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貨幣史：第5章“兩宋的貨幣”

第一節 貨幣制度

①錢幣

兩宋的幣制，仍是以錢為主。絹帛已漸退回日用品的地位，但白銀卻大大地重要起來了。紙幣的產生和推行，是本朝幣制最大的特點。

兩宋的錢幣，是中國錢幣史上最複雜的。這種複雜性，表現在許多方面：第一是幣材的種類多。如銅鐵錢兼用，這是五代的遺制，但在五代，那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兩宋的鐵錢，卻是一種正規的制度。此外還有各種紙幣，所以更復雜。第二是貨幣流通的地方性。一般通史家都認為趙宋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這點在幣制上絲毫看不出來。在幣制上，兩宋只有比其他朝代更分散。雖說銅鐵錢兼用，但又不是各區都兼用銅鐵錢，因此造成一種割據的局面。在北宋，大抵開封府、京東路、京西路、江北路、淮南路、兩浙路、福建路、江南東西兩路、荊湖南路、廣南東西兩路、荊西北路等十三路專用銅錢；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專用鐵錢；陝府西路和河東路則銅鐵錢兼用。在南宋，銅錢限於東南，四川用鐵錢，而實際上各地都是使用紙幣，金屬貨幣根本不多；紙幣也各地不同。在南宋前期有兩百三十六、後期有四百一十六處獨立的鑄錢單位。第三是錢幣的分大小以及銅鐵錢作價的不一定。關於錢幣面額的種類，宋朝當然比不上新莽，但新莽的幣制，為時短暫，並且沒有真正推行；宋錢的分大小，卻是一種常制，一般都有小平錢和折二錢兩種，往往另有折三折五和當十錢。南宋還有當百錢。至於銅鐵錢的比價，可以說沒有一定，即使有官定比價，也多維持不住。第四是錢名種類多。唐朝雖然也有乾封泉寶、乾元重寶以及大曆、建中等錢，但都具有它的特殊性，唐朝的錢基本上是開元錢。到了宋朝，情形就不同了。我們可以說，到了宋朝才真正流行年號錢，差不多每改一次年號就鑄一種錢，只有極少數的例外。而宋朝年號改得特別多，同西漢武帝時一樣，一個皇帝，要更改幾次年號。兼之錢名有時稱通寶，有時稱元寶，有時一種錢兼有通寶和元寶。南宋的嘉定鐵錢有一二十種寶。第五是錢文書法的多樣性。北宋錢文有篆書、有隸書、有真書、有行書、有草書、有瘦金體。一般說來，每種錢至少有兩種書體，有時有三種。

宋朝的錢制，南北宋大不相同。北宋以銅錢為主，南宋以鐵錢為主；北宋以小平錢為主，南宋則以折二錢為主。北宋錢多變化，南宋錢較一律。

宋朝的貨幣文化，在這個時候，達到了最高點。

所謂貨幣文化，主要是指錢幣藝術。譬如古代希臘的錢幣，就是藝術水平最高的，本身就是美術創作品。由這些錢幣上，可以看出希臘美術在各個階段中發展的實況。特別是人像雕刻的藝術，後代一直沒有能趕上。中國和伊斯蘭教的國家，在錢幣上不用人像，連花紋也沒有，根本沒有圖形，只有文字。伊斯蘭教國家是為避免偶像崇拜之嫌，雖然《古蘭經》並沒有明白禁止，但穆罕默德是反對任何形式的造像的。中國的舊文人則一向重文輕藝，重書輕畫。其實書和畫的性質是不一樣的：繪畫容易懂；書法美卻不是人人能欣賞。大概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中國的舊文人才把書法放在繪畫之上。所以中國的錢幣藝術就和歐洲不同了。

儘管中國錢幣上只有文字，這並不妨礙它成為一種美術品。實際上宋代錢幣反映了當時美術的特點和水平。宋代美術如果以繪畫為代表，正是所謂“群山競秀、萬壑爭流”。瓷器也是百窯競造，不像後代由鎮瓷獨步。錢幣藝術也是如此，特別是從徽宗時的錢幣上可以看出這種時代氣息。

南宋因為推行紙幣，所以錢幣的鑄額大減，特別是小平錢。在十個宋錢中，難找到一個南宋錢。根據後代的出土情況，宋錢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北宋錢，南宋錢只佔百分之二，因為只有東南地區行使銅錢，四川專用鐵錢。湖北和兩淮也用鐵錢。而且銅鐵錢都是作為紙幣的輔助貨幣，有時用來支援紙幣的購買力。

南宋初年的錢制，是繼承北宋的遺風。錢文有幾種書體，而且成對。例如高宗時的建炎錢和紹興錢都是這樣。建炎錢種類很複雜。有建炎通寶、建炎元寶，還有建炎重寶。通寶分小平、折二、折三三等，都有篆書和真書成對。但四川所鑄的小平錢是仿瘦金體，初鑄的背後穿上有一川字。當三錢有大樣的，有人說是當五，但不見史書記載。通寶有小鐵錢。建炎元寶只發現折二錢，篆書。重寶則為當十錢，也是篆書。紹興錢有元寶和通寶兩類。元寶有小平和折二兩種，篆書和真書成對。通寶有小平、折二、折三三等，分銅鐵兩類，都只有真書，不成對錢。南宋小平錢以紹興錢為最少，尤其是元寶，雖然紹興有三十二年之久。鐵錢背面穿上有利字，為利州紹興監所鑄。

宋錢輕重和唐錢差不多，可見唐宋的衡法是一樣的。成色卻有減低的趨勢。唐朝開元、天寶年間的銅錢含銅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宋錢根據著錄以太平錢為最好，也只含銅百分之六十五六。以後續有貶值，天禧三年的錢只含銅百分之六十四五，紹興三年的錢只含銅百分之六十點六，紹興以後只有百分之五十四。這些都是官方的數字，實際上唐錢也有成色很低的；有些開元錢，製作雖精美，可是發青灰色，可見錫的成分很多。而宋錢中也有成色很高的，如宣和錢中就有紅銅的。南宋自淳熙錢起，似乎都用紅銅，成色很高。

蔡京行於陝西的當二夾錫錢，每千錢重十四斤，用銅八斤，佔百分之五十七點一四，黑錫四斤，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五七，白錫二斤，佔百分之十四點二九。

至於大觀年間的夾錫鐵錢的成色，則不見有記載。但從當局怕人染為銅色一點看來，大概是錫少鐵多，和鐵錢差不多，形制類當十錢，後世難以區別。鐵中和錫，使其不能為器，是為防止金人收買鐵錢來造兵器。這和古代斯巴達的鐵餅的性質相仿，那種鐵餅，在鑄造的時候，據說將燒紅的鐵浸入醋中，使其失去彈性，不能再作其他用途。

兩宋錢制同漢唐錢製成為一個鮮明的對照，漢唐基本上是採取一種單一錢制，除了特殊的情況，長期只用一種錢，大小輕重在法律上沒有變動。而兩宋的錢制，表面看來，陷於一種混亂狀態：每隔幾年就有一種新錢出來。實質上，它的混亂性，沒有外表所顯示的那樣嚴重，因為所變的是上面的年號，錢的內容，即它的大小輕重是不大變的。年號可以看作錢幣的年份，在看慣用慣之後，並不會阻礙它們的流通。至於錢分等級，在商業發達的條件下，會有此需要。

②金銀和金銀錢

黃金在宋代所發揮的貨幣職能，基本上同唐代差不多。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曾定出偽造黃金的罪律。這是西漢以來第一次。看來好像黃金正式被認作貨幣。這是不正確的。只能說，宋代政府把黃金看作一種重要的支付手段。在統治階級看來，特別是在帝王看來，支付手段是貨幣的最重要的職能。實際上，從整個經濟生活看來，黃金所發揮的貨幣職能，的確是以支付手段為主，這裡包括帝王的賞賜、政府的開支、人民對政府的賦稅繳納以及其他付款、對官吏的賄賂等。另一種重要的職能便是作為儲存價值的手段，即寶藏手段。有時甚至作為價值尺度，可是不作為流通手段和一般購買手段。文獻中有些用金的例子，不能算是一般的交易媒介。正因為不具備這最後一種同時也是最基本的一種貨幣職能，所以黃金在宋代不能算是真正的貨幣。

白銀在宋代比黃金重要。它不但具備黃金所具備的各種職能，而且在每一種職能方面，比黃金運用得更為廣泛。在作為支付手段方面，帝王的賞賜，常常是金銀並提，而用白銀的次數更多。政府的開支、人民的稅捐以及其他付款、對官吏的賄賂等也是這樣。宋初因為銅錢缺乏，轉運使張諤於太平興國五年建議准許人民暫時用銀絹代替銅錢納稅，這就賦予白銀一種法償資格。而且官吏俸給和軍餉也有用銀的例子，這是黃金所沒有的一種用途。作為寶藏手段和國際貨幣，金銀兩者有約略同等的重要性，也許作為寶藏手段，黃金需要得更多一些，因為黃金更適於發揮這種職能。但作為國際貨幣，白銀用得更多，因為當時同中國有經濟關係的國家多是用銀的。作為價值尺度，金銀似乎差不多。作為購買手段，白銀肯定比黃金用得更多些，買馬、糴米等等都有用銀的例子。這些還不能證明白銀成了真正的流通手段，但是比黃金是前進一步了。南宋的會子，有時用金銀來收兌，主要是用白銀來收兌，白銀成了紙幣的兌現基金。紹興七年吳玠在河池發行銀會子，通行很久，這可以說是一種銀本位。賈似道在宋末曾發行所謂金銀關子。關於這種金銀關子的詳細情形，我們不知道。宋末收買逾限的田地，千畝以上的，百分之五用白銀支付。所以白銀在宋代不但比在唐代更通行，而且比唐代的黃金髮揮了更多的貨幣職能。在宋代，南宋比北宋又用得多些。

金銀的形式有各種各樣。最普通是鋌，也叫錠。錠字唐末、五代已有使用，有人說錠為鋌之誤，大概由於兩字發音相近。宋以後少用鋌字，專用錠字。宋代的大銀鋌重五十兩，小鋌有各種重量，沒有固定的等級。大鋌也叫笏或版。文獻中若稱銀若干鋌或若干笏，大抵都是指五十兩重的大鋌。黃金只有小鋌。這些情況同唐代差不多。曾見一大鋌，作砝碼形，上有陰刻銘文“懷安軍金堂縣免夫錢折納銀每鋌重伍拾兩”，這是四川的銀鋌。懷安軍建於乾德五年，免夫錢大概同免役錢差不多。那是熙豐年間和以後的事。宋代免役，或輸現錢，或納糧食，這裡以銀折納。該鋌實重兩千零六十點六公分，合庫平五十五兩二錢。可見官方的秤重，藉以盤剝。四川原不產銀，天聖年間，商人將四川的絹帛運往別處發賣，收買鋌銀入川。南宋慶元年間的《輦運令》規定：上供金銀要用上等成色，白銀要鞘成鋌，大鋌五十兩，小鋌二十兩，上面要鐫明字號、官吏職位、姓名等。這可以說是官銀了。傳世也有南宋銀鋌：一枚是休寧出土的，上有“達州今解發寶慶三年紹定元年分進奉大禮銀重伍拾兩”字樣。另一枚是湖南臨湘出土，上有“潭州善化縣和買到大禮銀伍拾兩”等文字。兩枚都有解發人姓名和官銜。另有一枚景炎年造的銀鋌，重庫平四兩八錢多，也作砝碼形，表面有纖細的波紋，中央有“十分”二字的戳記，戳記成葫蘆形，下面有“景炎年造”四字，背面聳起如元寶。整個形制酷似漢代中元二年的船形銀鋌，如果大膽懷疑一下，會使人覺得中元銀鋌可能也是宋代的東西，文字是後人加上去的。但現在還不能斷定。

宋代金銀還有餅和牌的形式。餅是古形，宋代用得不多。牌是長方形，比較小。另有馬蹄金和瓜子金。嘉定初沒收蘇師旦的家產中，有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

宋代曾鑄造大量的金銀錢，也許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使用金銀錢最多的朝代。不但宮廷中多，民間也多。宣和年間金人攻入汴京的時候，在宮中發現金錢七十一貫，銀錢一百四十二貫。淳熙二年蘇州一書辦受賄處死，其財產充公，財產中除金元寶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金盃六千七百三十兩、碎金五斗外，有金錢六十貫。嘉定初沒收蘇師旦的家產時有金錢六十辮。所謂辮，大概是緡或貫的意思。宮廷中的金銀錢主要是用來賞賜親王、貴邸、宰臣、巨璫等之用。有時帝王死了，就用來殉葬。南宋時有人發掘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和孟、韋、吳、謝四後陵，發現金錢以萬計。但不能因為用來殉葬，就說是明錢，因為普通銅錢也有用來殉葬的。又因為賞賜關係，而流到民間去，民間得到這種金銀錢，大概是當作寶貝一樣留作紀念品；富裕人家或者也用來輾轉饋贈，尤其是作為生兒育女的吉禮，或作為娶婦時的撒帳錢，但這種場合所用的金銀錢可能不是普通金銀錢，而是民間自己叫金銀匠所打造的，上面文字也不是年號，而是些吉利語。金銀錢也許有用作普通開支的，據說蘇東坡曾用金錢在嶺南惠州的豐湖築蘇公堤。

③紙幣的產生

兌換券和紙幣是中國所發明的。中國在正式使用紙幣以前，已經有幾次應用了紙幣的原則。西漢的白鹿皮幣和唐代的飛錢，都有一種紙幣的性質。皮幣不能說是實物貨幣，因為方尺的鹿皮，沒有什麼使用價值，至少實價遠低於名價，和紙幣的性質相近。至於飛錢，雖是一種匯票，而且我們不能證明它有被轉讓流通的事，然而歷來提到紙幣的人，多說是從飛錢發展出來的。兩者的確有共同的地方：飛錢是異地兌現的票券，鈔票是異時兌現的票券。後來真正的兌換券，還常常帶有飛錢的性質。所以說兌換券是由飛錢發展出來的話，也算正確。

中國紙幣的產生和發展，是由幾種經濟原因所促成的。第一是宋代商業的發達，因此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貨，而且需要更輕便的通貨。第二是自五代以來，中國形成許多貨幣區，不但用的錢不同，而且不準運錢出境。有時使用紙幣就是為防止銅錢外流。第三是有許多區域使用體大值小的鐵錢，攜帶非常不便。第四是兩宋政府受到外族軍事上的威脅和侵略，不得不養重兵以為備，軍費開支龐大，財政非常困難，常靠發行紙幣來彌補開支。

大概在五代十國的時候，已經有紙幣性質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馬殷年間（公元907—930年）在長沙鑄乾封泉寶大鐵錢，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來交易，這豈不是和紙幣的性質一樣麼？當時使用鐵錢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還更厲害。四川正是最先採用兌換券的地方。

四川的幣制，幾乎自公孫述鑄鐵錢、劉備鑄直百錢以後，就同外面有隔離的形勢。南北朝以來，特別明顯。對外貿易受到統制，物價也和外省不是同一水平。這種情形，在五代及以後，更加厲害了。先有開元通寶鐵錢，孟昶又鑄廣政通寶鐵錢。到了宋代，四川以鐵錢為主，大的每千錢二十五斤，中等的（應系折二錢）十三斤。這對於商旅是一個很大的阻礙。而且鐵錢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錢體積之大和分量之重，還在其每枚錢購買力之小。譬如宋初四川所行的鐵錢，也有小平，每枚重一錢，可是它的購買力低，一匹羅賣到兩萬個錢，有一百三十斤重。所以紙幣產生於四川，不是偶然的。

關於第一個階段的交子，我們所知道的最少，只有關於它的形制方面的一點點資料。我們知道交子是一種楮券，兩面都有印記，有密碼花押，朱墨間錯。券上並沒有交子的字樣，票面金額也是臨時填寫的。料想是應商民的請求，領用者交來多少現錢，即開給他多少數目的交子。當時大概連式樣也不統一，所謂印記，不過是指發行人的圖章，整個說來，恐怕同普通收據沒有多大分別。

在第二階段裡，交子的形制大概有所改進，因為現在已不再是零亂髮行，而是由許多富商聯合發行。這時的交子，肯定是有圖案的，並且是用一律的紙張印造，圖案是屋木人物。至於其他方面，如密碼、花押、圖章等，仍保留前一階段的辦法，形成所謂朱墨間錯。券上大概仍沒有交子的字樣，金額也是臨時應領用人的申請填寫，不限多少，只要交付現錢，便發給交子。隨時可以兌現，但兌現時每貫收手續費三十文。

這種交子不但在經濟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事，在文化史上也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它的印刷，大概是使用銅板，這是世界印刷史和出版史上的頭等大事。其次是上面的圖案，這在板畫史上應當也是價值很大的。

南宋最通行的紙幣是會子。會子的名字北宋就有了，呂惠卿的《日錄》就提到會子，說“民間自納錢請交子，即是會子；自家有錢，便得會子”。似乎會子和交子是同義語。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吳玠在河池（今陝西鳳縣，近甘肅）發行銀會子，以錢為單位，面額分為一錢和半錢兩種，每年換髮一次。這是最早的銀本位制。當時吳玠是川陝宣撫使。發行額則一錢的十四萬張，半錢的一萬張。同錢引發生聯絡，銀會子四錢抵錢引一貫，發行總額為十四萬五千錢，合錢引三萬六千二百五十貫。起初只行於魚關及階、成、岷、鳳、興、文六州。當時陝西大部分已為金人侵佔，只有階、成、岷、鳳等州尚存，興、文二州屬於利州路，都在南宋的西北邊境。這種用銀的辦法，可能是受了西北民族的影響。吳玠死後，於紹興十七年七月實行一次改革，在利州的大安軍重造，兩年一換。到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增發一錢銀會三萬紙，九月行於文州，後來流通又擴大，每兩年發行六十一萬餘紙，共折川引十五萬餘緡。顯然還是以四錢折川引一緡，川引是以鐵錢為本位的，不知兩者如何能聯絡在一起，也許所謂銀本位，只是表面上的。此外似乎還有金銀會子，內容不詳。但寶祐年間，四川還有銀會的發行，以一當百，發生貶值現象。

東南所用的會子，起初也是民間所發行，叫作便錢會子，大概仍帶便換的性質。後來錢處和主持臨安府，才收為官營。其後錢處和調為戶部侍郎，於是由戶部接辦，那是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的事。起初止行於兩浙，後來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區，納稅和交易，多可使用，幾乎成了一種法幣。

宋代還有一些地方性的紙幣：除了川引以外，還有湖會、淮交等。湖會是指湖北會子和湖廣會子。湖北會子為隆興元年湖廣的王琪（或作珪或珏）所創發，叫作直便會子，分一貫和五百二等。專用於湖北路。大概後來通行於湖廣。淳熙初曾用京會盡數收回湖廣會子。又有所謂鐵錢會子，也創於隆興元年，流通於興元府金洋州，分三百、二百、一百三等，同川引發生聯絡。淮交是兩淮用的交子。印造於乾道元年，面額也分四等，和會子相同。背面印有“付淮南州軍行使”字樣，所以只通行於兩淮州縣。八年用行在會子（即京會）收兌。但後來又許行使。

兩宋各種紙幣的兌現，以銅鐵錢為主，但也常常用金銀度牒等。僧道度牒在宋代是一種很通行的證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