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政、賢帝和良制——讀亞里士多德《政治學》有感

自從人類進入國家化文明以來，人類先哲們一直在苦苦尋覓一種最美好的社會政治制度。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思想家柏拉圖將當時在世界上存在或出現過的社會政治制度歸納整理後，提出了“三大政體”理論：由一人獨裁的君主制、由少數人統治的賢人（寡頭）制和由多數人統治的共和（平民）制，這三大制度基本囊括了當時希臘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區已進入文明時代國家（城邦）的社會制度。從此，關於國家政體孰優孰劣的爭論，從未停歇，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在繼續，且很可能遙無盡頭。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鉅著《歷史》中提到：公元前522年，古波斯國王岡比西斯二世崩殂，波斯高層關於接下去選擇什麼樣的政體有過激烈爭論，有人建議選擇民主制，由全體波斯人參加管理國家，終止獨裁統治，“增加人民的權力，一切意見交由人民大眾裁決”；有人認為寡頭制好，把權力交給大眾“會像一條氾濫的大河一樣盲目奔流”，這是很危險的，不如由少數最優秀的賢人來統治；大流士則主張君王制，“沒有什麼能夠比一個最優秀的人物的統治更好了”，無論是對付人民還是對付外敵，獨裁都是最好的。最後，大流士的主張得到較多人的附和，波斯延續了君王制，大流士成為波斯國王。

這也許是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最早關於國家政體優劣問題的爭論。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繼承和發展了柏拉圖的“三大政體”理論。他考察了希臘地區及地中海沿岸158個城邦國家的政體，在柏拉圖學說的基礎上，對每一種政體以及它的變態形式、混合形式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考證，著有許多傳世名作，他的《政治學》、《雅典政制》、《大倫理學》等著作流傳至今，對分析當今世界各類政治體制的優劣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亞里士多德所詳細闡述的幾種政體以及它們的變態形式、混合形式在他身後及至當今在世界上都可以找到例項，說明人類的社會組織形式的主幹不外乎亞里士多德定義的這幾種。儘管這期間特別是最近幾百年來，世界各國政體發生了天翻地覆般的變化，一個國家內就輪番產生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所有種類的政體，但萬變不離其宗，總是沒跳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幾種政體範疇。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說：“按照他（指柏拉圖）的原則，一切政體都可以有良好的也可以有惡劣的種別”，“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民主政體三種政體，其中最優良的政體就該是由最優良的人們為之治理的政體。最高治權的執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數人，又可以是多數人，他或他們都具有出眾的才德，擅於為政……。只要最高領導人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的個人或一群人，都可能是一種良好的政體，而最高領導人以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為依歸的政體都是壞政體。”亞里士多德甚至聲稱：“如果世上存在德性卓絕之人，他的德性超出其他人的總和，就像人間的神一樣，那麼在最好的政體中，所有人都應當選他為君王，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統治。”

從上述言論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對君王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種政體似乎不具明顯的偏好，更看重的是什麼人執掌政權，施行什麼樣的治理，只要能推行善政，都是一種良制，都能達到良好的治國效果，得到民眾的擁護，“最優良的政體”必須有“最優良的治理”，“最優良的治理”就是“最優良的政體”。那麼什麼是“最優良的治理”呢？那就是善政，“使全體公民擁有幸福美好的生活”，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重，社會和諧，公平正義，人民受到善待，接受良好的教育，暢所欲言，人人都有尊嚴。

事實也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在人類幾千年文明史上，無論什麼型別的政體都有過輝煌燦爛的時代，古羅馬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古羅馬從君王制到共和制，再回到君王制，直至西羅馬滅亡，前後經歷1200多年，最輝煌的一段時間無疑是從奧古斯都復辟君王制的最初兩百年左右。公元96年，涅爾瓦登上羅馬帝國皇位，至公元180年馬可·奧勒留皇帝去世，連續出現了五位英明賢能的皇帝，史稱“五賢帝”時代。這段時間，羅馬帝國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國泰民安，政通人和，社會公平和諧，人民豐衣足食，被後人譽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馬可·奧勒留去世後，再也沒有出現一個可以和“五賢帝”相提並論的賢能皇帝，而流氓、惡棍般的皇帝則層出不窮，羅馬帝國迅速走上下坡路。同樣是一人獨尊的君王政體，不到300年，西羅馬帝國滅亡。

公元前547年，庇希特拉圖武力推翻雅典民主共和政權，復辟君主政體。但庇希特拉圖的獨裁統治卻被後人廣為讚譽。庇希特拉圖篡位後，“以憲法的形式而不是採取僭主作風處理公共事務”，他減輕平民稅賦，對土地貧瘠地區實行免稅，並努力保證公民充分就業，經濟繁榮。他建立巡回法庭，嚴格按法律處理各類糾紛。有人控告庇希特拉圖殺人，他主動到貴族會議接受庭審，自辯清白，而不是倚仗地位以權壓人。亞里士多德稱讚他：“傾向人民，性情溫和”，修昔底德稱讚他：“具有高度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甚至有人將庇希特拉圖時代譽為“克羅努斯之時（極樂盛世）。”

公元前529年，庇希特拉圖去世，長子希庇亞斯繼位，一改其父謙虛賢良、體恤民情的政策，對人民實行暴政，隨心所欲抓捕無辜公民，處以死刑或流放。公元前510年，希庇亞斯統治被人民推翻，雅典恢復民主共和政體。

公元前5世紀尾葉至公元前4世紀上半期，斯巴達城邦政體逐漸演變成以寡頭製為明顯特色的混合型政體，經濟發展，政治穩定，軍力強盛。柏拉圖在《法律篇》一書中認為斯巴達政體“兼具集權、自由、公平和效率”，這種體制保證了斯巴達政治的清正廉潔，是綜合了民主制和君主制優點的寡頭政體。

伯里克利建立的雅典民主政體，是歷史上最早也是最值得稱道的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體，是古希臘留給人類的最寶貴的歷史遺產。公元前461年，伯里克利走上政治舞臺，至公元前429年去世，這段時間是雅典國力最強盛的時期。伯里克利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公民論政、參政的改革，真正做到了人民在國家所有事務上的當家做主，同時在文化、藝術、建築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被後人譽為“伯里克利黃金時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約翰·索利說：“人民懷念雅典的民主制度，並將它視為所有現代民主制度的源頭。”

如果要歷數中國歷史上君王政體下人民的“幸福時光”，也許只有唐太宗時代值得一提。貞觀年間，李世民廣開言路，虛心納諫，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輕徭薄賦，人民安居樂業，心情舒暢，《資治通鑑》載：貞觀年間，“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初唐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黃金盛世”，李世民也成為中國歷史上十分稀有的“德性卓絕”的英明賢能君主。

當然，君王獨裁統治絕非是一種良善政體，一人獨斷的機制很難產生賢能君主，亞里士多德認為：“世襲的后王往往無能或失德，不免為害全邦……王制行於古代較簡樸的社會，到了今世已經是不合適的了。”事實上，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大部分君王政體時代往往都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中外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惡棍般的君王，他們暴戾恣肆，胡作非為，戕害國家，把人民拖入苦海，史不絕書。

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人民是否幸福，社會是否美好，和實行何種政體並沒有必然的聯絡，任何政體下都可能實現，關鍵取決於執政者的個人品行和治國方略。賢帝能帶來善政，推行善政的制度就是良制。但問題是，任何制度都並不必然產生賢帝，那麼，什麼樣的政體更容易產生賢帝？人民怎樣才能保證最高執政者一定是一個或一群品格高尚、能力出眾的人？一旦出現惡人或庸人執政，有沒有辦法糾正？以什麼方式糾正？亞里士多德對這些問題也是有所憂慮和忌憚的，他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任何政體都有可能發生變態（往壞的方面轉變），“君王逾越法度，企求更大更多的特權，不自足於王室的本分而希求僭主的擅專”，在這種情況下，君王制即向它的變態形式僭主政體轉變；貴族（賢能）制也無法保證最高執政者永遠都是一群賢人，執政者內部很容易出現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由此內訌即起，最後權力掌握在一小撮惡人手上，結成利益同盟，走向了貴族制的變態形式——寡頭政體；而共和（民主）政體的嬗變最大可能是因為出現了平民（革命）領袖，他們或能征善戰，或能言善辯，自以為在建立民主政權時功績卓著，受到大多數民眾擁戴而放縱恣睢，一人攬權，萬眾盲從，民主政體逐漸走向它的變態形式——平民政體。

亞里士多德說：三種政體一旦發生變態，“僭主政體是最惡劣的，寡頭政體是次劣的政體，平民政體是三者中最可忍受的政體。”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指出：“由一人獨斷未必優於由多數人共慮。全權君主以一人總理萬機，既難免沒有失誤，而其人執政終身，使一國自由的眾人終身處於臣屬地位，總非相宜。”

由此可以看出，儘管亞里士多德說過：“只要最高領導人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的個人或一群人，都可能是一種良好的政體”，但亞里士多德對三種政體的看法還是有所側重的，這並不是針對政體本身，而是不同的政體出現“以人民利益為依歸的”優秀執政者的可能性是有很大不同的，一人擅專的君主政體難以保證優秀君王“俊才碩德、唯一卓異”的品行能長期保持，更不可能世代相傳，一人獨尊的政體也使更優秀更有資格成為“君王”的“賢能”始終被壓制，“傳賢而不私其子的善德是不易做到的。”

縱觀中國歷史，長達幾千年的君主政體，其中發生過無數次暴力革命和宮廷政變，改朝換代，但君主政體從未改變，出現過幾百個皇帝，真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獨一無雙的英豪，其才德足以當政治領袖而莫可與競”的“賢帝”寥若晨星。

今天，絕大多數國家都選擇了共和民主政體，最近幾百年，共和國在全世界廣泛出現（許多名義上的君主立憲國家其實質屬共和政體），儘管有些共和國實質已演變成僭主政體、寡頭政體，但至少名義上仍不得不以民主共和為招牌。世界歷史早已證明，只有真正的民主共和政體才能保證“為人民謀利益”為宗旨的善政的推行，保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優秀執政者的湧現，也保證了一旦出現惡人、庸人掌握政權，人民有權也有辦法迫其下臺。