸，造詣深至，如大士化身，無不具神明之觀也。是在善鑑，豈曰阿私。癸丑（1673）仲春之朔，充齋筌力疾漫識。” 沈荃，字貞蕤，號繹堂，別號充齋，華亭（今上海松江）人。順治九年（1652）探花，授編修，累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禮部侍郎，卒諡文恪。學行醇潔，尤以書法名世，他的書法遠師米芾而脫胎於董其昌的“香光體”。他不僅是康熙年間最重要的書法家之一，並且成為康熙帝的書法老師，對“香光體”在清朝的地位確立有著重要作用。在這段題跋裡，沈荃品鑑的用語不多，卻非常值得玩味。他讚美了董其昌出神入化的臨仿能力，稱之為“盡態極妍”，併發出觀止之嘆。董其昌的書畫臨仿，曾多次被學界討論。董氏託名“臨仿”，實際上大多時候都是“借古開今”。他主張要做“透網鱗”，一方面研究傳統，另一方面卻要突破傳統，從而實現藝術的創新價值，而非簡單的風格抄襲。藝術創造是需要天賦的，就如沈荃說董其昌“總緣天骨秀逸，造詣深至”，骨子裡天生的秀逸氣質是創造的根源。至於各家各派、各種風格，董其昌都能夠融會貫通、為我所用。

高士奇跋說：“此文敏公得意書，前後凡十紙八十一行。臨諸家，各盡奧妙。有明一代書家自公出而盡掩，前人即元之松雪翁亦當退避三舍，所謂‘山川靈氣萃於筆端也’。康熙癸酉（1693）十一月十日，書於簡靜齋，江村高士奇。” 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諡文恪，浙江錢塘縣（今屬杭州）人，祖籍餘姚（今浙江餘姚）。以諸生供奉內廷，為清聖祖賞識，官詹事府詹事，任“南書房行走”差使，康熙二十八年（1689）解職歸裡。高士奇備受康熙帝信任，康熙自言：“得士奇，始知學問門徑。初見士奇得古人詩文，一覽即知其時代，心以為異，未幾，朕亦能之。士奇無戰陣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學問者大也。”著有《春秋地名考》《左傳紀事本末》《江村銷夏錄》《江村書畫目》等。高士奇這段題跋表達的意思與沈荃相似，“臨諸家各盡奧妙”，顯然是超越了形似的臨摹。同時他也認為董其昌的書法是明代第一人，是超越趙孟頫的。高士奇對董其昌的書畫是有著崇拜之情的，他一生過眼或收藏的董其昌作品多達數十件。並且在康熙帝與高士奇的君臣生涯中，康熙帝也深受高士奇的影響。

高士奇將此冊著錄於《江村書畫目》。此冊屬於“永藏，真跡，神品”，可知是他的心愛之物。之後就一直在高家珍藏，直到高士奇的孫女高祥嫁給張照。張照（1691—1745）字得天，號涇南，江蘇婁縣（今屬上海松江）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雍正十一年（1733）官刑部尚書。雍正十三年（1735）因撫定苗疆無功，被革職拿問。乾隆七年（1742）復任刑部尚書，乾隆十年（1745）卒，諡“文敏”。故與趙孟頫、董其昌並稱“三文敏”。康熙五十四年（1715）張照二十五歲就入直南書房。

冊尾有“奩廿三號”四字，上鈐“高祥”白文方印。康熙對高士奇恩寵有加，對其子高輿，以及其孫高岱、高衡也很厚愛。青年張照就以其才華深得康熙恩遇，雖說與其外公王九齡、伯父張集等人有關，身為高士奇孫女婿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康熙五十年（1711）春，張照娶高祥為妻，陪嫁就有不少書畫。此時高士奇已經去世，故“奩廿三號”四字更有可能是高祥整理陪嫁物品時親筆所書，否則她也不敢將自己的印章直接壓在祖父的字上鈐蓋。且此四字與高士奇真跡相比，筆跡較為秀弱，當是比較罕見的高祥親筆。傳世書畫有此“奩”字編號的，應該都是高祥的嫁妝。冊上還有“得天”朱文長方印，“張長卿”白文方印，“清河郡記”朱文方印，都是張照的印章。

之後，此冊很有可能是由張照進呈給乾隆，時間當不會早於乾隆七年（1742）他復任刑部尚書前後。其後，乾隆帝鈐蓋石渠璽印，並養心殿的殿座章。又，所鈐“乾隆御賞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兩個朱文方印較少見，是乾隆早年用印。後來他常用的是“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故可知此時的乾隆尚未固定“五璽”的鈐蓋方式。《石渠寶笈》卷十“貯養心殿一”著錄雲：

明董其昌臨諸家帖一冊，上等寒六，朝鮮箋，烏絲闌本。行楷各體書臨顏真卿書四則，蘇軾、黃庭堅、米芾書各一則，蔡襄書二則。款識雲：“廣陵舟次，客有持《寶賢堂帖》見示，遂為臨此。董其昌。”下有“宗伯學士”“董玄宰氏”二印。又“松雪山房”“抱甕翁”二印。又前有“清河郡記”一印。首幅前有“肇錫餘以嘉名”一印，下有“觀雅”“樵”字半印二。後有“得天”一印。第三幅有“張長卿”一印。第七幅有“高祥”一印。末幅高士奇跋雲……又沈荃跋雲……又“奩廿三號”四小字，上鈐“高祥”一印。冊計十幅，幅高八寸，廣九寸六分。

《石渠寶笈》的編者僅作著錄，並沒有細究一些資訊。如“松雪山房”和“抱甕翁”印章，都是高士奇的印章。而有關高祥書“奩廿三號”也沒有探究。在帖的數量上記載有誤，應該是蘇、黃、蔡書各一則，米芾書二則，而非“蘇軾、黃庭堅、米芾書各一則，蔡襄書二則”。

此冊又經嘉慶帝鑑賞並鈐蓋璽印，應是在晚清從清宮流出，又入私人藏家之手。朱啟鈐《存素堂絲繡錄》卷一著錄：

按《石渠寶笈》卷十養心殿藏，有明董其昌臨諸家帖一冊，“朝鮮箋，烏絲欄本，行楷各體書臨顏真卿書四則，蘇軾、黃庭堅、米芾書各一則，蔡襄書二則，款識雲：‘廣陵舟次客有持寶賢堂帖見示，遂為臨此。’”附記於此以供參證。

他抄錄了《石渠寶笈》的記載，但是並未注意到內容中數量的錯誤。提到的“朝鮮箋”在董其昌的筆下經常出現。應該是一種用高麗皮紙砑光打磨製作而成的書畫紙。由於有膠礬砑光打磨，這種紙質光滑平整，對筆觸表現清晰，墨色的表達也非常通透。有時候，這種“朝鮮箋”也與“宣德鏡面箋”混淆在一起，其呈現出墨色光鮮、瑩潤通透的藝術效果是相似的。董其昌偏愛這種材料，凡是用這種材料創作的作品，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精品、傑作。

總之，這件董其昌《臨諸家書法冊》書於董其昌晚年，書藝高超，爐火純青。不僅反映了董其昌的書學觀念，而且可以探討收藏家的鑑藏觀念。同時，此冊曾是高士奇、張照等人的心愛之物，並經乾隆帝摩挲賞玩，也成為清宮收藏聚散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