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劉斌：良渚古國為什麼忽然銷聲匿跡？良渚神徽撲閃的神秘大眼睛究竟是什麼

Art Headline 2018年6月28日專電（記者 陸文華）現在對良渚文化神徽完整圖案的解釋，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是一個人騎在獸身上的形象。我認為該圖案所表現的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神的形象，而不應該有人獸之分。透過良渚文化神徽與鳥紋的認識，再回頭看河姆渡文化所謂的“雙鳥朝陽”圖案，其鳥身所展現的也絕不是太陽或鳥卵，而應是他們所信奉神靈的眼睛。良渚文化與河姆渡文化雖然相隔數千年，但是這兩種文化對於頭戴弓形冠的神靈形象以及以鳥作為載體的表達方式的傳承，表現出了非常強的繼承性，這種繼承性是一種文化根脈的接續與認同。

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良渚古城遺址重要發現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是在6月25日良渚文化藝術中心杭州曉書館舉辦的《尋找消失的文明》伴讀分享會上作上述表示的。

當日，劉斌結合自己親身經歷的30多年來良渚文化遺址野外考古工作，深入淺出地生動講述了良渚文化發現的重要歷程、良渚古城的發掘過程以及良渚文化遺址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等。

文化信仰的超時空現象：

千年不變的神眼、弓形冠與鳥

1986年，劉斌參與反山遺址M12的考古發掘與清理工作，玉琮王、玉鉞王等重器出土時的情形至今依然歷歷在目。玉琮王、玉鉞王上所刻的完整神徽圖案，使人們第一次瞭解到，原來被認為是獸面的紋飾，其實是一個半人半獸的神靈形象。他頭戴羽冠，雙手扶住兩隻大大的獸眼，扁寬的嘴巴里，有長長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是兩個彎曲的獸爪。

劉斌說，現在對這一完整圖案的解釋，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是一個人騎在獸身上的形象。我認為從雕刻層次上看，神人的羽冠與獸面都為浮雕，而身體部分卻用陰刻；從尺寸上看，羽冠與獸面，比例相配，在設計上成一整體，因此很難有神人和獸面的區分；從其發展演變看，晚期均為簡化形象，更無人獸之分。因此，該圖案所表現的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神的形象。總之，無論怎樣解釋，該圖案作為良渚人的崇拜神，已成為大家的共識。

反山共出土了4件玉鳥，鳥的形態如同展翅飛翔的燕子，在玉鳥的腹部都鑽有隧孔，可以縫輟。這些鳥在出土時，一般位於墓主人的下肢部位，推測原來應該是縫在巫師衣袍的下部使用的。這些玉鳥的功能究竟是什麼呢？從許多玉琮上刻的神徽看，鳥紋往往雕琢在神徽的左右兩側，反山遺址M12出土的玉鉞王上的鳥紋則雕刻在神徽的下方。這種雕琢方式，反映了良渚人崇拜的這種鳥，應該是他們所信仰神靈的載體。而與神徽配合雕刻的鳥紋，其鳥身部分，則完全用神徽的眼睛表示，更是進一步說明無形的神靈是以這種鳥作為附體。巫師將圓雕的玉鳥縫輟在自己的衣袍上，顯然是為了把自己裝扮成神的樣子。這正是原始巫教求神、通神的方式。

劉斌說，關於這一神徽自身的解釋，有豬、鳥、獸等種種取象之說。我們知道，神靈應是一種虛體的信仰，它形象的產生是經過了長時間提煉和綜合的結果，要想恢復到某種具體的、單一的動物，恐怕是徒勞的。在《山海經》中，關於神的形象有“人面獸身”“人面虎身”“人面蛇身”“人面鳥身”等種種變幻不定的說法，從這些說法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人類的心目中，神的形象是既與人類有關，而又不能等同於人的一種樣子。從良渚文化完整的神徽形象看，也正是這個時間造神的一種反映。完整的神徽上部是頭戴羽冠的人的形象，中間是圓眼獠牙的猛獸面目，下部是飛禽的利爪。這顯然是一個複合體，但也是一個整體。無論在雕刻層次上還是比例上，獸面與人神的羽冠都是共用的。我們很難把這一圖案分開，說哪一部分是神，而哪一部分不是神。在多數情況下，人們看到的只是這一神特化的面部。當虛體的神靈與人類發生關係時，必然要藉助於媒體的顯現，某些動物和巫師便充當了這種媒體，這也是巫教產生的根源。在良渚文化中，與這種神徽所代表的神靈崇拜關係最為密切的，可以說就是那些扮演神靈的巫師了。除此之外，某些特指的鳥也應是這一神靈信仰中的媒體，從鳥紋與圓雕的玉鳥我們可以看出，這種鳥在良渚文化的巫術中也有著重要的作用。

劉斌認為，鳥是與人類密切相關的一種動物。鳥上天下地的飛翔特性，令人類所向往，尤其是候鳥定時定點飛來的生態現象，更增添了鳥的神秘感。在許多的民族和文化中，都有關於鳥的神話和表現。《詩經》中“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句話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有關商族誕生的鳥神話記載。在良渚文化玉器的主題紋樣中，與神徽配合施刻的鳥紋，是鳥紋形象較為多見的一種形式，主要見於玉琮、玉冠狀飾、玉璜及玉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這種與神徽相配的鳥紋，想必正是良渚之神所乘的神鳥吧。

從這種鳥紋的自身形態看，雖然每一組鳥紋各有差別，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鳥身部分都是以特化的神眼，即所謂獸面的眼睛來表示。這更直接地反映鳥是神的載體，是神的化身的內涵。這種以動物的身體顯現神的眼睛來表示神靈所在的方式，在早期的神靈崇拜中，還見於河姆渡等文化中。“在河姆渡文化中，被稱作‘雙鳥朝陽’或‘雙鳥孵卵’的圖案，我認為與良渚文化的這種鳥紋應具有相同的內涵，鳥身所載現的並不是太陽或鳥卵，而應是神靈的眼睛，只不過是以雙向的鳥首來表現罷了。”劉斌說，從神眼上方所刻畫的弓形的圖形看，與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只有弓形帽和雙眼的簡單的神像弓形帽子十分一致，這也更說明了圓圈應是神眼的象徵這一事實。而同樣的圓圈神眼，也刻畫在豬紋以及陶獸等身上，這似乎反映了早期神靈崇拜不規範現象。從河姆渡文化的只有弓形帽和雙眼的不完整神像，到良渚文化的頭戴羽冠、四肢具備的完整神徽；從背向的雙鳥共同負載一隻神眼的連體式鳥紋，到各負神眼分置於神徽左右的鳥的形象。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文化之間的深刻淵源和內在聯絡，同時也反映了從抽象到具體再到抽象的造神過程。

尋找消失的王國：

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良渚古國

劉斌認為，大約距今4300年左右，一場特大的洪水席捲了中國東南部地區，這場洪水不知持續了多久，以至於在今天的杭州餘杭一帶，普遍留下了1米多後的沉積層，當時人們耕種的田地以及許多小河與溼地，都被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淹沒了，這層厚厚的泥沙使這裡4000年以前的文明銷聲匿跡。直到2000年以後的戰國時代，才重新有人回到這塊土地上耕種和生活。經歷秦漢以後，這裡又逐漸地熱鬧了起來，在山坡和高地上留下許多漢代的墓葬以及當時的窯址。但是對於4000年以前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卻已經無人知曉。只是從大禹治水的傳說中，還似乎隱約保留了一點對那場可怕洪水的記憶。

今天的杭州餘杭原名為“禹航”，傳說是大禹治水在此停航登陸之地。《竹書紀年》說禹“會諸侯於會稽，殺防風氏”。《吳越春秋》說：“（禹）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悉屬禹也。”防風氏，一般認為是活躍在今浙江德清、湖州、杭州一帶的部落首領。至今紹興、德清一帶還有防風廟等遺蹟，每年還有祭祀防風氏的風俗。《述異記》說：“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在今天看來，關於那場洪水以及大禹治水的傳說，又漸漸地真實了起來。

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4300年，主要分佈於中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支十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

1936年，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先生在餘杭良渚一帶發掘和調查以黑陶為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並出版《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一書；1959年，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第一次發現隨葬玉琮、玉璧等大型玉禮器的墓葬；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先後在江蘇吳縣張陵山、武進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餘杭反山、瑤山等地，發現多處良渚文化高等級墓地，出土數以千計的精美玉器；2007年，發現確認良渚古城，也逐漸知道當年的那場洪水。

根據目前調查試掘的初步結果判斷，良渚古城的範圍，東西長約1700米，南北長約1900米，總面積約300多萬平方米。據估算，營建良渚古城核心區及水利系統的堆築總土方量高達1005萬立方米。

良渚古城是在長江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被譽為“中華第一城”。城內已知有面積約30餘萬平方米、高約10米的莫角山大型宮殿基址，還有反山貴族墓地等重要遺址；城外有瑤山、匯觀山祭壇和貴族墓地等。良渚古城的發現，進一步證明良渚文化已經進入成熟的國家文明階段。從其修築古城的工程量，精美的玉器製品，以及發達的宗教信仰等方面，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已完全可以和古埃及文明相媲美，是中華5000年文明的標誌。

“儘管輝煌的宮殿已經灰飛煙滅，但一個存在於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國景象彷彿歷歷在目：以宮殿為主的王城有3平方公里，王城外圍核心居住區有5平方公里，水利系統所直接保護的範圍有100多平方公里。這是一個5000年前何等輝煌的古代王國。”主持良渚古城遺址發掘研究工作的劉斌說。

劉斌認為，長期以來，人們面對一個發達的考古學文化何以走向消失（起碼在區域性的表面現象看起來的消失），而感到困惑和不理解，以至於做出種種推測和假說，良渚文化就是這樣一個特別引人矚目的文化。

歷史特別是考古學文化所展現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區域內延續的過程，中國歷史的無間斷性，更是要求我們在一個過程中，連續地看待文化現象。從以玉器為線索對中國史前文化演變過程的檢討，我們可以看出在文化因素和時代轉換的同時，考古學文化的空間範圍往往也隨之發生改變。因此，如果單就一時一地去看待某一個考古學文化，我們難免會產生斷滅觀，而如果我們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階段和一個更大的空間範圍去觀察，看到的就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內部消長的現象，我們看到更多的將是文化間及區域性集團間的交織與互動，是一種時空的交換與此消彼長。透過這種交替轉換與螺旋式的發展，從而最終融合成為一個大範圍的中華共同體。

“隨著一個地域集中與特點明顯的良渚文化在考古人的搜尋中變得模糊，更多良渚文化因素出現在了長江的中上游和黃河的中上游地區，這種有趣的現象正是中華文化從多元走向一體的一個很好說明。”劉斌說。

（本文根據劉斌《神巫的世界》及杭州曉書館伴讀分享會劉斌專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