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去工作吧，別再等牛市了

在那些我們沒法理解的日子裡，股票對父親來說，不是一份可以丟棄的工作，而是命根子，丟了就再也撿不回來了。

作者：九月

男性，46歲以下

3月，父親滿52歲了。眼見著他越來越深的白髮，想著如今越來越難找工作，我還是決定將他送上廣州回老家邵陽的火車。

臨行前，我一路陪他到了候車室，手把手教會他如何網路購票、辨識座位號和檢票口。他粗糲的手指在支付介面上停了好一會兒，像是需要一點決心，才終於用力地按下去。

一趟春節外出尋工無功而返，父親決定回家碰碰運氣。

父親不是不想在廣州安身。我租的房子是兩室一廳，每月3500塊的房租，室友搬走不到一個月，剛好空出一間來。房子所在的小區住了近20萬人，擁有幾大密集的商業片區，餐飲、零售、學校、醫院等吃喝玩樂、居家服務一應俱全，我們都以為這裡有的是機會。

每隔幾天，父親便坐著小區巴士熟悉環境，到商業街尋找商鋪的招聘資訊，只是帶回來的無非是“招洗碗工、服務員”之類的訊息，“都要年輕的，手腳慢了做不來”。父親上了點年紀，身體有些發福，不時犯腰病，得貼膏藥，手腳也沒三四十歲時那麼利索了。

跑了幾趟，父親連樓下的保安亭、小超市、洗衣店都不放過，有意無意地打探還招不招人。然而我上網一搜，幾乎市內所有招聘保安的年齡要求都在“46歲以下”。

無奈之下，父親打起了菜攤的主意。

“這麼多人，總要有個買菜的地兒吧？”每次去不同的菜場買完菜回來，他都要碎碎念幾句菜價，對比哪裡的最便宜，想著擺個攤進點蔬菜水果來賣也好。只是，這個冠名“中國第一村”的小區，並不容納雜亂的攤販，而小區周邊那些網紅商家做的微信下單、上門送鮮的“新零售”模式，他恐怕也是玩不來的。

父親有些低沉，一下子買了好幾天的菜，不出門，只是待在家裡看電視。

我知道，要讓父親在廣州生活下來，還需要適應一陣子。村裡老家的土坯房還是60年代生產隊時期蓋的，一直住到現在，他對大城市的小區生活很陌生，沒事總叮囑我“多和鄰居走動”、“把租房當自己家”——他並不知道各家整日門房緊閉，在電梯間碰到同一張臉的機會都不多。

剛來這裡時，他第一次用房東家的全自動洗衣機，儘管已經是10年前的老款，他還是一邊尋找著放水開關，一邊問怎麼加水、加到多少才滿，洗衣機啟動後他站著盯了好一會，“你看又不動了”，還以為是壞了；出門買菜找回的一角錢硬幣和紙幣，他也會特意清出來湊個整，讓我出門坐車時用掉。

但既然父親願意找事做，我也恨不得把能想到的辦法都試一試。

當父親說，自己把家中早年荒死的柑橘地又種上了沙糖桔、葡萄樹時，我甚至想到了小影片：“乾脆把你種菜的過程拍下來，拍好看點，很多人點選就可以提現。”

上班路上發現有合適的招聘帖，我也會趕緊聯絡一下，在電話裡替父親包裝一番，“做過收銀員、業務員、保險銷售經理”，然而幾乎所有的招聘都包含著一條硬性要求——“男性，46歲以下”，一旦50歲以上，就只能做月薪兩三千的保潔員了。

父親想了想，無奈地說：“那還不如回家找個多勞多得的工作。”離他從老家出來，也快一個月了。

吹吹海風，就當是過年了

父親是在今年大年初七（2月11日）開工日，幾乎避難似地從三亞海鮮市場來到我這裡的。

他甚至沒有提前查票，靠著早上吃下的兩個包子，提著行李趕了兩三個小時的公交，到車站買上了第二天發車來廣州的最後一張票。不肯讓我們花錢找住宿的他原想在車站待一宿，卻被告知無法通宵停留，差點流落街頭。

如此奔波，父親只是想要逃離那份剛做了半個月的工作。

1月28日 ，父親坐了12小時通宵的綠皮車硬座從邵陽到湛江，又換輪船、坐大巴，第二天晚上8點，才到達三亞一條叫做迎賓路的海鮮街，沿著觀景街道走到頭，就是海。

“海南”兩個字對於那一代人的魔力，在父親沒消停的顛簸中迅速消失。大巴過處，“一路上都是樹，車少人少，沒什麼看頭”， “五指山就是不高的連續不斷的小山”——父親一直在微信群裡實時播報，穿著老家陰冷天氣下的厚外套，熱汗直流。

在員工老闆合住的上下鋪安頓好後，30號下午，父親正式上崗，守在擁有幾十個餐館的海鮮市場裡唯一的一個賣蔬菜的攤位上，大部分時候，只能在手忙腳亂的間歇匆匆給我們吐幾句苦水。此時，離除夕只有5天了，上一位員工剛走，父親是過來頂缺的。手工撥蒜、包裝菜盒、買算賣收、清掃攤鋪……一直忙到晚上11點，還沒吃上晚飯。

“這活只適合女人做，得手腳麻利才行。”在收銀機上一個鍵一個鍵地敲價格，站了小半天就腰疼，父親有點後悔。

第二天中午，他扒了幾口飯就騎上菜鋪的電動車，迫不及待地趕到海邊。踩在冬日暖陽下的沙灘上，父親小心地原地轉了一圈，錄了個40秒的影片，和著海風，沒發出一點聲音。他還不適應在人群中自拍，儘管根本不會有人看他。鏡頭中那些撐著太陽傘納涼的人，有些大概就是剛從他手中接過菜的遊客。

接下來幾天，他都沒有時間再出來。來給海鮮買配菜的遊客絡繹不絕，在十幾個菜櫃中清點菜品，父親一會兒就累得手腳發酸，站得久了脊背也隱隱發麻。最大的困難是餓得慌，從中飯到晚餐，往往要捱上七八個小時，有時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頓飯。最貴不過七八塊一斤的菜，父親一天下來能賣2000多元。母親在家裡備著她和弟弟兩個人的年貨，每天也只能在微信群裡聲援，一天十四五個小時的勞累，母親也怕許久不做體力活的父親扛不住。

我勸父親辭了工作來廣州過年，父親只是一句，“過了年再說”。菜攤旁邊只有餐館，人也走不開，他只好從網上買了點泡麵和零食想備著抽空吃，卻被告知“要等到年後上班才能發貨”，於是就只能餓著。

提前一天進年貨的當晚，搬運、打包、冷藏，父親一直幹到凌晨2點半，第二天早上8點半就被老闆叫醒去擺攤。幾天下來，父親雙眼腫脹，髮梢的白色更明顯了。他有些撐不住，母親一個個電話打過去，也沒空兒接。不喜歡多說話的他寧肯酸著手，一行行地敲字回覆。我把所有的微信零錢都發了紅包給他“鼓舞士氣”，他也不收。

吃不上飯的情況在除夕當天也沒有改善。

下午3點多，老闆還沒有安排午飯，也沒有準備任何的年貨。菜攤上售賣的一籮筐砂糖橘，老闆不請父親吃，他硬是不肯動一個。

一直到下午6點，母親和弟弟在燈光昏黃的家裡曬出了年夜飯，我沒有興致給自己做晚餐，父親還在菜攤上忙碌，賣完了才能做一頓勉強湊合的年夜飯。母親從別的微信群複製來長串的祝福語，我和弟弟隔著螢幕回覆笑臉表情迎合，卻顯得蒼白無力。

很不巧，做記者的我當天被要求加入一個“年夜飯”直播群，要求在群裡釋出圖文影片給讀者拜年。看著朋友圈裡同事轉的熱文《消失的年終獎》齊刷刷地佔滿一屏，再返回去看工作提醒，我終於厚著臉皮給領導發了條私信：“今年我家裡人都不在一個地方過年，也沒有年終獎，能申請不參加嗎？”領導沒有強求，至少沒讓我這個大年夜過得更糟。

我心一橫，從“借唄”上偷偷地借了6000塊，給父母發了過年紅包。

當晚11點，父親收工後去了趟依然喧鬧的三亞灣，說是去看沙灘上的腳印，吹吹海風，這個年就算是過了。

回到合租房，樓下的倉庫半夜還在卸貨，早上6點就發車，拖車的聲音讓父親整夜難眠。我們都睡下的時候，父親在已經沒有人迴應的微信群裡，自顧自地打出幾行字：“原來在家賣小菜都不賣，現在跑這麼遠來賣菜，前世做多了業。”在人前話不多的父親，已經學會了發“笑哭”的表情。

大年初一，老闆十分難得地請飯店的廚師為員工做了一頓開年飯。10個人分吃一隻螃蟹，父親夾了個蟹腿，“可能是賣不掉的，不好吃，帶生抽味”。

天天對著玻璃水箱裡四五百元一斤的大龍蝦，父親很快習慣了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有時，老闆給父親帶上半份炒粉當作午飯，說一人吃不完。偶爾，還丟幾個破皮的砂糖橘給父親，笑道“又不會吃死”，父親也還是悶在心裡。

初三，終於來了個女員工，麻利地把收銀機的電源線和資料線一股腦拔了，口頭直接提高菜價。老闆笑得合不攏嘴，轉頭就說要剋扣父親的工資，每月4000元，比別人少500，還只給女員工發紅包，這讓父親一下子惱了。

緊接著第二天，凌晨2點的時候，父親在進貨回來的途中不慎弄丟了一瓶礦泉水，老闆不讓賠，硬要讓他黑燈瞎火地找回來。

已經很久沒脾氣的父親終於爆發了，拿著1600元工資，3天后他就到了廣州。其實這個在海南賣菜的工作是母親給說的，老闆就是我的姨父，姨媽是母親唯一的姐姐。母親原以為父親能在三亞安定下來，她也好一同過來賣菜。父親跑了，讓母親也很發愁。

爆倉之後

回到廣州後父親給我說，是前世跟母親有仇，才又賣起了小菜。

20多年前，父母在村旁的集市上也有個賣菜攤，整間門面不足10平，但都是我家的。每天來買菜的都是鄰里鄉親，我的整個小學就在父母一聲聲的招呼中度過。直到六年級的一天，開合木門上的鐵鎖在夜裡被人撬開，幾箱雞蛋和一些值錢的貨物全部被偷走。這一遭虧了不少錢，父親心灰意冷，就關了鋪子。

那時候，我家門面隔壁是我小學同學家的門面，後來我同學家開了兩三家分店，幾年後就在村口蓋起了全瓷磚貼面的3層洋房，一直經營到現在。

往後20年，父親打過零工、做過生意，進廠裝卸、跟車送貨、替親戚看店……但從1998年開始炒股後，這些零零星星、斷斷續續的掙錢方式都成了他的“副業”。

有時股市行情不好，生意越做越大的姨媽家需要人，父親就去做個一年半載。我們一家四口也就跟著搬到紙廠、街鋪、學校超市，等做不下去了再回到老家，反反覆覆。

父親上一份穩定的工作，已經是在十幾年前、小菜店關門後的村口木材裝卸廠了。父親在那裡做了兩三年後，廠子也倒了。此後，我從初中到讀完碩士參加工作，所有的填表裡，父親工作那一欄都是“自由職業者”——當然，這份“工作”既不自由，也沒有“職業”的體面。

父親的手裡從來沒有幾個錢，賣菜、打工、賣地的錢都被他投到股市中。守著一臺舊電腦，父親在昏暗的土坯房中可以一待好幾天不出門，研究行情走勢、選股分析。好些年，我家只能靠母親打工維持家用，而為了炒股，向兩邊的親戚借的錢一直還不上，大家對父親都不大看得過去。

父親不是沒有過“有錢”的時候。2007年牛市的時候，父親的股票持倉盈利一度衝到80萬，他堅持不賣，然後一跌到底。

重整旗鼓後，2015年，父親所有持股又一度淨賺40萬。只是，這堆空蕩蕩的數字在股災後的跳水中一路狂瀉。為了股市，父親熬白了頭髮，熬過了一個男人和父親最好的20年，熬成了我手中一篇兩萬字的故事（見前文《父親，既已成為農民，何苦成為股民》）。

母親說，父親只要肯做事，做什麼都是把好手，人聰明，什麼業務看看就能學會。為姨媽家的紙廠跑銷售時，他跟著貨車在市底下的鄉鎮跑各個店鋪賣貨，做得不錯，業務量不低，只是提成不高，每月只有兩三千塊的工資。

我讀高中時父母又借錢去貴州做生意開紙鋪，市場開發得也不錯，後來卻被同行的親戚算計，做了兩年不到吵了一大架，捲鋪蓋回來了。母親常感嘆，“如果做下去，也發起家了”，她說父親炒股是“耍了十幾二十年”。

往後3年，父親欠下近40萬，繼續在股市裡苟延殘喘。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好像是一場遊戲，任其耗磨時間。

父親沉默寡言更甚，在家裡開土種種菜，看看電腦。微信名從“逆漂飛”、“陽光總在風雨後”到“空白”，頭像一直換，過一陣又登出掉，電話號碼也變了幾次。

2016年，我畢業來廣州工作後，他的話才多了一些。一年後我正式轉為記者，那段時間他時不時就詢問我“有沒有發文章”，然後在微信上點贊評論。

這一年，父親50週歲了，老房子也越住越舊，成了村裡尚未改造重建的“獨苗”，一遇雨水天家裡就起黴。爺爺奶奶和大伯都已過世，母親和弟弟在外地打工的時候，連排的3間屋子裡就只剩父親自己住著。我們和姑姑們商量著分房。危房證、老屋改建規劃手續和建設證，父親陸陸續續辦了一年，心思也沒法停留在兜底不動的股票上了。辦證的錢，給家裡買養老保險的錢，零星幾百的生活費，父親只能跟我開口。沒錢的苦，他在知天命的年紀還在啃。

有時，他也說想和母親一起外出打工，或者借幾萬塊錢加盟開個小店，“學做冰激（淇）淋”、“經銷臺灣的養生儀”等，似乎並沒有停止想辦法。但從2018年4月開始，股票的訊息一波波地又壓過來了。

4月30日，父親突然發來一條訊息說：“遇到了難事，我有隻停牌重組的股是隻重倉股，買了十幾萬，已經趺（跌）了很多。現在這隻股票被證監會調查，會大趺（跌），我以前在證券公司融資的錢就可能會趺（跌）到平倉線，股票可能會強制平倉。到時就沒股票了，錢也全虧了，現在只求這隻股票開盤後不要趺（跌）大多，不要觸到證券公司的強制平倉線。如果真被平倉了那我這輩子就全完了，難翻身了。”

父親只會手寫打字，急得冒了好些錯別字，還有好些我一時沒能理解的股市知識。我倒並不著急，甚至多少還有些釋懷——這盤遊戲大概是要結束了吧？

這麼多年，我們對父親手頭到底有多少股票，總是摸不清，他也總是含糊帶過。但這一回，他把賬戶所有的持倉、融資資訊都發給了我——“總共借了38萬，加上賣地的7萬元，投了近50萬到股市，現在只剩5萬了，這隻股開盤連續跌停賣不出去會虧更多。”

我平淡地回覆：“跌了也沒辦法。反正股票也沒給你帶來什麼好處。欠了錢咱就還唄。”

接下來幾天，我一邊催著父親準備索賠資料，一邊在和他做最後的拉鋸戰。面臨可能走索賠的漫長流程，他並不情願：“最好不要去索賠，只要不引起其他融資的爆倉，耐心等到下次牛市漲上來為好。開盤以後再說，調查結果沒多大事就能躲過一劫。”

但一聽到“等”這個字，我的火氣就上來了：“一輩子等過去了，還不如撒手出來做事還錢。我們不指望股票！”

沒想到，這隻“ST尤夫”只是開始。由於大股東將上市公司的幾十億資金轉移掏空涉嫌詐騙，沒過幾天，退市風險警示公告出來，已經成了“*ST天馬”。不久，父親的另一隻股“惠而浦”也被證監會調查，可父親身上連辦身份公證的200塊都拿不出來。5月中旬，“*ST天馬”開盤後如預期連續跌停，很快就將觸達父親在證券公司融資的平倉線。

爆倉的壓力讓他喘不過氣。“不能被爆倉，只要股票還在，總會多少漲上來。”父親有幾隻在二三十元高位買的股，現在讓他在三五元賣出，實在心有不甘，“本來是想用這股的錢補其他股票低倉位的，沒想到踩雷了。”

他還想等下去，手頭的股數尚不少，都是白菜價，賣出來也沒剩幾萬。但我們想的卻早已不是錢的事了——“好好工作不行嗎？以後到年齡做不動了更後悔。反正也沒錢了，不如出來。”

父親還是想要個周全：“我想一邊打工，一邊留著股票，可融資款沒還上就被拖住了。怕爆倉，爆倉就沒股了，以後漲上來也全沒了。只要還了融資款，我就不管了，安心打工。”

“你都50多了，還要拖多久？再等個10年？等到60歲嗎？一年一年時間都廢了。”我想要把他罵醒。

“漲上來幾萬也好。”父親不想剩下幾十年光靠打工來還這近40萬的債務，口口聲聲說：“哪年哪月還得清？打工一年掙不到兩三萬。”

眼看著還證券公司融資款的壓力越來越大，他還是想要拼命保住股票，“總還剩些渣渣。”他知道我身上還揹著為母親和弟弟找工作借的幾萬定期還款，終於忍不住問我，“能不能少還一點？”

我氣不過，一股腦全撒了：“簡直走火入魔！”

很快就要撞到130%上下的融資擔保比例了，父親還打著最後的算盤：“追加1000元擔保比例上升0。001%，賣4000股才上升0。0012%。”——只有擔保比例達到150%，才不會全部被證券公司強制收回股票平倉還到期債務。

“現在墊1000可以少虧7、8千。我想自救，不想欠一輩子債。”父親已經是哀求的語氣了，“幫我想辦法去借些錢還債，不想一分錢沒有，想剩點渣。”

幾乎每天，他都會給我播報還要多久會破平倉線，然後繼續無望地等待著續命錢。無力還款的父親心態也跟著如山倒，母親打電話都小心翼翼，我也不敢再說重話，怕他繃不住。

“只差0。1個百分點融資買的股就會被強制平倉了，什麼都沒了。”

5月30日，“已低於平倉線，全完了”。

6月12日，“沒了，強制平倉了”。

6月19日，父親發了一連串“股市重挫”的訊息，從500、600只到千股跌停，只用了十幾分鍾。

父親苦心經營的股票大夢終於呼啦啦崩盤了。

“沒股沒錢，我一輩子也還不清了。”一個人在老家的他不接電話，但隔一段時間又一下子冒出來，“心刀割一樣的痛，40萬說沒就沒了。”

我領受著突如其來的一大堆數字，已經毫無心思去理解它對父親的意義。我們怕他想不開，只能想法轉移他的注意力。長途出差的時候，我總會拍很多風景照給他，給他說：“我們這麼多年真的不怕沒錢。40萬也不算特別多，我們都工作的話，慢慢還有什麼難的。”

“一年也存不了多少。我不想讓你們幫我還錢。”到了7月，為了還平倉後還欠證券公司的8萬多現金，父親每天都在賣那些低位股，之前四處借的近40萬還沒有著落。

長痛不如短痛，父親留下一句“你們不要擔心”，半個月再沒說話。

過年再不出來打工了

等到7月底父親在微信裡再出現的時候，忽然就成了市裡一家保險公司的代理了。

他交了身上剩下的幾百塊錢，經過培訓，加入了保險行業的大軍，系統學習人壽險、教育險、理財分紅險等，像換了個人似的，羨慕地說著那些一年掙幾十萬、上百萬的同事的故事。父親還說，他做過對比，這家保險給的佣金是最高的。

我擔心父親受騙，好在他還算清醒：“一年到頭做下去的人不多，賺上萬的很少。先試幾個月，急不得。”

第一步是熬過3個月的實習期，“開單”。領到工號和微信名片後，過去從不說話的父親讓我把他重新拉入兩家的親戚微信群，連著好幾天推銷保險業務，又讓我在廣州介紹“潛在客戶”給他。從沒發過朋友圈的他，在跟我打電話學了幾次後，終於發出了第一條帶文字和名片二維碼的朋友圈。

他也學著發展下線拉人組團銷售保險，列印了一個大白話的招人廣告貼在店面裡；在街上遇到別的人推銷健身等其他專案，也會互相推廣一下；甚至，他還掏錢帶人參加保險公司辦的酒會，說是為了“擴充套件人脈”。

但1個月下來，父親仍然沒有開出一單。

9月，父親在公司第一次申請了信用卡，生日當天給我發了個紅包，還買了輛電動車。實習期很快就到了，父親靠給家裡買了幾份小保險，又勸姑姑買了份財產險，勉強轉了正，拿到了第一個月稅後工資4600多元。而原本每月1800元的“新人津貼”，則因父親超過50歲沒能拿到。

可是，靠給熟人親戚打招呼的路數越來越不奏效，連母親都提醒父親別再在親戚群裡用廣告刷屏了，“遭人嫌”；貼出去的傳單收不到迴音，整日內容重複的朋友圈推銷也沒有成效，自嘲“不認識什麼大老闆”的父親能想到的渠道幾乎都走盡了。

保險業日漸蕭條，負面情緒在圈內氾濫，和父親同期參加培訓的150餘人，只剩下不到1/3還在堅持。開不出新單就會失去轉正資格，再度降級為實習生，父親只能想想其他辦法，一邊靠給一些app重新整理聞賺點零用錢，一邊在市裡尋找其他工作機會。

好在市區這些年發展起來了，中心的商貿市場新建了許多門面，四處尋工的父親趕上了最後一期銷售工作。相比開不出單的保險，這算是他正式從業以來的美差：“底薪2000，每帶一人看門面可得20元，客戶交押金辦卡可得1000，成交可獲1%的提成。”

才半個月，父親就找到20多個意向客戶，其中4位老客戶辦了卡。過去不太走動的他，每天騎著電動車跑好幾公里，在市內到處發廣告宣傳單。有時也會在市裡的商店逛逛，參加一些像VR眼鏡等新奇產品的體驗活動。

他終於肯下載支付寶了，還突發奇想將掃碼領紅包提現的二維碼貼在市內繁華的步行街上，每天為賺上一份早餐錢開心不已——“可以吃3碗粉了”，甚至在 “雙十一”時也學著用“花唄”在淘寶購物。父親大概終於體會到，賺下果腹的錢，哪怕幾十、幾百，也比股票裡漲跌揪心的幾十萬來得更踏實。

經常說自己沒什麼朋友的父親也逐漸學會了攢人緣，在前同事給他介紹了兩個客戶辦卡後，父親花了1000多元請十幾個同事吃了一頓。“開盤”不再只存在於父親和股票多年的恩怨中，也在新工作中成了一份期待。一旦意向客戶在門面開盤時交全款，父親就可以從幾十萬的門面費裡得到幾千的提成。運氣好時一個月賣上一兩套大門面，工資竟能接近萬元。兩個月下來，父親賣了4套門面，一時以為“苦日子要熬到頭了”，不僅買了個新的電視機，還主動上交工資給母親。

當然，這中間也波折不斷。第一個月才找了兩個客戶辦了卡，父親的手機就被偷了；有位大客戶因家人突然過世，忽然斷了買賣心思；碰到經理偏袒年輕女同事搶客戶，父親更是隻能悶著回來在群裡和我們說。

或許因為是在小城市，公司的結算方法每個月都在變，原定的1%提成在實際結算時，被加上各種附加條件，扣得七零八落；而因為跑得太勤，父親的腰痛也犯了，睡覺都疼；等到12月陰雨不斷，有時四五天也找不到一位客戶，父親感到越來越難做了。

快到年底，公司又放出話，說最後一期門面全部開盤後，將大幅裁員。本就都是兼職，裁起來自然毫不心疼，只是愁壞了父親。因同事搶單、被扣除提成，父親還是和經理鬧了不愉快，再待下去也不太可能。

過去一年來，母親和弟弟在陝西由親戚參股投資的一所學校裡做後勤工作，也因人事調整，在放寒假前落了空，“去哪裡、做什麼”又成了一家人心頭的陰雲。

什麼時候才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呢？

冬天的邵陽不扛冷，父親買的幾十塊錢的小電暖也暖和不了整個屋子，弟弟冷得直往外跑。正是這時候，姨媽給母親說自家菜攤在海南招工，不僅能緩解過年的壓力，時機似乎也剛剛好。於是，從親戚口中模糊地得知了工作內容和工資後，父親就打電話問我如何買票，語氣裡又重新有了期待。

1月28號領完銷售的工資，父親才放心地辭了職跑去了三亞。不過臨行前，還是被公司盤算著扣了半個月的提成，不得不將新買不到半年的電動車虧本賣了。

再往後這半個月，守著一日長達十四五個小時、月工資僅4000塊的工作，看著同事在微信群裡曬的年會紅包，父親又憤憤地說：“以後就是餓死，過年也不出來打工了。”

父親離開廣州，回了老家。（作者供圖）

尾聲

如今，父親回到了老家，清理了母親和弟弟出去工作後越來越老舊的屋子。也只有在這個小城市，還沒有完全用年齡和經驗來分類工作。這次，父親加入了更為艱難的賣房行列。

我問父親為什麼50多了才開始找工作，父親說：“我一直在找啊。”

我多少有些明白了，在那些我們沒法理解的日子裡，股票對父親來說，不是一份可以丟棄的工作，而是他的命根子，丟了就再也撿不回來了。我現在也沒辦法知道，父親在股市裡還有沒有股票，在廣州時，有時依然能看到他端著手機看大盤走勢。但即使有，估計也就像他說的，也只剩點渣渣了。至少我給父親的每一筆錢，他都羅列出來用在了哪裡，沒有股票什麼事了。

現在我也不會無關痛癢地說，“好好工作，欠的錢都會還完的。”

陪父親在廣州找了半個月工作並不容易，我工作3年也還沒存夠5萬塊，家裡老房子的建築證下來了，必須在一年內開工建造，可我們真的能掙夠二三十萬蓋個房嗎？

或許是這個壓力，一家人都還在想著法子。離開工廠3年的弟弟，前幾日又託朋友去了東莞的工廠，“先掙一年錢把房子蓋了再說”。母親轉到另一間在河南的學校食堂裡幫忙做事，每天吃著不習慣的白麵饅頭和燴麵。

父親又買了輛便宜的電動車，天氣稍微好點就出去找客戶。他開始感到年老的擔憂，有意識地開始吃保健鈣片，又買了些核桃在家慢慢吃，早晨起來會在家門前的空地上倒著跑幾步，也曾想把頭髮染黑些方便工作。

過去，父親總說“（欠的錢）還不清”，現在掛在嘴邊的則是：“了到自己（照顧好自己）再說。”

編輯：沈燕妮

題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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