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力-普遍語法-大腦認知的先天的-語言意義關係結構層次意識場 語言突變論象徵符號句法 原始語言認知飛躍

探究語言進化突變論

探究語言進化突變論_語言文化

探究語言進化突變論

1畢克頓的語言進化研究

畢克頓認為語言從根本上是生物學上的，不是文化上的，不能被創造，只能是進化而來。語言是人類這一物種的生物特徵，它的出現就如同人能獨立行走或用手抓起食物一樣。在畢克頓看來，語言不可能是為了交際的需要和適應社會發展而被創造的。在畢克頓1983年的研究報告中給出了一組句子，其中“bin”就是表示過去時間的助動詞。他指出如果語言乃人為創造，那麼為了交際的需要，關係代詞應該是必須的，時間助詞在很多情況下是可以省去的。為何語言的“設計者們”不能照顧到語言使用者的“舒適度”，更人性化一些呢？在畢克頓（2009）中，他用生動的小說體文筆和清晰的邏輯闡述了他的假設：語言產生於原始人類生存的競爭壓力，為了建立屬於他們的生態位（nicheconstruction）。當人類的祖先在非洲貧瘠的草原上生存，作為肉食動物的他們需要尋找食物。由於食物缺乏，而同為食肉動物的其他物種過多，不同於其他地方的種族多以家庭為單位生活，我們的祖先需要以人多取勝。因此合作是他們獲取寶貴食物的唯一途徑，否則都得餓死。那麼他們就需要真正的語言來向其他人表述食物以及所在位置。這時動物的交際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需要了，因為他們需要勸說其他的非家庭成員去他們說的地方，讓其他人放棄自己可能的行動計劃。可能其他物種頭腦中也有概念結構以及潛在的象徵符號，但是他們沒有競爭生存的壓力從而要求他們去使用這些概念結構。畢克頓（2009）認為語言進化的過程分為六步：（1）動物擁有概念，但不會“合併”這一過程中的每一階段都會自然推進下一階段的產生，如早期原始人開始使用交談，就會促使產生一些共有的概念，而後來的概念的合併產生了句法（按照畢克頓的觀點，這一階段應該是源自基因突變），然後人腦容量變大，思維變得複雜（Bickerton，2009：189-190），這6個階段最重要的是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因為畢克頓認為語言進化研究有兩個中心問題：（1）象徵符號（代表概念）如何進化而來？（2）句法如何進化而來？象徵符號即詞彙或者手勢等，代表概念用於指稱。象徵符號與句法不可能同時出現，符號的出現比句法早，就像5%的眼睛得以進化成型一樣，一詞一句的“語言”要好過什麼都沒有。在早期的洋涇浜語和外國人說話中都會用象徵符號去表達一些觀點和意思，這時並沒有句法（Bickerton，2005）。這裡的象徵符號應該就是語言的先在形式———“原始語言”，它是在合作勞動中，我們的祖先出於互相交談的需要以漸進的方式出現的。

2“原始語言”———語言產生的先在形式

不同於其他生物學家認為為了重現人類發展的過程，需要透過細緻的考察化石證據才能實現，畢克頓認為要解答語言的起源問題也可以從現存的活的語言化石入手，它們能使我們洞悉語言出現的過程（Bickerton，1990、1995）。人類最近的親戚黑猩猩，在讓他們學習類語言系統時，我們瞭解到大猩猩具有人類的表徵和個體的表徵並且能互相區分。但他們只能掌握一二百個詞彙，人類的詞彙量卻有上萬個。而更明顯的區別是猩猩的詞彙中沒有語法詞，也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能學會句法———人類語言的核心。早期的洋涇浜語裡，詞與詞之間沒有結構關係，就像是一顆一顆的珠子組成的珠串，而連線它們的僅僅是語義，沒有“合併”（merge）的存在，也不會有“遞迴性”（Bickerton，2009）。在這樣的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畢克頓認為的確存在著一個語言表達的模式，它與通常人類使用的語言相分離。經過訓練的猩猩，兩歲以下的孩子，在早期被剝奪語言的成年人和洋涇浜語的使用者都呈現出這一語言的特徵，即原始語言的特徵。畢克頓認為“原始語言”出現的時間可能是200萬年到300萬年前，受到生存的壓力而出現的。有學者（喬姆斯基）並不贊同“原始語言”的存在，認為是原始語言就應該有符號的“合併”。畢克頓（2009）明確表達了不認可喬姆斯基的思想，並列舉早期洋涇浜語的例子，認為“合併”存在於句子層面，“原始語言”中沒有句法。很多學者（Pinker&Bloom，1990；Pinker，1994；Jachendoff，2002）認為“原始語言”只是語言進化中若干階段中的第一階段，而對於畢克頓和他的擁護者（Davidson&Noble1993）來說，“原始語言”與“人類自然語言”之間沒有中間過渡階段。

3“神奇的一刻”———語言（句法）的產生

在原始語言———象徵符號出現之後，為何這些符號不能自由組合，無限遞迴成更長的單位呢？原因是沒有句法。句法是語言的核心。象徵符號是文化的產物，可以被任何語言所接納或借取，如漢語借用外語詞彙“麥當勞”、“布林什維克”。英語接納漢語詞彙“leftgirl（剩女）”，但是語法結構是生物學上的，不能隨意更改或增減（Bickerton，2005）。那麼句法是如何進化來的呢？為何畢克頓認為句法產生於“突變”？句法的出現來自於“神奇的一刻”，在那一刻，第一個具有意義的話語產生了，一個句子產生了。有意義的話語是指聽話的人聽懂了其中的意義並知道如何做出相應的反應。在那一刻，大腦的內部結構產生了質的變化，人類語言完成了從“原始語言”到“人類自然語言”的飛躍。畢克頓認為原始語言與人類自然語言的區別廣而深。原始語言同人類自然語言不僅有句法之分，其詞彙也有質的差別。人類語言詞彙有兩個特點，其一，它與自然事物的脫離性，其二，它必須根據意義的相關關係和結構分層次儲存在整個意識場裡。基於這兩點，人類的語言的詞彙跨越了時間和空間，使得句法的產生成為可能。“位移性”也被認為是人類語言區別於動物交際系統的最顯著差異。然後，畢克頓用邏輯反證法來進一步論證自己所堅持的“神奇的一刻”，即“突變論”。他說，如果語言是由原始語言而來的，那麼不妨設想，60%的語言又有何用呢？語言，無論是在技術簡單或複雜的年代，都是複雜的、完善的，反之就不是語言。他反駁關於句法的種系發生論的觀點，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大腦的細胞分子各具功能，逐漸積累。而畢克頓認為大腦的功能就像一個完整的網路，一個網路在完成之前不稱其為網路。就好像一個剛剛建造完的工廠，在最後的電路接通之前，這個工廠不具有任何功能。（成曉光，1999）此外，從人類進化史來看存在著“突變”。在上萬年的時間裡，我們的祖先們，包括我們的親屬尼安得特爾人遵循著保守簡單的生活方式，但是突然地，我們的祖先迸發出持續不斷的創造力，為何會有這種反差？很明顯，動因在人的認知能力的發展，而句法的產生應該是促使認知能力發展的最好解釋（Bickerton，2005：520）。從現有的證據看人類的認知不是逐漸進化而成的，其中兩百多萬年的進化沒有留下人科動物（hominid）的行為和技術逐漸發展的痕跡，長久的停滯後，在12萬年前的南部非洲出現了認知飛躍（cognitiveexplosion）。這種認知上的飛躍和語言突現論在理論上是契合的（Bickerton，1998）。這是畢克頓認為自己為何支援“突變論”最充分的理由，並曾多次提到（Bicker-ton，1998、2005、2009）。RobertBoyd和PeterRicherson曾就困擾人類學家的一個問題做出如下表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原始人類採取人數較少的家族式生活方式，但是在接下來的500萬年到1000萬年間，原始人類又以人數眾多的合作形式生活，是什麼讓他們與其他哺乳動物的生活方式產生不同呢？會不會是一些不同尋常的進化環境促使原始人類比其他哺乳動物更加包容？（Bickerton，2009：167）畢克頓認為人類學家對“不同尋常的進化環境”總是視而不見。為何人們會反對“突變論”？究其原因在於長久以來的“老觀念”：人類進化史應該是一個線性的、從黑猩猩平穩地進化到人類的過程，中間不存在任何的急速發展或者曲折的過程。所以舊式的、不充分的解釋總會迴圈出現：合作式生活是因為他們會為對方考慮，或者是有些文化的因素導致，也有可能兼而有之。（Bickerton，2009）

4。對畢克頓語言進化“突變論”的評述

透過畢克頓的著作可以感受到他本人淵博的知識，他試圖從古人類學、生物學、人類學、遺傳學、神經科學等眾多領域闡述自己對語言起源的認知。與其他語言起源研究學者一樣，畢克頓用他嚴密的邏輯和犀利的語言，推理語言是如何產生的，人類自然語言產生並非逐漸進化，而是來自“突變”。他充分認識到研究語言進化必須同時從多學科的角度進行，而他對於“突變論”的推理過程大量引用了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在畢克頓關於語言進化突變論的推理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對克里奧耳語的發展研究成果的陳述，這可能比其他語言學家們的思辨更有前景和說服力。畢克頓（1983）已經證明了夏威夷克里奧耳語只用了20年時間便完全定型（1900~1920）。這一事實無疑給漸變論提出了挑戰。沃德豪（Ward-haugh）（1986：77）認為克里奧耳語同其他語言之間本身是沒有什麼差別的，“我們稱一種語言為克里奧耳語只是因為我們知道它的來歷”。既然語言難以找到“化石”，那麼從洋涇浜和克里奧爾語的研究中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探究人類語言的起源。現在，克里奧耳語言學研究已經表明：洋涇浜化是能夠在“一夜之間”發生的，而克里奧耳化最多也不超過兩代人。那麼語言演變在多大程度上是漸變和規律的，或者就是突變的？但是，既然畢克頓認為語言是生物學基礎上的，不是文化的，但是從他的推理過程中（動物交際系統———原始語言———人類自然語言）對生物和文化因素進行很好的區分。人類的祖先是在非洲的土地上，為了生存相互合作而促使了語言的產生，這裡的“非洲”、“合作”等都屬於文化和交際的內容。合作對於很多的肉食動物（如狼群）來說，都是獲取食物的途徑之一。基於此，這些動物們為何沒有使用所謂的真正的語言來向其他的夥伴表述食物以及所在的位置呢？此外，所有的生物都有爭奪生態位的壓力，為何只有人類祖先的壓力要求他們去使用概念結構？這些可能都是畢克頓在推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5。結語

“突變論”較於“漸進論”總是讓人難以接受，因為它違背了人類起源研究的鼻祖達爾文的思想。畢克頓的“語言進化突變論”旗幟鮮明，不做任何溫和的修飾。他始終認為人類語言與動物的交際系統之間存在質的不同。他認為句法是人類語言的核心，並提出語言（句法）的出現是在“原始語言”基礎上的一次飛躍。畢克頓支援喬姆斯基的“大爆炸”，語言進化突現觀，也承認後者對於自己觀點形成產生的重要作用（Bickerton，2009），我們看到在他的推理過程中有很多喬氏術語，如“合併”、“遞迴性”、“概念結構”等。但相較於喬姆斯基（1972，2002），從畢克頓的論著中可以看出他對語言進化問題的探討更為執著。儘管他的邏輯推理中存在一些令人質疑之處，他對於夏威夷等地的洋涇浜語言的研究成果為他的立論提供了比較強硬的推理依據，這點應該是他對語言來源研究的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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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姆·喬姆斯基

編輯同義詞 喬姆斯基一般指諾姆·喬姆斯基

艾弗拉姆·諾姆·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美國哲學家。是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的榮譽退休教授。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被認為是20世紀理論語言學研究上最偉大的貢獻。

中文名艾弗拉姆·諾姆·喬姆斯基外文名Avram Noam Chomsky國 籍美國民 族猶太人出生日期公元1928年12月7日職 業哲學家、教師畢業院校賓夕法尼亞大學信 仰猶太教主要成就心理學的認知革命代表作品《現代希伯萊語語素音位學》《句法結構》《支配和約束論集》性 別男

目錄

1 簡介

2 生平

3 代表作品

4 學術貢獻

▪ 語言學

▪ 心理學

▪ 科學文化

▪ 在其它領域的影響

5 政治觀點

▪ 喬姆斯基論恐怖主義

▪ 對美國政府的批評

6 主要著作

7 著作中譯本

▪ 語言學部分

▪ 社會政治思想部分

簡介

編輯

諾姆·喬姆斯基

艾弗拉姆·諾姆·喬姆斯基博士（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是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的榮譽退休教授。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被認為是20世紀理論語言學研究上最偉大的貢獻。他還透過對伯爾赫斯·弗雷德裡克·斯金納的《口頭行為》的評論，發動了心理學的認知革命，挑戰在195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行為主義者學習精神和語言的方式。他那自然的學習語言的方法也對語言和精神的哲學起了很大的影響。他的另一大成就是建立了喬姆斯基層級：根據文法生成力不同而對正則語言做的分類。喬姆斯基還因他對政治的熱忱，尤其是他對美國和其它國家政府的批評而著名。喬姆斯基把自己歸為自由社會主義者，並且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同情者。一般認為他是活躍在美國左翼政壇的著名主要知識分子。據藝術和人文引文索引說，在1980年到1992年，喬姆斯基是被文獻引用數最多的健在學者，並是有史以來被引用數第8多的。

生平

編輯

諾姆·喬姆斯基

喬姆斯基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他的父親威廉·喬姆斯基（William Chomsky）是一位希伯來學者，來自一個後來被納粹滅絕了的烏克蘭小鎮。他的母親艾爾西·喬姆斯基·西蒙諾夫斯基（Elsie Chomsky Simonofsky）是白俄羅斯人，但他母親跟他的父親不同的是，他母親生長在美國，說“普通的紐約英語”。他們兩人的第一語言都是意第緒語，雖然喬姆斯基本人說父母在家禁止講這種語言。他說，他們住在分裂為“意第緒區”和“希伯來區”的猶太人聚居地，他的家庭認同後者，並用“純粹的希伯來文化和文學”教導他。

喬姆斯基記得他的第一篇文章寫於十歲那年，文章是論在巴塞羅那陷落之後，納粹主義蔓延的威脅。從十二歲或十三歲開始，喬姆斯基更加徹底地認同無政府主義。

他畢業於費城中央高中，從1945年起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師從哲學家C。維斯特·切奇曼（C。 West Churchman）、尼爾遜·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語言學家澤裡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學習哲學和語言學。哈里斯對他講授了自己在語言結構線性運算元方面的發現。喬姆斯基後來把這些解釋為對來自標記系統的上下文無關文法產物的操作。哈里斯的政治觀點對喬姆斯基政治立場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1949年，喬姆斯基和語言學家“卡羅爾·莎茲”結婚（Carol Schatz）。婚後育有兩個女兒分別是阿維瓦（Aviva，1957年）與戴安（Diane，1960年）和一個兒子哈里（Harry，1967年）。

喬姆斯基於1955年從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語言學博士學位。他的大部分博士研究是用四年時間以哈佛年輕學者的身份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在博士論文中，他開始發現自己的一些語言學思想，後來他將這些進一步闡發，寫成了他在語言學方面大概最有名的著作——《句法結構》。

喬姆斯基於1955年開始執教於麻省理工學院，1961年成為現代語言和語言學系（現在的語言學與哲學系）的正教授。1966到1976年間，他擔任現代語言和語言學的法拉利·P·沃德（Ferrari P。 Ward）教席。1976年他被任命為學院教授，之後至近五十年來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教課。

正是在此期間，喬姆斯基開始更加公開地參與政治。隨著他1967年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的一篇題為“知識分子的責任”的文章，喬姆斯基成為越南戰爭的主要反對者之一。從那時起，喬姆斯基便因他的政治立場而出名，對世界各地的政局發表評論，並撰寫了大量著作。他對美國外交政策及美國權力合法性的批判影響深遠，並因而成為富有爭議的人物。他有左派的忠誠追隨者，但也受到右派及自由派越來越多的批評，尤其是針對他對911事件的反應。

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給喬姆斯基帶來了人身威脅。他的名字被列在特奧多·卡克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郵箱炸彈殺手”）的預定名單上。在卡氏被捕以前，喬姆斯基讓人檢查收到的郵件以防炸彈。他自稱也經常被警察保護，特別是在麻省理工校園的時候，雖然他本人原則上不同意這種保護。

儘管對美國百般批評，喬姆斯基還是生活在美國。他的解釋是：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後來他又闡發為：“國與國之間的綜合比較沒有什麼意義，我也不會這麼比較。不過美國有些成就，特別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幾個世紀來爭得的領先地位。”

代表作品

編輯

《現代希伯萊語語素音位學》《轉換分析》《句法結構》。喬姆斯基也很關注國際政治，對當代政治格局比如伊拉克戰爭、不平等發展等等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批評。［1］

學術貢獻

編輯

語言學

《句法結構》（

Syntactic Structures

）是喬姆斯基介紹轉換生成語法的《語言學理論的邏輯結構》一書的精華版。這一理論認為說話的方式（詞序）遵循一定的句法，這種句法是以形式的語法為特徵的，具體而言就是一種不受語境影響並帶有轉換生成規則的語法。兒童被假定為天生具有適用於所有人類語言的基本語法結構的知識。這種與生俱來的知識通常被稱作普遍語法理論。

然而，相當一部分語言學家反對普遍語法理論，認為在尚未對所有人類語言進行研究之前就假設所有人類語言有共同的“底層語法”，這樣做太冒進；而且在應用普遍語法研究未知語言時，不得不假設許多“空白詞類”，在研究基本語法為“謂主賓”的語言（如愛爾蘭蓋爾語）時，更不得不假設這些語言的“底層基本結構”為主謂賓，這種做法本身可能已經違反了描述性原則。也有語言學家（如Michael Evans和Stephan Levinson）主張，普遍語法是基於種族中心主義而得出的假設，而這會對認知科學造成很不良的影響。

語言學家、數學家周海中指出，普遍語法一直以來都是備受爭議的熱門話題。人類的語言能力究竟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習得的；語言的演化是人類基因作用的結果，還是歷史文化影響的結果。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讓人特別信服的答案。因此，對普遍語法的探究和論爭仍將繼續下去。［1］

心理學

諾姆·喬姆斯基

喬姆斯基的語言學著作，對於心理學在20世紀的發展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普遍語法理論被很多人認為是對既定的行為主義理論的直接挑戰。這一理論對於理解兒童如何習得語言以及什麼是真正理解語言的能力都有深遠的意義。喬姆斯基理論的很多基本原則現在已經在某些圈子裡被普遍接受。1959年喬姆斯基出版了對伯爾赫斯·弗雷德裡克·斯金納的《口頭行為》一書的長篇評論。斯金納在他的書裡試圖用行為學理論解釋語言問題，他將“口頭行為”定義為一種從他人那裡學習得來的行為，這就超出了語言學家通常關注的範圍而對交往行為提出了普遍解釋。

斯金納的研究方式與傳統語言學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於它關注語言使用的情境，比如他認為跟人要水，與把一樣東西稱為水，與迴應他人要水的請求在功能上是不同的。這種因功能而異的迴應方式需要單獨進行解釋，這就與傳統的語言觀以及喬姆斯基的心理語言學觀念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關注的是詞語的精神表象，並假定某個詞一旦被學會就會以各種功能出現。喬姆斯基1959年對斯金納的批判雖然也涉及不同口頭行為的功能，但主要集中在對斯金納理論的基本出發點，也就是行為心理學的批判。

喬姆斯基論文的主要觀點是，將動物研究中的行為原則應用到實驗室之外的人類身上是毫無意義的，要想理解人類的複雜行為，我們必須假定負有終極責任的大腦中有一些無法被觀測到的實體。這兩點都與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針鋒相對。應該注意到，喬姆斯基1959年的這篇論文也曾受到嚴厲的批判，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肯尼斯麥克考科戴爾1970年發表在《行為的實驗性分析》（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volume 13， pages 83-99）上的《論喬姆斯基對斯金納的評論》。這篇論文和其它類似的評論都指出一些為外行忽略的事實：比如喬姆斯基不管是對行為心理學還是對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都並不真正瞭解，而且犯了很多令人難堪的錯誤。正因為如此，喬姆斯基的論文並未完成它所宣稱的任務。那些深受這篇論文影響的人要麼是從來就與他觀點一致要麼從來沒讀過這篇文章。

通常認為喬姆斯基對斯金納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設的批評開創了美國心理學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認知革命”，也就是從以行為研究為主轉變為認知研究為主。喬姆斯基在他1966年的《笛卡爾主義語言學》和後來的著作中對人類語言能力作出的解釋後來成為心理學某些領域的研究範本。現在很多關於頭腦如何運作的觀念都是從喬姆斯基富有說服力的思想中發展而來的。有三個基本思想。首先，頭腦是“認知的”，或者說頭腦中包含精神狀況，看法，疑惑等等。先前的觀念甚至不承認這一點，認為只存在“如果你問我想不想要X，我會回答是的”這樣的邏輯關係。而喬姆斯基則相信通常的看法一定是正確的，即頭腦中包含看法甚至無意識的精神狀態。其次，喬姆斯基認為成年人的大部分智力活動都是“先天的”。儘管兒童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會說某種語言，所有兒童都天生具有很強的“語言學習”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們得以在最初幾年中很快吸收幾種語言。後來的心理學家將這一論斷廣泛應用於語言問題之外。最後，喬姆斯基將“模式”作為頭腦認知結構的關鍵特徵。他認為頭腦是由一 系列相互作用各司其職的亞系統組成的，彼此間進行有限的交流。

科學文化

諾姆·喬姆斯基

喬姆斯基對於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科學的批判持有強烈異議。

“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用我所知道的方法，那些被指責為‘科學’、‘理性’和‘邏輯’的方法研究此類問題。因此當我讀那些論文（按：此處應指後現代或後結構的論文）時，我指望他們能幫我超越這種侷限，或指出一個全新的方向。我恐怕是失望了。我承認這也許是我的侷限性。通常我讀到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那些多音節術語的時候，只是匆匆掃過。我能理解的多半是老生常談或明顯的謬誤，然而那些只在所有詞語中佔一小部分。確實，有很多其它東西我也不懂，比如最新的物理學和數學期刊上的文章。但是不一樣。後一種情況下，我知道如何去理解他們，在我格外感興趣的時候也那樣做過；而且我知道那些領域的人能夠根據我的水平向我解釋，讓我弄懂我感興趣的部分內容。相反，好像沒有人能跟我解釋最新的後這個，後那個除了老生常談，胡言亂語和明顯的錯誤外還有些什麼，我也就不知道如何進一步去理解。”

喬姆斯基注意到，對“白人男性科學”的批判類似於反猶主義及“德意志物理學”運動期間，納粹出於詆譭猶太科學家的研究的政治目的對“猶太物理學”的攻擊。

事實上，“白人男性科學”的整套說法都讓我想起“猶太物理學”。也許這是我的另一個不足之處，但是我讀一篇科學論文的時候無法判斷作者是否白人或者男性。對課堂上，辦公室，或其它地方的討論也是如此。我著實懷疑那些與我共事的非男性，非白人學生，朋友和同事會樂於接受這種說法，承認他們的思維和理解方式由於“性別與種族的文化”而與“白人男性科學”有所不同。我估計他們對此的反應不僅僅是“驚訝”。

在其它領域的影響

喬姆斯基的模式也被當做其它一些領域的理論基礎。計算機科學的基礎課程中會涉及喬姆斯基體系，因為它傳達了對多種正規語言的洞見。這一體系也可以從數學的角度來討論，並引起了數學家，尤其是組合數學家的興趣。很多進化心理學的論點也是由喬姆斯基的研究結果中引發的。

1984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尼爾斯吉爾內用喬姆斯基的生成模式解釋人類免疫系統，他把“蛋白質結構的各種特徵”類比為“生成語法的各個組成部分”。吉爾內的斯德哥爾摩諾貝爾講座就題名為“免疫系統的生成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