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誌銘與墓碑文有什麼區別？

世人常把墓誌銘當作墓碑文。其實，墓誌銘和墓碑文是有區別的，我們可以從墓碑墓誌的演變來了解它們的區別。

墓碑

墓碑的使用是在東漢以後。東漢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記載有三種，一是作為測量時間的工具，豎立在宮室前測量日影。《儀禮·聘禮》記載：“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鄭玄註解說：“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碑作為測量時間的工具，現今仍有遺存。河南登封觀星臺上，有一塊石碑，正面呈上圓下方形，上刻“周公測影臺”五字，這是開元十一年（723）唐政府下令依照先秦古制立的一塊測影石碑。

二是在宗廟前用來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意思是繩子可以從中穿過，拴住那些用來祭祀的牲口。1997年，新鄭鄭韓故城戰國宮城遺址出土了一塊石碑，插埋於韓國宗廟遺址中，中下部有穿，證明石碑立於宗廟前就是用來拴牲口的。

三是用作下葬時綁系棺槨的柱子，一般豎立在墓的兩旁，其規制在等級社會中有嚴格的規定。《禮記·檀弓下》記載：“公室視豐碑。”鄭玄注：“豐碑，斫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諸侯四繂二碑……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繂指的是粗繩子，按照鄭玄的解釋，天子可以用四個木碑，穿六根粗繩子下葬，而到了低等級計程車，則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著繩子下葬了。

從這些記載來看，石碑是用在宮廟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為木質，沒有文字，只起到承載棺槨下葬的作用，與後世的墓碑，作用顯然不同。

東漢立墓碑的習俗，應當和先秦、秦漢時期的刻石紀念、歌功頌德的傳統有關。《墨子·兼愛》裡有這樣的記載：“古者聖王……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

國家要刻石紀念，聖人要刻石明德。《禮記·祭統》說：“銘者，論撰其先祖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所以，刻字紀念成為傳統。蔡邕在《銘論》裡說：“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世以來，鹹銘之於碑。”由於金銅材質的器物漸少，所以紀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們今天發現的東漢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韓仁銘碑都是有穿的石質墓碑。

墓誌

簡單地說，墓誌是埋在墳墓裡的石碑，所以它的其他別稱都帶有入土的意義，如埋銘、葬志、壙志等。

墓誌在魏晉以後興起發展。《宋書·禮志二》記載：“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205），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禁止立碑，大概有以下兩個原因。

1。西漢中後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廟，廣立碑銘，刻石記其祖先功德，為的是團結族人，增強宗族的凝聚力。如《漢書·敘傳》記載：“（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漢書·樓護傳》說：“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

2。碑銘是對逝者的歌功頌德，不免有很多讚譽之詞，且多有虛假過譽之詞。東漢時期，私諡興起。由於政治混亂，本是由朝廷給逝者贈諡，竟然氾濫於民間，如《後漢書·朱穆傳》載：“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為文忠先生。”

曹操以禁止厚葬為名，禁止立碑，從而淡化士大夫們的群體意識，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嚴，使立碑之風受到遏制，但是人們依然按照立碑的風俗，把石碑立在墓地之內。這樣，墓外無碑，而墓內有碑，一樣達到雖陵谷遷改而勒石永旌的目的。

魏晉時期的墓誌，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內，不像後世的墓誌都是平放。其形狀比墓碑略小，一般高不過一米，寬不過半米。碑額有圓首或圭首。

南北朝時期，墓誌經過不斷髮展，已經逐步確定了其形制。我們看到的過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誌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464）的《劉懷民墓誌》，墓誌名為“宋故建威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笠鄉侯東陽城主劉府君墓誌”。這個墓誌是方形石質，但是還沒有蓋，加蓋的墓誌是洛陽發現的北魏正始二年（505）的《寇臻墓誌》，志蓋上寫有“幽郢二州寇使君墓誌蓋”。這一時期墓誌基本定型，為後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時，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較於碑，墓誌的使用卻更加頻繁。埋藏墓誌成為封建官員、世家子弟以及貴族家庭葬禮中的普遍器物，它的功用是墓碑代替不了的。明代的徐師曾在《文體明辨》裡說出了原因：“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為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豎立在墓地前的墓碑，會因為戰亂災害人事變遷等原因被損毀，而隨同棺槨埋在一起的墓誌，則一般不會被毀壞，它的長久儲存性更強，所以，雖然禁碑之令後來有所鬆動，但墓誌因為具有獨特的優勢而被儲存並傳承下去了。

墓碑文和墓誌銘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說：“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其序則傳，指碑文主要敘述死者的姓氏、籍貫、世系以及生平事蹟等；其文則銘，是指後面還要配以銘文，以韻文的形式來對死者進行歌功頌德。

墓誌銘雖由墓碑文發展而來，但二者是有區別的。黃金明在《漢魏晉南北朝誄碑文研究》中說得很詳細：“就文體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銘頌德勳，墓誌雖也記德銘勳，又很注重記事。就文體形式而言，碑文序韻散結合趨於駢儷，銘為四言韻文，墓誌則以散為主，又有雜五言、六言、七言。碑文於序中更見辭彩，墓誌於銘中更顯文麗，故古代文章選集如《藝文類聚》碑文主要選其序，墓誌則多選其銘。”

魏晉南北朝時期，碑文墓誌銘的寫作多以駢體韻文出現，內容隱惡揚善，意少語多，鋪陳藻飾，成為一種程式。自從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其寫作側重於平鋪直敘，減少了韻文，以散文為主，駢散結合，明白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